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

前言：

我的观点是，所有人，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不论我们是谁，我们都应该被看做是人。”

即令女人的职责不足以界定女人，纵然我们也拒绝以“永恒女性”去解释女人，即令我们承认，哪怕是暂时的，世间存在女人，我们依然要提出这个问题：什么是女人？

这个问题的提出本身，马上启发了我做出第一个回答。我提出这个问题是意味深长的。一个男人不会想到去写一本男性在人类中占据的特殊位置的书。

“女性之为女性，是由于缺乏某些品质，”亚里士多德这样说。“我们应该把女人的特性看做要忍受天生的不完善。”随后，托马斯·阿奎那也断定，女人是“有缺失的人”、“意外的”存在。《创世记》的故事所象征的意义也是如此：按波舒哀的说法，夏娃是从亚当“多余的骨头”中抽取出来的。人类是男性的，男人不是从女人本身，而是从相对男人而言来界定女人的，女人不被看做一个自主的存在。“女人，相对的存在……”米什莱这样写道。邦达先生正是在《于里埃尔的关系》中断言：“男人的身体通过自身而具有意义，可以撇开女人的身体不谈，而如果不提男性，女人的身体看来就缺乏意义……没有女人，男人能独立思想。没有男人，女人不能独立思想。”女人是由男人决定的，除此之外，她什么也不是；因此，人们把女人称为“le sexe”，意思是说，在男性看来，女性本质上是有性别的、生殖的人，对男性而言，女人是sexe，因此，女人绝对如此。女人相较男人而言，而不是男人相较女人而言确定下来并且区别开来；女人面对本质是非本质。男人是主体，是绝对，而女人是他者。

他者的范畴像意识本身一样原始。

许多男人希望这样，并非所有人都放下了武器。保守的资产阶级继续在妇女解放中看到威胁其道德和利益的危险。某些男人害怕女性的竞争。在《拉丁周刊》中，一个大学生最近宣称：“凡是要选择医生或律师职业的女大学生，都窃取了我们的一个位置”

她反映来自男人的思想，这是可能的，因为甚至在男人中间，也有不止一人把不是自己创造的见解当做自己的见解；

必须拒绝高等、低等、相等这些模糊的概念，这些概念搅乱了所有的讨论，必须重新开始探讨。

但是，毫无疑问，没有一定之见是不可能谈论任何人类问题的，提出问题的方式本身，所采纳的角度，已经设定了关注问题的级别；凡是优点都包含着价值；所谓客观的描述，不会不突现于一个伦理学的背景上。

我们采用的观点是存在主义的道德观。一切主体都是通过计划，作为超越性具体地确立自己的；它只有通过不断地超越，朝向其他自由，才能实现自由；除了向无限开放的未来扩张，没有其他为当下存在辩解的方法。每当超越性重新回到内在性，存在会贬抑为“自在”、自由贬抑为人为性；如果这种堕落为主体所赞同，那么它就是一种道德错误；如果它是被强加的，它就会采取侵占和压迫的形象；在这两种情况下，它都是绝对的恶。凡是处心积虑要为自身存在辩解的人，都感到他的存在是一种自我超越的不确定需要。然而，以特殊的方式去界定女性处境的是，她作为整体的人，作为一种自主的自由，是在男人逼迫她自认为他者的世界中展露自己和自我选择的，人们企图把她凝固为客体，把她推至内在性，因为她的超越性不断被另一种本质的和主宰的意识所超越。女人的悲剧，就是这两者之间的冲突：总是作为本质确立自我的主体的基本要求与将她构成非本质的处境的要求。一个人在女性的条件下怎样才能自我实现呢？向她打开的是什么样的道路呢？什么样的道路会导致死胡同呢？怎样在附庸的状态中重新获得独立呢？什么状况限制了女性的自由呢？她能超越这些状况吗？这就是我们想澄清的主要问题。就是说，我们对个体的机遇感兴趣，将不用幸福这个词，而是用自由这个词去界定这些机遇。

第一部　命运

第一章　生物学论据

雌的”一词是贬义的，并非因为它把女人植根于自然中，而是因为它把女人禁锢在她的性别中；

物种的延续于是就关系到个体的局限；因此，可以将繁殖现象看做建立在本体论之上。但是，必须到此为止；物种的延续不带来性别的区分。性别区分要由生存者来承担，以至反过来这种区分进入存在的具体定义中，这是不错的。

