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酬定律

强盗、土匪、军阀和各种暴力集团靠什么生活？靠血酬。血酬是对暴力的酬报，就好比工资是对劳动的酬报、利息是对资本的酬报、地租是对土地的酬报。不过，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 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譬如绑票，其价值则取决于当事人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这就是血酬定律。引入这条定律，可以更贴切地解释一些历史现象。 最大化追求 无论是保民还是害民，暴力集团都在追求血酬的最大化 依据血酬定律做出五个方向的推想。 匪变官 第一推想：为了追求血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 官变匪 第二推想与第一推想的方向相反：为了追求短期血酬收入的最大化，合法的暴力集团也可以退化为土匪 匪变民 依据血酬定律，再引入生产收益的因素，就可以形成第三推想：随着血酬逐步降低，生产行为的报酬相对提高，土匪可以转化为农民 民变匪 第四推想与第三推想的方向相反：假定血酬不变，随着生产收益的减少以至消失，大量生产者将转入暴力集团 变法改制：从奴隶主到公仆？ 第五推想是对第一推想的延伸。为了追求血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既然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那么，当某种秩序带来的收益超过旧秩序时，立法者和执法者也应该愿意变法，提高或降低对掠夺对象的保护程度。 降低保护程度的变法 降低保护程度的变法就不多说了，历朝历代推出恶法横征暴敛的故事比比皆是。各级官僚为了追求代理人的利益，以潜规则替换正式规则，也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我们这里着重考虑更加重大的制度变迁，看看变法改制的终点能推至多远 两千多年前井田制被“初税亩”替代，大量服劳役的农奴成了纳税的自耕农，这种大包干式的制度变迁，便可以解释为统治集团对血酬（法酬）最大化的追求。同样，这种解释也适用于晚清官府逐步退出企业，放松官家对工商业的垄断，容许民间工业发展等一系列的新政策 从主体自我估量的角度看，生命无价似乎讲得通：任何东西都不如自己的生命贵重，人都死了，人用的东西还算个什么？不过，即使从这个狭隘的视角追究下去，人的生命仍然是有价的。如今的艾滋病大概是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只要吃得起昂贵的药物，艾滋病人可以尽其天年，在这个意义上死于艾滋病的人，是因为买不起自己的命。他的生命的价格，取决于本人的支付意愿，更取决于本人的支付能力 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视角，进入历史和社会实践的领域，生命的价格便显出巨大的差异。命价体现着人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两者余缺相对，变化纷呈 买命计算之一 最典型的买命，即以钱换命，发生在绑票和赎票的交易中。 实际上，进入何种规则体系的决定因素，正是对不同规则背后的利害得失的计算。计算并比较不同规则体系带来的成本风险和收益，便是过招的实质。而展示影响这种成本和收益的能力，便是段知府采用的威慑策略 英雄很容易小看老百姓，最终被打败的却不是老百姓。毛泽东统帅着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力量，一路阳刚纯取攻势，既要清除小农，又要彻底改造人心，试图创造出一套新价值观和计算得失的方式。当时宣传得铺天盖地，灌输得无孔不入。不过二十多年，许多东西就好像《诗经》中的故事了

