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桥词典

1.从那以后，马疤子的兵不管到哪里借路，其他杆子都不会为难。他们若是给货商保镖，完全不用武装，空手随行足矣。这叫作“仁义镖”。碰到了其他的杆子，抱一个拳，报上马文杰的大名，对上两句江湖暗语，就可以逢凶化吉。2.一个成熟的政权，一个强大的集团，总是拥有自己强大的语言体系，总是伴随着一系列文牍、会议、礼仪、演说家、典籍、纪念碑、新概念、宣传口号、艺术作品，甚至新的地名或新的年号等等，以此取得和确立自己在全社会的话份。不能取得话份的强权，不过是一些徒有财力或武力的乌合之众，像一支又一支杀退过官军甚至占领过京城的草寇，即便一时得手，也必然短命。。正是体会到了这一点，执政者总是重视文件和会议的。文件和会议是保证权利运行的一个个枢纽，也是强化话份的最佳方式。文山会海几乎是官僚们不可或缺并且激情真正所在的生存方式。即便是空话连篇的会议，即便是没有丝毫实际效用的会议，也往往会得到他们本能的欢喜。道理很简单，只有在这种时候，才会设置主席台和听众席，明确区分等级，使人们清醒意识到自己话份的多寡有无。权势者的话语才可以通过众多耳朵、记录本、扩音器等等，得到强制性的传播扩散。也只有在这种氛围里，权势者可以沉浸在自己所熟悉的语言里，感受到权利正在得到这种语言的滋润、哺育、充实和安全保护。这一切，往往比会议的具体目的更为重要。也正是从这一点出发，权势者对自己不习惯和不熟悉的语言，充满着天然的警觉和敌意。3.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现代主义艺术声势浩大，抽象画、荒诞剧、意识流小说和超现实主义诗歌惊世骇俗，嬉皮运动、女权运动，还有摇滚乐等等异生的文化现象也随之而来。有意思的是，这些新现象出现时差不多—一都被视之为邪恶的政治阴谋。资产阶级的报纸攻击毕加索的抽象画是“苏联企图颠覆西方民主社会的罪恶伎俩”，“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宣传”，而摇滚歌手“猫王”爱尔维斯和“披头士”代表人物列农，被教会和国会议员们疑为“共产党的地下特工”，目的是“要败坏青一代，使他们在对共产主义的斗争中未战先败”——他们的音乐在美军驻欧基地一直是禁品。在另一方面，任何红色政权也做着差不多同样的事情，现代艺术无论雅俗，几十年来也一律遭到官方的批判，官方文件和大学教科书将其定性为——“和平演变的先锋”，“西方国家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毒害青少年的精神毒品”等等。当然，如果把这些反应完全看成防卫过度。是大大的天真。事实上，一种不熟悉的语言，就是一种不可控的语言，它差不多也就是一种不可控的权利。不论它表面上的政治标志如何，它都具有实际上的离心力，造成信息通道的阻抗和中断，形成对执政者话份不同程度的削弱和瓦解。4.春天的雨是热情的，自信的，是浩荡和酣畅，是来自岁月深处蓄势既久的喷发。比较来说，夏天的雨显得是一次次心不在焉的敷衍，秋天的雨是一次次暮然回首的恍惚，冬天的雨则是冷漠。5.外人到了日本，不可不注意一些叫作“世辞”的废话。假如有日本人对你的产品颇为夸奖，对你的计划大加赞许，但并没有与你商谈具体合作步骤，你就千万不要当真，不必在家傻等对方的订货单。外人到了法国巴黎同样需要警惕，假如有人邀请你到他家去做客，不管他热情洋溢到何种程度，不管他如何拍肩握手甚至于同你拥抱贴脸，只要他没有给你他的具体地址，没有约定具体时间，你就可以付之一笑，将其看作交际礼仪中的虚，看作某种通用规格的友情空头支票，不要放在心上。更不要把电话打过去问“我什么时候来呵？”