因此，我们否认一切先验的理论、一切冒险的理论，同时面对这样的事实：人们既不能提供这个事实的本体论的根据，也不能提供经验论的解释，人们无法先验地明白这个事实的影响。正是在具体的现实中去观察它，我们才能期待得出它的意义：“雌性”一词的内涵也许才会显示出来。

因此，我们可以下结论，从根本上来说，两个配子的作用是一致的；它们一起创造一个有生命的存在，两者消失其中，又超越自身。在制约繁殖的次要和表面的现象中，正是通过雄性因素，新生命的诞生所必需的处境多样性才能起作用；正是通过雌性因素，这种诞生才凝聚在一个稳定的机体中。

即使两性分离，两性之间也不存在隔绝的界限，就像将物种分隔开来的界限；与配子是通过同质的原始组织被界定的一样，雄性和雌性更确切地说就像是同一个基础上的变种。在有些动物身上—最典型的例子是后嗌—胚胎先是无性的，它的发育的偶然性随后才决定它的性别

引人注目的是，在父亲起养育作用的所有情况下，当雄性致力于养育后代时，精子停止产生；雄性关注于维持生命时，便不再有激起生命新形式的动力。

正是在哺乳动物中，生命具有最复杂的形式，最具体地个体化。于是两个生命时刻分开了：维持与创造，以确定的形式在性别中分工。

主体性和分离马上意味着冲突。攻击性是雄性在发情时的特点之一，它不能通过竞争来解释，因为雌性数目显然与雄性相等；更确切地说，竞争可以由这种战斗意志来解释。可以说，在交配之前，雄性将延续物种的行为看做专属于自己的行为，在它与同类的斗争中，确认它的个体性。物种居于雌性身上，吸取它大部分的个体生命；相反，雄性将特定的活力与它个体的生命结合起来

有时人们说，上年纪的女人构成“第三性”；事实上，她们不是男性，但也不再是女性；尤其这种生理上的自主性是通过一种她们以前并不拥有的健康、平衡、活力表现出来的。

精神生活不是一种杂凑；在它的每一个时刻，它都是完整的，必须尊重这种统一。只有在通过分散的事实重新找到存在原有的意向性时，才能做到这一点。

在技术适应女人的能力的时代，女人是强大的，当女人不能利用技术的时候则会失去优势，在现代世界中，女人重新获得与男人的平等。

通过这个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到，不可能把女人仅仅看做一种生产力，她对于男人来说是一个性伙伴，一个生儿育女者，一个性欲对象，一个他者，通过她，男人寻找自己。

第二部　历史

这个世界总是属于男性的，人们为此提出的任何理由，我们都觉得不够充分。正是根据存在主义哲学，重新捡起史前和人种志的论据，我们才能明白性别的等级是怎样建立的。我们已经提出过，当人的两个范畴出现时，每一个都想把自己的统治权强加给另一个；如果两者都能够坚持这种要求，那么两者之间要么是在敌意，要么是在友谊中创造出一种相互的关系，不过始终处在紧张状态；如果两者之一享有特权，一个就战胜另一个，设法让后者处在被压迫状态。因此，人们明白，男人具有统治女人的意愿，但是，什么特权使男人实现这种意愿呢？

她被动地忍受自身的生理命运。她投身于家务劳动，因为只有这种劳动与做母亲的负担相协调，它们把她束缚在重复性和内在性中；它们日复一日以相同的形式再现，这种形式世世代代延续下去，几乎不改变；它们不生产任何新的东西。男人的情况完全不同；他不像工蜂那样通过一个简单的生命过程，而是通过超越动物状态的行为抚育集体。Homo faber自开天辟地以来就是一个创造者：他的手臂武装起来，为了打落果实、攻击野兽的棍和棒是他用来扩大掌握世界的能力的工具；他不只将海里捕到的鱼运回家里，首先必须挖成独木舟，征服水域；为了将世界的财富据为己有，他吞并世界本身。在这种行动中，他感受到自己的能力；他提出目的，设想通往目的的道路，他作为存在者自我实现

