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性

如果她专心于学习、运动、职业训练，或某种社会政治活动，就不会整天想着男人，对自己的感情或对性冲突的关注，也会小得多。然后，在把自我实现为一个独立的个人方面，她仍会面临比年轻男人更多的困难。如我指明的，家庭和社会习俗都不会赞成她在这方面作出努力。而且，她即使选择了独立，也仍会在自己的生活中给男生爱情腾出一块地方。她很可能是在担心，如果完全献身于某项事业，她会错过自己的女人命运。这种感觉往往不会被承认，但它确实存在。它消减了已明确树立的目标，对它加以限制。在任何情况下，职业女性都希望能把职业成功和纯属女性的成就协调起来。这不仅意味着她必须花许多时间打扮自己，更严重的是，它还意味着她的主要兴趣是不一致的。男学者在按部就班地工作的同时，还以思想的自由驰骋为快，因此产生最佳的灵感。然而女人的遐想方向完全不同：她要考虑个人的容貌，考虑男人和爱情；她将只给学习和职业留下最低限度的时间和精力，于是在这些领域里，任何事情都是不必要的，多余的。这并不是一个智能弱、思想无法集中的问题，而宁可说是两种不一致的兴趣很难协调的问题。这样便形成了恶性循环，人们常惊讶的发现，女人一旦找到了丈夫，便能多么轻易的放弃音乐、学习和她的职业。在她的计划中，她明显涉及到自己的地方实在是太少了，以致实现计划也不会给她带来多少利益。一切都在联合起来抑制她的个人野心，巨大的社会压力仍在强迫她通过婚姻谋求社会地位和合法庇护。当然，她也不想靠自己的努力，去创造她在世界的地位，或者即使想，也是胆怯的。只要社会上还没有完全实现经济平等，还要社会习俗还在批准女人以妻子或主妇的身份从某些男人的特权那里获益，那么，她不劳而获的梦想就会存在下去，就会阻碍她取得自己的成就

所以，婚姻对双方都既是一种负担又是一种利益。但是在男女两性的处境中并不存在对称性。对女孩子们，婚姻是结合于社会的唯一手段，如果没有人想娶她们，从社会角度来看，她们简直就成了废品。这就是母亲总是热衷于安排她们婚事的原因。在上个世纪的中产阶级家庭中，订她们的婚事几乎不同她们商量。通过事先安排好的“拜访”，她们被送给可能的求婚者。左拉在《家常便饭》描写了这一习俗： 　　“吹了，全吹了！”约瑟兰太太说着瘫在了椅子上。约瑟兰先生只说了声“啊！” 　　“可是，”约瑟兰太太尖叫着继续说，“你好像还不明白，让我来告诉你吧，婚事又一次告吹了，这是第七次告吹。” 　　“你听着，”她继续说，开始向女儿发动攻势。 　　“你是怎么把这门婚事搞糟的？” 　　贝尔莎明白，这回该她说话了。 “我不知道，妈妈。”她小声嘟囔着。 　　“一个副省长，”她母亲接着说，“还不到30岁，前途无量啊！一个每月都能把他的薪水交给你的人； 　　稳稳当当；这是最重要的……你是不是又和上几次一样，干了蠢事？” 　　“没有，妈妈，肯定没有。” 　　“你和他跳舞时，你们溜到小客厅里了。” 　　贝尔莎有点不知所措地说：“是的，妈妈——我们刚单独在一起，他就想对我动手动脚，他搂住了我，就像这样紧紧的。当时我吓坏了，推了他一把，他就撞到家具上了。” 　　母亲打断她，气冲冲地又说：“把他推到家具上了？！你这个贱货，你居然敢推他！” 　　“但是，妈妈，是他把我搂住了呀。” 　　“是吗？他搂住了你，亏你想得出！我们还把这些傻瓜送到寄宿学校呢！说，他们都教给你了什么！ 　　啊，是躲在门后亲嘴吗？你会老老实实地把这种事告诉你的父母吗？你把人家推到家具上，你让结婚的机会全都泡汤了！” 　　她摆出教训人的神气，接着说： 　　“这可是最后一次了，我再也不管了，你真笨，我的宝贝。既然你不走运，就该明白得用别的办法把男人抓到手。就是说，态度要亲切，眼神要温情，忘掉你那一方，允许小小的亲匿，好像是没有注意。一句话，你要把丈夫勾到手……让我烦恼的是，她想做的时候，还做得不太坏。唉！别哭了，看着我，好像我就是向你求婚的男士那样。看，把你的扇子这样扔下去，他拾起来时就会碰到你的手指……腰要弯一点，不要板得太直，男人可不喜欢木板、别像个傻瓜似的让他们做得太过分。一个做得太过分的男人是没有指望的，我的宝贝。” 　　整整一个傍晚，姑娘都在顺从地听着这些气话，可是她的心情沉甸甸的，极畏惧和羞耻紧压着…… 　　在这种情况下，女孩子仿佛是绝对被动的；她被娶，被父母嫁出，而男孩子们则是结婚，娶妻。他们在婚姻中寻找的是对他们生存的扩大与证实，而不是纯粹的生存权。这是他们自愿承担的责任。因此他们能像希腊和中世纪的讽刺作家那样权衡利弊。对他们，结婚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被注定的命运。他们完全有权选择过独身生活，有些人则结婚很晚或根本不结婚。 婚后，女人在世界上有她自己的一份权利，法律保证她不受男人任性行为的侵害，但她成了他的附庸。在这个联合企业中，他是经济首脑，所以根据社会的观点，是他在代表这个企业。她改用他的姓氏；她属于他的宗教、他的阶级、他的圈子；她结合于他的家庭，成为他的“一半”。不论他的工作调到哪里，决定住在哪里，她都必须夫唱妇随。她在某种程度上必须果断地与她的过去决裂，依附于她丈夫的世界。她必须把她的人身、她的处女贞操以及所需要的绝对忠诚奉献给他。所以，她失去了属于未婚女人的某些法定权利。罗马法将妻子作为locofilioe[子女]置于夫权之下，其地位相当于女儿。19世纪初，保守作家博纳尔宣称，妻子对于丈夫，犹如孩子对于母亲。1942年前的法国法律，要求妻子服从丈夫。现在，法律和习俗仍赋予丈夫很大的权威，如婚姻处境本身所暗示的那样。 　　既然丈夫是一个生产劳动者，他就是一个超出家庭利益而面向社会利益的人，就是在建设集体未来的同时，通过合作开创他自己的未来，所以他是超越的化身。而女人注定要去延续物种和料理家庭——就是说，注定是内在的。实际上，人的每一种生存都同时包括超越性和内在性；为了向前发展，每一种生存都必须延续，因为它只有与过去联为一体才能迈向未来，只有与其他生存交往才能确认自我。这两种因素，即延续与发展，隐含在任何一种生命的活动中，而对于男人，婚姻使两者愉快综合更有可能。他在自己的职业和政治生涯中，经历了变化和进步，感到自己在时间与世界中扩展。当他疲于做这种遨游时，他就回到家里，回到一个固定的地方，世界的一个停泊处。晚上他在家里恢复精力，妻子则在家管理家务和照料孩子，保管好她存下的过去的东西。但她的工作只是千篇一律地延续和抚养生命。她毫无变化地使物种永存，保障日常生活的稳定节奏和家庭的连续性，注意把门锁好。但是，她不可能直接影响未来或世界，她只有以丈夫为中介，才可能超出自身，延伸到社会群体。 　　今天的婚姻，基本上仍保留了这一传统形式。首先，它强加于少女远比强加于年轻男人为专横。仍有许多社会阶层，女人除了结婚别无出路。在农民当中，未婚女人是贱民，是父亲、兄弟或内兄弟的仆人，她几乎不能和他们一起到城里去。婚姻使她受男人的奴役，但也使她变成了家里的主人。在某些中产阶级的阶层，少女仍无谋生能力。她只能在父亲家过寄生生活，或在一个陌生人家处于某种低下地位。即使她比较解放，她也由于男人们有经济优势而宁可结婚也不愿意有职业：她倾向于找一个地位比她高的丈夫，或者希望他能比她获得更快、更大的成功。

