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酬定律

血酬定律 这个东西能推测到，但是不会推测的这么详尽。不片面 以前一个结合在看，粮食都不足，然后引发的暴力情景。 竭泽而渔，必须竭泽而渔。 将来未必吃得上蛋，鸡也可能让人家抢去吃了，眼下的营养不良又可能迅速导致溃败 本书探讨了不同朝代的性命价格、平民百姓的反抗策略、土匪绑票勒赎的利害逻辑、商贾巨富的抗害手段等主题，深入浅出地为读者说明影响中国历史的终极法则以及社会的形塑原理。作者开创性地提出了“血酬”概念，即流血拼命所得的酬报，及“血酬定律”的三大要点：一、血酬就是以生命为代价从事暴力掠夺的收益。二、当血酬大于成本时，暴力掠夺发生。三、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在暴力掠夺发生时，人类必定权衡成本和收益。成本至少有四类：1、良心。同情心和正义感。2、机会成本。在权衡中，与卖命并列的还有卖力、卖身和卖东西等选项，人们会比较血、汗、身、财的付出与收益。3、人工和物资的消耗。4、暴力对抗带来的风险。无论是暴力镇压，暴力反抗，还是暴力掠夺者之间的竞争，暴力掠夺都要面临一定的伤亡风险。以上四类成本与收益的权衡，每类都能演义出一串历史故事。根据第三个要点，暴力掠夺不创造财富，只能转移财富，这就会引出暴力掠夺者与财富创造者互动的漫长故事。作者吴思为著名历史学者、《炎黄春秋》杂志社原总编辑，代表作有《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位居近30年来对国人影响最大的图书之列，是了解中国史、中国人和中国社会的必读之书。 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 文化梦想中的暴力：金庸给我们编了什么梦。 打下江山之后，朱元璋曾经审查儒家经典，他读到孟子的一句话：“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句话强调了社会关系中正义的交互性，并无不妥。但是，朱元璋正是一个“视臣如土芥”的君主，他怒道：“这老儿要是活到今天，非严办不可 暴力最强者对正义观念的选择权 儒家的规范概念可以帮助我们看清楚许多东西，但也遮蔽了许多东西。 中国的知识分子很累，没有制度上的保障来约束可能“恶”的王权，而儒家的信念又要求他们在“恶”的时代挺身而出，几近于赤手空拳 暴力不直接参与价值创造，血酬的价值，决定于拼争目标的价值。如果暴力的施加对象是人，譬如绑票，其价值则取决于当事人避祸免害的意愿和财力。 土匪比警察还要严厉地打击犯罪。我又想象出另一个渐变系列：一端是纯粹的害民贼，另一端是纯粹的保民官，两者之间存在着众多组合，保护和加害的组合。那么，决定这种组合的，到底是什么东西？ 是规定农民有耕牛一只，月缴五角；养猪一只，月缴三角；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地主运租谷进城，每石缴银五角 “种稻一亩，秋收后缴谷一斗”，土匪制订的税率在5%—10%之间， 从形态看，如果把暴力集团建立并维护的制度看作“法”的萌芽，血酬便体现为制度收益，或曰“法酬”。从功能看，土匪收费之后，承担了维持治安、抗击外匪的责任，有时还杀几个违法的本伙兄弟以示信用，这笔钱又有点公共税收的意思。 为了保证血染江山永不变色，控制权一定要牢牢掌握在牧主手中，哪怕潜规则泛滥为滔天洪水 李自成到底是流贼头目呢，还是仁义之师的领袖呢 流贼烧杀抢掠，追求一次性血酬的最大化；进城后秋毫无犯，追求打天下坐江山的长期法酬的最大化。 随着血酬逐步降低，生产行为的报酬相对提高，土匪可以转化为农民。 。顺治十六年（1659）清查户口，尚仅32户，男31丁，女23口，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 千里白骨不是开玩笑的。 王阳明笔下的土匪自己结寨种地，同时也掳人种地，把他们当奴隶或农奴用 乱世的农业生产者可能有多种形态，譬如军屯，庄丁，部曲等等。居住形态则有坞堡、山寨和土围子，欧洲则有城堡和领主——都是众多的农业生产者围绕着一个暴力核心的社会组织形态。暴力集团的竞争和垄断程度，对农业生产者的存在形态具有决定性影响。土匪要转化为标准的中国农户，无论是自耕农还是佃户，都要以帝国秩序的恢复为条件，即以皇帝为首的军政组织成为天下唯一的暴力核心 王阳明剿匪成功，恢复了帝国秩序，加大了当土匪的风险，提高了当农民的收益。于是，许多山贼下山投诚，转化为农民，王阳明称之为“新民”。 第四推想：民变匪 第四推想与第三推想的方向相反：假定血酬不变，随着生产收益的减少以至消失，大量生产者将转入暴力集团。 一旦失去土地或者绝收，只好“以身为业”，去干苦力或者当兵，干苦力挣的工钱还算生产收益，当兵已经被看作“卖命”。如果再失业了，生产性收益彻底断绝，除了朝不保夕的性命之外，无业游民一无所有，被迫以性命博取生存资源，有抢劫能力者便沦为土匪。 在选择排序上，当兵优于当土匪，因为当土匪的前途不如当兵，收入的稳定程度也不如当兵，死亡风险却极高。 职业死亡率超过38%。 从金文到小篆，“贼”字都是戈下之人抢夺戈下之财的图像。这幅图景显示出生命与生存资源的换算。生产或掠夺活动的收益与风险，决定着贼性的强弱 第五推想是对第一推想的延伸。为了追求血酬的长期最大化，土匪既然愿意建立保护掠夺对象的秩序，那么，当某种秩序带来的收益超过旧秩序时，立法者和执法者也应该愿意变法，提高或降低对掠夺对象的保护程度 除非有人发生。掠夺。 血酬定律2 兵荒马乱土匪流寇的行为逻辑。 概念很新颖，事情是那么一个事情，优点是写的具体。 在官逼民反的情境下的做法，希望达到一种深层的理解 世界和平，人人幸福 主子对奴仆可以任意拷打虐待。这种制度安排对主子来说很痛快，操作起来既简单又方便 奴仆可以偷懒，可以装傻，可以偷吃偷拿，挨打受虐还可能逃亡 制度设计的酬报和激励功能丧失了 牛马好不容易找回来了，总不能杀掉，那等于处罚财产的主人。而隐匿者却是外人，无论处罚多么凶狠，立法者也不会疼。 对奴隶主来说，这确实是精明的计算。对天子皇帝来说，这却是狭隘近视的计算。 轻视人， 当时，耶律楚材刚刚在中原建立赋税体系，多一个百姓便可以多收相当于十几元人民币的税，蒙元大军的军需就要依靠这些赋税。为了那些二三流贵族的一点利益，破坏皇上的一片税基，这种法律究竟对谁有利？ 几经周折之后，满清也修改了逃人法，窝主免死，处罚减轻。