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的最后20年

“也许两代人都有自己追求人生的方式，等到一切都恢复到平静时，历史已刻下了很多不堪回首的沧桑。” 面对命运，一个人可以抗争，但你可以跟自己至亲的人抗争么？重情重义而喟叹人生还是挑战命运而薄情寡义，不同的选择，是不同的心性，成就不同的人生。

短短三四十年，歷史已很淡忘，人也很淡忘。悠悠數十載，無論遠觀近看，人生的評說，仍是那樣的朦朧，驀然回首，恍如隔世。不過，有些人死了，但依然活著。作為一個歷史學家，陳寅恪的生命已依附到那些卓爾不群的著作之中；作為一個文化大師，陳寅恪的靈魂已鑄刻在二十世紀的中國文化史上。“凡一種文化值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 但有兩場“戰役”蔣介石卻似乎得分：那就是在政權臨近崩潰時，蔣介石如願地搶運出大量的黃金白銀及外匯，將故宮博物院和中央博物院等單位的文物精品遷移台灣：另外將一批在學術上已有建樹的知識分子接出大陸。 光是故宮博物院的文物即達二十多萬件。千里長途搬移，竟然一件不損，也堪稱世界文物搬運史上的一個奇蹟。 重點在北平的“搶運學人”計劃，悲壯的色彩要濃一些。當時的北平，國內的一流大學雲集，時局的動盪，對於不少標榜“只問學術，不問政治”的學府影響不大。 胡適登機十分匆忙，在他城內東廠胡同的家中遺落了他數十年來與友朋間的大量通信以及日記⋯⋯ 在二十年後其中的一些信，竟成為他早年得意的學生吳晗的一大罪證。

在自己的空余时间里，我阅读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这本书，读完这本书后，我对陈寅恪先生有了更深的认知。

陈寅恪（1890-1969），世家出身，他的祖父陈宝箴，父亲陈三立，长兄陈衡恪均是清末民初颇有影响的人物。幼时蒙于传统私塾，四书五经等国学基础自是扎实，后受新式教育，又留学日本欧美诸国，精通多国语言，是民国年间“中西学问，皆甚渊博，又识力精到，议论透彻”（吴宓语）的典范。回国后历任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燕京大学、岭南大学等高校教授，因其才识过人，被誉为教授之教授。

读罢全书，心情久久不能平复。闭上眼，我仿佛看到一位身着青衫，手扶手杖的羸弱身躯正目光坚定的望着前方，即使先生中年便已盲目。短短四十余年，已物是人非，恍若隔世，对先生的评说也变得模糊。他只给人留下沉重的叹息，却让人无法触及。

这本书既是一本人物传记，更是对那段讳莫如深的历史的回忆和写照。从这本书中，我看到了那个年代知识分子受到压迫却决不丢掉的傲骨。

在1953年那个特殊的年代，当陈寅恪面对来自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副院长李四光的两封邀其北返任职的信函时，陈寅恪却开出了担任中古史研究所所长的条件：一、允许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二、请毛公和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毛公、刘公”，即指毛泽东与刘少奇。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和史学界正“学习应用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真研究中国历史”的大背景下，无疑是一个惊世骇俗的举动。面对好友的劝解，他依旧坚持道：“我要为学术争自由。我自作王国维纪念碑文时，即持学术自由之宗旨，历二十余年而不变。”这种文人的自尊令我们敬佩，更令我们感动和仰望。我不禁又想起了以王国维为代表的那些晚清文人，他们为了心中的坚持，不惜以死明志。或许他们是愚昧的，可是他们的风骨却是我们不得不敬佩的。或许正是因为有着诸如先生这些在黑暗中燃烧自己的人，我们的民族才能够冲破黑暗吧！

先生的毅力也令人佩服。中年盲目，暮年膑足，肉体上的伤痛和无休止的运动冲击、精神压力并没有将他击垮，而是在困厄中崛起，坚持完成了足以扬名万世的《柳如是别传》。为“表彰我民族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陈寅恪从1954年到1964年，用了整整十年的时间，在历史的废墟和残垣断壁间艰难的发掘和寻觅，写成了八十余万言的《柳如是别传》。“披寻钱柳之篇什于残阙毁禁之余，往往窥见其孤怀遗恨，有可以令人感泣不能自已者焉”。先生一生著作不过二百多万就名扬海外，其中一百多万的著作是晚年盲目的时候所作，而凭借这一百多万字的著作就奠定了其超级大师的地位，这份才情又有多少人能及？不得不说，先生的最后二十年不仅是对其风骨考验的二十年，更是他学术成就光耀万古的二十年。

在书中，我更看到了先生作为一名学者所独具的魅力，正是他的学识和品格令他在晚年那般孤寂的岁月中依然吸引着众多的优秀分子。看到他那些历经磨难的学生在最危急的时刻依旧记得维护自己的恩师，甚至在风口浪尖的时候依旧记得给老师问候、拜年，我感受到一位中国传统学者，一位“教授中的教授”身上所辐射的强烈文化磁场，正穿越时空给我以震撼。我突然明白了传统文化不是靠书籍传承的，书籍终究只是死物，文字也不能流传万世，它是靠着那些学者的文化磁场影响并传承给下一代的。因为唯有人不灭，文化才能不灭。而唯有言传身授，才能从心底感染学生。

记得书中提到，修读先生的课的学生总是寥寥无几，有一学期他的课堂上自始至终只有一个学生。可即便无人问津，先生还是认真备课，依旧认认真真的讲授着他的课程。也许马列主义真的不是先生的信奉，而“华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后渐衰微，终必复振”才是他的信奉吧。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我相信每个读到这句铿锵有力的话的人，都会无比动容。支撑陈寅恪整个学术人生的精神动力无疑就是其坚持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1953年，陈寅恪的学生汪篯带着中科院院长郭沫若、副院长李四光的亲笔信南下广州，邀请恩师北上到科学院任职，遭到陈寅恪的拒绝。其在《对科学院的答复》中提出答应任职的两点条件：一、“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 二、“请毛公或刘公给一允许证明书，以作挡箭牌。” 陈寅恪并非反对现政权，也并非不懂马列，他在宣统三年就在瑞士读过资本论全文，但他认为不能先存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我们知道这在当时的中国，甚至今日的中国，不尊马列主义，不奉党的领导，保持学术研究独立自由的愿望，是极难实现的。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振聋发聩的声音，这句话到如今仍然具有指导意义。如同胡适“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它提醒我们思考问题之前，需先摈弃主义的成见，不盲目，不随大流，这是每个人都应该明白的。近者如香港“占中”事件，都应以此为准则先做思考的。 这本书让我们认识了陈寅恪，也认识了如陈寅恪夫人唐筼、岭南大学校长陈序经、陈寅恪的学生刘节、助手黄萱、中大教授冼玉清等等在陈寅恪最后二十年人生当中出现的重要人物，但我们只有真正领会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才算是真正了解了陈寅恪，才能真正以尊敬之心了解到陈寅恪的一生。而这，也是这本书对于我们最重要的意义。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陈寅恪《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