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的个体化

青年文化在90年代早期已经出现在乡村社会，它很容易被辨认出来，基本上是模仿城市价值观和生活方式。－pp.15

农村青年个体权利意识的日益增强和相关的反权威趋势是早期政治运动的非预期后果，因为这些运动的初衷是把青年塑造成终于并服从于社会主义的新人，而不是让他们成为真正独立而有自由意志的公民。－pp.16

国家所倡导的建设社会主义新人的进程，逐渐演变成为国家和全球资本主义共同引导的制造后社会主义消费者的进程。－pp.16

“国家管理下的个体化”

多数学者都同意的是，像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一样，中国是个身份社会；在这种身份社会里，社会分层结构建筑在官本位的‘等级秩序’上，而不是建筑在以市场为基础的‘阶级秩序’上。

Shirk, Competitive Comrades: Career Incentives and Student Strategies in China－关于政治积极分子作为一种社会现象

进而言之，社会主义等级制度是建立在三组互为对立的关系基础上的：这就是，干部与群众，城市与农村，阶级出身方面的红与黑。有趣的是，这三组互为对立的关系得到官方（代表人物为地方政府和基层干部）和民间两边的自觉认可。－pp.40

村民们对前四类分子的成功所持的否定态度，远远超出了平均主义或基于‘资源有限论’的农民嫉妒心理，虽然后两种情绪在下岬村也都有。应该说，这种愤怒与谴责更多地来自以前的社会主义等级制度。－pp.51

塞勒尼...描绘了社会分层过程中双重秩序的出现...造就了集体制下的等级制度的三个基本因素都来自同一个根源，即官僚体系的再分配权力。这种权力的特征是对经济资源和社会流动的机会予以垄断。pp.52

社会主义官僚等级序列和基于市场经济的经济阶层序列之并存 pp.53

Martin Whyte: 是否以市场为主导的改革的推进，使那些已经从国家分配制度中得了好处的人，得以进一步垄断市场所提供的新机遇；还是这些新机遇有利于那些在国家分配制度下甚少获益的人。－pp.54

农村改革究竟使社会不平等减少还是增多 pp.54

农村内部的不平等、城乡不平等

在评估计划经济转型的政治影响时，核心问题之一是以市场为导向的改革对社会主义在分配体系中权力关系的冲击。－pp.57

群众专政最惯常的形式是批斗大会和民兵的暴力；村干部经常利用这些形式公报私仇。--pp.61

一个成功的村干部的标准是什么——来自国家的政治嘉奖还是在家庭经济中的个人成就？地方干部的合法根基是什么——上级的信任还是群众的支持？－pp.68

49年后至今不同时期对以上这两个问题的不同回答

村干部的家长制传统

经济利益显然已逐渐取代了政治嘉奖而成为干部生涯的关键目标——更重要的是，这些利益产生于村庄之内，而非上级领导所赐。－pp.70

意识到新出现的这种对村民的依赖，村干部失却了执行那些不得人心的政策的热情；当国家的政策与地方利益发生直接冲突时，比如计划生育，他们转而开始扮演一种调停者或中间人的角色。学者们普遍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在农民中产生了广泛的怨恨，但是，应该指出该政策与该政策的执行之间存在很大的差距。从一开始，独生子女政策的执行就遇到了农民的抵制。－pp.72

村干部也是“村里人”，他们具有“党的干部”和“本村／族人”的双重身份

《白鹿原》里田福贤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政府政策的执行是一个不断加码的过程。各级干部都会在贯彻国家政策时添油加醋，因为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即干得更好以获得上级的垂青...如今，各级干部更为重视来自下面的反应，因此政策的执行已成了一个不断减码的过程...“村骗乡，乡骗县，一骗骗到国务院。”...在某种意义上，农村干部的这种新的政治行为模式可能造就了一种平衡国家的社会控制以及某些政策负面影响的民间机制。－pp.74

然而目前来看，中国各级政府仍然是对上负责——问题的制度性根源在哪里？

中国各级政府有多大的自治权？

应将基于交换资源的腐败从基于再分配资源的腐败中区分出来。

农民依然生活于将干部变成父权家长的文化的阴影中。－pp.80

礼物经济与个人关系网络已于官僚制再分配体系之外开创了一条再分配渠道，形成一股平衡国家权力的对抗性力量。－pp.81

这种态度与集体化时期农民对待国家运动的方式形成鲜明对比。那时，他们告诉自己，‘经都是好经，都是下边的和尚给念歪了。－pp.82

有没有更多的研究支持者中从怨恨当地干部到怨恨ccp高层的转变？习执政后是否有所变化？

威权国家党和国家的合法性来源？“权威”来源？

从个体村民的视角来看，夫妻关系已经明显成为家庭领域的中心；这也是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家庭所发生的最重要的变化。－pp.91

‘恢复传统’抑或‘现代化’是两个重要的主题，轮流支配着关于农民家庭对市场导向改革之反应的解释。－pp.91

家庭是一种文化的建构，一种‘社会存在所必要的想象’