她并不是因为认识到自己的劣等性才把自己交给了男人，而是因为她把自己这样交给了男人，她才接受了她是劣等的这个观念，才建立了关于这种劣等性的真理。 　　而且，实际上，她在男人心目中的价值，也不是通过增强自己作为一个人的重要性取得的，而宁可说是通过根据男人的梦想去塑造自己获得的。在尚无经验的时候，她并不是始终都意识到这一点。她可能和男孩子们一样具有攻击性，可能想用一种粗暴的权威、一种自得的坦率去征服他们。但是几乎可以肯定，这种态度使她注定要失败。所有的女孩子，从最低三下四的到最清高孤傲的，迟早都会懂得，要讨人喜欢，她们必须放弃自己的权利。她们的母亲嘱咐她们，不要再把男孩子当成伙伴对待，不要去献殷勤，而要扮演被动的角色。如果她们想建立友谊或开始调情，就必须处处小心，避免显出主动的样子。男人不喜欢garCOns manques［男孩气的女孩子]，女学者或聪明的女人；过分有胆量，过分有文化或知识，过分有个性，会把他们吓跑。如乔治·艾略特所说，在许多小说中，最后总是愚蠢的白皮肤金发碧眼的女主人公，击败了较有男人气的浅黑型的女人。在《弗洛斯河上的磨房》里，玛吉徒劳地想颠倒一下角色，但她终于死去，是金发女郎露西和斯蒂芬结了婚。在《最后一个莫希干人》中，是索然无味的艾丽丝，而不是勇敢的克拉拉，赢得了男主人公的爱情。在制。《小妇人》中，可爱的乔只是洛丽的童年伙伴：他把爱留给了毫无生气的艾米和她迷人的卷发。

所谓具有女性气质，就是显得软弱、无用和温顺。她不仅应当修饰打扮，做好准备，而且应当抑制她的自然本性，以长辈所教授的做作的典雅和娇柔取而代之。任何自我表现都会削弱她的女性气质和魅力。由于在做人的使命与做男性的使命之间没有矛盾，相对来说，年轻男人的生命历程比较容易完成。

然而，年轻女人的情况则与此相反，她作为一个真正的人的地位和她做女性的使命之间存在着矛盾。青春期对女人之所以是一个非常艰难而关键的时刻，其原因只能从这里去寻找。在此以前，她一直是一个自主的人：现在她则必须放弃自己的主权。她不但像她的兄弟一样（不过更痛苦）被分裂于过去与未来之间，而且在她对成为主动、自由的主体的固有要求，同她的性冲动以及逼她承认自己是被动客体的社会压力之间，引发了一场冲突。她的自然倾向是把自己看做主要者：她怎么能下决心变成一个次要者呢？但是，如果我只可以完成我作为他者的命运，我又该怎样放弃我的自我呢？这是做女人必须与之斗争的痛苦的两难境地。她在欲望与厌恶、希望与恐惧之间摇摆不定，她在降低自己的要求，她在独立的童年期与顺从的女人潮之间徘徊犹疑。正是这种无常，在她离开末成熟的青春期的时候，使她尝到了青果的苦涩。