《甜》一个“甜”字，暴露了马桥人饮食方面的盲感，标定了他们在这个方面的知识边界。每个人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盲感区位。人们的意识覆盖面并非彼此吻合。人们微弱的意识之灯，也远远没有照亮世界的一切。中国人更爱用“西方人”甚至“老外”的笼统概念，就像马桥人爱用“甜”字。在一个拒绝认同德国的英国人或者拒绝认同美国的法国人看来，这种笼统当然十分可笑。一个“资本主义”的概念就足够用了，就足够支撑自己的爱意或者敌意了。我在美国时读到过一本反共的政治刊物，同样停留在马桥人“甜”的水平。他们不觉得自己有什么逻辑的矛盾和混乱，只觉得凡是反共的就值得喝彩，就很好，就是“甜”。我没法把谈话继续下去。我并不想改变餐桌对面这位外交官的政治立场。任何一种严肃而恪守和平的政治立场，你可以拥护，可以反对，但不能没有尊重。我只不过是感到一种困难，就像我没法让当年的马桥人从语言上区别各种各样的“糖”，现在，我也没法让外交官区别中国各种各样的“反抗”。在他眼中陌生而模糊的这个国家，骗钱也是一块可口的“糖”，如此而已。《一九四八年（续）1》我曾经以为，时间在任何地方都是一种均量的、匀速的东西，就像平均分派而且方正整齐的一块块透明流体。不、其实这只是我们肉体感受到的时间，比方说是我们按部就班的诞生、发育、衰老直至死亡。但人不是树，更不是石头。也许，在某种物质的时间之外，对于人更有意义的是心智时间。时间只是感知力的猎物。《冤头》有些词一旦进入实际运用，就会出现奇异的变化：他们的反义在自己内部生长和繁殖，浮现和泛滥，最后把自己消灭，完成对自己的否定。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这些词从一开始就是自己潜在的反义词。“赞扬”的隐义则是诋毁。对某一个人的诋毁，很可能使那个人获得更多同情。对一部影片的诋毁，很可能使观众在观看前降低期待值，观看时反而获得意外的好感。于是，一个有足够生活经验的人，不会不明白毁誉相成的道理，不会不体会到鲁迅先生所言“捧杀”的可怕。冤头常常处在这样一种处境：对方已经毫无可爱之处，因此惯性的爱不再是情感，只是一种理智的坚守和苦熬。人们可以想象，一种爱耗光之后、烧光之后、榨干之后，被对方挥霍和践踏得一干二净之后，只剩下爱的残骸和渣滓，充满着苦涩、充满着日复一日的折磨，这就是“冤”。我想到二十块钱就可以使自己迅速地哼起歌来，就可以使自己迅速地摆弄起照相机，就可以马上离开这个恶心的破房子然后逃入阳光和鸟语，实在是很便宜。我想到二十块钱就可以使自己今后的回忆充满诗情充满玫瑰色的光辉，实在是很便宜。《晕街》狗没有语言，因此狗从不晕街。人类一旦成为语言生类，就有了其他动物完全不具备的可能，可以用语言的魔力，一语成谶，众口铄金，无中生有，早出一个又一个的事实奇迹。就像“晕街”一词的发明者，一个我不知道的人，竟造就了马桥一代代人特殊的生理，造就了他们对城市长久的远避。那么“革命”呢，“知识”呢，“故乡”呢，“局长”呢，“劳改犯”呢，“上帝”呢，“代沟”呢......在相关的条件下，这些词已经造就过什么？还会造就什么？我没法说服马桥人。《打车子》只有当人们面对性的无限深广的语言盲区时，不安全感才会在不由自主的迷惑和茫然中萌生，他们在害怕什么。与其说他们害怕公众礼教的舆论，毋宁说他们在下意识里更害怕自己，害怕自己在性的无名化暗夜里迷失。他们一旦脱下裤子就同样会有焦灼、紧张、惶乱、心悸、血压升高、多疑和被窥视幻想，如同他们投入了一心向往的巴黎或纽约，但要把寓所的门窗紧紧关闭。