当父系意识形态比较盛行、父母与儿子的关系仍然是家庭关系的主轴时，已婚儿子不能为自己的妻子辩护。－pp.110

父母权力式微的最重要因素在于过去的半个世纪中社会组织方式发生了变化，这使得家庭以前所承担的许多公共职能都消失了，也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父母的权威，家庭中建立起了一个夫妻生活空间...家庭外部社会结构的变化已经使得原来由家庭单位完成的活动社会化；这会导致家庭组织方式的转变。－pp.112

威廉古德认为，国家对家庭生活的规范通常是工业化和城市化的结果；戴维斯和哈勒尔发现中国的情况恰好相反，在中国‘国家权力和政策已经是社会转型的创造者，而不是创造物。’－pp.115

横向的夫妻关系已经取代纵向的父子关系，成为大多数家庭中家庭关系的主轴——这在核心家庭与主干家庭中都一样。这标志着夫妻纽带战胜了父权，是意识形态和家庭关系两个层面的结构性转变。－pp.116

如果不考虑个体的情感性，我们再次面临着把现实世界中的人化约为抽象的理性行动者的危险，这种抽象的理性行动者只受到利益最大化的驱动。－pp.141

通过行政途径和政治运动，国家在消除组织性的宗族行为方面大体上是成功的，大大撼动了传统亲属制度意识形态的基础。－pp.143

通过这一概念（差序格局），费先生认为中国社会不是群体本位的，而是自我本位的。－pp.145

当下的青年文化源自一个长期的社会改革过程，而国家在其中起到了重大的决定性作用。－pp.150

年龄、辈分、性别是构成中国公共领域与家庭领域等级体系的三个基本要素。－pp.150

这种青年文化实际上是城市文化在农村社会的投影；它之所以采取青年文化的形式仅仅是由于乡村中国的特殊社会情境...当下华北农村的青年文化大体而言并不是反主流文化的。相反，农村青年正努力紧跟城市主流文化...下岬村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冲突主要在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在于接受现存社会不平等与不甘接受两种立场之间的隔阂。－pp.158－159

然而，“非主流“、杀马特是否印证了农村青年文化里的反主流色彩？应该怎样解读？

从农村来到城市的青年形成的亚文化群体

农村青年文化之变迁，1990s－2019

我们不应该将集体化和改革后时期断然分开，因为现存的很多变化都不是改革开放后才发生的。－pp.161

这些祖父母和父母们年轻时的经验影响着他们看待当代青年的态度...这就是我所说的青年经验的长远效应。－pp.170

姑娘权力的发展来自于私人生活领域中权力从长辈向晚辈转移的宏观变化；这个权力转移挑战的是父权而不是男权...年轻女性对父权的挑战发生在她们从娘家搬到丈夫家并在社会角色层面从女儿转变为儿媳的特定时段...因为它挑战的仅仅是公婆家的父权，年轻女性的权力具有另一局限性，即短暂性...当她们...逐渐融入母亲角色继而是婆婆角色，这样，她们再一次改变自己，变成现存家庭价值和父权的赞成者和拥护者。－pp.196

作为一种关系性的存在，中国的个体不是仅仅凭借出生权就可以拥有自主性的个体，而是必须扮演好一生中各种各样的角色之后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pp.219

这种对人的理解VS马克思对人的本质理解，“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与此同时，国家也认为，在意识形态上西方的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集体主义是相互敌对的，党和国家利用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利己主义的否定态度和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对西方个人主义的功利性阐释，非常成功地实现了对个人主义的重新界定和批判。－pp.224

这些致力于社会主义转型的政治运动，包括对西方个人主义的抨击，却导致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个人主义的崛起。－pp.225

乡村青年的自主性和权力起初都来源于自上而下的集体化、婚姻法、国家政策和政治运动的影响，而不是自下而上、自发的社会运动。－pp.225

正是由于国家在集体主义时期对人们日常生活的干预性影响，它在改革时代的大幅度撤退反而对个体村民的私人生活产生了同样严重、也许是更负面的影响：在传统文化、社会主义影响和全球资本主义相互竞争的特殊背景下，过度功利的个人主义在中国得以发展。－pp.227

从文化根源来看，为什么个人主义在中国仅仅被理解为功利主义，或者从政治因素来看，为什么功利个人主义从50年代到70年代一直受到抨击，但在此之后却大受赞赏－pp.227

大众消费VS消费主义

社会的三个构成要素即个体、社会群体和社会制度之间的关系的变化。－pp.326

中国个体化模式的特点，包括民主文化、福利国家和个人主义的缺席。

个体化命题VS新自由主义个体化模式

“社会的个体化”？

社会信任是一种对社会制度的信任，因为社会制度永远依照公开的规则而运作...从个人信任扩大到社会信任是现代经济和社会得以运行的关键机制之一，也是现代性的一个必要条件。－pp.340

中国的个体化进程确实给个体公民带来了更多的流动、选择和自由，但国家却没有给予相应的制度保障与支持。中国的个体为了寻求一个新的安全网，或者为了再嵌入，被迫回到家庭和私人关系网络中寻求保障，等于又回到他们脱嵌伊始的地方。－pp.343

