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哲学史

我看完这本书后，受益匪浅，我写了一篇很长的读后感，起名叫“读人 ”，这是其中的一部分。我认为中国人的思想体系里应该融入一些西方思维，才适合当今中国的发展。 西方哲学研究人性是从肉体和灵魂这两个方面进行深究的。肉体是人的感官，即视觉、听觉、味觉和触觉等，它们是人类认识外界的媒体。灵魂是人的精神世界，它具有三种基本属性：能力、认识和意志。能力包括理性、想象和记忆等，认知的方法是逻辑推理法、抽象法和归纳法等，意志是对自己行为最终的选择。因此，肉体的属性是广袤的、感触外界的和被动的，而精神的属性是思维、是主动而自由的。 人类的本性是思想，只有思想属于人的本性，而广袤、形状、位移运动等外界的活动，同我的本性无关，所以我们拥有精神的概念，比任何物质东西的概念都占有优先的地位，而且比较确实，因为当我们仍然怀疑是否有人和肉体存在的时候，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能思维。人无论在什么时候对“我”都有一个清晰明确的观念，因为，凡是发生于身体中的事情，没有不被精神所知觉的，就是说，没有不伴随相应的精神状态的。人的精神一定能够知觉发生于身体中的一切事物。人的感觉、感情和欲望是由灵魂同肉体相结合，最后产生于灵魂中的骚动。 动物对外界的认知过程是通过肉体器官对外界有了感官知觉，随之带来了影象，影象进入了思想，思想产生欲望和行动，普通动物的行为，似乎绝对由对外面的感觉印象来决定，而做为高级动物的人，他们的行为，要对印象做判断、比较和分析等一系列的思辨活动后决定，他们有自觉的能力，掌握采取行动的权利。 人类有着复杂的思辨过程，虽然，思辨的能力每人是同等的，但是，思辨的依据和结果是因人而异的，这与每个人的生活环境、品格、受教育程度有关。人类思维分理性和感性。理性思维代表着聪明、勇敢、克己和正直，感性思维代表着感情、欲望和嗜欲。那么，一个人理性占上风，他的行为就是善行。人类的高级活动在于有思辨，而高尚的思辨是理性思维，因为，基本的概念或原则为理性本身、即灵魂最高的部分。 人实现自己意愿的过程是由想象上升到考虑，再由考虑到意志，其中包含意向和倾向。具体地说，想象是一切随意运动最初的开端，考虑是嗜欲或厌恶持续地交替过程，意志是考虑当中最后的嗜欲或最后的厌恶，是对肯定或否定、真或假的选择。意志分为要做和不做或取消，意向和倾向是一切其他要做和要放弃的嗜欲，而不是意志。这一系列过程中包含着每一个人认识观念的智慧或理智。人类的记忆和理性由本能而起。最初的推论完全是本能的，由于情况的复杂性逐渐增长，无意识的活动有所不便时，就出现了意志。人的思维旨在实现求真的目的，意志旨在实现为善的目的，感情旨在实现理解美的目的。 人的感官知觉由所知觉的事物通过感官的媒介而引起灵魂的变化。有灵魂想要的、它认为是好的对象呈现时，欲望随之而起。伴有深思熟虑的欲望叫做有理性的意志。人类灵魂中存有知觉、统觉、想象、记忆、愉快和痛苦，以及欲望和厌恶。其中的知觉、想象和记忆同肉体有联系。不同的感官向灵魂报告事物的性质，统觉好像是所有感觉的汇合处，借助于统觉我们把他感觉所提供的知觉结合起来，获得一个对象的全面的图景。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有道德的灵魂是一个很有条理的灵魂，其中的理性、感情和欲望保持正当的关系。完善的理性活动本身是智慧上的（推理的）效能或德性（聪明，见识）；感情冲动职能完善的活动被称为伦理上的德性，诸如节制、勇敢和豪爽等等。有多少活动领域，就有多少道德上的德性。