《火焰》这使我有理由相信，鬼是人们自己造出来的。也许它只是一种幻觉，一种心象，在人们肉体虚弱（如我的母亲）或精神虚弱（如绝望的现代派）的时候产生，同人们做梦、醉酒、吸毒以后发生的情况差不多。面对鬼，其实就是面对我们自己的虚弱。人们希望看见什么的时候，这个什么总有一天就会出现。人们可以用两种手段实现这个什么：火焰高的时候，用革命、科学和经济发展；火焰低的时候，用梦幻。人和人是不可能一样的。如果我不能提高多数马桥人的火焰，我想，我也没有理由剥夺他梦幻的权利，也没有理由妨碍他们想象他们的铁香重新返马桥，与她嫂嫂越过生死之界在荷塘边抱头痛哭。《现》马桥人设立语言的禁忌，就如更大世界里的人们结婚需要戒指，国家需要国旗，宗教需要偶像，人道主义需要优雅的歌曲和热情的演讲。当这些被人们袭用之后，它们本身就成为神圣不可冒犯的东西。任何冒犯在袭用者和习用者那里，不再被认为仅仅是恶待了一块金属，一块布料，一块石头，以及一些声波，而是欺凌了他们的情感。《梦婆》弗洛伊德早就用他的精神分析学作出了精密而系统的理论表述。他怀疑理智，甚至不轻信意识，更强调潜意识的作用，认为潜意识的混乱、琐碎、隐秘，不是无意义的。恰恰相反，作为意识的源泉和动力，潜意识隐藏着更重要的真实，需要人们小心地去探察。弗洛伊德认为，潜意识更容易呈现于小孩、女人、精神病人，更容易呈现于人们的梦里——即理智薄弱或崩溃的一切地方。“梦婆”一词精炼而准确地概括了弗洛伊德式的发现：梦是正常人深藏的疯癫，而精神病是白日里清醒的梦。《醒》屈原当过楚国的左徒，主持朝廷的文案，当然熟知楚国的历史，熟知楚国对罗国的驱杀。我不知道他凄然登上罗江之岸时，见到似曾相识的面容，听到似曾相识的语音，身历似曾相识的民风乡俗——这侥幸逃脱了楚人刀斧的一切，心里有何感想？我更难想象，当屈辱而贫弱的罗人面对侵略国的前任大臣，默默无言地迎上来，默默地按住了刀柄，终于援以一箪一瓢之时，大臣的双手是否有过颤抖》历史没有记载这一切，疏漏了这一切。

　　等地醒過來，有婦人對她說：「你要往寬處想，到了這個地步，只能往寬處想了。你雄獅走得早一點也好，不是活了個貴生麼？不愁吃不愁穿的日子，天天都是耍，剛剛耍得差不多了就走了，一無病二不痛，是他的福氣咧。你還想以後他遭孽呵？」 　　「貴生」是指男子十八歲以前的生活，或者女子十六歲以前的生活。與此相關的概念是「滿生」，指男子三十六歲和女子三十二歲以前的生活。活過了這一段就是活滿了，再往後就是「殘生」了，不值價了。從這個道理來看，當然是死得早一點好，死得早一點才貴。 水水爛爛垮垮的樣子有點過分，似乎有一種存心要虐待自己的勁頭，一種要扣住自己作為人質，刻意報復什麼人的勁頭。好幾次，她出門撈豬食，胯骨兩邊甩。踏一雙男人的破套鞋，沙啞著嗓子「呵呵呵呵」地趕菜園裡的雞，褲襠裡紅紅的月水印漬都被路人看見。這很難說是一般的大意。 　　其實，北方來的「肏」，與「嬲」似乎有些不同。首先，「肏」的字形表示出這是男性的動作，輔以乾脆、急促、暴烈的發音自然十分合適。「嬲」的發音則是柔軟的、纏綿的、舒緩的，暗示一種溫存的過程。從「嬲」的原義來看，或者至少說，從這個字上述各種所指的意義聯繫來看，「嬲」的狀態，當然是指一種黏連、貼近、纏繞、親熱、戲弄的狀態，即多少有點像漿糊和膠水的狀態，沒有暴力的進攻性。 　　戴世清是從平江來的，成了這些叫化子的頭。