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南方周末 作者：黄端
坚认“生活远远精彩于小说”的张欣，并不讳言自己对新闻事件的关注。其长篇小说新作《深喉》涉及广州报业竞争，发表后引起了媒体的普遍关注，张欣第一次被带入了更广泛的公众视界。
冤案、司法腐败、爱情、友情、事业还有成长，都被置放到了南中国大都会里，支撑这一切的，则是这些年来风云幻变的广州报业竞争。
一直被人认为是言情畅销小说家的张欣，在2004年的春天，却几乎让纯文学杂志《收获》在广州街头卖断了货。原因很简单，《收获》一月号用82页的篇幅，刊登了这位广州市作协主席的长篇小说《深喉》。
这是张欣继以女主持人陈旭然被害案为背景创作《沉星档案》，以及以远华案创作《浮华背后》后，再次以重大新闻事件为背景切入的长篇小说，并且很快就在传媒圈以及更广大的范围内引起了人们关注。
言情作家为什么会关注广州传媒？新闻事件在张欣的创作中扮演什么角色？新闻之外还有多少虚构空间？以新闻事件切入创作，如何避开创作风险，又怎么避免引人对号入座？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采访了张欣。
《深喉》广州纸贵
记者：言情小说家关注广州报业，还以此为背景写作小说，这多少让很多人吃了一惊。怎么会想到这样的切入点呢？
张欣：不夸张地说，这部小说成型之前，我至少酝酿了三年时间。
广州的报业一直做得非常棒。我不是做报纸的，但在一个局外人看来，还是觉得广州报业非常了不起。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广州报业的发展还引起北京的关注，三大报业集团的竞争还上过一期《焦点访谈》。像你们《南方周末》，在北京每一个地铁站都有出售。
为什么广州的报业做得那么好？当时我觉得蛮奇怪的。因此我一直关注报业的发展。只是一直苦于没有找到载体。
记者：广州报业有许多引人瞩目的东西，后来怎么会想到用一桩水落石出的冤案，串连起三个年轻人在报业背景下的成长，同时也向世人展示残酷的报业竞争的冰山一角？
张欣：小说不是一个调查报告，可以分门别类地进行写作。广州报业大战，身临其境的人肯定会觉得非常戏剧化，但是你要把它变成一个作品，却非常散乱，总不能东一块西一块。
有人看了小说后，也有向我表示过失望。他们和我说，这样一个题材，应该很直接，就是从一个人被捕，然后开始讲一个巨大的黑洞，以及后面潜藏的更多东西。
我没有这么写。我对写作方式的熟悉，可以说很多人都不如，因为我是专业作家。相反，我写了三个青年的成长，并且主要着力于写年轻记者呼延鹏对一个冤案的揭发，还有他自己坎坷的成长经历。
挑这样一个案子，是因为它比较容易集中矛盾，还有所有人物的态度。这是一条主线，很多人都会对这件事表态，包括法制记者呼延鹏，报业风云人物戴晓明，他们可能一开始会想要去揭露这件事，但最后戴晓明却想捂住这件事，就会有这样的转变。
其实写报业大战，有些人和事是避不过的。但我发现现实中人们无论对人还是对事作出的评价，简直是天壤之别，差别之大，有时候甚至觉得不像是在评价同一个人或者是同一件事。因此我一度就把这个题材放着，进行其他写作。
记者：既然避不过，为什么不着力去写？
张欣：我得承认，这当然有考虑到作品的最根本问题，就是因为争议而可能引发的发表可能性。
我从来不是一个踩雷的作家，因为没这个必要。事实上我觉得现在作家的创作空间还是蛮宽泛的。有争议的东西，没有必要过于纠缠其中。何况我还不是搞新闻的，就更应该在自己的写作范围里，设法展开合理的文学想象。
但是这种想象还是难免涉及到人。然而这个因素并不特别重要，因为报业竞争事件只是我小说中的一个大背景，我主要还是想写人在一个动荡的城市里，那种被挤压变形的演变过程。人个体的命运，才是精华。
一部长篇小说得讲结构，不可能一开始就扑住一个人使劲写。如果是纠缠在一些经济问题，或者是男女问题上，把小说写成一个风化案，我觉得这根本不是报业竞争的精华，这太没意思了。
