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

这“笔记”功能怎么用？试验贴。一、结构（略）二、知记：王韬，《臆谈》；杜牧，《罪言》；苏洵，《权书》；赵烈文，周腾虎妻兄；伟烈亚力，《中国文献纪略》；何启，雅丽氏医院三、摘要：前言：“广泛的文化变革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由开拓者（或革新者）主导，后一个阶段由合法化者（或生效者主导）”“自鸦片战争后，中国历史可被视作两种判断有别且又自成一体的文化环境——沿岸或沿海（香港、上海、天津等）与内陆或内地——之间互动的结果”“在19世纪——20世纪初，启动变革的重任主要依赖于沿海的亚文化，而内陆则起着使之合法化的作用”P2，清朝与日本改革结局不同，是因为没有共同出发点，故无从比较，P95页指出，现代性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日本近代化过程在西方人远未到来时就开始了P4，“本书中心不在于王韬为什么没有成为一个革命者，而在于他是怎样成为一个开创者。”P22，上海的繁华一部分是因为长矛之乱，苏皖乡绅避居上海P28，“在王韬看来，认同传统又不否认创新，实际上更有利于传统”P51，黄畹上书长毛案，王，“进甘蒙陨首之诛，而退不甘受附贼之罪”P36，“由于狭隘的信奉每日受到冲击，‘贬损憎恨’最有可能转为公开的造反。据莫顿理论，‘贬损憎恨’有三个连锁因素：（1）散布憎恨、怨妒和仇恨感；（2）不敢主动表达这种对某人或某社会阶层的反感，怕刺激他们，所以有种无力感（3）不断的重复体验。使‘贬损憎恨’与造反区别开来分水岭是，前者并不会带来真正的价值变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酸葡萄的模式，即断言内心盼望而又得不到的对象实际并无值得珍视的价值，而另一方面，造反则会有一种真正的价值转换，对从前受珍视的价值进行全面谴责。简言之，在‘贬损憎恨’中，人们谴责私下想要的东西，在造反中，人们谴责‘想要’本身”P38，“当王韬与太平天国的调情成为往事之后……”“长毛状元”P39，王，“学汉者伤胶固，师宋者病空疏”P42，“上一世纪的耶稣会士对自己文化的优越性缺乏足够信心，所以想把基督神学与儒学理论和谐地溶为一炉；而十九世纪的传教士知识分子则不同，始终与儒学保持一定距离”P57，“传统在19——20世纪的中国史中，是一种引起季度情感冲动的对象，是某种为人信仰、辩护或反对的东西”（可根据需要定义）P93，王，“东南柔而静，西北刚而动……故西北每是为东南患，东南不足西北病”自注：道理很简单，人穷，命就不值钱。P100，“清廷开始受到重要影响，但其反应与其说是天生的敏感，毋宁说是在绝望中挣扎”P128，“在中国这种通向权势的道路已有狭隘限定的社会中，只要晋身之途尚无强制性，那么确立另外的途径势必收效甚微，在这种形势下，实施良好的社会方案就需要一种强制因素”P124，“(王韬)表现了改革者最突出的弱点之一：不能理解和真正的严肃对待社会惰性。他总是习惯于揭露反对变革的谬论，但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只要能在思想上瓦解对手，其他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带着内心的精英意识（自注：王小波说“成为思想上的精英比成为道德上的精英更为重要”），他只是把辩论的矛头对准保守主义的理性外壳，从未形成解决其非理性基础的思想战略”P132,“1、厘金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了合理岁入的需要？2、它是解决这种需要的最好途径吗？”