叫化子分等級，有一袋、三袋、五袋、七袋、九袋。他是九袋，屬最高級別，就有了「九袋爺」的尊稱，鎮上無人不曉。他的討米棍上總是掛著個鳥籠，裡面一隻八哥總是在叫「九袋爺到九袋爺到」，八哥叫到哪一家門口，他不用敲門，也不用說話，沒有哪一家不笑臉相迎的。對付一般的叫化子，人們給一勺米就夠了。對九袋爺，人們必須給足一筒，有時甚至賄以重禮，往他衣袋裡塞錢，或者臘雞爪──他最愛吃的東西。 　　「你以為是我要討飯麼？是我要討飯麼？」九袋爺睜大眼，覺得真應該好好教育這個醒崽一番才對，「天有不測風雲，人有旦夕禍福。流年不利，國難當前，北旱南澇，朝野同憂。我戴世清一介匹夫，也懂得忠孝為立身之本，仁義為治國之道。君子先國而後家，先家而後己。我戴某向政府伸手行不行？不行。向父母兄弟三親六戚伸手行不行？也不行！我一雙赤腳走四方，天行健君子自強不息，不搶不偷、不騙不詐，自尊自重，自救自助，豈容你這勢利奸小來狗眼看人低！有了兩個臭錢就為富不仁的傢伙我見多了……這個臭錢你拿走，快拿走！」 　　鹽商沒聽說過這麼多道理，被他橫飛的唾沫刷得一退一退的，只好舉手告饒：「好好好，說不過你，我還要做生意，你走吧走吧。走呵。」 　　「走？今天非同你理論個明白不可！你給我說清楚，是我要討飯麼？我今天是找你來討飯麼？我什麼時候開口說過這句話？……」 　　鹽商苦著一張臉，多掏出了幾枚銅板，往他懷裡塞，有一種敗局已定的絕望。「是的是的，今天不是你要討飯，你也沒找我討飯。」 　　他對我的異議總是冷靜地思索，對我吹噓的各種科學見聞也很少表示驚訝，正像他平日裡大悲不悲，大喜不喜，一張娃娃臉上永遠是老成持重。他的各種感情在這張臉上濾成了單一的溫和，單一的靦腆，還有永遠清澈的目光，從人們不大注意的某個角落潛游出來。一碰到這種目光，你就感到它無所不在，自己任何舉動都被它網捕和滲透。他的眼睛後面有眼睛，目光後面有目光，你不可能在他面前掩藏什麼。 　　「她的被子要洗了，有股尿臊氣。聽見沒有？」讀書人說完就走了。他每次回來都是這樣，吃一頓飯，抹抹嘴，作出一些安排就走了。當然，他盡可能留下一點錢。他有錢。 　　有些詞一旦進入實際運用，就會出現奇異的變化：它們的反義在自身內部生長和繁殖，浮現和氾濫，最後把自己消滅，完成對自己的否定。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這些詞從一開始就是自己潛在的反義詞，只是人們不大容易察覺。 　　它們有自己很難看到的背影。 　　比如「揭示」的隱義其實是遮蔽。一部春宮片對性的揭示，剛開始還可能使觀眾心驚肉跳，目瞪口呆，但被觀眾司空見慣以後，揭示成了車載斗量和洶湧而來的重複，事情就不會有別的結果，只可能使觀眾一步步麻木，熟視無睹，無動於衷，面對無限春色也會連連哈欠。性的過分刺激，最終使性感覺衰竭乃至完全消失。 　　「讚揚」的隱義則是詆毀。對某一個人的詆毀，很可能使那個人獲得更多同情。對一部影片的詆毀，很可能使觀眾在觀看前降低期待值，觀看時反而獲得意外的好感。於是，一個有足夠生活經驗的人，不會不明白毀譽相成的道理，不會不體會到魯迅先生所言「捧殺」的可怕。讚揚可以給敵手加上過分的榮耀和褒獎，引起旁人的嫉妒，引來公眾本來不一定有的故意挑剔，大大增加普遍招怨的可能。讚揚也可能使敵手腦子發熱，驕縱懈怠，在往後的日子自己鑄成大錯，不待他人指責就落入名聲掃地的下場。對敵人最好的辦法，更多時候其實是讚揚而不是詆毀。 　　那麼「愛」呢？那麼鹽早對他祖娘的愛呢？是不是也有一種詞義的背影隱藏其後？愛的情感流過去以後，是不是有令人驚訝的東西沉澱下來？　　