同时又从根本上修改奴婢或农奴制度，规定不得虐待奴婢，殴打奴婢致死，家主也要治罪。后来，租佃制渐渐取代了农奴制，逃人的问题自然也随之消失。 统治集团向市民们出售“自治特许证”，不妨理解为血酬或法酬的一次性征收；出售主人权力，则可以看作变法改制权的有偿转让，这本身就是根本性变法 农民是一盘散沙，一粒一粒，互无关联。那时候既无议会，又无农会，数千万互无关联的沙粒如何变成主人呢 所谓生命无价，儒家宣称的人命关天，并不符合历史事实。人命是有行情的，天子还打听行情呢。 一旦跳出自我估量的视角，进入历史和社会实践的领域，生命的价格便显出巨大的差异。命价体现着人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关系，两者余缺相对，变化纷呈。 快票得款特别快，索价比较低。赎票除用现金外，鸦片、粮食、武器、马匹等均可抵偿。 洛阳地方的土匪竟扬言：“贫富都要，不值一双鞋，亦值一盒纸烟 土匪掌握了人质的性命，却不在乎人质的生死，只关心钱。人质的亲属关心孩子的生死，不那么在乎钱。即使不算亲情只算钱，养育儿童的花费，儿童未来对家庭的贡献，也是一笔可观的大数，而对土匪来说，这个数字无非是绑架、看守和喂养人质的那些花费，感情更是扯不上。对同一条性命的估价如此不同，这就是交易的基础。 劫富济贫”，号称也是一种道德， 再次，滤叶子（审问拷打肉票），叫票（讲票价），这些都属于定价程序，是绑票者确定赎票者的支付能力的过程。这方面出现误差，不能成交，便要出人命。 赎票和退让可以解决眼前危机，但是由此形成的激励，却给将来造成了更大的隐患。这是眼前利益和长远利益的换算。总之，官府与亲属一般是有矛盾的。亲属赎票不必考虑外部效应，政府则不然。政府是秩序第一，亲属是亲人安全第一。 我不知道农业能比牧业多提供多少税赋，即使牧业对军需和国用毫无贡献，汉人性命的价格，也不过14元/年。换个角度说，汉人以每人每年14元的赎金，从皇帝手里买下了自己的性命。这个交易隐含的前提是：平民的性命不属于自己，生杀予夺由暴力统治集团说了算。 我记得耶律楚材把开封工匠每年能够生产的弓箭和盔甲的数字都报了出来，并且与蒙元每年的军需做了对比，扎扎实实地证明了他们对国家的用处。算清了用处之后，皇上才同意饶人民一命。 当然，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也不能靠神仙皇帝。人民的生存权，与牛羊猪鸡的生存权一样，说到底，还是自己用肉蛋奶和皮毛换来的，具体到某个品种的生存权和发展权，则是靠比较高的生产力水平竞争来的。耶律楚材先生的作用，无非是帮助皇帝认清了汉人的真实价值，纠正了别迭的错误估计。 在资源瓜分完毕的社会格局中，维持生存的底线是一条血线。血线之下，各种物资都获得了命资的意义，一碗饭可以延续一天的性命，一杯水也可以等于一条人命。突破血线必定导致流血，要么自己失血折命，要么博命威胁他人，劫夺活命之资。 其风餐露宿颠沛流离 以38%的死亡率，换取仅够维持温饱的生存资源，这便是土匪的生意。这条以性命博取命资的活路，其实是拿未来数年间的较低死亡率，替换目前旬月间的较高死亡率。这是对生存机会最大的追求。 低水平的马贼，拦路抢劫，打家劫舍，收入不稳而且风险巨大，这是性命与钱物的直接交换，属于破坏性比较强的低级阶段。高水平的马贼，发出通知（喊票），立下规矩，坐等人家纳贡交费，与官府收税相似。此时，性命换来的乃是一种制度，这是收入稳定而且破坏性较小的高级阶段。 问题在于，要有许多人命和精神的投入，多年的苦心经营，拉好保护网，布下侦查网，铲平反抗者，赶走竞争者，吃票制度才能有效建立。不过，一旦建立了这种制度，既得利益集团只需付出维护制度的成本就行了，不必再刀刀见血地苦干。那时，有能力抢劫却不必抢劫，甚至还要禁止抢劫。而处于低级阶段的土匪，只能靠抢劫为生，被迫过着刀头舔血的日子。如此一比，高下立见。 按照正式规定，遭遇灾荒，农民去县衙门报告灾情，不仅可以免税，还可以获得救济。而我们看到的却是一个不作为的官府。不肯或不能掏钱护住血线，任凭匮乏突破生死边界，制造出“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的庞大群体，然后再耗费大笔军费剿匪杀人，这正是我们中国人非常熟悉却又徒唤奈何的官府惯技。 血线防护的缺失，这是社会制度的重大缺陷。不守血线的制度，具备了鲁迅所谓的“吃人”特征。 为了避免道德判断，我们不妨使用“博命集团”这个中性称呼，只关注他们以命换物的特征。这个集团在暴烈程度、专业程度、违法程度、临时或永久程度等方面有很宽的跨度。 在临时土匪和平民之间，还存在闹荒这样一种过渡状态。闹荒有比较明显的道德合理性。任何产权安排，任何权利设置，任何法律规定，如果大规模地漠视人命，贬低人类之最要，恐怕都难免遭到血的报应，为这种制度辩护也难以令人心服。 。譬如贵族制度，军功封侯制度，就是针对血本运营的高级人才设置的卖命激励机制，类似经济领域中的股份制或期权制。“抓壮丁”则是赤裸裸地喝“兵血”，剥削卖命者的“剩余价值” 血本家招兵买马之后，获得了生杀予夺的暴力强权，因此掌握了平民的性命，平民百姓想活下去，就要以劳役或贡赋自赎。这又是一对交易关系。 在这对关系中，血本家凭借生杀予夺的实力，努力从百姓手里榨取更多的赎金，可又要掌握分寸，以免求益反损。倘若杀光抢光，破坏了再生产能力 搜刮到血线之下，不让百姓活命，反正都是一死，拼命就成了合算的选择。老子所谓“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说的大概就是这种情境。 不同类型的血本家与民众的关系不同。流寇不怕杀光抢光，反正是一锤子买卖。土匪就好一些，通常不吃窝边草。军阀吃不吃，取决于驻防时间的长短，有没有扎根的打算。至于皇帝，溥天之下莫非王土，除非逼急了，饿疯了，一般不肯杀鸡取蛋。但是随着官僚代理人的暗自加码，皇粮和劳役往往征收过度，逐步走向杀鸡取蛋。 。在这些彼此矛盾的因素之间，谁玩得高明，谁善于发挥儒家兵家和法家的智慧治民治军治吏，在综合平衡中争取最大收益，谁就有希望攫取天下。 段知府拒绝进入这套系统，他说了另外一套话 话语之争，其实是规则体系的选择之争。而规则之争，说到底又是利益之争。 话语体系很重要。 在那套体系里， 我是大头兵，在你这个。老师这出的问题。 需要我干活用这套体系，有责任的时候又推到个人的体系上来。 这个怎么招架 看重个人体系 顺手把价值掏干， 在他那个价值体系里，他有收益，我很少。 在我这个体系里我有收益。 输赢无非是熬几十天夜的问题，而对段知府，输赢却关系到联防体系的建立和稳定，关系到维护这种稳定所必需的权威，而这些又关系到段知府的前程甚至身家性命。