与女仆私通一向受到宽容，而委身于车夫或园丁的中产阶级女人却要失去等级地位。在美国南方，社会习俗一向允许野蛮的种族主义者与黑女人同床共枕，这在内战以前和今天都是一个样，他们以贵族式的傲慢运用这一种权利。但是，与黑人性交的白种女人，在黑奴制时代就会被处死，在今天也可能会死于私刑。

一个性交能力很强的男人，被说成是强有力的，雄赳赳的——这些形容在暗示着主动和超越。然而在女人那一方，由于只是个客体，她会被说成是兴奋的或性冷淡的，这就是说，她将永远只能表现出被动的特质。

在苏联，婚姻有一段时间是基于夫妻绝对自由的个人契约，但似乎它现在是国家强加于他们双方的义务。

男人在社会上是一个独立完整的人。他首先被看做生产者，他的生存之正当性被他为群体做的工作所证实。我们已看到束缚女人的生殖与家务的角色是没有保障她获得同等尊严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她必须为社会提供孩子。如在斯巴达和某种程度上在纳粹统治下那样，由国家直接监护女人，只要求她做母亲，这种情况绝无仅有。但是，即使在不知道父亲生殖作用的原始社会，也要求女人有丈夫，所以必须结婚的第二个原因是，女人也有责任满足男性的性要求，为他料理家务。

结婚是一种生活方式，而不是一种被注定的命运。他们完全有权选择过独身生活，有些人则结婚很晚或根本不结婚。

既然丈夫是一个生产劳动者，他就是一个超出家庭利益而面向社会利益的人，就是在建设集体未来的同时，通过合作开创他自己的未来，所以他是超越的化身。而女人注定要去延续物种和料理家庭——就是说，注定是内在的。

他在自己的职业和政治生涯中，经历了变化和进步，感到自己在时间与世界中扩展。当他疲于做这种遨游时，他就回到家里，回到一个固定的地方，世界的一个停泊处。晚上他在家里恢复精力，妻子则在家管理家务和照料孩子，保管好她存下的过去的东西。但她的工作只是千篇一律地延续和抚养生命。她毫无变化地使物种永存，保障日常生活的稳定节奏和家庭的连续性，注意把门锁好。但是，她不可能直接影响未来或世界，她只有以丈夫为中介，才可能超出自身，延伸到社会群体。

这样看来，婚姻并不总是以爱情为基础，正如弗洛伊德指出的：“可以这样说，丈夫只不过是被爱男人的替身，而不是那个男人的本身。”这种分离决非偶然，它隐含在婚姻制度的本质之中，而这种制度的目的，是让男女的经济的与性的结合为社会利益服务，并不是要保障他们的个人幸福。在父权制度中，如在今天的穆斯林当中，婚姻由父母决定，男女双方甚至可能婚前连面都没有见过。从社会角度看，无疑可以将终身大事建立在对情感和性冲动的幻想之上。

他（西蒙）认为，在“这神圣的、受人尊崇的、为做父母而做的事情”中沉溺于淫乐，无异于乱伦；他并且坚持说，他从没有看见过比被注入美和色欲的婚姻更麻烦或更容易失败的了。“婚姻是一种神圣的结合，任何快感都应当受到限制，都应当是严肃的、带有某种庄严感的。”

原则上婚姻与爱情完全是两码事，但又认为，将一种受人尊重的制度等同于把女人视为一种物的简单交易是令人厌恶的。这样，他在《婚姻生理学》中便得出了许多支离破碎的结论。他说婚姻是一种契约，大多数男人为了使生殖合法化而订立它，爱情在这种契约中是一种荒谬。

认为以某种谋利目的为基础的结合，会有许多机会引发爱情，这是十足的虚伪；认为两个已婚者在受实际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利益约束时，会一辈子相互给予性满足，这是荒谬绝伦。但是，理性婚姻的拥护者可以毫不费力地指出，爱情的结合也未必能保证夫妻幸福。首先，少女所常有的理想主义的爱情并不总是导致性爱；她的柏拉图式的崇拜，她的白日梦，她的表现童年或青少年魔念的情欲，既不适于经受日常生活的检验，也不会持久。就算在她与未婚夫之间有一种强烈的、真诚的性吸引，也不能说终身大事就有了稳固的基础。正如阿莱特在《流浪女》中所写的： 　　肉欲之乐在爱的无垠荒漠中占有很小一块炽热之地，它迸发出的光芒是如此强烈，以至人们再也看不到任何别的东西。在这变幻莫测的营火周围，存在的是危险，是未知。当我们从短暂的拥抱或一长夜中起身时，都会重新面临双方所必须应付的生计问题。

女人注定是不道德的，因为她要是有道德就意味着她必须成为一个可以体现超人品质的人，成为箴言中的“贤妻”、“良母”、“正派女人”，等等。若是让她未经许可就去思考、梦想、睡觉、渴望和呼吸，她就会背叛男性的理想。

