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格拉底的审判

苏格拉底没有说的话比他说的更加有力。他从来没有提出过公民有权撤换不接受忠告而又把提出忠告者处死的统治者。他要求他们像一个自由市场理论家一样，寄希望于由于判断错误和行为不当据说会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后果上。苏格拉底所预言的不好的统治者的“毁灭”，对被统治者来说，并不是什么安慰。因为该城市和公民都会同那个顽固不化、刚愎自用的统治者一起毁灭。或者他很可能像马科斯或杜瓦利埃一样席卷从他的臣民那里搜刮来的财富逃跑。暴君卷逃掠夺而得的财物获得成功，这种事情是太经常了。

的确，社会群体内部的法律和秩序可能会加剧本来受压抑的野性。战争可能是一种到外界去发泄野性的受人欢迎的办法。弗洛伊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屠杀后曾在他的《文明及其不足》一文中这么推测过。弗洛伊德认为，人类为了要过群体生活而抑压下去的无法无天的冲动，在战争的大规模屠杀中得到了发泄。

我们现在来看一看苏格拉底和他的城市的第二个基本分歧。这关系到两个问题。对苏格拉底来说，这两个问题是不可分解地相互有关联的，但是对他的城市来说则不是。一个问题是：什么是美德？苏格拉底多次想要给它下个定义都没有结果，唯一成功的一次是把美德等同于知识。这就引起了第二个问题：什么是知识？ 这两个问题当然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如今仍在争论之中，还没有解决。看来它们是深奥难解而且是形而上学的，最好让博士研究生去对付。但是它们不可避免地有政治的涵义。如果美德就是知识，那么就像其他形式的知识一样，它是可以教的。如果它是可以教的，那么它就不可能限于少数人——贵族地主世家——而是可以被多数人——新兴的手艺人和生意人的中产阶级——来学习，甚至可以被普通百姓来学习。如果多数人都有美德，那么他们就有资格参与治理城市，而不能被拒绝。 但是，苏格拉底在谈“什么是知识”的问题时，却朝相反的方向支了开去。苏格拉底说，真正的只是只有通过绝对定义才能得到。如果你对某一事物不能下一绝对定义，你就不知道它是什么。接着，苏格拉底证明，这种知识是得不到的，连他也得不到。他谦虚地称，在这个意义上，他所知道的唯一东西就是他不知道。美德是知识，而真正知识是得不到的。即使这么一点真理也只有——如果有的话——极少数的人才能掌握。因此在他的无法衡量的谦虚背后隐藏着同样无法衡量的自大。

当凯撒们推翻了共和国，结束了寡头控制的参议院和受到严密限制的平民组成的议会中的自由辩论时，演讲术和政治之间的紧密关系就明白地表现了出来。演讲退化为讲些空洞无物的漂亮话，成了一种耍嘴皮子的表演，再也没有它当初生为自由的人——无论是贵族派还是民主派——在为他们自己的命运作决断时发出呼声那么勃勃有生气。没有言论自由，演讲只是放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