他的活动有另一个维度，这维度给予他最高的尊严：他的活动往往是危险的。

她的不幸，从生物学上说，就是注定要重复生命，而在她自己的眼中，生命自身并不承载存在理由，而这些理由比生命本身更加重要。

黑格尔通过辩证法界定主仆关系，其中某些段落更适用于男女之间的关系。他说，主人的特权，来自通过以自己的生命去冒险的事实，确认精神，并以之作为生命的对立面，但事实上，被战胜的奴隶经历过同样的冒险；而女人原本就是一个给予生命的生存者，并没有以她的生命来冒险；在男人和她之间，从没有过战斗；黑格尔的定义尤其适用于女人。“另一个（意识）是从属的意识，对它而言，本质的现实是动物的生命，就是说，由另一个实体给予的存在。”但这种关系与压迫不同，因为女人追求、也承认男性具体达到的价值；正是男性开辟了未来，她也朝这个未来超越；事实上，女人从来不以女性价值去反对男性价值，创造这种分裂的是希望维持男性特权的男人；他们只是为了禁闭女人，才想创造一个女性领域—生命和内在性的法规；生存者正是越过性别的一切规范，在超越的活动中自我辩解，女人的屈从就是证明。她们今日所要求的，就是作为与男人同样的生存者得到承认，而不是让存在屈从于生命，让人听命于动物性。

因此，部落的生活通过她们得以维持和扩大；孩子、畜群、收获、器皿，整个群体的繁荣都取决于她们的劳动和有魔力的能耐，她们是群体的灵魂。那么多的本事使男人产生混杂着恐惧的尊敬，这反映在他们的崇拜中。整个格格不入的自然就集中在她们身上。

在母系制中，有时女人占据一个很高的地位，还必须留意的是，一个女人当首领，一个女王处于部落之首，绝对不意味着女人在那里是至高无上的

男人期望拥有的是他不是的东西；他与在他看来不是自身的他者相结合。

精神战胜了生命，超越性战胜了内在性，技术战胜了魔力，理性战胜了迷信。女人的贬值代表人类史上一个必要的阶段，因为她不是从自己的积极价值中，而是从男人的弱点中获取威信；令人不安的自然神秘体现在她身上：当男人从自然中解放出来时，也摆脱了她的控制。是从石器到青铜时代的过渡让男人通过自己的劳动实现对土地的征服和对自身的征服。

他的成功不取决于神灵而是取决于自己；他向同伴挑战，他为自己的成功感到自豪；即使他还对仪式做出某些让步，准确的技术对他来说更加重要；神秘的价值退居第二位，实际的利益进到第一位；他没有完全从神灵中解放出来，但他与神灵分离，也就使神灵与他分离；他把他们放逐到奥林匹斯的天庭，给自己保留人间的领域；当第一下槌声响起时，伟大的潘神开始萎缩，人类的统治由此开始。男人学会掌权。

父系制的胜利既不是偶然的，也不是暴烈革命的结果。从人类的起源开始，生理上的优势使男性独自确立为至高无上的主体；他们从来没有放弃这个特权；他们把自己的生存部分交付自然和女人；但他们随后重新夺取过来；女人注定要扮演他者的角色，就这样注定只拥有暂时的威力，无论是奴隶还是偶像，都从来不是自己选择命运。弗雷泽说过：“男人造神，女人崇拜神。

妇女面对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她的生育作用和生产劳动的作用如何协调。历史之初，让妇女做家务劳动，禁止她参与建设世界的深刻原因，就是让她屈从于生育职能。

凡是开始具体行动时，女人的声音便沉默了；她们可以挑起战争，却不能为一场战役出谋划策；她们只有在政治限于搞阴谋时，才能左右政治，真正控制世界的权力从来不在女人手里；她们既没有对技术发展也没有对经济变革采取过行动，她们既没有缔造也没有毁灭过国家，她们没有发现新大陆。某些事件是由她们掀起的，可是她们大半是借口，而不是经手人

居里夫人这样的例子。她们光辉地表明，不是女人的低下决定了她们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而是她们在历史上的无足轻重，使她们注定了低下。