尤其是在农村，婚姻枷锁甚为沉重，妻子只能以某种方式适应她无法逃避的处境。有些人（非常值得注意）变成了刁蛮的主妇；有些人则百依百顺，变成了被虐的受害者和她们家庭的奴隶。也有一些人继续保持着我们在少女身上看到的自恋行为，她们实际上仍旧是一无所为、一无所是，她们在忧郁地进行自我崇拜的同时，又感到自己“被误解”，托庇于浪漫幻想、矫揉造作。久病不愈、大发脾气，托庇于虚构戏剧性的故事、鲜花服饰。女人用以逃避的这种象征性行为，可能引起精神衰退、强迫症乃至犯罪。作为摆脱不堪忍受的处境的唯一方式，她们也可能把可惜的丈夫给杀掉。

一个人在压迫的同时变成了被压迫者。

反之，女人所实行的专制只能进一步表现她的依附性：她很明白他们夫妻俩的成功、未来、幸福以及生存正当性之证明都在这个他人的股掌之中。如果说她想拼命地让他屈从于她的意志，那是因为她已经被他异化——即她的个人利益完全体现在他身上。她以自己的软弱锻造了武器，但实际上她仍是一个弱者。

主要的差别在于，女人的依附性是内在化的：即使她的行动有表面上的自由，她也还是个奴隶；而男人从本质上就是独立的，他受到的束缚来自外部。如果他似乎是个受害者，那是由于他的负担十分明显：女人像个寄生虫似的靠他供养；但寄生虫不是征服的主人。事实上，正如从生物学角度讲，雌雄两性都不是对方的受害者而是物种的受害者，夫妻两个人也都在受不是他们所创立的制度的压迫。如果断言男人在压迫女人，丈夫会大为愤慨；他觉得他才是被压迫者——而他也确实如此；然而，是男性的法典，是男性依照自己的利益所发展的社会，以某种形式确定了女人的处境，这种形式是当前男女两性都在受折磨的根源，这些也同样是事实。

随着孩子的性别不同，这种处境也有所不同；尽管涉及到男孩子时处境更为困难，但母亲通常能够较好地适应。由于所谓的应当属于男人的威望，以及男人实际具有的优势，许多女人都更愿意要儿子。

孩子的年龄越大，母亲心中的积怨也就越深；她年年见老，但那个年轻的身体却在年年发育，蒸蒸日上；在母亲看来，展现在女儿面前的未来，正是从她那儿夺走的。这就是某些女人对她们女儿的初潮感到气愤的原因：她们嫉妒女儿今后会成为真正的女人。和大龄女人的周而复始、因循守旧的命运相比，这个新手还有无限的机会：正是这些机会引起了母亲的嫉妒和仇恨；由于她本人无法获得这些机会，她常试图减少和取消它们。她让女孩子一直呆在家里，监视她，专横地对待她；她故意让她穿得像个逃犯，不让她有任何闲暇时间。要是女孩子使用了化妆品，要是她“出去了”，她便会顿时火冒三丈；她对生活的全部积怨，现在都转向了这个朝着新的未来跃进的年轻生命。

人们在谈到女人时常说，她之所以轻浮，或好色，或是同性恋者，是“因为她没有孩子”；照此看来，她的性生活、她的目标，以及她追求的价值，都是为了替代孩子。实际上，这个问题本来就是含糊和无法确定的：人们同样也可以说，女人之所以想要孩子，是因为她缺少爱情，缺少职业，缺少满足同性恋倾向的机会。在这种伪自然主义之下，隐藏着一种社会的和人为的道德观念。“孩子是女人的最高目标”这句话只有广告价值。

把轻视女人的普遍态度同给予母亲尊重轻易地协调起来的做法，具有极大的欺骗性。不许女人参加任何公务活动，把她排除在男性职业之外，断言她在所有需要付出努力的领域都是无能的，然后又把最精密、最重大的任务——塑造人，托付给她，这实在是荒谬绝伦。有许多女人，习俗和传统不允许她们受教育，不允许她们有文化，不允许她们有责任，不允许她们从事属于男人特权的活动，尽管如此，却又毫不迟疑地把婴儿放在她们怀中，就和在生活伊始，为了补偿她们较之小男孩的劣等性，把布娃娃送给她们一样。她们如今可以和有血有肉的玩具一起玩了。

孟德斯鸠的说法也许是对的，他说，最好把国务而不是家务交给女人；因为只要有机会，女人就会和男人一样有理性。有效率；通过抽象思维，通过计划行动，她最容易超越自己的性别。

裙子不如裤子方便，高跟鞋有碍行走，长裙和礼服鞋的实用性最小，宽沿帽和长简袜最易损坏，但它们却最能表现优雅的风度；服装可以掩饰身体，可以改变形体，或追求曲线美；在任何情况下它都把身体放在供人观赏的地位。

<许多女同性恋者身着男装，不只是为了模仿男人并向社会挑衅；她们没有必要去抚摸天鹅绒和绸缎，因为从女性身体也可以发现这种被动的特质。/原文结束> <原文开始>由于化妆具有社会意义，女人便有可能通过穿着方式去表明她对社会的态度。她若是服从既定秩序，就会表现出一种谨小慎微和优美动人的风度。这里可以有许多微妙的差别：她可以把自己表现为脆弱的、幼稚的、神秘的、坦率的、自我克制的、快活的、相当勇敢的、贤淑的。或者相反，她若是蔑视惯例，就会通过标新立异使这一点昭然若揭。值得注意的是，在许多小说里的“解放型女人”，以大胆的服饰去显示自己的与众不同，突出表现她的性客体本性，因而突出表现她的依附性。比如说在埃迪丝·华顿的《无知的年龄》里，一个年轻的离婚女人就有着冒险的过去和鲁莽的气质，第一次出现就极其坦胸露肩；对她来说，她所招致的阵阵流言蜚语，清楚地反映了她对循规蹈矩的蔑视。同样，少女喜欢打扮得像个成年女人，年纪较大的女人则喜欢打扮成小女孩，高级妓女喜欢打扮成上流社会的女人，而后者却喜欢打扮成“荡妇”。