且不说双方的地位如何悬殊，单算战斗意志，算奋战到底的决心，营兵已经算不赢了。 不想输棋，就要在段知府指定的位置落子。只要对局者不是疯子，知道趋利避害，知道丢卒保车，乖乖就范便是惟一的选择。实际上，进入何种规则体系的决定因素，正是对不同规则背后的利害得失的计算。计算并比较不同规则体系带来的成本风险和收益，便是过招的实质。 暴力最强者拥有规则选择权或决定权。这就是元规则——决定规则的规则。 后果，解释一遍放弃官话及其所代表的正式规则的决策过程，我居然罗嗦了这么长时间。 因为官话代表了正式规则，而正式规则是不能给当事的双方提供利益的，私下说明的潜规则却能在交易中为双方创造福利。 宗教界的正式规则早已染上官场规则的色彩，并不是后来扩展进去的。 官话通常比较好听，因为它所代表的正式规范考虑到了“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不太敢玩水。问题在于，水并不总能以洪水的形态出现，那是非常时期暴民造反的形态。当水被装在缸里，盛在桶里，倒在碗里的时候，根本就没有载舟覆舟的力量。这时候，官话不过是说说而已，当真去做便是自找亏吃，而多数人是不会自找亏吃的。于是，官话就有了糊弄人的意思，就成了一个贬义词，说官话者的形象难免受损。可是官场风波险恶，说官话不会让人抓住把柄，形象受损也要说下去。 官话近似一种糊涂话，打圆场，实际还有其他的潜台词，还有的是不作为，踢皮球，少犯错。 就像年轻人犯错多，社会老人想整人一套一套的，当然也可以选择圆滑变通，用这些话术规避风险。 血酬定律3 对国外的产品加工标准化程序对国内就是随便。 真尼玛。 真是让人寒心呀，不把别人踩在脚下怎么活？ 既要清除小农，又要彻底改造人心，试图创造出一套新价值观和计算得失的方式 在这些一对一的具体关系中，任何一点不合作，任何一点冷淡和逃避，任何一点冒犯，都可能得罪某个权势者，都可能招致记恨和报复 小地方争强斗狠，规则不用道德的，规则不是好坏之分的 所以也应该不能不争强斗狠 不是可循环利用的， 局部的小规则 所谓“天下三司”，指的是当时全国十三个省的都指挥使司、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分管各省的兵马、钱粮和刑名，号称封疆大吏。 考虑到刘瑾敛财主要依靠让对方流血丧命的暴力，这笔财富应该叫作“血酬”。 《明史》说，刘瑾用事后，每当向皇帝请示汇报时，必定先侦察一番，专挑小皇帝玩得上瘾的时候。皇帝烦他打扰，火急火燎地挥手赶他走，说：我用你是干什么的？一件一件的老来麻烦我！从此，刘瑾便奉旨独断专决，不用向皇上汇报了。 说到底，给蠢材当皇帝结果就是皇权凋敝，宦官当道。一个小孩怎么可能做得好皇帝的位置 规则不用道德的，规则不是好坏之分的，何为规则？只要实用当时最佳利益则便生效，一时难以撼动！ 身怀利器，杀心自起，要他几条人命都没事，要几个钱又算什么。 实际上，最基层的毛渠系统恰恰最稳定的，就好像基本建筑材料一样，不管建筑样式或表面装修如何随着权力分布的变化而花样翻新，基本构成总是秦砖汉瓦，永远是衙役们面对百姓时的那副抽水机嘴脸。 属于加害能力相差悬殊的捕鱼格局或抽水格局，而不是利益交换格局 我不能给你什么甜头，但我可以让你尝尝苦头。我成事不足，但我败事有余。你不想被害得倾家荡产，就要掏钱。横规矩就是这么牛气 只要差役的敲诈策略是分步骤进行的——先卖鼠药，再卖盒子，再收罚款，一笔钱分成三次敲，每一次敲诈的数目都让对方不值得翻脸拼命，那么，个体小商贩还是屈从合算。如果小商贩胆敢拼命，“妨碍公务”，差役们更有机会敲诈一笔，小商贩更不合算。 钝刀子割 在这个意义上，民主权利是可以换算成大米白面的，而且价值不菲。 《大清律》规定：“抗粮聚众，或罢考、罢市至四五十人，为首者斩立决，从者绞监候，被胁同行者各杖一百。” 总之，在潜流的发源之处，官吏衙役们拥有重重保护之下的合法伤害老百姓的权力，至少是低成本、低风险伤害老百姓的实力，平民百姓几乎没有任何合算的反制手段 腐败且不断膨胀的官吏集团，对中国历史的走向究竟有什么样的影响？——后边这个问题泛了些，不容易说清楚，这里还是收敛一些， ，在我们所能追踪到的个人财富源流的尽头处，这笔巨量财富又开始为人类知识的积累和传播服务。 皮茹兹（Peruzzi，死于1303年）在整个欧洲的范围内做批发生意，放贷，开酒店，搞运输，他的财富来源于他为欧洲提供的金融和商业服务，他降低了交易成本，让人们可以更加容易地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刘瑾潜流的来源恰好相反。那些差役们敲诈酒店老板，封掉酒店，设立关卡，刁难商贩，他们的财富恰恰来源于提高交易成本，使人们更不容易买到自己需要的东西，使产品交换所支撑的社会分工及其扩展变得困难重重，社会分工导致的知识积累、技术进步和社会经济组织的发育也被迫停滞。刘瑾的财富，乃是暴力勒索而来的财富，是“血酬”的巨量汇集，潜流的网络则是“血利”的流通渠道。 儒家圣贤总结历史经验，发现最有利于社会安定，统治者也不至于感觉匮乏的比例是10%。在两千多年的帝国历史上，这个数字在理论上便成为纳税集团与食税集团和平共处的疆界。统治者当然愿意多收，但是秦帝国横征暴敛、二世而亡的教训太惨痛了，他们不大敢放纵 争宠者说坏话 秦帝国和元帝国都曾逼反百姓，但那是在修建长城的时候，在治理黄河的时候。长城和黄河毕竟关系到公共福利 另外，从当时人的角度看，毕竟刘瑾为手工艺匠人提供了一些就业机会，也创造了更多的家丁和狗腿子的就业岗位，不过，他剥夺的就业机会又要多得多。从后代的角度看，某些精美文物的制造和保留也要托刘瑾之流的福，不过，没有刘瑾，我们的祖先可能要少经历许多战争，少被人家掠夺多次，有机会创造并保留更多的文物。刘瑾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小成绩还是有的，整体上却得不偿失。 王阳明在逆境之中反思自己的作为，追问自己到底要什么，寻找支撑正义行为的精神力量。最后他发现那力量无须依赖外人的奖罚，因为它不在身外，而在自己的心灵深处，名曰“良知”。 他找到了一种善行的基础，找到了对抗“钦定真理代表”的力量，因而获得了许多精神上的安宁和解放。 倨傲不恭，不守安分”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县官与农民之间就不存在如此密切而多方位的报应关系。 这算什么，为了升迁还可以陪领导吃饭打球嫖娼睡觉玩牌赌博，兼职身份多的很。 小民有了冤屈，虽然也想替他们分理，却“日无暇时，往往弃置不理。”