我不能說，鹽午的訓斥和錢不是一種仁厚，即便是一種局外和事後的反應，仁厚還是仁厚。但這種仁厚的前提恰恰是因為他以前很少住在家裡，很少受到祖娘的折磨。我也不能說，鹽早的動武不是一種冷漠，即使是面對一種不可理喻的自虐者，冷漠還是冷漠。這種冷漠來自他任何辦法統統失效以後的絕望，來自他失敗的愛。在這裡，愛和恨換了個位置，就像底片在成像過程中黑濾下了白，而白濾下了黑。在馬橋的這個老蠱婆面前，人的仁厚濾下了冷漠，而人的冷漠濾下了仁厚。 　　馬橋人有一個特殊的詞：「冤頭」，有點像「怨」，包含了愛與恨兩種含義。冤頭常常處在這樣一種處境。對方已經毫無可愛之處，因此慣性的愛不再是情感，只是一種理智的堅守和苦熬。人們可以想像，一種愛耗盡之後，燒光之後，搾乾之後，被對方揮霍和踐踏得一乾二淨之後，只剩下愛的殘骸和渣滓，充滿著苦澀，充滿著日復一日的折磨。這就是「冤」。愛者可以有回報，在付出愛以後，至少可以給自己留下某種動人的回憶。而冤者沒有任何回報，什麼也留不下，一直付出到自己一無所有和全部輸光的地步，包括一步步輸掉了愛的全部含義和全部特徵。到了這個時候，在道德輿論面前，冤者也就輸掉了問心無愧的權利。 　　鹽早就是他祖娘的冤頭。 　　祖娘後來終於死了。下葬的時候，鹽午趕回來哭得最為傷心，跪在棺木前，別人拉也拉不起來。從他晶瑩的淚光裡，任何人都可以看出他悲痛的真實。鹽早卻木木的，人家要他做什麼，他才會做什麼，目光很空洞，表情很呆板。也許他這些天來給老人洗身子，換壽衣，買棺木，已經忙得沒有工夫流眼淚了，也沒有眼淚了。 如果有一種東西可以使你每一根骨頭都鬆散，使你的每一塊肌肉都錯位，使你的視覺跑向鼻子而味覺跑向耳朵，腦子裡的零件全部稀里嘩啦，那麼這種東西不會是別的，就是志煌的「雙獅滾繡球」。 　　在我的印象裡，志煌的牛功夫確實好，鞭子從不著牛身，一天犁田下來，身上也可以乾乾淨淨，泥巴點子都沒有一個，不像是從田裡上來的，倒像是衣冠楚楚走親戚回來。他犁過的田裡，翻捲的黑泥就如一頁頁的書，光滑發亮，細膩柔潤，均勻整齊，溫氣蒸騰，給人一氣呵成行雲流水收放自如神形兼備的感覺，不忍觸動不忍破壞的感覺。如果細看，可發現他的犁路幾乎沒有任何敗筆，無論水田的形狀如何不規則，讓犁者有布局犁路的為難，他仍然走得既不跳埂，也極少犁路的交叉或重複，簡直是一位丹青高手惜墨如金，決不留下贅墨。有一次我著見他犁到最後一圈了，前面仍有一個小小的死角，眼看只能遺憾地捨棄。我沒料到他突然柳鞭爆甩，大喝一聲，手抄犁把偏斜著一抖，死角眨眼之間居然乖乖地也翻了過來。 春上的一天，世間萬物都在萌動，暖暖的陽光下流動著聲音和色彩，分泌出空氣中隱隱的不安。回神仙府，請同屋的馬鳴找來針線，湊著油燈，自己給龍袋子縫了幾針。縫到最後，胯下血糊糊的一片，自己手抖得穩不住針，渾身汗得水洗一般，還沒收線就暈了過去。 　　村裡的狗叫了整整一夜。 　　馬鳴醒來時，三耳朵的草窩裡已經沒有了人影。 　　一連幾個月沒有看見他。 　　入秋後的一天，婦女在紅薯地裡翻藤。不知是誰驚叫了一聲，大家感覺到什麼，回頭一看，發現路上立著一個人，馬鬃般的長髮下兩隻大眼睛朝這邊盯著。有人總算看出來了，是滿臉怒氣的三耳朵。不知他是從哪裡拱出來的，也不知他已經這樣一聲不吭地盯了多久。 　　馬鬃走了過來，一直走到鐵香的面前。 　　鐵香連連後退，「你要幹什麼？你要幹什麼？……」 　　撲嗵──人們還沒有來得及看清，一把柴刀對鐵香腳下一甩，馬鬃已經跪在鐵香面前，頸根盡力伸長：「姊姊，你殺了我！」 　　鐵香朝其他女人大叫：「來人呵！來人呵……」 　　「你殺不殺？」三耳朵跳起來追趕鐵香，攔在對方面前，再次下跪。 　　