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

背景：新时代中的政府合法性重建——“全球市场的发展和大规模战争的隐退并不是影响国家结构或政府之合法性的惟一因素。其他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民主化的广为传播，这与传统和习惯的影响逐渐减弱是息息相关的。民主制度的吸引力并非完全来自于、甚至并非主要来自于自由民主制度对其他各种制度的胜利，而是来自于重新塑造着全球化社会的那些更深层的力量——包括对个人自主性的需要以及更加具有反思能力的公民群体的出现。”“问题并不在于是要更大的政府还是更小的政府，而是要认识到目前的治理方式必须适应全球化时代的新情况；而且，权威，包括国家的合法性，必须在一种积极的基础上得到重构。在一个后传统社会（post-traditional society）中，权威无法再通过传统的象征性符号或者声称“情况向来如此”而获得合法性。”————————————————————————————总目标：“应当是帮助公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大变革中找到自己的方向，这些变革是：全球化、个人生活的转变，以及我们与自然的关系。”价值：“平等，对弱者的保护，作为自主的自由，无责任即无权利，无民主即无权威，世界性的多元化，哲学上的保守主义。”哲学保守主义：“应当采取务实的态度来应付变化；在对科学技术为我们带来的各种不确定结果进行认识的过程中，对它们采取某种具有细微差别的立场；对过去和历史保持尊重；而在环境保护领域中，在可行的情况下采用预防原则。”————————————————————————————第三条道路的施政纲领：“激进派的中心，积极的民主国家（没有了敌人的国家），积极的公民社会，民主的家庭，新型的混合经济，作为包容的平等[1]，积极的福利政策，社会投资型国家，世界性的国家，世界性的民主。”1、新型的民主国家：权力下放，双向的民主化，公共领域的更新：透明度，行政效率，直接民主机制，作为“风险管理者”的政府。2、公民社会的复兴：作为合作伙伴的政府和公民社会，通过激发地方的主动性而实现社区复兴，第三部门的介入：非营利组织和私营企业等，地方公共领域的保护，以社区为基础预防犯罪。3、民主的家庭：情感平等与性平等，在共同生活关系中的相互权利和责任，共同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终身的家长契约，对子女有商量余地的权威，子女对父母的义务，社会整合性家庭。4、具有包容性的社会：作为包容性的平等，有限的精英统治，公共空间（公民自由）的复兴，“超越劳动的社会”，积极的福利政策，社会投资型国家。5、迈向全球化时代：世界性国家，世界性民主，文化多元主义，全球统理结构。[1]作为包容的平等：“新的政治学把平等定义为‘包容性’（inclusion），而把不平等定义为排斥性（exclusion）。...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包容性’意味着公民资格，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生活的现实中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它还意味着机会以及公共空间的参与。”

1）全球化：由现代通讯技术支撑和担保的全球化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对全世界带来了巨大的变革，这种变革不仅仅是宏观政治层面的，同时也日益深入到吉登斯所谓的“生活政治”[life-politics]中。2）新个人主义：由于传统和自然的持续解体，个人获得了更多的解放、也希冀表达更多的诉求，这就要求人们必须对自己的生活做出更加积极的规划，并且对自己的行动承担后果。新的政治架构应当重新把握个人与集体之间的平衡。3）左与右：传统的、以平等和正义理念划分的左右标准在现代的政治语境中的重要性正日益遭到削弱，虽然仍旧会持续下去。当代政治问题中有许多并不能归诸左右范畴。吉登斯强调，社会民主主义者应当在面对各种具体问题时，在坚持某些标准（譬如社会正义）的同时对生活方式多元化做出兼顾。4）政治的行动主体：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政府和政治党派的职能日益遭到削弱，社会运动、社会集团和非政府组织正在政治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是一个政治参与扩大和激进主义撒播的时期，“亚政治”[Ulrich Beck]出现了——从议会向社会上的单一问题团体[single-issue groups]转移。但是，它们虽然能够推进社会问题的政治议程，并赋予周围的各种斗争以具体形式，但并不能取代政府和政党，因为后者具有在当下尚无法取代的功能（如下图所示）。5）生态问题：生态问题凸显了我们对待科技的态度和我们如何应对风险这两个重要的问题。现代科技所带来的一个重大的社会学问题即为，我们无法对其风险做出精确的预测，因此在应对风险时就面临着一系列的不确定性。从消极的角度来说，这牵涉到有谁、怎样以及利用什么去承担责任和提供安全保障；从积极的角度来说，风险也提供了一个让我们主动面对，在政府、工业界、科学家和个人之间寻求合作，对政治经济技术诸多领域的规范进行创新的机会。——————————————————

