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酬定律

吴思从暴力性的角度来讨论社会集团及其相互关系，拓宽了理解的思路。他并不是首先从这个角度来讨论相关问题的人，但他更彻底地强调了暴力的重要性，并且在分析中贯彻了概念的一致性，大有建立一个概念和分析体系的倾向。他可能并不想完成这个体系的建立，因为这实际是学术领域的工作；他的意图似乎更在于启发普通人对这个问题的理解，并且体现出异常强烈的现实关怀。我个人的理解，这些论述是他多方面的阅读和对个人生命与社会现实的深刻反思所致的，是人到中年、幡然回首时，对历史、国家、社会、和自我的一种总结性论述，有点“五十而知天命”的意味。他并没有由此提出政治主张，虽然这往往是必然、必要的事情。或许是他不想说、不便说。但他至少暗示了一种冷峻的政治态度。比如，他说，“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权利安排，从政权到产权到种种人身权利......都是暴力保护下的某种安排的称谓”。我把这种态度解释为，他并不寄希望于改变以暴力为本质的“统治”，也不买账肤浅的民主革命论；他倾向于尊重或服从某种形式的“暴力”统治，虽然他也希望这种统治能得到不断改善。如果我对他的这种理解是恰切的，我深深同情这种立场。在我并不十分特殊的遭遇和见闻中，我一次又一次地感到权力（暴力）的强大和与权力合作的必要，非此不能成就事情。但，我的立场和我所理解的吴思的立场并不是说，权力不能被置换。我的人生经历远没有吴思那么丰富，我的阅读也可能还不及于他。我对他在《血酬》中的一些论述，尤其是关于中国通史的读法仅提出一点讨论。他说，“暴力赋敛集团是比生产关系中的阶级划分根源更深的社会集团，他们是生产关系本身的直接选择者和维护者”。这种说法中有两个问题。他说“更深”，我没有看到他的详细论述。他虽然叙述了关于“暴力集团”的观点，但没有论证在何种意义上，这种集团比阶级划分“根源更深”。我觉得吴思的看法相比于“阶级分析”在两个方面可能有所增益。一方面，阶级学说也强调国家的暴力性，也提到统治阶级是暴力统治集团，但吴思的看法在这种暴力性之上添加了成本效益的经济计算，而且在分析中始终贯彻这一点，这使得对统治阶级（暴力赋敛集团）的分析更为立体。从这个角度看，他是借用了经济学的“理性人”的假定。另一方面，阶级学说以乌托邦社会为终结。这种学说包含着一种假定，即人类社会是不断进步的并且以更高级的社会形态为鹄的。基于历史的情景，这里面实际上有迫切的政治立场。吴思的看法则摆脱了这种假定，同时也从那种政治立场中走了出来。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各种”权利安排都处于暴力的背景之下。这既是经验的回顾，也是一种有保留的展望。这种分析以平实的经验主义代替了仓促的政治判准。就这两点看，吴思的“分析”是深有启发的。但这并没有说明“暴力赋敛集团”比“阶级划分”根源更深。一个基本的问题是，为什么他说的“暴力赋敛集团”就不是别人说的“阶级”呢？如果两者并没有本质差别，就不存在比较的问题了。但他并没有说明。我在想，他不用阶级，而用“暴力赋敛集团”这样的概念来分析，主要针对的是中国的历史和社会。历史论者早有存疑，阶级或许并非分析中国的恰当概念。但是，吴思居然有用“暴力赋敛集团”这个概念来分析其他国家、社会的企图，他已经作了一点这样的分析（欧洲国家）。那么，在那些土壤上，“暴力赋敛集团”相比于“阶级”的概念又有多大的合理性呢？这也是他没有回答的问题。上述说法的第二个问题是，他提到了暴力赋敛集团是生产关系本身的直接选择者和维护者。这个说法让人耳目一新。他的论据是，集体耕作效率低，使暴力集团在诸侯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统治者被“逼”转换了政策，由公田劳役变成了初税亩，从而与农民形成了新的合作方式。这种论证的主要问题是，论据不够扎实。首先，对这个历史过程的叙述，是概括性的，而不是有关具体事例的。这让人怀疑，他的理论覆盖了具体事实，可能不是一种客观呈现。其次，他只是截取了历史的一个片断来进行论证，在此之前之后呢？比如：当初集体耕作的形成也是暴力集团的直接选择吗？好像很难这样说。既然不是，那么生产关系的形成和发展有一定的自主性，这种自主性和暴力集团的“直接选择”是什么关系呢？我觉得这是吴思要回答的问题。吴思的这本书中还有很多值得讨论的问题。比如，他是以社会组织方式的暴力性假设为前提来讨论问题的。从论述本身的要求来说，假设的前提不需要去争辩，因为对一种论述的要求主要是你是否能解释问题，以及你的论点是否能得到证实。吴思以暴力假设为前提的诸多论述是有力的，但我并不认为，他的这些论述足可以解释一切。所以，还是可以回到他的前提上去。在此，我或者很多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是暴力，而不是合作？从最早的政治哲学，到当代的国际关系理论，甚至心理学中，都存在这样的争论。但我不想在此展开了。