在两性之间，今日还没有真正的平等。

首先，婚姻的负担对女人来说远远比男人沉重。

这就导致女人比男人更难将家庭生活和劳动者的角色调和起来。在社会要求女人做出这种努力的情况下，她的生存要比丈夫艰难得多。

这正是男人往往在女人身上寄托的美好希望：他期望在肉体上占有一个存在，通过用驯顺的自由使自己在自身的自由中获得确认，作为存在达到自我完善。任何男人都不会同意成为女人，而所有男人都希望有女人

生命在人的眼里具有双重面貌：它是意识、意志、超越性，它是精神；它又是物质、被动性、内在性，它是肉体。

女人—母亲有一副黑暗的脸，因为她是混沌，一切从那里产生，有朝一日一切又回到那里；她是虚无。在黑夜中，日光显示的世界的各种面貌互相混同，封闭在物质的一般性和不透明中的精神之夜、睡眠和虚无之夜中。在大海的中心笼罩着黑夜，女人是古代航行者恐惧的Mare tenebrarum；在大地的深处是黑夜。人受到沉入这黑夜的威胁，它是生殖力的反面，使人恐惧。人渴望天空、亮光、阳光灿烂的峰顶、蓝天纯粹而晶莹的寒冷；在人的脚下，有一个潮湿的、热烘烘的、幽暗的、时刻准备逮住人的深渊；许多传说告诉我们，英雄重新陷入母性的黑暗中：岩洞、深渊、地狱，万劫不复。

但这里，双重性重新起作用：如果生育总是与死亡相连，那么死亡也与生育相连

在打扮过的女人身上，自然虽然在场，但是被一种人的意愿俘虏了，按照男人的欲望被重新塑造了。

雌性的个体性同物种的利益是对立的，仿佛它被外力所占有——被异化

只有根据男人提出的目的、他可得到的工具和所确立的法律，这种“弱点”才会得到如此揭示。

从男性的观点（它被男女精神分析学家们所采纳）来看，涉及异化的行为是女性化的，而主体坚持超越的行为是男性化的。

只有在涉及到青铜和铁的工具时，女人的体力弱点才会成为其劣等性的真正关键。

因为男人高于动物之处不在于给予生命，而在于用生命来冒险。这就是人类没有把优越性赋予去分娩的那个性别，却赋予了去屠杀的那个性别的原因

她的不幸必然在于注定要重复生命

实际情况是，她的处境失去了平衡，因而她很难让自己适应它。

男人所渴望的是这样一种人，她不但只为他一个人操碎心，而且可以抚平他额头上的皱纹，可以带来宁静、秩序和稳定；他每天回到家时，她可以温柔地调节他的情绪和控制他得到的东西；他希望有人能够让家中的所有东西都飘洒着女人那种难以言状的芳香，具有生命那种生机盎然的温暖。

男人把在他面前树为主要他者（the essential Other）的理想女性化了，因为女人是相异性的有形象征。

喜欢危险和运动的男人，若对征服女人寄予希望，是不愿意看到她变成一个勇士的

在他看来，她不是举世公认的价值的尺度，而是他的特长和他的存在（being）的展示

她只有用欺骗和通好才能证明自己不是任何人的奴隶，并揭露男性自负与虚伪。

他与亚里士多德和圣·托马斯持相同的论调，认为应从反面界定女性；女人之所以为女人，是因为她没有阳刚之气；

一个人只有在别人的眼中才真正是傻瓜

问题的实质在于，只有面对一个目标——人的目的，牺牲和放弃才有意义

他者始终是神秘的。

在很大程度上，女人神话是用它对男人的有用性来解释的

让女人既承认她们的身份是一个自主的人，又承认她们的女人命运，在今天是十分困难的。这是造成失策和不安的根本原因，

男孩子的很有利的地位在于，他的和他人相关的生存方式，使他能够坚持他的主观自由

女人并不是生就的，而宁可说是逐渐形成的。

他对他那又小又懒的性器官的自豪感，不是自发地体会到的，而是通过周围群体的态度体会到的。

就连端庄的女人也给小男孩的性器官起绰号，和他谈到它时，仿佛在谈一个既是他又不是他的小人：就像前面说过的，她们把它变成了“第二自我，它通常比本人更聪明伶俐，更诡计多端”。

xxxx并未在象征着一种直接优势，因而引起孩子的优越感，相反，对xxxx的高度评价似乎是对第二次“断乳”苦难的一种补偿，而这一补偿是大人们发明的，后来又为男孩子所热情接受。男孩子会因此受到保护，不再对自己失去婴儿地位和未变成女孩子感到遗憾。他以后会让他的性器官成为他的超越性和他引以自豪的主权的化身。