「你這個瘋子……」鐵香臉白慘白，慌慌地想奪路而逃。 　　「臭婊子你敢跑──」三耳朵大喝一聲，喝得鐵香身子晃了晃，不敢再動。他橫戳戳的臉上露出一絲冷笑：「姊姊，你今天不殺我，你如何有安生的日子？你往我腦殼上扣了個屎盆子，你以為我忍得下這一口氣？」還沒等鐵香明白是怎麼回事，他突然從腰間解下一條粗粗的藤鞭，一聲脆響，把鐵香抽得一個趔趄，又一聲脆響，鐵香已經栽倒在地。她尖叫著舉臂招架，但身旁的女人看見三耳朵那橫樣子，誰也不敢上前攔阻，只是哇哇亂叫，或者趕快回村去報信喊人。 　　「你這個爛貨，你這條草狗，你這個臭婊子，你不殺我，這個事情如何有個了結？……」三耳朵罵一句就抽一鞭，抽得女人滿地亂滾，遠遠看去，沒看見人，只見塵沙飛揚，一堆綠色的薯葉翻來滾去，沙沙沙地響，間或有幾片碎葉濺出。最後，叫聲微弱了，葉子不再搖動了，三耳朵才住了手，丟了藤鞭。 　　他打開隨身帶來的布袋，拿出新的皮鞋，新的塑料涼鞋，新的頭巾和襪子，丟到不再動彈的薯葉堆裡。「你看好了，姊姊，我還是心痛你的！」 　　然後揚長而去。　　走到路口，還回頭對女人們喊：「告訴本義那個老貨，我馬興禮把他的婆娘嬲了二十五回，嬲得她頓頓地叫呵──哈哈哈──」 　　對於馬橋人來說，馬興禮這個名字已經很陌生。 　　這不要緊，他還是每天都活著，尖尖細細地活著。一到落黑，黑夜沉沉擠壓出他的卑微。　　兆青就這樣不明不白地掉了腦袋。我在深夜值班站崗的時候，望著月色中突然壯大逼近了的天子嶺，想起了他的生前。因為他的下流，因為他的小氣，我沒說過他什麼好話。直到他死後，我才想起有一次我奉命爬到牆上刷寫毛主席語錄，突然梯子不可阻擋地往下滑，我靠手攀一根橫樑，才沒有栽下去。兆青遠遠的看見這一切，嚇得手裡的一碗飯都傾了，掉在地上發出脆響。「救命啊──救命啊──不得了呵──」他呼天搶地地大跳，跳來跳去昏了頭，沒做什麼事又跳回來，哇哇地大哭。 　　也許我並沒有那麼危險，他不必要那麼大哭，那麼大跳，他甚至沒有做出什麼實事幫我一把。但當時我所有在場的朋友和熟人中，除了他，沒有人驚嚇和慌亂成他那個樣子，沒有人為我情不自禁地哭泣。我感謝他的淚水──雖然只有短短的片刻，雖然很快就消失在一雙我永遠也無法親近的小眼珠裡。在以後的日子裡，我無論走到何方，我無論要遺忘多少城市和鄉村，也不會忘記我在那一刻的俯瞰：下面有一張臉，僅僅只有一張臉，在透視關係中放大了，把後面瘦小的身子統統遮蓋無餘，為我噴散出嘩啦啦的黃淚。 　　我想說一句感謝他的話，或者讓他從我身上占去一點便宜，比方幾塊錢，比方一塊鹼，但他不會了。 　　我經常不無惶恐地發現，說話不容易，言詞一旦飛出去，經常播種著誤解。我還發現，即便是強有力的宣傳機器，也從來沒有對理解的控制權，同樣是一次次陷入歧義的泥沼。我需要提到隨同魁元來到我家的後生。我後來知道，他姓張，曾經是縣電影公司的職工，因為超生一胎被開除公職。他不是不明白超生的後果，國家關於計畫生育獎懲條令的宣傳，可以說是連篇累牘車載斗量，在他的耳膜上磨出了繭子。他也不喜愛小孩，事實上，他已有的兩個兒女都極少看見他，很難得到他的笑臉，甚至一直是他打算離婚的障礙和負擔。他沒有任何理由再生下一個。 　　在我與他談話以後，在我百思不得其解以後，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他有另外一套詞彙體系。在那個體系裡，很多詞義超出了常人的想像。比方說「違法亂紀」吧，這不一定是壞事，不一定是醜事，恰恰相反，違法亂紀常常是強者的證明，是強者的特權，是榮耀和享樂最重要的源泉。