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传》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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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任用的官照例要辞官,上辞官表,一辞再辞甚至辞让到六七次,皇帝也照例拒绝,下诏敦劝,一劝再劝再六次七次劝,到这人上任谢表才算罢休。辞的不是真辞,劝的也不是真劝,大家肚子里明白,是在玩文字的把戏,误时误事,白费纸墨。朱元璋认为这种做作太无聊,也把它废止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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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以前,士大夫是和皇家共存共治的。
具体的先从君臣的礼貌来说吧。在宋以前有三公坐而论道的说法,贾谊和汉文帝谈话,不觉膝之前席,可见不但三公,连小官见皇帝都是坐着的。唐初的裴寂甚至和唐高祖共坐御榻,十八学士在唐太宗面前也都有坐处。到宋朝便不然了。从太祖以后,大臣上朝在皇帝面前无坐处,一坐群站,三公群卿立而奏事了。到明代,不但不许坐,站着都不行,得跪着说话了。从坐而站而跪,说明了三个时期的君臣之间的关系,也说明了士大夫地位的下降。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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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说来,一笔抹杀红军的革命意义,骂他们“凶谋”“放火“杀人”,尤其是杀戮士大夫,干条万条罪状,简直是罪大恶极。正式声明对红军的看法,郑重否定自己今天以前的全部事业,更引经据典,拿轩辕、成汤、文王来比附,解释起兵是为了救民,戴上为人民的帽子——就这点而论,朱元璋真正不愧是明教的叛徒。从对元朝的态度来说,惋惜元军戡乱之略无功效;倒过来,元朝以天下兵马钱粮大势,再加上有戡乱之略的老将旧臣,上顺天意,下悦民心,他是会替胡元“立功”,共同戡乱的——就这点而论,文字上的轻重抑扬,留下一个地步,万一情况不利,胡运复兴,借这由头倒到蒙古大汗脚下,还可不失富贵,表现了他是个不折不扣的骑墙主义者。两篇文字,充满了儒家的色彩,可以明白这是刘基、宋濂等人的策略,甚至可能是出于他们的手笔。这一地主儒生群几年来的作用,到这时才具体化,红军的将领都已死亡,军队没有了,小明王成为应天的傀儡,甚至被拘囚了,自然应该一脚踢开红军招牌,自已建立新系统,来争取地主巨绅的支持,士大夫的同情拥护。这两篇文字把元璋的一生切作两截,前半截是贫农和穷人的头目,此后则摇身一变,成为地主巨绅的保护人,儒家的护法;过去要破坏现存秩序,此后则一转而为最保守、最顽强的现状维持派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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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末的农民,大部分参加红军,破坏旧秩序和旧的统治机构。地主的利益恰好相反,他们要保全自己的生命财产,就不能不维持旧秩序,就不能不拥护旧政权。在战争爆发之后,地主们用全力来组织私军,称为民军或义军,建立堡寨,抵抗农民的袭击。这一集团的组成分子,包括现任和退休的官吏、乡绅、儒生和军人,总之,都是丰衣足食、面团团的地主阶层人物。这些人受过教育,有知识,有组织能力,在地方有号召的威望。虽然各地方的地主各自作战,没有统一的指挥和作战计划,战斗力量也有大小强弱之不同,却不可否认是一个比元朝军队更为壮大、更为顽强的力量。他们绝不能和红军妥协,也不和打家劫舍的草寇或割据一隅的群雄合作。可是,等到有一个新政权建立,而这一个新政权是有足够的力量保护地主利益、维持地方秩序的时候,也就毫不犹豫地拥戴这一属于他们自己的新政权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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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派大批官吏核实全国田土,定其赋税,详细记载原坂、坟衍、下隰、沃瘠、沙卤的区别,凡置卖田土,必须到官府登记税粮科则,免去贫民产去税存的弊端;十年一次的劳役,轮流休息,又似乎是替一般穷人着想的。其实,穷人是得不到好处的,因为执行丈量的是地主,征收租粮的还是地主,里长甲首依然是地主,地主是绝不会照顾小自耕农和佃农的利益的。而且,愈是大地主,愈有机会让子弟受到教育,通过科举成为官僚绅士,官僚绅士享有非法的逃避租税、合法的免役之权。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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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集团所享受的特权,造成了更激烈的加速度的兼并,土地愈集中,人民的负担愈重,生活愈困苦。这负担据朱元璋说是“分”,即应尽的义务,洪武十五年他叫户部出榜晓谕两浙江西之民说:“为吾民者当知其分,田赋力役出以供上者,乃其分也。能安其分,则保父母妻子,家昌身裕,斯为忠孝仁义之民。”不然呢?“则不但国法不容,天道亦不容矣!”应该像“中原之民,惟知应役输租,无负官府”。只有如此,才能“上下相安,风俗淳美,共享太平之福!”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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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呢?自从平宋之后,太平了多年,忘记了怎样打仗。驻防在内地繁华都市,日子久了,生活整个儿腐化,也不愿意打仗了。军官们大都是世袭的公子哥儿,懂吃、懂喝、懂玩,会发脾气,会克扣军粮,会奴役虐待士兵,更会劫掠百姓,就是不懂和不会打仗。蒙古初起时,那种纵横欧亚、叱咤风云的沙漠中健儿的子孙,到这时已经完全不是军人了,他们比老百姓更胆小怕事。
这个几十个家族奴役中国人民的政权,一靠官僚,二靠武力支持。官僚弄钱,武力吓人。如今,全不行了,千疮百孔,到处发霉发烂了。从顶到脚,都蛀蚀得空空,自然经不起红军雷霆万钧的一击。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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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山童又分发几百个党徒去做工,宣传天下要大乱了,弥勒佛已经降生了,十人传百,百人传千,河南江淮一带的老百姓全信了。韩山童和亲信刘福通、杜遵道计较,光是老百姓不够,还得念书做官的一起干,至少也要做到让士大夫同情这运动。刘福通说有办法,鞑子不得人心,我们上一两代都是宋朝的老百姓,只要提出复宋的旗号,读书人没有不赞成的。