但在当今的西方社会，习俗一般要求文人坐着或蹲着撒尿，而把站立姿势留给男性。这种差异对小女孩构成了最明显的两性差别。她撒尿时必须蹲下，露出屁股，因此要躲藏起来：这是一种既不体面又不方便的程序。

弗洛伊德曾说过“早熟的撒尿便畅者野心勃勃”，斯特克尔则理智地讨论过这个公式，但的确如凯伦·霍妮所说：“无所不能的幻觉，特别是虐待狂者无所不能的幻觉，往往和男性的尿流有关”；这些幻觉，在有些男人身上长久不衰，对孩子则起着重要作用。亚伯拉罕说过，“女人在用水管浇灌花园时，获得巨大的快感”；

通过尿流，他可以与水、大地、兽药、雪以及诸如此类的事物形成许多种关系。

“我烦恼的根本原因不仅是撒尿时不得不解开内裤，然后怕尿湿前面必须蹲下；撒尿时必须把下面的衣服移到能够露出屁股的地方，这在我早年留下了深刻印象，使我觉得女孩子的排尿功能与屁股有关。在我的印象中，两性的最明显界线，两性的一个重要差别，就是男孩子可以站着撒尿，而女孩子则必须蹲着撒尿……我最早的羞怯感，更多地不是与前面有关，而是与后面有关，大概就是因此造成的。”

男孩子得到的主要好处是，由于有一个既能看得见又能抓得住的器官，他至少可以用它部分地确认他自己。他把他身体的神秘与威胁投到外面，从而可以和它们保持一定距离。

布娃娃一方面代表整个身体，另一方面又是被劫客体。所以小女孩和它完全认同，同时又把它当成无活力的特定客体。

所以，作为“女性化”女人本质特征的被动性，是一种从她小时候发展而来的特性。但是，如果说它与生物学事实有关，那就错了。它实际上是教师和社会强加于她的命运。

相反，女人一开始就存在着自主生存与客观自我——“做他者”（being－the－other）的冲突。

在男人指导下成长起来的女人，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女性缺陷。然而习俗却反对这样做。

如米什莱所公正指出的，小时候交给女人摆布是沉重压在女人身上的灾难之一。男孩子最初也是由母亲带大的，但她尊重他的男性意识，而他很快逃避了她的影响。与此相反，母亲却一心一意地希望女儿能顺应女性世界。

如今，由于女权主义的广泛影响，人们越来越普遍地鼓励少女受教育，投身于体育运动。但是，如果她在这些领域得不到成功，会比男孩子更容易得到谅解。要成功是很难的，因为她必须去完成另一项事业：无论如何，她必须同时做一个女人，不应当失去女性气质。

孩子们都对“深处”想入非非，认为事物内部藏有神秘的财富。他们都对刀鞘之类的东西，对大布娃娃套着同样的小布娃娃，对大箱子套着小箱子，对大画里画着同样的小画，感到不可思议。

男孩子自己也瞧不起女孩子；他们自己玩自己的，不许女孩子入伙；他们辱骂女孩子，比如叫她们“娇气鬼”等，于是又引起了小女孩的潜在耻辱感。

她们之所以对特别属于男孩子的活动倍感妒忌，首先是因为她们自发渴望展示自己征服世界的力量，其次也是因为她们对判给她们的低下地位表示抗议。

事实是，女性性欲的发展，充满了女人通常从小就指向男人的那种宗教情感。的确，小女孩在忏悔神父面前所感受到的，甚至独自站在圣坛下面所感受到的颤抖，和她以后在情人的怀抱里将感受到的颤抖非常相似。这就是说，女性爱是这种形式的一种体验：在这种体验中，有意识的自我把自身变成了一个超越有意识自我的人的客体。而这种被动的快乐，也是徘徊在幽暗教堂的年轻女信徒的一种享受。