结果案子大量积压。 李自成指控的结党营私，正是我们所说的灰帮化、 。这种说黑不黑、说白不白的东西见多了，想给个统称，一时又找不到，只好临时杜撰一个 那是一个权威部门用来关押“有过失”的人的地方，在这里，关押是强制实施的，是作为惩戒手段使用的，是对人身自由的剥夺 这场识别与反识别的游戏玩得有声有色。 就是把人扣下开会学习，不转变立场不放人 拘禁关押与开会学习的分界究竟在哪里呢？这种模糊性提供了一个空间，在此模糊空间之内，可以产生一种合法伤害他人的权力——这可是很有利用价值的东西。 她宣扬调和论，是修正主义分子 灰牢对什么人有利？对什么人有害？这些利害又是如何分配的？ 以上三种办法只是一部分。我知道的办法还包括：1、迫使在押人扳指无辜，然后敲诈无辜；2、向所有住班房的人索取高价饭食钱；3、调戏奸污在押女人；4、私下收钱放人；5、以关班房为威胁手段敲诈平民。 现在我们知道关押的需要从何产生了：根子在额外征收的税费。而额外的税费又产生于超标准的办公楼宿舍楼和小轿车，产生于严重超编的人员。 他们那里对付超生游击队的主要办法，就是把潜逃孕妇的公婆或父母抓起来，锁在小黑屋里冻着饿着，同时放出话去，让孕妇拿着流产证明来赎。 我觉得这是株连，不妥，那位朋友反问我有什么妥当办法，我又答不出来。设身处地替基层干部想想，假如计划生育的完成状况具有一票否决的作用，几个超生户将使我在仕途上的多年努力付诸东流，我会有什么感觉？真的进入情境了，便觉得“怒从心头起，恶从胆边生”。谁不知道计划生育符合全民族包括生育者本人的利益？凭什么你们非要多生几个？我发现自己也很愿意设立小黑屋，关押那些有同谋嫌疑的公婆们。假如这么做不出事，不犯错误，不丢乌纱帽，那我就放开手去抓。如果县里追问，我就采用拟态策略，说这是计划生育学习班。我相信县长和我可以达成默契。 我猜，计划生育法迟迟不能出台，部分原因就在这种权衡之中，从这个结果中我们可以看出立法人的价值判断。 派李昌平最尊敬的老领导找他谈话、做工作、许愿，要求李昌平顾全大局，做到“四不推”。一不推过去——不说1996年救灾政策没落实，不说柘木乡财政赤字1200多万元；二不推同志——不说自己不在家；三不推兄弟乡镇——不说其他乡镇提早征粮、死人、关人事件；四不推上级——不说县里文件、讲话、纪要、电报不合中央精神。 按照县委书记的要求，李昌平向荆州市委书记写了一封请求处分的信，荆州市纪委随即撤销了李昌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就是唤起更高层的注意，给侵犯者施加压力，让他们受处分，赔钱，因此受到损害。百姓用一条命换官员的一个行政处分和一笔丧葬费和抚恤金，似乎亏得很，但是毕竟没有白死，多少换来了东西。这些东西可以看作人命的官价——上下共同认可的公平价格。对照明清两朝历史，尽管现在人口数量更大，人命的官价仍然上涨了，而不是下降了，这种反损害能力正是意义重大的新生事物。 不便宜别人，，活着，获得利益不大 这样撑过来的， 所谓惹得起，就是损害他们是件有赚头的事。一盘散沙般的农民没权没势，告状既费钱又费力，还没有必胜的把握。 真正能阻止我们官吏成为酷吏的，恐怕既不是上级，也不是良心。把上级和良心糊弄好并不难。关键在于如何分配损害 反过来说，如果上告既简单又省事，还很公正有效，民家就不必忍气吞声了，官家也就惹不起民家了。 庶民人多分散，监督困难，干活使劲不使劲只有自己最清楚，干得仔细不仔细只有自己最明白 领导们的感召力和威慑力又不能长期稳定地补足那79份 在任何时代的专制政府眼里，“聚众”都是重罪 从儒家的治国理论到圣旨到中央政府的“律例”和“部案”，再到地方官府的“告示”，最后落实到实际执行的“陋规” 或者翻译成现代语言，从宪法到最高指示到法律到中央文件到地方政策再到大家真正遵行的潜规则，每一级别的规矩与上一级别的规矩比起来，都难免有些冲突或堕落之处。 大兵过处，烧杀掳掠，鸡犬不留 但是军队方面有自己的利益。首先，军方并不认为这是真的平叛。一群老百姓闹事起哄，乌合之众，大军一到早就吓酥了，所以这行动是没有风险的。其次，名义上这就是平叛。转一圈，抓几个人，砍一些脑袋，干部们便可以邀功请赏。这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士兵们奸淫抢掠，也会有许多收获。因此军方坚持用兵。 韩信毕竟是大英雄，一句“我固当烹”，道出了对现实利害格局的清醒而深刻的认识 “对杰出内阁首相的无情，是伟大民族的象征。” 假如没有危险，老百姓还不妨保持对昔日英雄的尊敬。如果英雄只能给百姓招致官府的报复，或者利用这种尊敬出格越轨，他就成了多余的祸害——英雄这种东西，本来就是非常时期的非常之物，稳定的常规秩序中不需要英雄，也没有英雄的位置。 中国历史上有许多这样的英雄，在他们可以挑拨激化事态，可以裹胁和利用民意的时候，主动放弃自己的最后一线希望，挺身当了民众贡献给统治者的牺牲。我对他们充满同情和敬意。 天下已定 英雄当烹 日扬狂言，煽惑人心。 在最后结案之前，我想站在乡民的立场上算算帐。他们一直隐蔽在幕后，却又是真正的主角，他们的利益和心态是如何变化的？ 大家都愿意搭便车，最多不过出力拉拉边套，谁也不肯驾辕。驾辕者必须是一个不计较物质利益、不怕或不知风险、同时又有号召力的人 或许我们可以置身事外痛骂小农的妥协性，但是设身处地想想可能还是只有选择"最优决策"，毕竟家里是真的有牛。 妙 理性的趋利避害集团 承担组织成本和法律风险的英雄出现 何专制制度不允许集会结社，不许大家集资维护自己的政治利益，一切都要由他们代表。于是，可以克服搭便车障碍的、挑头谈判的主体无法组成，同时掌权者又一手遮天，民众也找不到与官府讨价还价的既和平又合法的其他途径，良民硬是当不成。重大的失衡和不公调整不过来，又非常想调整，却如何是好？盐商的影响制度的办法是用钱，小民的办法是用命——当暴民烧衙门 在这种体制中，英雄是顺民转化为所谓暴民的催化剂，是将扭曲的秩序拉回原位或部分拉回原位的发动者和组织者，而缴出催化剂和主使者则是暴民回归顺民的象征和保证。我们中国人民是非常好的人民，大家都不愿意当暴民，都知道那不是长久之计。 为众人抱薪者，终冻毙于风雪。可见民众作为整体，也是没有道德的，只有利益选择。√ 史书， 在“公”字面前，人家“自愿”，表现出很高的觉悟和境界，这能和摊派搭界吗？帮贴不是摊派。群众的自觉行动，怎么能叫摊派？ 当铺方面最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他们的这笔投入，应该低于因官员敲诈勒索而造成的损失的预期值。 