第一次用Evernote做读书笔记，顺便抄送豆瓣了。 北京大学出版社/三联书店 2000年1月版 对国家和政府进行改革应当成为“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项基本的指导原则，第三条道路政治是一个深化并拓展民主的过程。政府可以同公民社会中的机构结成伙伴关系，采取共同行动来推动社会的复兴与发展。这种伙伴关系的经济基础就是新的混合经济。只有在现行的福利制度得到彻底现代化的情况下，这种经济形态才可能是有效率的。P73 第三条道路纲领：P74 激进派的中心；新型的民主国家；积极的公民社会；民主的家庭；新型的混合经济；作为包容的平等；积极的福利政策；社会投资型国家；世界性的国家；世界性的民主 权威，包括国家的合法性必须在一种积极的基础上得到重构。 新型的民主国家（没有了敌人的国家）P81 权力下放、双向的民主化、公共领域的更新：透明度、行政效率、直接民主政治、作为风险管理者的政府 公民社会的复兴P83 作为合作伙伴的政府与公民社会、通过激发地方的主动性而实现社区复兴、第三部门的介入、地方公共领域的保护、以社区为基础预防犯罪、民主的家庭。 民主的家庭P99 情感平等与性平等；在共同生活关系中的相互权利和责任；共同承担养育子女的责任；终身的家长契约；对子女的有商量余地的权威；子女对父母的义务；社会整合性的家庭。 新政治学把平等定义为”包容性“（inclusion）P107 包容性意味着公民资格，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所有成员不仅在形式上，而且在其生活的现实中所拥有的民事权利、政治权利以及相应的义务。它还意味着机会以及在公共空间中的参与。 具有包容性的社会 P109 作为包容性的平等；有限的精英统治；公共空间的复兴；超越劳动的社会；积极地福利政策；社会投资型国家。 我们应当逐步废除固定的退休年龄，而且我们应当把老年人视为一种资源而不是一种负担。P124 既然公民文化的复兴是第三条道路政治的一项基本抱负，政府积极介入社会经济就是有意义的。P131 变匮乏为自主，变疾病为积极地健康，变无知为一生中不断持续的教育，变悲惨为幸福，变懒惰为创造。P132 民族——国家与民族主义具有两面性，民族提供了一种公民的整合机制，但民族主义却变得十分好战，民族主义者的狂热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导致了许多毁灭性的冲突。P134 一个有足够自信的国家是接受对主权加以新的限制的国家。P134 民族认同经常被认为是来历不明和人为建构的，并且服务于统治集团的利益。P137 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又笼罩在失望的气氛中。P161

现代性的内容

最简单地说，现代性是现代社会或工业文明的简略表述。说得更详尽一点儿，现代性包括：（1）一系列特定的对世界的态度，即这样一种世界观，其对由于人的介入而导致的历史转变持开放的立场；（2）错综复杂的经济组织，尤其是工业生产和市场经济；（3）特定领域内的政治组织，包括民族-国家和广泛民主。作为这些特性的结果，现代性与任何先前的社会秩序类型相比，更具动态性。它是这样一种社会——或者，用更技术性的语言说，是一种复杂的组织，它与先前的文化生活形态不同，是面向未来而不是面向过去的。

现代性的四个维度

在现代性出现的过程中，一种新的经济秩序的创造是首要的，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经济秩序。但现代社会也包括一种特殊国家类型的形成，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说，这是一些特殊的组织形式。这些根本上是依赖于信息的结构化过程。这就是我为什么用“监督”——从福柯借来的概念——来概括构建信息系统并形成新的行政权力系统的方式。现代国家的出现是这个过程的基本实例。 我认为，军事权力（至少从分析上看）是独立于现代性其他维度的。伴随大规模战争的发展，和先前18世纪后期相比，战争和军队在本质上有了显著变化，与以前的系统类型相比，这是一种不同的军事权力类型。我之所以将工业主义和资本主义及其他现代性的维度分开，是因为工业主义涉及到现代社会的技术根基。这关系到以机器为基础的文明的发展，即科学-技术的进步。

现代性的时空特性

现代性的一个特点是远距离发生的事件和行为不断影响我们的生活，这种影响正日益加剧。这就是我所说的脱域（dis-embedding），即从生活形式内“抽出”，通过时空重组，并重构其原来的情境。...随着国际分工的更大发展，经济交换变得越来越“脱域”于当地社区，并在时空上得以重组。这个“当地”映射在更大的过程中，或戏剧性地在一些部分上被重塑。“脱域式”和“重嵌式”（re-embedding）的过程在经济领域中发生的同时，也发生在生活的其他领域。

“脱域式”和“重嵌式”过程通过时空传递重新结构化和重新建构，从而建构成不同类型的社会系统。...

反思现代性

社会的反思性[reflexivity]指世事越来越多地由信息而不是既定的行为模式建构而成。这就是脱离传统和自然后我们的生活情形，因为我们必须做出大量面向将来的决定。在这个意义上，我们以一种比前几代人更具反思性的方式生活着。

关于未来

对我们来说，所有关于未来的思考都已变成了方案和构思，理论上每个方案都能影响它所关注的现实。这不仅是我们不能确切知晓未来的一个例子——其在逻辑上当然是正确的——而且我们思考未来的方式也已经改变了：无论是共同的议题，还是个体生活，都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