女性的友谊若能成功地建立或保持下去，对女人来说是十分宝贵的，但这种友谊同两个男人之间的关系在性质上有很大差别。男人在设计自己的个人兴趣和想法，在作为个人进行交往，女人却被限制在她们共同的女性命运之内，被某种内在的同谋关系捆在一起。她们在她们中间首先想肯定的是她们共同的世界。她们不去讨论意见和一般想法，但是却交换私人秘密和食谱；她们要联合起来创造一个相反的世界，这个世界的价值要胜过男性的价值。由于集体的力量，她们获得了抖掉枷锁的能力；她们彼此承认自己的性冷淡，否定男性的性支配，同时嘲笑男人的欲望或他们的粗俗；而且她们热嘲冷讽，对她们丈夫的和一般男人的道德和智力的优势提出疑问。

马罗在《成年人》中说： 　　“靠卖淫出卖自己的女人和靠婚姻出卖自己的女人，她们之间的唯一差别，是价格的不同和履行契约时间长短的不同。”两种性行为都是服务，前者是终身租给一个男人，后者则有按次数付酬的顾客。前者受一个男性的保护，不许其他男人侵犯；后者则受所有男人的保护，’不许任何一个男人进行排他性的专制。在任何情况下，她们用献出身体换来的利益都要受到现存竞争的限制；丈夫知道他可以搞到另一个妻子；履行“婚姻义务”并不是出于个人的偏爱，而是出于要履行的契约。在嫖娼时，男性的欲望不论在什么样的身体上都可以得到满足，这种欲望是特定的，但就客体而言又不是个体化的。无论妻子还是高级妓女都不能成功地利用男人，除非她对他有个人优势。她们之间的重大差别在于，合法妻子作为已婚女人是受压迫的，作为一个人却是受尊重的；这种尊重正在开始明显地牵制着压迫。而只要不给予妓女以个人权利，在她身上就会立刻集中表现出女性奴隶地位的所有形式。

在妓女和艺术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模糊联系，因为实际上美和性快感是含糊地联系在一起的。

只交出身体的妓女也许不那么受奴役，但以取悦于大众为职业的女人在受奴役却是无疑的。

她乖张，她世故和小心眼，她对事实或精确度缺乏判断力，她没有道德意识，她是可鄙的功利主义者，她虚伪、做作、贪图私利，等等。所有这些都有真理的成分存在。但是我们唯一必须提到的是，这里所说的各种行为，没有一种是雌性荷尔蒙或女性大脑的先天结构强加给女人的：它们是由她的处境如模子一般塑造出来的。我们将根据这一观点，努力对女人的处境做一番全面的考察。这会有某种程度的重复，但也会让我认识到处在她的经济、社会和历史的整体制约下的永恒女性气质。

厨房每天也使她学会了忍耐与被动；这里有炼金术；一个人必须服从火与水，必须等待糖的溶解，面的发酵，还要等待所洗的东西晾干，等待水果在架子上成熟。

女人的特性没有一种可以证明她的本质或意愿原本就是堕落的：它们是处境的反映。“强权之下，处处有异化，”傅立叶说，“禁令和走私是不可分的，在爱情当中和在贸易当中都是如此。”男人是如此清楚地知道女人的缺陷是她的处境的表现，以至他们急于保持两性等级制度，怂恿他们的伙伴只具备让他们蔑视的特性。

美国的种族主义者和法国的殖民主义者也都希望黑人是偷偷摸摸的、懒惰的、撒谎的：这正好证明他一钱不值；这会把公正置于压迫者这一边；如果黑人坚持要做正派诚实的人，他就会被视为“坏演员”。

女人不接受逻辑原理，也不承认道德规范，对自然法则持怀疑态度，所以她对一般存在缺乏判断力：在她看来，世界仿佛是各种特殊情况的大杂烩。这可能是她宁肯相信邻居的闲言碎语，也不愿意相信科学解释的原因。

却立刻具有压倒性的权威。在她的范围内一切都是有魔力的；在此之外，一切也都是神秘的。她不熟悉判断是非的标准；只有直接的经验——她自己的经验，或经过再三强调的别人的经验，才是令人信服的。

男人拥有优势，这点他从小就感受到了。这种优势是，他作为一个人的使命同他作为一个男性的使命没有丝毫的违背。由于男性生殖器与超越具有同一性，反过来他在社会上和精神上的成功，也赋予他一种男性所特有的威望。他不是分裂的。而对于女人的要求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女性气质，她就必须成为客体和猎物，就是说，她就必须放弃成为主权主体的权利要求。正是这种冲突使得解放型文人的处境格外引人注目。她拒绝只扮演她的女性角色，因为她不承认自己是不健全的；但是不承认她的性别也同样是一种不健全。男人是有性征的人，女人只有也是一个有性征的人，才能够成为一个健全的、和男性平等的人。否认她的女性气质就等于在部分否认她的人性。厌恶女性的人常常指责知识妇女“无视她们自己”；但是他们也向她们鼓吹这种论调：如果你们希望成为和我们平等的人，那么就别使用化妆品和指甲油了。