明明是侮辱 后面也只是因为利益改， 花钱买虎皮，按时主动“上血”，拉权势入伙，被迫送硬股， 这种企业形态的流行，表明了企业自身的欠缺——缺少抵御侵犯的能力或权利，换一个角度说，也表明生存环境中破坏因素的浓度超常增加。 凶狠代表了你的防御能力 不能得理不让人，硬断人家的财路，偷鸡不成还挨一顿打。 从皇帝方面来说，则要加大挑拨离间的力度。要鼓励内官和外官互相监督，互相告状，千万不能让他们团结一致，找到合作之道。以此标准衡量，皇上应该让杨所修有所收获，值得为皇上继续得罪人。 这民国营商环境多么差，大染房这个剧拍得就很好，在青岛洋人做主，没人好捣乱，在济南，各种给面子 洋旗是抵御军阀的保护伞，有则兴，无则亡 最能体现衙门和军阀作派的是这样一句反问：我就这么办了，你能怎么着我？有本事你告去！ 洋人确实告。他们的政府替商人告。从各地领事交涉开始，不行就闹到中央政府外交部， 我们也明白法国吉利洋行靠什么赚钱了。他们私下倒卖给聚福洋行的，乃是法国政府向本国公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公民安全。 即生活在民主宪政制度中的公民的权利。这些东西在中国格外值钱。 享用公共产品很容易搭便车。 一经冒挂洋旗，官不敢封，差不敢扰，可以自由谋生 必须有一张社会保障的安全网拦着，才能保证市场竞争的逻辑不被生存竞争的逻辑挤垮。中国官府没有少收费，却没有编织这张网 对社会和官府来说，到底是救济一个失业者合算呢，还是逼人为匪抢劫谋生合算呢 在我看来，这笔钱应该叫法酬——法规或制度造成的收益。 这家由民族资本家创建的公司，在36年的航程中几经改头换面，终于完成了彻头彻尾的改造。 立自己的法规， 究竟是对抗合算，还是依从合算。 如果选择对抗，收益明摆在哪里，假定每月可以少损失一百块大洋。风险呢？李珍派二十多个流氓来曹家闹事，将造成多大损失？这取决于闹事者打算闹到什么程度，闹多久，是伤人还是毁东西。无论如何，损失必定超过每月一百大洋，不然就失去了威慑力。在不知道对方来多少人闹，什么时候来闹，闹到什么程度的情况下，曹八花钱雇了十多个大兵，应该说，这是很叫人为难的决策。设身处地替他想想，雇一个还是雇二十个？雇一天还是雇一个月？雇这么多大兵要动用多少关系？花多少钱？合算不合算？

血酬定律4 作者的洞见能力确实很强 继续关注。 食肉动物总要吃食草动物，总有人要做食草动物。 . 背后流动 合同，狗屁 曹八认为向李珍让步的损失最轻。 曹八是大房主，有钱有势，值得对抗也有能力对抗。他认为让步合算，其他房主就更不必说了。于是，房产的代收代管费，便成了保安公司的主要收入。 “打翻几个”是索取“佣金”，建立“行规”和“定例”的关键。 20%以上却近似“买路钱”，那是土匪剪径的勾当，容易招致菜农反抗和官府镇压，风险大且难以持久。 从受害方的角度看，都是消灾避害的费用，都是对破坏力量的赎买 土地要素的报酬叫地租，资本要素的报酬叫利息，劳动要素的报酬叫工资，破坏要素的报酬应该叫什么呢？考虑到暴力与流血的必然联系，考虑到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互换关系，我们不妨称之为“血酬”。 这道界线是一条“命—物等价线”。突破了这条线，博命换物就可以视为等价交换。此线之下的人类行为特征，就是追求生存机会的最大化。突破越深，交换之利越大。突破越广，博命之人越多。庞大的博命集团的存在，不断制造这个集团的社会机制的存在，乃是解释中国历史，理解中国社会的核心要素。 在动物世界里，进食次序的改变，也往往需要流血，这就意味着：生存风险与生存资源的换算已经在动物的心中完成。这是动物界最古老的计算之一。 反衬出官府提供的公共安全的欠缺。人们对这种欠缺习以为常，发展出弥补的办法，并成为固定的规矩。 建立和维护横规矩是要付出血肉甚至生命代价的，这个代价，往往要由老幺（洪门）、门徒（青帮）、喽罗或崽子（土匪）支付，收益的大头却归“大爷”或“掌柜”。 血本经营是一门大学问。经营者要估算自身的风险，扣除贿赂官府和建立保护伞的费用，应付同行的挑战，争夺其他横主儿的地盘以达到合理规模，还要镇压受害者的反抗，建立并维持一套横规矩，支付部下的卖命钱，等等，最后还必须有余利。比起寻常的企业经营来，这个过程更加复杂，更加惊心动魄。这等大题目需要专文细说。 毛泽东说中国“百代都行秦政制”，当然是不错的，这是“真龙”横空，百兽退避的格局。可是“飞龙在天”，不能一天到晚不睡觉，一年到头不休假。龙也有强有弱，有老有幼，有勤有懒。即使是一条勤快的强龙，高高在上，一双眼睛岂能看住伪装良好遍布天下的地头蛇？与真龙天子的控制强度反向对应，有多少漏洞死角，就有多少毒蛇猛兽。因此，帝国制度必定伴随着“半封建”或“小半封建”或“隐形半封建”制度，体现为地盘或地霸秩序。——越说越像是说大话了，就此打住。 羊群应该会喜欢肥狼，饿狼饿到一定程度，会饥不择食，有可能把最肥美的羊群，生育能力最强的羊，幼小嫩羊全部吃掉：而肥狼本身可能条件比较富裕，对于怎么吃比较讲究，考虑的会更多一些。 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似乎也像如今一样，位子坐稳当了，就想把脏活累活交给临时工做。临时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稳了，又会招徕和支使二等临时工，同一职位上就可以形成三个等级。 领导看得透，看的真，看得远。取用这种方式也是无奈。这个社会真心复杂，人心复杂。 钻营， 过去敲竹杠，现在随着百姓越来越有钱，这些人存在于各种高利贷，套路贷，二手车套路，买房诈骗，各种各样的灰色地带，你可以想象，我们这有一个代理大货车保险的，人家大货车司机一年交好几万保险费，他不给人家买，他手下有2000多辆车，他就赌，出了问题，从这2000万中出，你说他能赚多少钱，还有卖车你去买保险，他就故意填错你的车架号，让保险买不上，你自己都不知道，赌你一年不出问题，出了问题，就各种扯皮，说车主没仔细看合同，自己不小心填错了，而且他们和当地各种法院等机构熟悉，出了问题就拖死你 只能指望县太爷的良心和荣誉感 老实巴交的人不善敲诈勒索，良心太敏感的人不忍敲诈勒索 土地所有权是稀有资源，合法伤害权也是稀有资源，而且是确保其他资源如何分配的基础性资源，堪称第一资源。所谓“钻营滥充”，就是争夺这种稀缺资源的占有权或使用权。 决策链条太长，而链条上每个环节，都有漏洞可钻，这些被钻的漏洞，就成了细菌的培养基，衍生了大量的细菌消耗了寄生宿主的能量！直到宿主灭亡…… 清退了48名临时工。