对于肉体嗜欲、恐惧、危险、愤怒以及对经济财物和声望的欲求等等，我们要持唯理的态度。 人人都想快乐，那么，什么是快乐呢？满足欲望或没有欲望，可以使人快乐。但靠满足类似饥饿那样的欲望，而产生的快乐，不是纯粹的快乐，而是快乐和痛苦的混合。当一种欲望满足后归于消失，不再有那种欲望，这是纯粹的快乐。摆脱了痛苦是最大的快乐，超过这种的需求，而别有所求的欲望是贪得无厌，反而不会快乐。什么欲望是满足后归于消失的欲望？那就是精神的解放，没有烦恼和恐惧，只有爱善，善良的意愿是自由的。什么是至善？一事物的善在于它特有性质的实现，每一种生物都有它特殊的本质，而这种特殊性就是区别于其他生物的标志。那么人的特殊本质是什么呢？不是行使植物和动物的职能，而是具有理性思维的功能，并靠它生活。因此，人的至善是全面和习惯的行使那种使人成为人的职能。 德性是一种倾向或习惯，包括审慎的目的或选择与言行目的的选择等。选择对人来说是自由的，是善还是恶，这取决于我们自己。由理性来确定的选择，往往是正确的。 德性在不同方面有不同的正确选择，比如，在同他人交往时，首先要认识到私欲是人人都有的，你有你的私欲要求，别人也有他自己的私欲要求，所以，如果你只想满足你的私欲，而不顾及别人的私欲，那么，你的私欲是不可能得到最终满足的，故此，在交往时要选择正直。正直有两种含义，即合法和公平。选择了正直这种德性，会良性地促进自己与别人利益的实现，无论是统治者或是普通公民都应这样选择，否则，当一事无成。又如，使自己周围人如何生活？要选择快乐，快乐就是有德性活动的必然和直接结果。快乐可以使每一个人的生活完善，而生活又是人所渴望的，要说明的是，只追求肉体的快乐是不可取的，同时，快乐不是生活的目的。再如，人性活动要选择思辨和沉思，选择理性而不是冲动。这是一种高尚的德性，是最高尚、最持久和最愉快的，极为自足，它本身为人生所喜爱，这种活动同人性的其余部分相比，是神圣的。人的价值不以财富、地位或阶级来评判，而以道德价值和良好的意志来确定。在德性面前人人平等。品格的高尚是最高标准，没有人能够授予或夺取。 我们对事物首先进行比较，由比较产生判断、反省、推理和抽象，这就是知性。反省或自我是我们现在和以前所有感觉的总和。人行为是善还是恶，选择尤为重要，但是，选择的正确与否，首先要通过正确的判断。坏的行为产生于错误的判断或错误的意见。例如，对当前的善作出错误的判断，会引起盲目的欢乐，或被欢乐所引起，比如，对善计划的合理性和善行的最终结果是否符合事物规律的误判。还有对当前的恶作出错误的判断，会引起不必要的痛苦。中国有一个典故，即塞翁失马焉知非福，说明了这个道理。讲的是古时在靠近边塞的地方，有个善于推测人事吉凶祸福的人。这家人的马无缘无故跑到对面敌人那去了，大家都安慰他。那家的父亲说：“我的马虽然走失了，但这说不定是件好事呢？”过了几个月，他家的马带着敌人的骏马回来了，大家都来祝贺他。那家的老人又说：“白白得来这匹骏马恐怕不是什么好事喔。” 这老人有个儿子很喜欢骑马，他有一天就骑着这匹骏马出外游玩，一不小心从马上摔下折断了大腿骨，大家都来安慰他，那家的父亲说：“我的儿子虽然摔断了腿，但是说不定是件好事呢?”过了一年，敌人大举入侵边塞，壮年男人都拿起弓箭参战，住在边塞附近的壮年男人，死去的人有百分之九十，这家就是因为腿瘸的原因，父子的性命都得以保全。如果这家的长者选择了错误的判断，采取了错误的行动或心生不必要的伤感，就会带来不好的结果。然而，对未来的善作出错误的判断，会引起欲望。对未来的恶作出的错误判断，会引起恐惧。这两项是不用解说自明的道理。判断和推论是密切相互关联的逻辑活动：即由推论可作出判断，而在每一种判断中又包含基本的推论。故此，理智的人要谨慎从事，三思而行。