‘利益导向‘（railroading with self-interest），意思是国家用诱人的经济或政治回报来引导个体选择那些对国家有利的行为方式，并在国家已经设定好的边界内发挥自我控制或自我管理的能力。－pp.344

毛时代的各种社会主义实践恰恰就是去传统、脱嵌与再嵌入。－pp.356

个体－社会－国家间关系

在90年代末回顾这些问题，我意识到正是消费的可能性和对消费的追求为中国梦提供了最有力的的物质形式。对于那些已经致富的个体，消费主义为他们提供了即时奖励。在同一时期，炫耀性消费的报道充斥着中国大众传播媒介并不是偶然的。对于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来说，消费主义为其提供了某种生活目标并促使他们更加努力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当消费主义开始在20世纪90年代初发展完善时，并没有遭遇到太多来自官方或知识界的批评和阻力。虽然在商业化高潮时，对人文精神丧失问题的讨论出现了，但批评的力量从来没有超出精英知识分子的小圈子。消费主义的胜利，将公众的注意力从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引开，掩盖了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和普遍的腐败现象，舒缓了1989年后中国所面临的困境。此外，国家直接参与消费者保护运动……这反过来也有助于政治稳定。难怪自1989年以来，党和国家一直对消费主义表现出极大的宽容，到1999年时开始公开承认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的重要性。

村里的年轻人把个人主义理解为自私，却又利用个人主义来为自己追求高额彩礼辩护，这就与西方哲学中以权利与义务的平衡为核心价值的个人主义形成鲜明的对比。 西方的现代个人主义根据不同的视角可以有不同的界定。政治和宗教个人主义趋向于关注社会契约、自由、平等、自主和自我发展；经济个人主义强调功利主义的追求、竞争、利己主义和享乐主义。不过无论倾向哪个方面，独立自主和自力更生几乎是所有个人主义的定义中最普遍而基本的两个要素。在某种意义上，自力更生的意识堪称为个人主义最重要的基础。 个人主义也包括自我约束的一面，意识到其他个体的平等权利，从而促进其他核心价值的发展，如平等和自由。换言之，个人主义不仅关注自我，它还调整着自我与其他平等个体之间的关系。 下岬村的年轻人并不是经典意义上的个人主义者，因为他们声称新的“干折”式彩礼是父母和年幼手足的责任，认为个人主义就等于自私自利。这些都不符合自力更生和自我约束的标准。乍看起来，他们毫不留情的索要彩礼与现代个人主义的某些要素有一定的相似性，比如为己谋利的功利主义、地位竞争和享乐主义。但是，他们对独立性的追求却是以牺牲父母和年幼手足的独立为直接代价的。缺少自力更生的意识，使得他们感觉自己有权向父母要求经济上的支持来实现他们个人的幸福，同时还声称自己是独立的、个人主义的。因此，在独立自主与自力更生之间出现的断裂成为了这些年轻村民们功利个人主义的基石。 帮助孩子结婚的任务不仅说明了一种亲子关系，也恰恰表现出中国文化特有的人格建构模式。在更深的层次，这个任务揭示了中国人在家庭生活中的最重要职责，也就是维持血脉的延续。作为一种关系性的存在，中国的个体不是仅仅凭借出生权就可以拥有自主性的个体，而是必须扮演好一生中各种各样的角色之后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从50年代到70年代，在计划经济体制冲击下，传统的孝道失去了意识形态和制度的基础，然后又受到了强调平等互惠的市场经济价值的致命冲击。结果，现在的农村青年从个人成就和平等交换的新视角来看待赡养老人的问题，他们坚持要以同样的方式回报父母当年对他们的抚育。

这些新发展代表农村青年文化的产生，而不是某些村干部认为的“青年问题”。有趣的是，这种青年文化的形式仅仅是由于乡村中国的特殊社会情境。 华北农村的青年文化大体而言并不是反主流文化的。相反，农村青年正努力紧跟城市主流文化，模仿他们认为是现代时尚的城市生活方式。。。但是这些特点与大多数成年人所认可的那套农村主流文化相抵牾，后者来自于传统农村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下的集体农业。有趣的一点是，由于社会运动30年间，农村和城市居民在物质生活和社会身份上的差距不断拉大，城市的生活方式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比农村更好、更现代。唯一的区别是，大部分老人接受了现存的城乡社会不平等，因此认为年轻人模仿城市生活方式的做法不现实、无意义。农村青年则不愿意接受这种不平等，并努力追求能够享受更好生活的权利。 因此，下岬村青年文化与主流文化的冲突主要在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在于接受现存社会不平等与不甘接受两种立场之间的隔阂。

但是，父亲对儿子们背离传统的想法并不是特别焦虑，正如他说的，“他们吃些苦头就会变得聪明、现实起来了。” 事实上，大哥的梦想一点都没实现。面对乡村生活的艰苦现实，比如贫穷，年轻人常常不得不放弃自己的理想。但一旦有可能，他们绝不缺乏尝试新生活方式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