这关系到临时工的饭碗，也关系到把临时工塞进来的人物的脸面 白员的那三五万元的投资也是一笔可观的外快，这是对民脂民膏搜刮权的发包费，一次性预收，或者叫事先提成。 如果执法对自己不利，既吃力又得罪人，还得不到上级的奖赏，那么，皇上下达给官员的命令就近似一纸空文 一套以虚文应付法令的策略。 有了这套久经考验的伪装术，来自法令方面的风险也可以大大降低了。 灯窗之劳换来了今天 上边提到的所有风险、成本和技能，本来都该由政府来承当。政府征税，雇佣了许多熟悉法律和政策的专家，又雇佣了许多押解人犯的警察，赋予他们镇压反抗的权力和武器，每年还要拨出大笔的差旅费和办案费 农民被叮咬吸血，只能向长官反映，不能自己动手打蚊子了。但长官自己不疼不痒，他真会着急替农民打蚊子吗 生来富贵的子孙，花钱办事的感觉必定不同于创业者。 严刑苛法很合乎创业者的性格和利益。 不如江南富足翁，日高丈五犹披被。 即使明朝灭亡了，亡国之君个人也未必受多少苦。崇祯上吊自杀是因为他气性刚烈，假如他不死，捞个王的封号是没有多大问题的。这可是足以让无数英雄折腰的待遇。 垄断了对错标准的确定权 一条统治集团与百姓之间在长期互动中摸索出来的公认疆界 依靠那种“知其不可而为之”的儒家式的迂阔和梗直。这未免过于软弱单薄了 既然无法借用民间力量构筑利益对抗格局，好皇帝和好儒家的良心便陷入敌众我寡的战略态势之中，败局由此确定。 官本繁盛之处，良民简单再生产的本钱都被吞噬了，哪里还能长出别的主义？ 充满月影花香 当牛做马为稻粱谋 孔圣人说，如果富裕可以求得，即使执鞭之类的事我也做。如果不可求，那我就干自己喜欢的事了（论语·述而 我们幻想舍弃这一切麻烦，不支付任何代价，像呼唤神灵一般地把正义从空中呼唤出来。 除了内心，没有任何可以约束他的力量。 只有平民是不值得一提的。在武林高手眼里，平民不过是伺候人的店小二，或是用来出气的店小二，或是供他搭救的芸芸众生。这正是皇帝眼中的百姓的功能。 这就是说，对加害能力和自卫能力的热切幻想，对公平和正义的热切幻想，反映了我们社会的缺陷。中国的合法暴力控制者长期失职，因此公正问题格外严重。我们营养不良，我们的社会有病，所以我们特别馋这些东西，在幻想中大口吞食这些东西。 那时候，他怎么过？如何养家糊口供房子？当保镖？当武术教练？他不觉得口中寡淡吗？如果这种问题不能提出来，如果解决这种问题的想象不能流行，那么，这是否意味着还不到提出问题的时候呢？我们的民族还不成熟？我们还没有走出童年？或者我们太老太懒太累太无能，只好在装嫩中尝一点乐趣？ 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 因此事实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信息筛选者的偏好。 他认为，施恩能不能得到回报，取决于受益者的良心，而施恩者无法控制受益者的良心；加害者则可以单方面控制局面，因为加害只须依赖对方的恐惧。任何人都有恐惧，但不是任何人都有良心。 当冤大头是老百姓最合算的选择，而当贪官污吏则是官吏最合算的选择。这不是道德问题，而是利害格局决定的。 这种利害格局又进一步决定了挤进官场的利润很高 这就好比描绘山大王们如何大碗喝酒，大块分肉，如何拜把子排座次，却不讲他们如何剪径绑票，如何打家劫舍一样，而那才是决定命运的基本关系 不谈这个最基本的关系，就象谈公司只谈内部管理，却不提市场和消费者一样。 黄仁宇最担心的是公司管理，而你最担心的是公司与市场的关系 这些数字不过体现了数字需要者和提供者的意愿和利益，它们掩盖的东西比揭示的还要多。这样的历史我们并不陌生。 隐蔽本身就是一种策略，这种策略的存在，反映了更高层次的正式制度代表的存在。 没有人管’‘没有办法’或许是村落社会内最为普遍的一种心态，我们千万不要低估这两句村民习用语的文化学含义。‘没有人管’，是说‘要有一个人来管他们’，‘没有办法’是说他们无力通过合作协商想出一个办法，而只能靠‘别人’来替他们作主。” 但在主观上并不存在。因而他们需要有一个‘别人’来替他们识别共同利益并代表他们的共同利益。他们对共同利益的代表者的关系是感恩与崇拜。崇拜是因为这个代表者能识别他们认识不到的共同利益，感恩是代表者替他们实现了共同利益。…… 看不到政治制度赖以有效运作的社会心理习惯。当广大村落农民尚未学会自我代表，且需要别人来代表时，一切法律与民主的制度建设，只能是一层浮在水面上的油。 如果付出千八百元的代价可以解决问题，我就会开始努力。如果付出万八千元的代价才能解决问题，或者，还不一定解决问题，我就会抛弃这个念头 这就是活淋淋的写照，关系和气魄左右了事情的进展，更多的时候衡量利弊是每一个人，有意识或者无意识的选择。 如果我们是平民，没有县里的关系，也没有英雄般的气质，我们是不会考虑水渠问题的，愿意付出这种代价也没用，我们根本就没有这种特殊资源。 全村132户人家，如何摆平这种收费的事情？这笔谈判费用价值多少？谁来支付这笔费用？理想的方式当然是全村分摊，但这又需要谈判，需要召集会议。即使我们有很大的本事，这种谈判也没有必胜的把握，因此组织谈判和召集会议的努力很可能白搭进去，那么，这笔启动费用，这许多麻烦，又由谁来支付？ 我得老实承认，我不会去召开这样的大会。我认为这个大会只能招来一群看热闹的旁观者，不会有多少会议的正式参加者。即使参加者很多，我也有这个能力，我依然不会挑这种事。这是对现任领导班子的赤裸裸的宣战，这是挑战现政权，这是另立中央。倒找我一两万我也不会干，更何况还要我掏钱。总之，和小靳庄的村民一样，我连想都不会想。我认为这是明智，不是愚昧 麻烦如此之多，他们不肯自找麻烦也是明智的 这套麻烦可以被七八百元抹平吗？不去自找麻烦，村民又能把他怎么样呢？ 他就要拿你一把，多捞一把，单靠谈判，靠利益引诱 ，作为一个巡渠的，这里又有我多少水？我愿意闹出深仇大恨吗 在互相搭便车、集体磨洋工的时代，这是人民公社社员非常熟悉的心态。 在那条废弃的渠道下边，就埋藏着这许多利害计算。因为账算不通，渠道才不通。把问题拉到中国农民的天然弱点的高度，拉到东西方文化对比的高度，其实大可不必。 但是在启动阶段，政权力量的介入，强制力的介入，实在是便宜高效的上策。 农村社会对承担起这种功能的个人的激励机制：赋予他特殊的崇拜、感恩和服从。 ，能够对这类激励做出反应的人，已经不是寻常之辈 任何人都需要一个适应新制度的学习过程。既然他们认为维持现状很合算，不妨如此熬下去，熬到强烈地感到不合算的时候，民主课程就快学成毕业了。 中性的，没有任何感情色彩 没有挣钱，那里有家。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世界观，情感的处理方式，和道德底线。