正是因为女性气质这个概念是习俗和时尚人为制造的，它才从外部硬加到每个女人的头上；她可以得到逐步的改造，直到她的礼仪规范接近男性所采纳的礼仪规范，

女人若是不顺从就会贬低自己的性价值，因而贬低自己的社会价值，因为性价值是社会的主要特征。

当一个人不能遵循公认规范的时候，这个人就会变成造反者。

一个女人要是不愿意让自己引起社会的愤慨或贬低自己的社会价值，就应当以女性的方式去经历完她的女性处境； 关于这一点，她的职业成功也往往是这样要求的。但是，和男人可以自然地符合习俗（习俗要求他做一个独立而主动的人，并为此而建立）相反，一个同样是主体和主动者的女人，却必须让自己偷偷地挤进一个注定要使她被动的世界。这会引起不少麻烦，因为受女性范围束缚的女人已明显扩大了这一范围的重要性：她们已把穿着打扮和家务劳动变成了难以掌握的艺术。男人几乎没有必要去关心他的衣服，因为他的衣服是方便的，适合他的主动生活的，未必要典雅；他的衣服几乎不是他人格的一部分。而且也没有人期待他自己去整理这些衣服，因为某个好心的或雇来女性会让他免去这种麻烦。

女人则与此相反，她知道自已被注视时对她的关注离不开她的外貌：她是因为并通过她的装束才得到人们的评价、尊重和渴望的。她的衣服原本就是为了让她显得重要，所以很不方便，容易毁坏：袜子容易脱落，鞋子容易掉跟，浅色衣服容易脏，褶折容易弄平。然而她还必须亲手去做这大部分的修修补补工作；别的女人不会自动来帮忙，而她对雇人去做她本来可以自己去做的工作，也会感到犹豫不决，因为电烫发、固定发型、化妆品、新衣服，它们的开销已经够大的了。当学生和秘书做完一天的工作回来后，她们总有一只脱落的袜子需要固定，总有衣服需要洗，总有裙子需要熨平。一个有较高收入的女人可以让自己免于这类琐事，但她必须保持更为复杂的典雅；她将会把时间浪费在购物、配置家具之类的事情上。传统甚至还要求单身女人对她的住处给予某种注意。一个被派到新城市去的官员，将会很容易在旅馆里找到住处；但同样职务的女人却希望住在属于她自己的地方。她必须处处小心，保持房间整洁，因为人们不会原谅她在这方面发生的疏忽，虽然这种疏忽发生在男人身上他们又认为是很自然的。

男人正在开始对女人的新地位采取听天由命的态度；而她在前进时也没有感到被人谴责，所以有一种比较轻松的感觉。今天，工作女人不像从前那么无视她的女性气质，而且也没有失去她的性吸引力。这种成功虽然表明了平衡的进步，但仍不彻底；女人要同异性建立她所渴求的关系，仍然会比男人这样做时要难。她的性爱和感情生活面临着许多困难。在这方面未被解放的女人决非享有特权：大多数妻子和高级妓女在性生活和感情生活上都深受挫折。如果说这些困难在独立女人身上表现得比较明显，那是因为她们选择了斗争而不是选择了听天由命。所有的生命问题都从死亡当中找到了无声的解决办法；疲于求生的女人因而比埋葬自己的意志和欲望的女人更与自我相冲突；但是前者并不把后者当做标准。她只是在同男人相比较时，才认为自己处于劣势。

因为通过付给男人报酬，她们让他变成了纯粹工具，从而可以傲慢不恭地、随心所欲地使用他。但是她们通常只有到人老珠黄的时候，才可以把性和情感十分残酷地分开，因为在女性青春期，如我们所见，这两者是极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其实作为付酬的顾客的她本人也是工具，因为她的伙伴把她当做生存手段加以利用。

在别的时候人们又认为她仿佛被异己力量所占有：她的子宫有个魔鬼在肆虐，她的阴道有条毒蛇在潜伏，它迫不及待地要去吞噬男性的精子。

如果女人自尊且苛求，那么她就会把男性当做竞争对手来加以较量，不过她的装备远不如他的那么好。首先他有体力，所以他要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是很容易的；而且我们已经看到，紧张和主动是他的性爱本能，而女人一旦失去了被动性，就会破坏给她带来快感的魔力；她如果在姿势和动作上模仿支配，就无法达到性高潮，所以大多数坚持自尊的女人都是性冷淡的。极少有哪个情人会允许情妇去满足她们的支配的或虐待的意向；不过女人因温顺而得到充分的性满足的情况也比较少见。

当女人开始怀疑男人的优越性时，他们的自负只会降低她对他们的尊重。如果男人在床上想扮演极其野蛮的男性，他就会恰恰由于他装得富有男人气而显得幼稚可笑，而女人则会把眼睛转过去；因为他只能招来那旧有的阉割情绪，他父亲的幽灵，或某些这样的幻象。情妇拒绝屈服于情人的任性行动，并非总是出于自尊：她很愿意和正在经历生活真正时刻的成年男人交往，而不愿意和给自己讲故事的小男孩来往。母性的顺从，不论是令人烦恼的还是被纵容的，都不是她所梦想的退让。她也会不得不满足于荒诞的游戏，假装认为自己是在受支配和奴役的，或者她也会去追求应当“优越”的男人，希望找一个主人，或者她也会变得性冷淡。

