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左傳注（全四冊）

臧文仲曰：“宋其兴乎！禹、汤罪己，其兴也勃焉；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是宜为君，有恤民之心。”

杨伯峻引《韩诗外传》曰：“孔子曰：‘昔桀、纣不任其过，其凶也忽焉；成汤、文王知任其过，其兴也勃焉。过而改之，是不过也。’”

所以这段原文，是认为治乱兴衰本来就有规律，端看是否体恤民意，是否为政者能知道、及时改正自身错误。当然孔子是把希望寄托在提高为政者道德水平，希望他们从心里尊礼重道上了。

从这个背景看下面这段官方频繁引用的故事，就别有意味了。黄炎培不知道这个典故吗？只怕有可能是知道的。

http://history.people.com.cn/n/2013/1024/c198452-23311311-2.html

六位参政员将要回重庆时，毛泽东问黄炎培有什么感想，黄炎培坦率地说：“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力。大凡初时聚精会神，没有一事不用心，没有一人不卖力，也许那时艰难困苦，只有从万死中觅取一生。既而环境渐渐好转了，精神也就渐渐放下了。有的因为历史长久，自然地惰性发作，由少数演变为多数，到风气养成，虽有大力，无法扭转，并且无法补救。也有为了区域 一步步扩大，它的扩大，有的出于自然发展，有的为功业欲所驱使，强求发展，到干部人才渐见竭蹶、艰于应付的时候，环境倒越加复杂起来了，控制力不免趋于薄弱了。一部历史‘政怠宦成’的也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也有。总之没有能跳出这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的了。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

毛泽东听了他这番话后，回答说：“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黄炎培看来：“这话是对的”，因为“只有把每一地方的事，公之于每一地方的人，才能使地地得人，人人得事。把民主来打破这周期率，怕是有效的。”

楚文王伐申。过邓。邓祁侯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骓甥、聃甥、养甥请杀楚子。三甥曰：“亡邓国者，必此人也。若不早图，后君噬齐。其及图之乎！图之，此为时矣。”邓侯曰：“人将不食吾余。”对曰：“若不从三臣，抑社稷实不血食，而君焉取余？”弗从。还年，楚子伐邓。十六年，楚复伐邓，灭之。

《春秋》里大把这样的例子：国君各个都表现得尊礼重道，但真的从骨子里奉行礼仪教化的，都死得很惨。所谓外圣内王，从这时候就已经可以看到了吧。

师旷侍于晋侯。晋侯曰：「卫人出其君，不亦甚乎？」对曰：「或者其君实甚。良君将赏善而刑淫，养民如子，盖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爱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匮神乏祀，百姓绝望，社稷无主，将安用之？弗去何为？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为之贰，使师保之，勿使过度。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善则赏之，过则匡之，患则救之，失则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补察其政。史为书，瞽为诗，工诵箴谏，大夫规诲，士传言，庶人谤，商旅于市，百工献艺。故《夏书》曰：『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谏失常也。天之爱民甚矣。岂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从其淫，而弃天地之性？必不然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