√ 人们的悲欢离合，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一笔又一笔枯燥无味的家庭收支账目决定的。这套账我就不在这里细算了。 。如果孩子有能力，是读书的材料，小叶就要多干几年，多积累一些钱给孩子当学费。如果孩子没出息，还了债，攒些钱就回来。 看到最后我才明白作者的意思，一个人的决定不取决于他自己，而是以家庭为单位的 种地是挣不来钱的，没有钱就不能盖房，也不能娶妻生子 当年农民拼命挣钱盖房的心态和现在的年轻人买房的心态，只是形式变了，本质上没有任何区别 在他们的叙述中，我似乎看到了一种人生的收支预算，一种以整个生命周期和核心家庭为单位进行的预算。外出打工，不管是当保姆是挖煤还是搞装修，乃是这个整体预算中的一个必要部分，任务是挣盖房钱和孩子的教育费等。没有这宗收入，单单靠种田养鸡，收支账是做不平的 外出只是一个填补盖房之类的额外用度的青春期插曲。如果外出者没有在中途转变立足点，没有发生整个人生设计的改变，这些农民早晚是要回乡的。别小看这项简单的账目计算，它决定了数以亿计的当代中国农民的人生模式及悲欢离合。这是一个巨大的群体的基本故事。 以家乡农业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生设计早已彻底改变。愿意作这种改变的农民大有人在，问题是缺乏能力和条件。 以家乡农业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人生设计早已彻底改变。愿意作这种改变的农民大有人在，问题是缺乏能力和条件。 当代农民的基本故事和变型故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命中注定的，但也包含了人为的因素。 决定基本故事的因素，包括沉重的税费负担，低廉的农产品价格和狭小的土地。在人均不足一亩的土地上，种植卖不出几个钱的农作物，再无偿上缴二三成的收入，这就注定了农民要向外寻找机会。只要地少人多，只要世界市场的农产品价格不暴涨，只要吃皇粮的干部职工不减少，农民外出的基本故事就要继续演下去。 餐馆打杂、卖菜、卖水果和看收费厕所，这都是城里人不愿意做的。 一旦政府心血来潮，他们就可能衣食无着 大量的下岗失业，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内需不足。而内需为什么不足呢？占了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村市场，购买力上还比不过城市市场 雁户”，流庸谓之雁户。唐编民有雁户，谓如雁去来无恒也。 [明]张自烈《正字通》，引自《康熙字典》亥集中九 “流庸”，流亡在外受人雇用的人。《汉书·昭帝纪》始元四年诏：“比岁不登，民匮于食，流庸未尽还。”《注》：“流庸，谓去其本乡儿行为人佣作。” 现在，雁户越来越多了，关于他们归宿的主流故事和变型故事，正是在数千年的悲剧背景上展开的。 因为他们是翼虎中最聪明的分子，只消闪念一算，就得出认真管理不如被收买合算的正确结论，于是很乐意被收买过去，主动申请被收买过去，甚至逼迫群众过来收买 下层有一个能“尽其民力”和“地力”的自耕农制度，中层有一个由号令赏罚驱动的官僚代理制度，上层有一个控制一切资源的独裁者 儒家描绘的均衡关系，是统治集团与被统治集团长期互动的经验教训的总结。 由皇室、贵族及其官僚代理人构成的统治集团，拥有强大的暴力威慑和意识形态劝说能 ，而羊群对生长条件的要求、羊群的好恶和承受能力对牧人的行为是有重大影响的。为了长期利益的最大化，牧人必须约束自己，必须付出努力，提供并维护羊群的生长条件。这种政府功能，儒家称之为天恩或德政，西方现代政治经济理论称之为“公共产品”，由公民以付税的形式购买。无论叫什么名字，在帝国制度中，它终究是一个暴力—财政实体稳定存在所必须提供的。 他可以把胡作非为的代价和风险转嫁给整个帝国，转嫁给整个统治集团，转嫁给自己的子孙后代。反之，精心维护帝国秩序所带来的利益，却有相当大的比例属于帝国秩序各方面的受益者，属于未必见过面的子孙，而辛劳却完全属于自己 天对皇帝的约束程度完全取决于皇帝自己愿意接受的程度，根本不存在立杆见影的惩罚或奖励，既无法撤换也无处提拔。在这种成本—收益不对称的利害机制的激励下，历史上的暴君昏君和庸君比比皆是，合乎儒家理想的圣君却寥若晨星。 抑制这种对帝国整体利益有害的激励，从技术上说是困难的，是帝国财政难以承担的； 官吏代理集团比分封的贵族集团更不关心百姓的死活。 在这种个体反抗风险远大于收益的利害格局之下，只要能凑合活下去，退缩忍让通常是农户的最佳生存策略。 因此小农对公正稳定的社会秩序的要求并不苛刻，也不愿意为此付出较高的代价。 对造反集团状态的敬畏决定了统治集团对儒家规定的正式秩序的敬重，对一盘散沙状态的轻视又导致了鱼肉百姓的潜规则的盛行 王朝建立初期，农民造反集团的余威尚存，儒家正式秩序实现的程度偏高。承平日久，潜规则在软弱可欺的零散小农的土壤上成长发育，儒家秩序的基本均衡被逐渐破坏。 又势必属于驾轻就熟，无须冒险试验的帝国制度。这是战争效率最高，社会认同最广的制度。于是，帝国制度再一次出现在新一轮王朝循环的开端。 在两千多年的历史上，帝国制度对自身弱点的修补一直没有停止。汉朝有削藩，有独尊儒术；隋唐发明了选拔人才的科举制度；宋朝完善了抑制军阀藩镇的代理军官制度；明朝发明了代替相权的内阁制度和提高皇帝个人监控能力厂卫制度；清朝的皇位传贤原则又建立了激励皇子进行素质竞争的新机制。此外还有不断改进但成效不佳的宦官控制制度、后戚控制制度等等。尽管帝国制度在各方面都有完善和发展，但在最根本的关系上，在农业生产者与暴力赋敛集团的关系方面，一直不能出现有效的权力制衡。因为最有制衡欲望的受害者，始终是毫无权力的平民百姓。 新的地租形式、更精密的土地产权制度等等 另一方面，在竞争中失败的大量人口沦为佃户、雇农、奴仆、流民、乞丐、疍民[201]、土匪或盗贼，他们造反的机会成本很低，帝国崩溃的风险也因此加大了。 ，生产性活动大面积停止，人民在战乱和饥荒中大批死亡，土地荒芜，人口锐减，自然资源相对宽裕。此时劫掠的利益低于维护秩序并从事生产的利益，生产开始恢复，各暴力集团小范围的割据局面形成，各暴力集团相互攻杀吞并，最后建立新的帝国。 儒家认知框架无力分析也未曾认真看待的更深层次的危机 帝国制度轮回十余次而基本结构不改，根本的原因，是不能形成冲出农业文明的力量。因此既不能解决人口与资源关系的长期性问题，也不能形成构造新型政治均衡的社会力量，从而解决统治集团堕落的周期性问题。