斯多葛主义有点像佛家。

我的“读人”的另一些内容 剖析中国人与西方人的行为轨迹 不管是翻开中国史还是世界史，在历史长卷的开始部分，出现在人们眼前的人类社会，最初是一个一个的小群体，它们是由有共同的祖先和彼此有血缘关系的人们组成，这种按血亲关系集合的社会叫氏族公社。氏族内的首领是成员民主选出最有德性的人来担任。氏族成员都享有平等的权利。他们的首领叫酋长，他没有特权。酋长的任务是给大家指派工作，分配获得的东西。氏族的最高权力机关是氏族会议，这是一个民主的集会。氏族内的每一个成员男女都有发言权和表决权。酋长是由氏族会议选举和罢免的。这个时期就是人类的原始社会，原始社会是没有私有财产、没有剥削的社会，同时也是生产力水平极端低下的社会。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各个氏族为了各自利益的争斗，出现了强者战胜弱者，弱的氏族需要强的氏族来保护的现象，这样弱的氏族就要放弃一些权利，生活在强氏族的权势下，来达到保护自己的目的，于是军队产生，国家产生。初期的国家统治者是由众多氏族选举，认为应该由有能力管理杂务和有勇气保护每个氏族共同利益的人来担当，这些管理者的身影时而出现在劳动场面，时而出现在断案场面，时而出现在保卫部落战斗中。这时把战争中俘虏来的战俘不再杀掉，而是充当自己国家的奴隶，于是奴隶社会产生。随着物质的丰富，统治者的特权逐渐地显露，暴政出现了。国家的统治者不再是选举，而是强者担任。 中国的奴隶社会远远短于西方，因为在中国远古时期出现了许多贤良的君主。他们外表是神态和睦、德行高尚、举止适中、穿着普通，他们治国是生养财务以尽地利、顺时行事以法天下、恩德公正、不偏不倚，他们品德是沉静渊深有智谋、通达而明事理、富有而不骄纵、显贵而不傲慢。象炎帝、黄帝、颛顼、帝喾、尧、舜、禹等等就是这样的贤君。中国的行为规范就是在那时产生的，即“五教”。在这“五教”的推广下，中国的百姓行为规矩、性情平和。 中国的贤君有任人唯贤的美德，因此，善于思考的人最初被推出当管理者，这些人通过社会调查，定出既符合大众，又适合管理的行为规范。因此，中国封建社会的初期，善于思考的人出现在管理层，由他们著书立说，给发展、维护和巩固统治者地位的行为打下了理论基础。 奴隶社会在中国的存活期较短，早在公元前就进入封建社会了，比欧洲早了1000年。 欧洲奴隶社会较长，等级分化严重，施暴政的君主平凡出现，奴隶牛马不如、平民饥寒交迫。当时欧洲统治者不像中国的君主那样制定适合社会稳定的行为规范。他们用暴虐的政治压迫广大的人民，自己过着奢侈的生活，于是出现了下层人渴望平等，渴望权利，不甘于过非人日子的景象。造成了频繁的奴隶和平民暴动。在这种混乱的环境里，善于思考的人没有被统治阶级利用，不在管理层，而是滞留在社会中、下层。不同社会层次人的思考，其角度是不同的。管理者（统治者）的思考是：如何使社会稳定？而奴隶和平民的思考是：我们为什么会过这样的生活？由此西方哲学的初始不是行为规范，而是研究“人”的本质，试图从中找到人的平等所在。 古希腊是西方哲学的摇篮。原本古希腊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而是分成许多独立的小城邦，在与波斯的战斗中，城邦之间加强了团结。波斯战争结束后，雅典成了海上霸主、世界强权，以及希腊的商业、文化和艺术的中心。事物的新的秩序引起重大的经济变化和民主制度的建立，随之而来的是这样一种欲望，即争取权力和那些使人赢得权力的东西，如财富、声望、文化、实力和成功。新生的精神状态自然会鼓舞个人主义的滋长。个人开始摆脱团体的权威，进行自我奋斗，想其所想，自求解脱，而不依赖旧的传统。随着古希腊“三贤”，即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出现，使哲学思考更加深入。 西方哲学研究的是人类的思维能力，而中国研究的是人类的行为规范，中国的这种理论是能够维护统治者利益的，特别是维护封建社会的稳定，所以中国的封建社会比西方长上千年。当西方爆发资本主义革命时（1640年），中国还处在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 由于最初善于思考者的层次不同，造成在两种文化下人民的素质不同。“西方”是以人的内在本质为出发点，不断发展他们的思维体系。在他们的思维体系里认为“人”的认识能力和“人”的需求，即生理、安全、社交、尊重和自我实现的需求，是普遍具有的，而不是个别独享的，故此，“人”在自然中是平等的。“人”在人类社会中，地位和贫富的差异，不是由于 “人”的本质不同，是在于每一个人的家庭、教育和社会的背景不同而造成的。 人的思维中都有“我”的概念存在，并且在处理事务时占主要地位。