有人觉得我的写作过于隐讳，或者是觉得不够解恨。但是小说家不可能关注到那么多人的想法，小说由我来写，就只能从自己觉得更合适的角度来反映。
记者：小说出来后的效果怎么样？
张欣：事实上在去年将近一年的写作进程中，我基本上都没有向外界透露写作的内容。但是出版社，还有北京的一家影视公司，都还是在小说交付《收获》编辑部之前就预先定购了。现在小说正在被改编成电视连续剧剧本。我想主要还是报业大战的背景吸引了他们。
也有传媒朋友打电话过来，甚至用了“洛阳纸贵”这个成语，这倒是我没有想到的。
谁是深喉？
记者：美国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有一部非常著名的成人影片叫《深喉》，1972年的“水门事件”中也有一个“深喉”，总会在两位年轻记者陷入困境的时候指路。你的小说《深喉》，是不是想要去揭露什么？
张欣：完全脱离生活的创作是没有的。我不想杜绝，也不可能杜绝。很多人都以为我拿到真正的料了，我只能告诉你，小说中的人和事百分百都是虚构的。你们看到的是什么，我看到的就是什么。中院怎么可能发一份材料给我呢？这是可想而知的。
我在小说中也提到，“深喉”就是事情背后发出来的更深层次的声音。资讯发达带来另一个问题，就是同一事件会有不同的版本。而在此前很长时间里，我们能听到的就只有一个声音。现在不一样，两家媒体之间，甚至有可能观点完全对立。
因为有了不同版本，事情就变得更复杂了。但是还是会有人知道事情的真相。只不过每个人的渠道不一样。我在写远华案的时候，看了很多材料，那么多看似绝密的事情，就有那么多人知道，而且会通过不同的途径传出来。
记者：但小说最后也没有写深喉是谁。
张欣：深喉有可能真有其人，有可能也只是天眼。人只要做了事，就不可能别人不知道。你说律师徐彤是不是深喉，我没说他是呀。你说女摄影记者隗凝是不是深喉，我也没说她是呀。但是他们都知道别人不知道的线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途径。
我们碰到太多的事，可你根本无法知道真相。作为一种悬疑，深喉能调动读者的阅读欲望。
新闻事件只是药引
记者：有人说你是一位猎奇的作家，每天工作就是看报纸，然后在里边寻找题材。你对新闻事件特别感兴趣？
张欣：说句良心话，我不是一个猎奇的作家，我也实在没有这样的倾向，哪个热就搞哪个。但是还是有许多人误会，说陈旭然死了张欣就写《沉星档案》，远华案后就写《浮华背后》。这其实都是对我的最大的误读。
要反映生活，报纸肯定是要看的。我很关心我们这座城市里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觉得生活就是从各种各样的社会新闻中来。而且，我对这些事件也有浓厚的兴趣。我经常说，生活永远比小说精彩。它发生的事，你简直是编都编不出来。
在多彩的生活面前，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具体到一个具体事件，我们都是滞后的。小说家永远是滞后的。什么事情都发生了，你想过的，你没想过的，你理解的，你不理解的，都发生了。你怎么能离开这个东西呢。至少我要看到，并且用来丰富自己的想象。
比如陈旭然案，从她死，到报出来，我和大众一样每天在追着看。当时很多人都觉得，怎么可能啊，一个人下去就把她给杀了？没有这种事，肯定是另有隐情。你们肯定是瞎编一个事来搪塞大众。
但我就相信她是意外死亡。这是我作为一个小说家对生活的感悟，因此对事件的理解也跟人家有差异。我倒着推想，为什么大家都不相信？可见现在的人心已经变了。我觉得这个事件本身就极富吸引力。
不管是陈旭然案也好，远华案也好，报业大战也好，都是事件本身感动了我。这些事件为什么会发生，在事件过程中每个人担当什么角色，他们经历的心路历程，挺值得我去思考。
记者：新闻事件在你的小说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张欣：对于我的小说而言，新闻事件其实只是一个药引。
记者：但是这样的写作很容易引起人们的对号入座。