小农经济的基础不变，诱导或胁迫帝国制度发生根本变迁的利害格局就不能形成，王朝循环就不会终止。 官营工商业以暴力强制为基础，垄断山林池泽和矿产资源，直接占用和支配人力物力，从事工业生产和内外交易活动，满足统治集团对武器、祭祀用品、交通工具和衣食住用等生活用品的需要。 无论官营工商业如何发达，它终究是帝国的附庸，是小农经济的剩余产品所支撑的政治军事组织的附庸。它没有自身的生命和发展动力。 为了发展和自卫，民营工商业集团一直在收买和巴结帝国官员甚至皇帝本人，他们被迫在政治领域投入巨大的资金和精力，以行贿送礼、捐钱买官和培养子弟参加科举的方式，为本人和后代争取社会地位和政治保护 作用和影响都是暂时和局部的，不足以动摇暴力赋敛集团的统治地位和整体决策。 把自己的权力让给纳税人选举出来的议会，以此换取他们对加税的支持。 血酬定律5 考的是对未来的理解。 中国需要更深刻地理解自身和周围的世界，需要一个对历史和现状的透彻解释。这时候，俄国十月革命引发了人们对体系庞大、逻辑严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关注 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部分，是以《资本论》为代表的对欧洲资本主义来龙去脉的历史与逻辑的分析性呈现。那是商品经济的逻辑展开，是剩余价值的产生发展及其导致的危机与革命的图景。 中国社会矛盾重重，战乱不断，阶级斗争的学说一定比和平宽容的自由主义更富于解释力。更重要的是，在马列主义描绘的世界历史图景中，蕴涵了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而这种利益分配方式，特别能满足中国社会的各种期待。 上述利益分配方案，潜伏在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而科学的表述之下。中国的读书人很熟悉这种路数。儒家的天道中就潜伏着重大的利益分配方案：皇权至高无上，官僚集团代天子牧民，劳力者交皇粮服劳役。马列主义在重新解释世界和历史的同时也重新进行利益分配，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便取决于利益的分配是否妥当。 至少马列在寻找利益分配方法的时候更接地气，不会像儒家要求发公心而摒私心违反人性，只要你和我一起建设社会主义，我们就是好朋友。 当学生的时候，我有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但是，到农村接触实际之后，这幅观念中的图景立刻遭遇重创。用我熟悉的教条竟然无法分析甚至无法表达这种重创。过了很久之后，我才在经济学里找到描述这种情况的逻辑和语言。 如果干部的道德感召力和行政的威慑力不能长期稳定地补足那79分，在效率上，人民公社必定要败于大包干。 这些事实的冲击，这些观念和理论上的失败，迫使我寻找可以解释中国社会及其历史的新理论和新说法 上述理论的无力和缺陷，一直是我努力填补或重建的 努力在失败和崩溃后重新站起来，重新找到可以把握真实世界的观念 我仍在应对二十多年前的失败，仍在对这个失败做出反应。我知道，在很大程度上，这不是我的个人问题，我的特殊性中，高浓度地包含着普遍性。 有了理解重大历史变革的感性基础，形成了对重大问题的直觉 儒家的许多见解都处于混沌未开的阶段，许多萌芽没有长大，许多枝条没有抽出。 更多样的话语体系，更精致的分析工具 人类在拿命换钱的时候，或者在以钱买命的关头，如何评估盈亏得失？这是一个非常古老又非常基本的问题。也许是我孤陋寡闻，没有看到前辈学人提出并解答这个问题。血酬定律就想揭开潜藏在人们心底的计算方式，回答这个问题 潜规则处理的主要是官吏、民众和皇帝之间的关系，血酬定律又增加了土匪、黑帮之类的暴力集团，同时也更仔细地探讨了在横规矩和潜规则之中的生存策略，探讨了这些生存策略对当事人的身份和性质的影响。 官场规则转移到一般民众的生存之道？ 血酬定律所讨论的是生命与生存资源的交换。元规则说的是暴力决定生存资源的分配规则，增加了一个规则因素，即用鲜血和生命打造生存资源的分配规矩，并且用暴力保护这种规矩 毛泽东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被苏联所代表的马列主义正统理论视为异端，因为马列主义并不那么抬举暴力。而毛泽东的这句话，也是安置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历史唯物主义框架中的，枪杆子只是上层建筑改朝换代的工具，只是阶级斗争的最高级手段，并不那么具备根本性。 民间暴力控制社会的模式。 站在契约论的狭窄基础上，理解社会和解释历史就难免捉襟见肘。 当人生的意义被视为一种工具的时候，就已经不是人生的意义了，因为你我都知道，那是假的。 古诗词可以迅速调动起我的人世沧桑感 理性清明，分析精巧，对我理解人心的一般状态和人际关系的均衡状态 制度经济学，任意一本。用微观经济学的清明理性来分析制度变迁，这是一门历史学可以借用的好手艺，一旦领会了这种思路，想忘掉不用都难。 如果你追求阳光，就躲不开身后的阴影。 知识无涯，可多可少，灵魂却只有一个，不能让他枯萎了。 过去的解释不足以回答当代人的疑问

当中有些吹得太过了，略去了一些没必要的定语。

建议在阅读全书之前先读这篇，以便系统地了解作者的历史观，并熟悉他罗里吧嗦的文笔。

此段对应全书的第一章。当称霸者开始考虑长期收益，就会一定程度上保护羊群，逐渐转变为王道。儒家思想可以说是千载王道的广告代理商。

此段对应第十三章中对明帝王与官僚集团斗智斗勇的历程的分析。最后，朱家的代价转嫁给了煤山上那棵歪脖子树。

所以说为什么叫“内法外儒”呢，违背天性的事情，只能用法来约束。想起孙传芳说的“没见过不偷家的仆人，但没有对孙子不好的爷爷”——让仆人（官吏代理集团）服务主人（百姓），本身就是违背天性的工作吧。

最近有人推荐《大明王朝1566》，其中赵立新有一段台词绝佳：“上下挥霍无度便掠之于民，民变即便掠之于商”。回想我从19年开始看历史笔记类书籍，以一年一本龟速浸入明清两代的长河，直到今日才品出“明朝是汉人帝制演化的最高峰”的含义。因此每当我看见一些舔学家，愤愤之外也有一丝好笑，由民及商、由商及官，谁又能逃脱这种被广袤大陆与小农经济滋养壮大的、自上而下的掠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