人的肉体是审视外界的，每一个人的感觉器官，如听觉、视觉、嗅觉、味觉和触觉无时无刻都在向外窥探，而人的精神世界是在“我”的海洋里，如：我不喜欢、我不愿意、我不认为等等，与别人遇到摩擦时，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的利益，而不是别人的利益，这是人类的本能，人人都会这样，只不过根据每一个人与生俱来的品格不同、受教育程度不同和生长环境不同，使得处理的方法不同而已。 人要不断地内省，才能有合乎情理的行为。 外界的广袤、繁杂和五彩缤纷，使人很容易忘却了自己的位置、能力和自身的本性，并且自身内部的“我”的概念又那么自然，以至于不容易让人察觉它的存在，对外界的感受成了人的主要思想内容，因此，人往往会陷入自尊自大，或受人摆布的漩涡中，比如：人在观察别人的缺点时，对他的厌恶就同步产生了，但殊不知别人身上的缺点，你身上也存在？象邪恶的激情、嫉妒、愤怒、憎恨、报复、肉欲和财欲等等，每人身上都有之，只不过有人反应强烈，有人只在萌芽中，有人表现的淋漓尽致，有人只在头脑中想想。可是当人反观自己时，总是用漠视、原谅的心态看待自己，还有的人，当意识到自己也存在所厌恶的缺点时，就不可原谅自己，而采取极端行为或忧虑成病。我们应该认识到有些所谓“缺点”，其实是人的天性使然，如何正确引导、处理它们才是重要的。只有释放自己才能接纳别人。 由于中国人对“人”的本质不了解，没意识到每人头脑中都有“我”的概念存在，所以不知、不作、不愿意自我反省，总是在审视别人，给别人定规矩、审查别人的行为，不知自己与外界的关系，所以中国人的烦恼比西方人多，因为别人的行为和意见，绝对是与自己习惯不符的，如果不认识，或不知道怎样与别人和谐相处，那势必会产生烦恼。 中国由于封建统治者的规矩制约着人民几千年，人民在不知为什么要这样做，又不知为什么要那样做的情况下，行为是盲目的，生活与精神是受摆布的。当统治者是一个贤君，或统治者周围有贤臣，就会推广“儒家”贤良的一面，如仁德、忠义等；当统治者是一个昏君，或统治者周围有奸臣，就会引用 “儒家”专横的理论，以适合其统治，如愚民、宿命论等，或对孔子的理论作适合统治的解释，如：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论语•泰伯》）对这条孔子语录有三种解释，一、“对于老百姓，只能使他们按照我们的意志去做，不能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适合统治阶级的解释；二、“百姓认可，就让他们照着去做；百姓不认可，就给他们说明道理。”这是倡行朴素民主政治；三、“老百姓，可以使他们按照我们的意思去做，却不容易使他们懂得为什么要这样做。”这是缓和政治。这三种说法真是大相径庭、南辕北辙，真是随着管理者的心，满足统治者的欲啊。长此以往平民百姓对“自我”的不知，对“规矩” 意义的不知，就会产生迷信的思想和做法，如对明君、贤人出现的渴望，对行善的盲目追求等等，都使中国人陷入精神被统治者奴役的泥坑，而不能自拔。例如:对某朝代的愚忠，直至遭昏君的迫害；贞节牌坊的建立，直至把人害死等等。 西方人研究了“人”，对“人”的解读比较深。从什么是人类？初期问题的提出，到宇宙和人在自然中的关系？人类思想是怎么被装备起来的呢？感觉是什么？感觉又是如何引起的？人类怎么会怀疑或有欲望？什么是人生的目的和目标？什么是有理性人类努力争取的目的，即至善？精神上的原因怎能产生肉体上的影响？或肉体上的原因怎能产生精神上的影响？什么是国家和人类制度的意义和目的？等深度问题的提出，经过了历代西方哲学家的逐步解答，一个理性的思维大夏搭建起来。 中国与西方人整体素质的异同 中国人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受“孔”“孟”“老”“佛”的行为约束，言谈举止上比较规矩，但因为不知道“人”的内在属性，就会盲目随从，出现愚忠愚孝。 比如：在《论语》中有一条“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意思是：叶公告诉孔子说：“我的家乡有个正直的人，他的父亲偷了人家的羊，他告发了父亲。”而孔子说：“我家乡的正直的人和你讲的正直人不一样：父亲为儿子隐瞒，儿子为父亲隐瞒。正直就在其中了。” 这“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就是愚孝、愚慈。在《论语》的一条中述道“事君，能致其身；……”还有“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都是要求不管君王如何，臣子都要效忠君王。在这种思想的灌输下，久而久之社会中就会出现统治层的欲望越来越膨胀，被统治者越来越贫穷、父母的家长作风越来越猖獗，晚辈的身心受到压制，以至于不能受到良好的教育。在历史上掌权者和有钱人，经常利用文人对圣人的教导进行曲解和对圣人的论文断章取义，试图为自己的霸道行为找到理论支持，其最终目的就是想让被统治者认为所有一切都是“命”造成的和让孩子更加为父母所用。 