如果她假定胎儿是从肛门生出来的，她便会因此感到不安：据了解，当小女孩们自以为发现了出生的过程时，她们会患心理性便秘症。

为什么粘膜的那种接触，有时会产生令人眩晕的效果？这犹如在和盲人讲解颜色一样。如果没有对赋予性欲功能以意义与统一的兴奋与欲望的直觉，构成性欲功能的各种因素就会显得令人震惊和怪异。

有人曾注意到，母亲更愿意向女儿说明的，是怀孕、分娩乃至性交的神秘，而不是来月经的事实。她们本人好像对这种女性负担既厌恶又恐怖。这种恐怖反映了古代男人对神秘的恐惧，现在母亲们又把它传给了自己的后代。

每当月经重新出现时，女孩子都重新感到对身上发散出来的那种淡淡的难闻气味——一种沼泽地或枯萎紫罗兰的气味——的厌恶，对那种血的厌恶。

精神病学家说，他们经常发现年轻病人在做某种梦：她们幻想，自己当着一个年长女人的面被某个男人强xx，这个女人也允许这么做。显然，她们在以象征方式，要求母亲同意她们屈服于欲望。

One is not born, but rather becomes, a woman.一个人不是生下来就是女人，她是变成女人的。女人不是生成的，而是造就的。 打扮不仅仅是修饰，它还表明了女人的社会处境。 服饰对许多女人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们可以使女人凭借幻觉，同时重塑外部世界和她们的内在自我。 但情况依然是，女人打扮得越漂亮，她就越受到尊重；她越是需要工作，绝佳的外貌对她就越是有利；姣好容貌是一种武器，一面旗帜，一种防御，一封推荐信。 人们常说，女人打扮是为了引起别的女人的嫉妒，而这种嫉妒实际上是成功的明显标志；但这并不是唯一的目的。通过被人嫉妒、羡慕或赞赏，她想得到的是对她的美、她的典雅、她的情趣——对她自己的绝对肯定；她为了实现自己而展示自己。 女性是第二性，排除在男性以外的“他者”。权力归于男性，女性仅仅是附庸。附庸的庇护来自权力，歧视也来自于权力。事实就是如此，谁家生了女儿也还是叹惋一阵儿。连在性交中，女性都是处于被动和守势，像个容器，收纳男性的欲望。 “想想也真可悲，”米什莱写道，“女人，这个相对的人，只能作为夫妻中的一员来生活，她往往比男人孤独。他广交朋友，不断有新的接触。她若无家庭则什么也不是。而家庭是一种摧残人的负担；它的全部重量都压在她的肩上。” 压在婚姻之上的诅咒是，两个人往往在他们的软弱中，而不是在他们的力量中结合，每个人都要求对方，而不是在给予中获得快乐。梦想通过孩子达到充实、温暖、自己不善于创造的价值，这是更加令人失望的骗局。 他们的目标不是征服未来和世界，而是和平地保持过去，维持现状。 人们将女人关闭在厨房里或者闺房内，却惊奇于她的视野有限；人们折断了她的翅膀，却哀叹她不会飞翔。但愿人们给她开放未来，她就再也不会被迫待在目前。 无数的女人都在反复重复着这样的生活方式－－无聊、期待和失望。即使是自恋者，也包含着想被别人欣赏的意味。 男人的极大幸运在于，他，不论在成年还是在小时候，必须踏上一条极为艰苦的道路，不过这是一条最可靠的道路；女人的不幸则在于被几乎不可抗拒的诱惑包围着；她不被要求奋发向上，只被鼓励滑下去到达极乐。当她发觉自己被海市蜃楼愚弄时，已经为时太晚，她的力量在失败的冒险中已被耗尽。 男人早就懂得，想要快活，就要靠自己。而女人，上天赐予她们的美好礼物其实早就标好了价格。 所以波伏娃才情不自禁感叹： “在一回首间，才突然发现，原来我一生的种种努力，只是为了让周遭的人对我满意而已，为了博取他人的称许和微笑，我战战兢兢的把自己套入所有的模式，所有的桎梏，走到途中才突然发现，我只剩下一副模糊的面孔和一条不能回头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