很好的一本书

吴思从暴力性的角度来讨论社会集团及其相互关系，拓宽了理解的思路。他并不是首先从这个角度来讨论相关问题的人，但他更彻底地强调了暴力的重要性，并且在分析中贯彻了概念的一致性，大有建立一个概念和分析体系的倾向。他可能并不想完成这个体系的建立，因为这实际是学术领域的工作；他的意图似乎更在于启发普通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并且体现出异常强烈的现实关怀。 我个人的理解，这些论述是他多方面的阅读和对个人生命与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所致的，是人到中年、幡然回首时，对历史、国家、社会、和自我的一种总结性论述，有点“五十而知天命”的意味。他并没有由此提出政治主张，虽然这往往是必然、必要的事情。或许是他不想说、不便说。但他至少暗示了一种冷峻的政治态度。比如，他说，“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权利安排，从政权到产权到种种人身权利......都是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安排的称谓”。我把这种态度解释为，他并不寄希望于改变以暴力为本质的“统治”，也不买账肤浅的民主革命论；他倾向于尊重或服从某种形式的“暴力”统治，虽然他也希望这种统治能得到不断改善。如果我对他的这种理解是恰切的，我深深同情这种立场。在我并不十分特殊的遭遇和见闻中，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权力（暴力）的强大和与权力合作的必要，非此不能成就事情。但，我的立场和我所理解的吴思的立场并不是说，权力不能被置换。 我的人生经历远没有吴思那么丰富，我的阅读也可能还不及于他。我对他在《血酬》中的一些论述，尤其是关于中国通史的读法仅提出一点讨论。 他说，“暴力赋敛集团是比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划分根源更深的社会集团，他们是生产关系本身的直接选择者和维护者”。这种说法中有两个问题。他说“更深”，我没有看到他的详细论述。他虽然叙述了关于“暴力集团”的观点，但没有论证在何种意义上，这种集团比阶级划分“根源更深”。我觉得吴思的看法相比于“阶级分析”在两个方面可能有所增益。一方面，阶级学说也强调国家的暴力性，也提到统治阶级是暴力统治集团，但吴思的看法在这种暴力性之上添加了成本效益的经济计算，而且在分析中始终贯彻这一点，这使得对统治阶级（暴力赋敛集团）的分析更为立体。从这个角度看，他是借用了经济学的“理性人”的假定。另一方面，阶级学说以乌托邦社会为终结。这种学说包含着一种假定，即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并且以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为鹄的。基于历史的情景，这里面实际上有迫切的政治立场。吴思的看法则摆脱了这种假定，同时也从那种政治立场中走了出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各种”权利安排都处于暴力的背景之下。这既是经验的回顾，也是一种有保留的展望。这种分析以平实的经验主义代替了仓促的政治判准。就这两点看，吴思的“分析”是深有启发的。但这并没有说明“暴力赋敛集团”比“阶级划分”根源更深。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为什么他说的“暴力赋敛集团”就不是别人说的“阶级”呢？如果两者并没有本质差别，就不存在比较的问题了。但他并没有说明。我在想，他不用阶级，而用“暴力赋敛集团”这样的概念来分析，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历史论者早有存疑，阶级或许并非分析中国的恰当概念。但是，吴思居然有用“暴力赋敛集团”这个概念来分析其他国家、社会的企图，他已经作了一点这样的分析（欧洲国家）。那么，在那些土壤上，“暴力赋敛集团”相比于“阶级”的概念又有多大的合理性呢？这也是他没有回答的问题。 上述说法的第二个问题是，他提到了暴力赋敛集团是生产关系本身的直接选择者和维护者。这个说法让人耳目一新。他的论据是，集体耕作效率低，使暴力集团在诸侯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统治者被“逼”转换了政策，由公田劳役变成了初税亩，从而与农民形成了新的合作方式。这种论证的主要问题是，论据不够扎实。首先，对这个历史过程的叙述，是概括性的，而不是有关具体事例的。这让人怀疑，他的理论覆盖了具体事实，可能不是一种客观呈现。其次，他只是截取了历史的一个片断来进行论证，在此之前之后呢？比如：当初集体耕作的形成也是暴力集团的直接选择吗？好像很难这样说。既然不是，那么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有一定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和暴力集团的“直接选择”是什么关系呢？我觉得这是吴思要回答的问题。 吴思的这本书中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比如，他是以社会组织方式的暴力性假设为前提来讨论问题的。从论述本身的要求来说，假设的前提不需要去争辩，因为对一种论述的要求主要是你是否能解释问题，以及你的论点是否能得到证实。吴思以暴力假设为前提的诸多论述是有力的，但我并不认为，他的这些论述足可以解释一切。所以，还是可以回到他的前提上去。在此，我或者很多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是暴力，而不是合作？从最早的政治哲学，到当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甚至心理学中，都存在这样的争论。但我不想在此展开了。

这些书正是显露中国社会本质的媒介，看完我们会更适应，还会更发现自己的无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