其实“孔”“孟”“老”“佛”的理论是全方位的，他们对社会中的所有成员都做出了规范。 如对君王治理国家方面的教诲有：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论语˙为政第二》）意思是说，统治者如果实行德治，群臣百姓就会拥护你。孔子强调道德对政治生活的决定作用，主张以道德教化为治国的原则。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第二》）在这里孔子举出两种截然不同的治国方针。他认为，刑罚只能使人避免犯罪，不能使人懂得犯罪可耻的道理，而道德教化比刑罚要高明得多，既能使百姓守规蹈矩，又能使百姓有知耻之心。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论语˙子路》）孔子说：“自身正了，即使不发布命令，老百姓也会去干，自身不正，即使发布命令，老百姓也不会服从。” 对官员的要求是：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论语˙为政第二》）孔子认为，身居官位者，应当谨言慎行，说有把握的话，做有把握的事，这样可以减少失误，减少后悔，这是对国家对个人负责任的态度。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 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第二》）这就是说把正直无私的人提拔起来，把邪恶不正的人置于一旁，老百姓就会服从了；把邪恶不正的人提拔起来，把正直无私的人置于一旁，老百姓就不会服从统治了。 从中也能看出孔子对官员的要求是：正直无私。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论语˙子路》）“正人先正己。”孔子把“正身”看作是从政为官的重要方面。 五教中的“父义，母慈，……”就是对父母提出的要求，扩展来说就是做父亲的要仁义，做母亲的要慈祥，这样才能教育出正直的、善良的后代。 从这可看出古哲人们不光对社会地位低下的人和子女提出行为规范，而且对社会地位高贵的人和父母也提出了要求。但当时教育匮乏，认字是有钱人的事，所以大多数的贫穷百姓，根本没有全面地看过古圣人的书籍，他们只是道听途说他们的教诲，对这个知识体系的全貌根本不知晓，这就给统治者创造了在“圣人”的博大知识群体中寻找适合自己理论的机会，好使自己家族的统治长久传承下去，这就是所谓的“愚民”政策的“好处”？ 西方人的思维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三贤的引导下，深究了人认识自己的本能和人类认识外界的能力，并且沿着这三贤的思路，西方的哲学家们探讨了人与社会、人与自然和人与人的关系，他们认为平等、互助、友爱是人与人的良好关系；博爱、责任、守法是人与社会的至善表现；探索、利用、执行真理是人与自然的和谐接触。 两种理论在不同领域，其各个部分受重视程度是不同的。政治领域从中截取适合维护国家利益的理论；科学领域从中获取有助于研究自然规律的理论（西方哲学有这功能）；伦理道德从中赢取能够规范人们行为的理论。从政治的角度来观察，中西方的统治阶级其实质都是对内维护统治地位，对外维护国家利益，只是处理方式上有不同而已。不过，西方政治更具有进攻性、侵略性，因为他们的理论里带有“自由”的基调，如果不加以纠正，就会引发对外战争，在这一点上似乎中国的理论体系来得温和、稳定一些。但从科学和伦理道德角度来观察，西方哲学优于中国“儒家”学说，因为西方哲学从人的认知能力、思维和概念等方面全方位、深刻地剖析了“人”的本质，这就使人们在认识外界上少出谬误，在自身行为上不盲从。 中国人和西方人从表面上看都有规矩可循，但在实质有本质上的不同。中国古圣人所论诉的行为规范，是不带惩罚的、是对不同阶层人的、是管理者制定的道德要求。西方思想家笔下的法律，是带惩罚的、是对所有人的、是大众制定的行为约定。 人的思维是自由的，人的行为是要有约束的。因为自然是有规律的，事情是有因果的。世上没有那种力量能够干涉你的想法，但你想要把你所思考的东西，付之以行动，那就要受到规律、因果的限制。当一个人遵循理性，即：服从自然的、永恒的规律而行动，这时他是自由的。故此，个人利益是要在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因果关系，同时既能满足自己利益，又能满足他人利益的基础上实现的。 人的至善是全面和习惯地行使那种使人成为人的职能，即：行为理性。健全美好的灵魂本身就是善。人的至善，是在人类的社会中实现的。在这大同的社会里，道德是区别公民的唯一的尺度、唯一的标准。 中国古人的道德规范，具体，但缺乏理论，西方的哲学理论，对思维剖析深刻，但对行为要求不具体。如果我们能吸取各自的营养，就能做一个理性的、不易冲动的和行为有规矩的人了。