河夫开河开到黄陵冈,果然在当路处挖出一眼的石人,几万夫役骇得目瞪口呆,一时人心骚动,三个一堆,五个一群,纷纷议论,大家心里明白,是动手的时候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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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在寺里接连不断地得到外边的消息:前些日子占襄阳,元兵死了不少;某日又占了南康,元军不战而逃;芝麻李八个人装作挑河夫,一晚上占了徐州。说的人津津有味,听的人心花怒放。红军檄文指斥元朝罪状,最精彩的话是“贫极江南,富夸塞北”。蒙古、色目人饱得胀死。汉人、南人却饿得要死。什么好东西,财帛粮食,刮空了运到北边。做活出气力的是一种人,笼着手在享用的又是一种人。真把几十年来多少人心里闷着的全给说出来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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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划算了又划算,虽然相信彭莹玉的话,鞑子一定得赶走,汉人、南人一定得翻身,眼前就是穷人的好日子来了,可是,还得仔细计较,拣便宜省事有好处的路走。摆在前面有三条路。投官军呢,犯不着。官军的纪律他知道得太多,去了是自投死路。再则鞑子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一本血账,提起来谁都痛恨。外祖父说的崖山的故事,还记得清清楚楚,男子汉纵然不能做什么大好事,也万万不可丧心病狂到替敌人做走狗,来残害自己的兄弟姊妹!投红军呢?听说濠州有五个元帅,一字并肩,没有头脑,谁也不服谁,谁也支使不了谁,闹得乱哄哄,不成个体统。怕没有大出息,成不了事。留在寺里过安闲日子呢?迟早给官军捉去拿赏号,死得更是不明不白。想了又想,三条路都走得,又都有难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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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儒生都是遵守礼法惯了的,头脑也是保守惯了的,红军那一套杀官长、打地主、捧明王、念弥勒佛号的宗教情绪,完全不合调。既然旧主子垮了,扶不起来,无法施展才能,新主子又并不嫌弃,不算旧账,也就改变主张,利用朱元璋的雄厚军力,帮助建立新朝代,在新政权下继续维持几千年来的传统秩序、习惯、文化,以贵人役使贱人,富人剥削穷人,有知识的和有武力的结合起来,统治不识字的和种田地的人,来保持豪绅巨室们的既得利益。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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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远处买金子缴纳。后来实在赔纳不起,没奈何,丢了房屋田地,逃到泗州盱胎县垦荒。那边几代没来往,情况不明,再老的祖籍是沛县,如今已经隔了几百年,越发不用说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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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天殿受贺后,立妃马氏为皇后,世子标为皇太子,以李善长、徐达为左右丞相,各文武功臣也都加官晋爵。皇族不管死的活的,全部封王。一霎时闹闹嚷嚷,欣欣喜喜,新朝廷上下充满了蓬勃的气象,新京师里添了几千家新贵族,历史上也出现了一个新朝代。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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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片捷报声使应天的文武臣僚欢天喜地,估量军力、人事和元政府的无能腐败,加上元朝将军疯狂的内讧,荡平全国已经是算得出日子的事情了。苦战了十几年,为的是什么?无非是为做大官,拜大爵位,封妻荫子,大庄园,好奴仆,数不尽的金银钱钞,用不完的锦绮绸罗,风风光光,体体面面,舒舒服服过日子,如今这个日子来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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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指出,民族間的壓迫是形式上的,是對沒有政治地位的平民百姓的壓迫。實質上,蒙古、色目、漢人、南人的地主階級的聯合政權,對所有各族的貧苦人民,無例外地進行剝削、掠奪和奴役,歸根到底,本質上仍然是階級壓迫。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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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統治者在滅金滅宋的戰爭中,除開攻城略地,大量屠殺以外.更掠奪人口,叫作驅口,地位和奴隸一樣,所生子孫,永遠世襲。蒙古、色目、漢、南人官吏也多強佔民戶為奴隸。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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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陛下有太子,休教讀漢人書,解人。又其間好生欺負人,往時,我行,有把馬者久不見,問之曰往應科舉未回。我不料科舉都是這等人,得了!」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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堂堂大元,奸佞當權,開河變鈔禍根源,惹紅巾萬千。官法濫,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鈔買鈔,何曾見?賊做官,官做賊,混賢恿,哀哉可憐!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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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璋懂得讀書的好處,因為祖先的許多成功、失敗的經驗都寫在上面。不讀書便沒有辦法取得這些經驗。也苦於自己讀書不多,許多道理還不大說得明白,以此,他很尊敬有學問的讀書人。也懂得讀書人能替人出主意、辦事。這些儒士,誰對他們尊重,給面子,給好處,養得好,吃得飽,就替誰出力做事,這種辦法叫作「養士」,是自古以來就已行之有效的老辦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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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璋後來和群臣總結戰勝漢、吳兩大敵人的經驗說:「元末群雄中,張士誠、陳友諒最強大,士誠地方富庶,友諒軍力雄厚,我都不如,只靠不亂殺老百姓,說話算話,刻苦做事,和大家同心協力,才能成功。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