2013-01-11 08:45:37真正能阻止我们官吏成为酷吏的，恐怕既不是上级，也不是良心。把上级和良心糊弄好并不难。关键在于如何分配损害，也换句话说，就是要看我是否惹得起那些我打算损害的人。所谓惹不起，就是损害他们的风险很大，我可能因此遭到相同甚至更大的损害。所谓惹得起，就是损害他们是件有赚头的事。一盘散沙般的农民没权没势，告状既费钱又费力，还没有必胜的把握。2013-01-11 08:46:30反过来说，如果上告既简单又省事，还很公正有效，民家就不必忍气吞声了，官家也就惹不起民家了。2013-01-11 11:24:27朱元璋听多了这类报告，感叹道：呜呼！为了方便民生而禁贪婪的官吏，刁民便乘机侮慢官长。为了维护官吏的威信而禁民众，官吏的贪心又勃然而起。没有人知道仁义在哪里。呜呼，治国难呀！2013-01-11 11:49:59譬如“晏氏转型”，说的是晏子奉命治理东阿，百姓安居乐业时晏子受到齐景公的指责，晏子遂转变政策，闹得民不聊生反而受到表扬。问题就出在信息渠道上，即便百姓利益受损，只要利益分配方式有利于控制信息渠道的权贵集团，传上去的就是好话，反之则是坏话。因此事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信息筛选者的偏好。2013-01-11 11:57:06合法伤害权不过是对合法暴力的合法应用。各个社会集团，以及各集团内部，就是根据加害能力分肥的，各种资源也是追随着这种能力流动的，正如你说，造福于人的能力反在其次。马基雅维利也是这样说的，他认为，施恩能不能得到回报，取决于受益者的良心，而施恩者无法控制受益者的良心；加害者则可以单方面控制局面，因为加害只须依赖对方的恐惧。任何人都有恐惧，但不是任何人都有良心。

吴思先生 这篇《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写的很有意思。 武侠小说是男人的成年童话，男人白日梦里有美酒，有美女，有金钱，更有核心的一点，有关暴力，超能力的暴力，保护自己不受暴力侵犯伤害，而又可以毫无忌惮的去伤害别人且不负任何责任。 计算一下得失，换做是谁，都愿意做这样的人。 一，门槛很低。我辈寻常人可以入选，无须吃太多的苦，莫名其妙的几次奇遇就可以获得超常功力。无须戒酒戒肉，更无须远女色。 二。一旦有了这能力，便会有美女，远不止一个，都对你芳心暗许。即使对你不屑的，当你展示这能力，她也会心生崇拜。 三。你的大名在江湖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凭名头，可以住店不要钱，吃饭不要钱，动辄还有收入，不用担心成为房奴，无须当牛做马为稻粱谋，永远不必为柴米油盐之类琐事操心。 四。法律管不了你。十步杀一人，照样 飒沓如流星的走人。没有A级通缉令，更没有网上追逃。 实际上，维护正义的成本很高。我们指望一个武林高手，短时间内明辨是非，以暴力维持公平和正义，这简直是神话。。就像指望天下的官员个个廉洁一样。 实际上，谁和以上三点最相似呢？皇帝。武侠，就是中国男人改良的皇帝梦。 皇帝也是不自由的，要被迫接受很多约束。人人生而不自由，总有自己的樊笼。 皇帝梦中很多东西，是人类普遍的幻想和渴望，公平正义，强大，受人尊敬，衣食不愁，美女如云，安全感，有成就，不够管制和约束。这些幻想，自然简单幼稚，但这就是我们的梦想。 而对武侠的幻想，则是对拥有强大伤害力的幻想。血酬定律元规则是：拳头硬的说了算。 对比西方，则是对财富的幻想。《百万英镑》《基度山恩仇记》。但中国财富历来缺乏安全性，一旦有罪，就没收充公，缺乏安全和秩序的社会里，对财富的幻想退居其次，代之以对保护自己伤害别人能力幻想，有此就可以肆无忌惮所向披靡。缺什么，馋什么。因为奇缺，我们得不到，只有幻想意淫，求暂时心理安宁。

在讨论卖命问题时，我们没有提及社会环境。至少有两点环境因素，不提出来便有失公正。 一是地主的租子太重，搜刮太狠。假如刘某是自耕农，免了租子，就不至于去当土匪。不过，要求地主不利用争夺佃权的形势取利，又有些不近情理。大概土改或土地革命的合理性就在这里。 二是政府失职。按照正式规定，遭遇灾荒，农民去县衙门报告灾情，不仅可以免税，还可以获得救济。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不作为的官府，不肯或不能掏钱护住血线，任凭匮乏突破生死边界，制造出“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庞大群体，然后再耗费大笔军费剿匪杀人，这正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又徒唤奈何的官府惯技。 血线防护的缺失，这是社会制度的重大缺陷。不守血线的制度，具备了鲁迅所谓的“吃人”特征。 在血线失守的社会里，官与匪的界限难以划分清楚，土匪和良民的界限也同样很难划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