Ⅰ. 伊比鸠鲁主义 v.s. 斯多葛主义

新柏拉图学派兴起以前，斯多亚学派、伊壁鸠鲁学派，怀疑论学派始终占到主导的统治地位，且他们是同源的。

Ⅱ、唯理主义 （/理性主义）（笛卡尔、斯宾诺莎、莱布尼茨（德国唯理主义））v.s. 经验主义（培根、霍布斯、洛克、休谟、贝克莱）

第一， 关于知识的来源问题。 近代哲学中的唯理论和经验论所争论的“知识的来源”问题，主要是有无“天赋观念”的问题。一般地说，经验论者都主张知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否认“天赋观念”，与此相反，唯理论者则否认正确的认识起源于感觉经验而以不同的方式肯定“天赋观念”。 经验论者认为，“我们所有的一切知识都是从感觉获得的”,（霍布斯：《论物体》，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90页）（洛克：《人类理解论》，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366页）在经验论者看来，一切观念都是思维从感官经验的感性内容中归纳、概括、抽象出来的；全部观念都可以还原为感觉和感觉的不同结合形式，凡在理性中的东西，都存在于感官经验的感性内容中；凡是在感性内容中找不到的东西，或者是错误的，或者是超出人的理性之外的；思维的理解作用，只能是基于感觉的观念去表现对象。 与经验主义相反，唯理主义者则以不同的形式肯定“天赋观念”。笛卡儿提出，观念的来源有三种情况：其一是“天赋的”数学、逻辑、宗教、伦理中的一般的抽象的观念和原则，其二是从“外面”得来的，如听到的、看到的和感觉到的，其三是“臆造的”根本不存在的观念如飞马、美人鱼之类。对于这三种情况，笛卡儿认为，“外面”得来的观念与“臆造的”观念一样，都是没有真理性的，而只有“从我自己的本性得来的”一般观念才具有真理性。这就是说，“真理性”的认识只能是“天赋的”。莱布尼兹进一步提出，感觉经验只能感知个别的偶然的现象，而不能揭示真理的“普遍必然性”。他还尖刻地把经验论者说成是像牲畜一样“纯粹凭经验，只是靠例子来指导自己”，因而，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的存在。“人之所以如此容易捕获禽兽，单纯的经验主义者之所以如此容易犯错误，便是这个缘故”。（莱布尼兹：《人类理智新论》，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503页）