张欣：哪个事件都不挨着，然后还要写出特别精彩的东西来，我觉得这是对一个作家的苛求。我就是反映当代生活的，当代生活很多坐标大家肯定都知道，你非要对号入座，说写的就是你，那做一个作家也太痛苦了，实在没有办法进行创作。
《西游记》都还有很多生活原型，何况是当代的题材，在生活中肯定有很多借鉴。我觉得无论你看到谁的影子，都不要对号入座，也不要去说什么就是写你的。我写谁呀，我可以说我的人物就是编的，这很简单。我全是自己编的。
记者：但怎么能阻止读者不去对号入座呢？
张欣：这确实是一种痛苦，连《手机》都有人对号入座，我根本没办法阻止。我就只能声明，我没有写你，千万不要对号入座。
其实即使是过去我写情感小说的时候，就有一个挺好的朋友跟我掰了。她就是说因为我的小说《爱又如何》，她丈夫提出离婚了。其实那篇小说根本没有写她，只是写了情感的一种状态。但是她就说她先生看了小说之后跟她提出离婚了。
这事情让我苦恼了很长时间。
后来也有朋友跟我讲，一个人离婚，肯定是有各种各样原因，怎么可能就会为一部小说就离婚呢，肯定是有本质上的问题嘛。
记者：在写作中，就没有技术手段可以规避这样的痛苦？
张欣：《浮华背后》在《收获》发表的时候，最后就写着“本故事纯属虚构”。这次《深喉》忘了写，因为当时催稿催得太急。
写作的目的不是去伤害一个人，我在写《沉星档案》时就说过，我既对死者尊重，也对活着的人尊重。我绝对不会去乱写别人，写作时甚至还会规避掉一些敏感人物。没有这个人物，就不存在对号入座。
按写小说的规律来写作。至于别人怎么看，那也没办法。很简单，如果顾及的东西太多，那么什么东西都写不了。
新闻事件之外的虚构空间
记者：在新闻事件之外，还有多大的虚构空间？
张欣：没有虚构肯定就没有小说。很多人，就像张子强的办案人员，也没有写出小说来。不是生活在第一线就一定能写出来。
如果是把整个事件给搬过来，然后把人物张三李四一换，写上去，那是文艺作品吗？它肯定有很多缺漏，任何事情都不可能丝丝入扣，即便是丝丝入扣，也已经被记者写完了。
小说家写的是人物的内心层次。比如《深喉》中的戴晓明，为什么会由英雄变成过客，他可能本来并不守旧，后来却因为想守住自己创下的江山，结果不可避免地终结了自己的神话。这当然不是新闻记者的平面写法。
记者：以新闻事件为切入创作的小说，是对真实的一种丰满呢，还是一种伤害？
张欣：这不是一种丰满，也不是一种伤害。新闻事件就只是一个背景。
像《深喉》中的戴晓明能有什么选择，他不往里掺沙子，他的蛋糕就会被别人拿走。他不想被人拿走，背后就必须要有大树，就得投靠，就得贿赂。这就是无法解释的现实，事实上也没有药方可开。你说这是丰满，还是伤害？
“我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
记者：小说中的几个女性角色，无论是时尚美女记者透透，还是从容淡定的摄影记者隗凝，还有甘心躲在戴晓明后面的林越男，都带有理想主义的审美色彩。
在小说最后，你还借戴晓明之口，说“在一切可以改变人的因素中，最强烈的是酒，其次是女人，再次是强权，最后才是真理”，女人被放到了权力和真理的前面，你是不是一个女性主义的写作者？
张欣：那太误读我了。我永远不是一个女性主义者，我在任何场合都强调，得承认现实存在的差异，不是说女的什么都能干。
以前我一直写女性题材，而且我本身是一个女性，写女性题材很驾轻就熟，写男性就没那么自信。我不知道男性是怎么想问题的。
但是我真的是很爱女性，那不是故意的。我觉得很多女性很优秀，包括物欲很重的一些人，我也会寄托一些同情在里边，因为女性天生就爱美。
许多人都觉得我是一个言情女作家，这也是对我的一种误读。我写的许多作品，根本就不是言情的。所以包括《收获》编辑部，他们也说你怎么会转写社会问题，而且会关注这样一个问题，他们觉得跟我过去的有些不同。
这篇采访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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