神的逻辑，人的魔法

“你全部的随从，飞过有月光的天空——

散开——像萤火虫在西西里的夜晚，

然后飞向另一些世界在另一个白天！”

爱伦·坡在《阿尔阿拉夫》的这段诗行下有一段注释，指出引起他注意的、萤火虫聚集成一团后又从中心向四面八方飞散出去的行为，这点点萤火飞舞旋转的玄妙情景竟使我不由想到星河宇宙。以至于后来，当我在《我发现了》中追随着坡的想象经历宇宙的诞生与终结，某种无意识或有意识的聚散离合的无限循环淹没了我，并在我面前打开了一幅前所未有的画面。

织女星只是上帝面前的一只萤火虫。

最美的诗莫过于此。然而当爱伦·坡在他的第二本诗集《阿尔阿拉夫、帖木儿和其他诗》序言（即后来的《十四行诗——致科学》）中怒斥科学是“蹂躏诗人的心坎儿”的“兀鹰”，并谴责科学“把狄安娜拖下了马车”时，似乎很难想象20年后的诗人会写出这样一篇严肃探讨天文学与哲学的《我发现了》。以牛顿的三大定律、万有引力法则等为基本理论，以不均匀分布的星系宇宙为模型，以地球与太阳之间的9500万英里在太阳系之外的织女星看来完全微不足道等概念为基础，坡在这一系列科学论据之上展开的叙述充满了智识的吸引力。文中关于宇宙终焉的假设，离心力与向心力之间的平衡被打破所导致的宇宙坍缩，更是隐隐约约与一个世纪后现代天文物理学家们提出的理论相重合。

霍金在《时间简史》中写道，“在19世纪和20世纪，对哲学家或除了少数专家以外的任何人来说，科学变得过于专业性和数学化了。”在那个科学之美因其过快的步伐而难以为大多数人所认识的年代，作为一首散文诗的《我发现了》试图演绎的角色似乎正是在科学与艺术之间的一座桥梁，一方面循序渐进推理求证，一方面放纵想象勾勒命运，以一种纯粹的热情将诗人的宇宙观娓娓道来。这种畅快淋漓为读者带来的触电般快感，却又似乎正应了坡在《致B先生的信》中对诗所下的定义：

“依我之见，诗与科学论文的不同之处，在于诗的直接目的是获得快感，而不是求得真理。”

尽管对宇宙大爆炸做出了相同的预言，坡和霍金对于造物主在宇宙中是否存在的解答却迈向了不同的方向。面对这个在空间和时间上都属于无限的宇宙，霍金借质疑宇宙初始的存在与否质疑造物主的存在，坡则是将一切的一切——将起始与终焉——引向上帝：“我们勇敢地在此思索的这些过程将一而再再而三地永远被更新：随着上帝之心的每一次悸动，一个崭新的宇宙将从无到有，又从有到无。”当一个必然的终点被揭露为上帝的归上帝，这首始于物质宇宙终于上帝之言的壮丽诗篇所揭露的关于寂灭的终极想象，某种意义上或许正是诗人对于自己以及人类的救赎。

宇宙无法坍缩的边界，想象无法到达的彼方，心灵无法测量的距离——无限这一概念在人类的生活中过于虚妄，以至于这个词本身似乎就预示着虚无，以及虚无背后无可奈何的孤独。作为阐述他的宇宙观时最初的一步，坡如此定义无限：“它代表对一种不可能的概念所进行的有可能的尝试。人类需要一个字眼来指示这种努力的方向——指示那片永远遮蔽着这种尝试之目标的乌云”。通过定义无限以触摸有限，通过穷尽宇宙未来以论证命运可知，这正是将绝望、将那对于一切不可知的绝望化为虚无的神之逻辑。

死亡是生命永恒的困惑。预见世界末日之后，知晓了上帝不公与命运无情的人类重又堕入苦痛之中，那在不断回环的诗行中只会回答“永不复焉”的乌鸦所象征的“绵绵无绝期的伤逝”，而正是这同一位诗人，为这同一种不幸写道：“我们的心灵不再抗拒我们加于自己的不幸”。因为“每颗心灵都是它自己的上帝”。既然终有一死，不如有酒今朝醉，不如听从本心，顺应自然。于是在这种对纯真自我的回归中，这善思善悟的人的魔法完成了对人类的救赎。

诚然，坡最后的论证因愈来愈偏向唯心主义而与科学彻底偏离，但我们不要忘了，《我发现了》在本质上仍然是“一篇关于物质和精神之宇宙的随笔”，在质疑坡的“我书中所言皆为真理”之前，我们应该明白的是，这些真理首先是一种诗之真理，一种美之真理。这种真理，正如坡在《诗歌原理》中所说，“它是人类不断繁衍生息的结果和标志。它是飞蛾对星星的向往。它不仅是我们对人间之美的一种感悟，而且是对天国之美的一种疯狂追求。”

这时我发现了，我又回到那个画面，那个诗意的瞬间。一只萤火虫在夜空中飞行，飞行，并且意识到，自己曾是星星的一部分。

“匀称是宇宙富有诗意的本质——宇宙匀称之极致才是最壮美的诗。而匀称与一致性是可与互换的同义词：——因此诗和真理是一个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