在唯理主义者看来，思维本身具有超越感官经验的先天认识原则，对象只有在先天认识原则的把握下才能被人所认识；认识不能还原为感觉和感觉的不同结合形式，它有多于这种内容的作为认识原则的天赋观念；思维的理解作用是以它自己固有的天赋原则去理解对象。

第二，关于认识的方法或逻辑问题。

贴这张图是想说理性主义/经验主义对演绎归纳的界限不是那么清楚，更多是倾向程度而已

经验论和唯理论在认识来源问题上的对立，已经蕴含着关于认识的方法或逻辑的不同理解。这种不同理解，就是在个别与一般问题上的对立：普遍必然性的认识能否从个别的感性经验中形成？ 近代经验论的奠基人弗兰西斯·培根从知识起源于经验这一原则出发，形成他的由个别的感性经验上升为普遍必然性认识的“归纳法”。这就是培根的“新工具”。培根从批判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式的演绎逻辑，而形成他的“新工具”的归纳逻辑。培根认为，这种归纳法能够使人们循序渐进地揭露出不同等级的自然规律，防止人们超越经验作无谓的猜想。

与经验论相反，近代唯理论的奠基人笛卡儿认为，在追求真理的出发点上，必须首先探求出一种无可怀疑的原则，并在这个原则的基础上去形成普遍性的思想。这就是笛卡儿的新的演绎逻辑。笛卡儿的新的演绎逻辑，已经不是传统的演绎逻辑及其在现代西方数理逻辑中的发展。传统的演绎逻辑是一种外延逻辑，即依靠概念之间的普遍性、特殊性、个体性的外延关系而构成大前提、小前提和推出结论。笛卡儿的演绎逻辑则是思想从单纯上升到复杂、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内涵逻辑。这种关于思想自身发展的内涵逻辑，在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黑格尔那里，构成了概念辩证发展的关于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黑格尔的概念辩证法的直接意义，就在于它是关于人类思想运动的逻辑、关于人类思想发展的逻辑。 在理解培根的经验论的归纳法与笛卡儿的唯理论的内涵逻辑的时候，我们还必须看到，作为近代哲学的两个开端，具有某些不可忽视的共同点：其一，培根创建的归纳法和笛卡儿开拓的内涵逻辑，都是在近代科学的基础上，试图超越传统的演绎逻辑的产物。他们不是彻底否定三段论及其逻辑规则，而是反对把传统的演绎逻辑绝对化和权威化；其二，他们都从破除僵化的概念和偏见出发，力图以新的方法或逻辑去实现思维的创造性。培根关于种族假象、洞穴假象、市场假象和剧场假象的论述，笛卡儿关于清除虚假观念的论述，都是力求防止先人为主的“成见”对人的认识的误导与束缚。

第三，关于认识的可靠性问题，即感觉经验与理性知识何者更为可靠的问题。 经验论者认为，“错误或虚假倒不是在感官里，感官并不主动，它只是接受影象，……错误或虚假是在判断里，或是在心灵里；判断或心灵没有给予应有的周密细致地对待，没有注意到离得远的东西只是由于离得远或由于别的原因，而应该比它们离我们较近时显得小和模糊；在别的情况下也是这样。”（参见伽桑狄：《对笛卡儿〈沉思〉的诘难》，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75页）这就把“错误”或“虚假”归咎为“判断”或“心灵”，也就是归咎为人的“理智”。（批注：？？啥） 与此相反，唯理论者则认为感觉是“骗人的”。笛卡儿说：“因为我曾经多次观察到：塔远看像是圆的，近看却是方的，竖在这些塔顶上的巨像在底下看却像是些小雕像；像这样，在无数其他的场合中，我都发现外部感官的判断有错误。”（参见《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商务印书馆1975年版，第179页）

摘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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