如果說「違法亂紀」詞條下包括了貪汙、走私、官倒、嫖娼、撞紅燈、隨地吐痰、公款吃喝等一些內容的話，那麼沒有一條不是令這位後生心嚮往之的美事。如果他沒有完全做到這些，只是因為眼下他的能力還不夠。 　　不難理解，當超生也畫人「違法亂紀」之列，當這個行為尚未超出他的能力範圍，他會不假思索地決定什麼。 　　他的超生完全不合常理，不是出自利益的權衡，只是出自他理解事物的慣性，出自他對一切特權行為的追求衝動。也許，他認識一個局長或者老闆，就是因為堂堂皇皇生下三胎或四胎而旁人莫可奈何，一直受到他暗中的羨慕。因此，一旦他也做了常人不敢做的事情，這本身就給了他不同凡響出人頭地的自我感覺，一種局長或老闆的感覺。他違法了，但這就像一個人窩藏了百萬元贓款，足以讓他偷偷地自鳴得意，不斷回味自己膽大妄為的戰績。 　　對於像他這樣的人來說，宣傳有什麼用呢？法紀的宣傳有什麼用呢？當然有：那就是強化他鋌而走險的激情，日復一日給予他誘惑。 　　已流行於漢語普通話的「厲害」，表示本領超群的程度，也是褒中寓貶、喜中伏憂的一例。「厲」有劇烈和嚴峻之義，「害」更是一種明顯和直截了當的警告。湘語中有「厲害碼子」一說，就是指本領高強但處處占個便宜的人，即凶邪之人。 　　由此看來，在很多中國人的眼裡，知識技能總是與惡事（狠、凶、邪、害等等）互為表裡。兩千多年前的莊子，甚至早就「聖盗同源」，對一切知識技能表示憂慮。「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見《莊子．胠篋》）。他認為只有消滅了知識技能，人們才會變得本分忠厚；只有折斷了秤具，人們才不會計較和爭奪；只有破壞了法律和教義，人們才可能領悟自然而終極的人生之道……莊子的警示，在技術日益進步的現代，成為一線遙遠的絕響，一注天際之外微弱的星光，不會被大多數人認真對待。 　　但在中國語言遺產裡，至少在我上面提到的很多方言裡，它仍然悄悄地與人們不時相遇。 往事不提，恩恩怨怨一筆勾銷。牛頭依照舊規矩，主持了開眼的儀式，殺一隻黑叫雞，雞血滴入十幾個碗，雙方的男人全部喝下。雙方代表又各拿出一支臨時做成的竹箭，自己先在箭上砍一刀，再把兩支箭並在一起，雙方一齊用力折斷，以示今後不再互相打殺──各方執斷箭為憑。 　　如果事情都是歸於結束，那麼過程就是一條永遠向前的直線，永遠不會重複，永遠有前和後、彼和此、是和非的絕對位置，也就有了比較和判斷的意義。相反，如果事情都是歸於初始，那麼過程就是一個永遠周而復始的圓環，永遠處於前和後、彼和此、是和非的重疊和倒置，叫人迷茫。 　　在我看來，歷史的樂觀主義者，無非是堅持完與元的兩分。把歷史看成一條永遠向前的直線，他們所有的榮辱成敗毀譽得失，會永遠一清二楚地保存在那裡，接受精確和公平的終審。他們的執著將最終得到報償。而歷史的悲觀主義者，無非是堅持完與元的合一，把歷史看成一個永遠重複的圓環，他們是不斷前進的倒退，不斷得到的失去，一切都是徒勞。 　　《馬橋詞典》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記得韓少功曾被人控告剽竊而上了法庭，為自己辯護。我比較過這兩部「詞典」。我必須指出：韓少功的「詞典」與帕維奇的完全不一樣。韓少功確確實實寫出了一部原創性作品，並且在我看來──當然這完全是我的個人判斷──《馬橋詞典》比那位塞爾維亞─克羅地亞作家的「詞典」更具有價值。 　　　　　　　　─佛克瑪（DouweFokkema）國際比較文學協會前主席，現名譽主席，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