性爱的独特性质以及自由生活所面临的重重困难，把女人逼向了一夫一妻制。然而不论私通还是婚姻，其同事业的协调对于她远不如对男人那么容易。有时她的情人或丈夫让她放弃事业，而她如柯莱特笔下的瓦加邦德那样犹豫不决，既渴望男人热情地出现在她的身边，又害怕被婚姻束缚住。她若是屈服了，就又会成为附庸；她若是拒绝了，就会让自己受到毁灭性孤独的惩罚。今天男人通常愿意让他的伙伴继续去做她的工作；柯莱特·伊韦的小说，虽然描写了年轻女人为了安宁和家庭而不得不牺牲了她们的职业，却是相当过时的；共同的生活对于两个自由人是一种丰富，每一方都会从对方的职业中得到对自身独立性的保障。自立的妻子把丈夫从婚姻奴役中给解放出来，而这种奴役是她自己所受奴役的代价。如果男人是体贴入微的、心地善良的，这样的情人们或夫妻就会有一种不斤斤计较的宽宏大量，从而会达到完美的平等状态。甚至男人也可能扮演忠实仆人的角色；所以对乔治·艾略特来说，刘易斯创造了通常妻子在太上皇般的丈夫周围所创造的那种有利气氛。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至今仍然是妻子在维持着家庭和谐，并为此付出了代价。

我深信给女人造成过分沉重负担的不适和疾病，基本上是由于心理原因造成的，妇科医生的确这样告诉过我。由于我前面所提到的道德压力，由于她们承担的各种任务，由于她们在矛盾中的挣扎，她们常常苦于自己的力量有限。这并不是说她们的疾病是凭空捏造出来的：这些疾病和它们所表现出的处境都同样是真实的、有破坏力的。但是这种处境并不取决于身体，反过来说才是正确的。所以，当工作女人逐渐有了她应当有的位置时，她的健康状况不会给她带来不利的影响；相反，工作将会改善她的身体状况，不允许她对这一状况不断地给以关注。我们在评判女人的职业成就并据此大胆设想她的未来时，不应当忽略这些事实。她是在精神倍受折磨的处境中，是在女性气质所隐隐赋予她的个人负担下，从事一种职业的。此外客观环境也对她不利。让一个新手去尝试开辟通往充满故意的或至少是满怀狐疑的社会的道路总是很困难的。理查德·莱特在《黑孩子》一书中描写了一个年轻的美国黑人，他的种种抱负从一开始就受阻，他所作的斗争仅仅是把自己提升到开始提出白人问题这个层面上。从非洲来到法国的黑人，通过自己的经历以及周围黑人的经历，也发现了和女人相似的问题。

时她公开放弃她的女性气质，在贞洁、同性恋和攻击性的悍妇态度之间犹豫不决；她衣着简陋或穿男式服装；这时她会把许多时间浪费在挑衅、做戏和发怒上。她更常想强调她的女性气质：她卖弄风情，她参加社交，她打情骂俏，她落入情网，她在被虐和攻击之间摇来摆去。她以各种方式扪心自问、自寻烦恼、分散自己的精力。单单是这些外部活动就足以阻止她一心一意地从事事业；她从事业当中得益越少，就越想放弃事业。

天，女人坚持自己的权利已不是多么困难；但她们还没有完全克服由来已久的、把她们隔绝于女性气质的性别限制。例如，有清醒的头脑是她们应当引以自豪的胜利，但她们仅仅满足于此又未免有点太快了。实际上，传统女人是个有意受骗的人，并且是个进行欺骗的人；她试图对自己隐瞒自己的依附性，而这是她赞同依附性的一种方式。

许多男人已经意识到她在受骗。“做女人是多么不幸啊！然而，当一个人身为女人时，其不幸还在于她实际上并没有认识到这就是一种不幸，”克尔恺郭尔说。长期以来人们一直在努力掩饰这种不幸。例如，监护制度虽然早已废除了，女人却一直有着“保护人”，如果他们被赋予旧时监护人的权利，这是为了女人本人的利益。不准她参加工作，让她呆在家里，这是为了让她免受她自己的伤害，并为了确保她的幸福。我们已经看到，人们是把多么美妙的面纱抛到了她那单调乏味的家务和母性负担上面的：她用她的自由换来了“女性化”这笔虚假财富。巴尔扎克十分生动地描述了这种诡计，他劝告男人要把她当做奴隶对待，同时又要让她相信她是王后。许多男人并不那么玩世不恭，他们想承认她确实有特权。美国的有些社会学家今天在传授“下层阶级利益”理论。法国也经常有人宣称工人很幸运（虽然不那么科学），因为他们没有必要去“保持仪容”，乞丐则更幸运，因为他们可以衣衫槛褛地睡在人行道上，所享受的快乐是德·博蒙伯爵和温德尔家族万万享受不到的。和快活地抓着身上跳蚤的无所顾忌的穷人一样，和挨鞭子抽时仍在笑的可怜黑人一样，和埋葬自己的饿死的孩子时仍面带笑容的乐天的突尼斯阿拉伯人一样，女人也有那种无法比拟的特权，即没有责任感。她虽然摆脱了讨厌的负担和操劳的束缚，不过仍具有“那好的一面”。但令人不安的是，由于延续了几个世纪并在所有国家都存在的一种顽固变态（它无疑和原罪有关），那些有好的一面的人们始终在向他们的保护人求援：“我受不了了！你给点东西让我吃饱吧！”但是，慷慨的资本家，宽厚的殖民者，超等的男性却在手里紧握着他们的枪：“继续保持好的一面，把它坚持下去！”

须承认，男性更多地是把女人看做同谋，这和压迫者对被压迫者的通常看法不一样。他们由此得到授权，虚伪地宣称，她一直在渴望得到他们所硬加给她的命运。我们已经看到，她受的教育的所有主要特征，都联合起来阻止她走上反抗和冒险的道路。社会通常（从受她尊重的父母开始）虚伪地向她赞美爱情、献身、自我奉献的崇高价值，进而向她隐瞒了这一事实，即无论是情人或丈夫，还是她的孩子，都不愿意接受这一切沉重负担。她之所以愿意乐于相信这些谎言，是因为它们在诱使她走容易走的下坡路：在这方面其他人对她犯下了最严重的罪行；在她从小到现在的整个一生中，他们都把这种服从当做她的真正使命（这对每一个对自由感到焦虑的生存者都是很诱人的），以此去损害她，收买她。如果一个孩子从小就被教得懒惰，整天寻欢作乐，不去学习，也不去证明自己是有用的，那么长大以后，很难说是他自己愿意无能和无知的；可是女人就是这么被教育大的，她从来没有对必须为自己的生存负责留下什么深刻印象。所以，她很容易让自己去依靠他人的保护、爱情、帮助和监督，很容易让自己迷恋于自我实现的希望而不去做任何事情。她在屈服于这种诱惑时犯了错误，但是男人不配去指责她，因为是他让她受到了诱惑。当他们产生冲突时，每一方都会让对方为这种处境负责；她会指责他，是他让她变成了这个样子：“没有人教我去推理和自谋生计”；他则会指责她，她已接受了这种后果：“你什么也不懂，你是个无能的人”等等。每一个性别都认为它能够通过采取这种攻势来为自己辩护；但是，一方所犯的错误不能成为为对方的罪责进行开脱的理由。

因为正义绝不可能在非正义中实现。殖民地官员绝无可能公正对待土著人，同样将军也绝无可能公正对待他的士兵；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不去做殖民者，不去做军事首领；但男人不可能不做男人；于是，一方面，他不知不觉地处于该受指责的地位，对其实并不是他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深感苦恼；而另一方面，她则在不知不觉当中变成了受害者和泼妇。有时他会反抗，变得残酷无情，但那样他会让自己变成非正义的同谋，那种错误就会真的属于他。有时他会让自已被那个苛求的受害者给消灭掉，给吞噬掉；但那时他又会感到受愚弄。他往往只好妥协，而这妥协既让他受到贬低，又让他心神不宁。一个性情温和的男人，会受到这种处境而不是受到女人本人的折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被征服者的一方反倒要好一些；但如果她也性情温和，既不能自立又不愿意用她的沉重命运去压垮男人，那么她就会在无望的混乱中挣扎。

或许人们也会承认这一点，即今天的女人是自然的造物；我们必须再次重申，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是自然的，和其他许多产品一样，女人也是文明所精心制作的产品。在她的命运中，他人的干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说，如果这种行动采取另外一种方向，就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决定女人的并不是她的荷尔蒙或神秘本能，而是她的身体以及她同世界的关系，通过他人而不是她自己的行动而得以缓和的方式。把少男少女隔开的那条鸿沟，从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在他们之间蓄意地展开了；后来，女人只能是她被造成的那种人，而且那种过去必然会遮盖她一辈子。如果了解了它的影响，我们就会清楚看到，她的命运不会永远是事先决定的。

这种阻止孩子的性好奇心和性快感的努力是完全无用的；它只能造成抑制、魔念和神经症。

实际上，和女人一样，男人也是肉体，因而他也是被动的，也是他的荷尔蒙以及物种的玩物，也是被欲望弄得坐卧不安的猎物。和他一样，在肉欲的高度兴奋当中，她也是一个自动同意的人、自愿奉献的人、主动的人；他们都以自己的某些方式经历了化为身体的那种陌生而又暧昧的生存。在他们认为相互对抗的那些斗争中，实际上每一方都在同自我做斗争，都在把自己所厌恶的那部分自我投射到对方当中；每一方都不是在体验他们处境的暧昧性，而是在想让对方容忍那可怜的地位，把尊严留给自我。然而，如果双方都以节制态度去接受这种暧昧性，相互都保持真正的自尊，他们就会彼此视为平等的人，就会和睦地去体验他们的性爱戏剧。和使人们相互区别的一切特质相比，我们都是人这个事实有着无限的重要性；优势决不是既定存在赋予的：古人所谓的“美德”，其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两性当中表演着同样的肉体与精神、有限与超越的戏剧；两性都在受着时间的侵蚀，都在等待着死亡，他们彼此对对方都有着同样的本质需要；而且他们从自身的自由当中可以得到同样的荣耀。他们如果想品尝这种味道，就不会再去想争夺靠不住的特权，于是友爱便会在他们当中实现。

有人会对我说，这完全是乌托邦的幻想，因为女人不可能“改造”，除非社会首先让她和男人真正平等。保守人士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提到那种恶性循环；然而，历史并不是循环的。如果一个等级处在低一等的地位，它无疑是低劣的；但是自由可以打破这种循环。让黑人去参加选举，他们就会配有选举权：让女人去负起责任，她就能够肩负起这些责任。事实上，不能指望压迫者会采取不谋私利的慷慨行动；但是，有时是被压迫者的反抗，有时甚至是特权等级本身的演变，造成了新的处境；所以男人也会基于自身利益给女人以部分解放：这只是意味着女人要继续攀登，而她们正在取得的成功使她们有了这样做的勇气。几乎可以肯定，她们或迟或早总要达到经济与社会的完全平等，而这将会引起深刻的精神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