P209，“把人民形容为国家之‘本’时，也没说明把他们看成工具还是目的”P137，黄宗羲：“行一事焉则虑其可欺，而又设一事以防其欺”P139，“归根结底，隔阂问题成了一种权利问题——在官员看来，皇帝大权独揽；在民众眼中，官僚拥有一切权力——因而，明显解决办法就是重新分配两个阶层的权利”P145，“人民在一个制度中占有的利益越大，他们对制度的捍卫就越坚决”P146，“（王与严复）而对的中心问题不是如何最大限度地论证个人自由，把它当做终极目的或充分展现个性的手段，而是如何最好地实现中国的强盛P149，（关于靠唤起民众克服武器的不足）“本杰明•史华兹称之为‘刚性的儒教’。”“尽管它具有极端保守主义倾向，但若将此与某些中国共产主义作品中的正义战争样本相比，可以看出两者在精神上具有重要的共同点”P152，“王韬对历史学家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实际上构成了这一巨大的历史画面。王韬的重要性在于他作为有思想有感情的个人能够使人了解这一画面，说明这幅图画是怎样构成的”（即第四章开始探讨集体记忆）P154，“二十世纪下半期的上海和广州，仍然是也永远是地理上和经济上的‘沿海’，但文化上它们却成了中国的新内地”（自注：言外之意，在文化上已经不再接纳新思想了）P162，“胡适曾经这样讲王韬，如果他是日本统治阶层中的一员，他可能轻而易举地成为伊藤、大久保、大隈，至少也是西乡。这种评论有双重含义——既赞扬王韬，又抨击社会……但在中国背景下，他们之中都无人得以把能力转变为权力和影响，恰恰相反，似乎他们越接近权力，他们作为改革者就越受限制”P164，“意味深长的是，最早的有关经济现代化的中国方案更着眼于国家的强大，而较少地考虑人民的福利 ”P167，“林达•欣（Linda Shin）令人信服地指出，英国维多利亚中产阶级的理想主义、教条主义和虚伪本性常常以加倍强烈的形态表现在殖民地社会中”P168，“个人自尊的伤害感、不安感、自卑感便成为民族主义激情的丰富来源”P170，“当他（李鸿章）拥有这种制度时，就成了制度的奴隶，据说唐景星（备注：廷枢）曾评论他和李鸿章的关系道：总督掌舵我推船”P178，“H•G•巴尼特以为在任何文化条件下，四类人最可能接受改革：反对者、淡漠者、不满者和怨恨者”四、索引无

这本书是一本关于政治文化史研究方法的技术课的书单，主要是通过由某一类人，扩展到某群人的研究文化的方法，可以用来借鉴写论文，下面把读书过程的具体细节摘下来，希望对于读这本书的同学减少任务量。里面观点和见解比较少。王韬读书笔记1、文章共9章，前八章关于王韬本人，第九章讨论更为广泛的问题，关于发生在19世纪中国的社会变化 。2、作者的理论解释框架有三点：首先是变革分为两个阶段，一个阶段是开拓者另一个阶段是使其合法化；其次中国历史是沿海和内陆互动关系的结果；最后，启动文化变革的重任是沿海的亚文化，而内陆则主要起了合法化的作用，这是作者的解释框架3、前八章主要是作者讲述沿海地区作为改革启动者的作用，而最后一章则主要是由个人传记转为研究集体传记，探讨了12位开拓者的精力，其中8位与沿海文化有关，而四位则是内陆的产物？ 4、作者认为存在的缺陷：把西方影响中国制度和文人世界观的程度来衡量晚清变革的决定性尺度，将变革等同于西方对中国人的社会影响，忽略或者贬低了内在的变化，而制度性变迁的过程，及合法化又简化为一种简答的中国化（或者反西化），忽略了经济、政治、社会对于变革的阻碍，而只关注精神、文化和心理的壁障 5、作者修正的：更多关注内倾性变革，如商业发展、城市化、地方精英的日益政治化第一部分：一个新人的诞生 序曲：主要为了塑造王韬如何成为一个改革者，通过他对不同事件阐述的不同观点和看法，这些看法的文化容量是很大的，也是很新的，正如序曲中所说第一章：早年在江苏1、青年在江苏出生于1828年，1846年参加科举，科举不第，1848年去上海探望父亲，有两种反应：一种是世界主义，主要是对世界其他国家文化的惊奇，另一首感怀诗是关于对英作战失败的担忧，蛮夷聚沪经商的担忧，表明王本身具有两面性；1849年父亲去世，开始工作表现出王的外在生活，至于内在生活2、青年时代在上海（翻译有问题）妻子去世、工作不顺利，卖文，受鄙视，主要为解决经济困难，工作环境较好，领导比较nice，并且朋友圈不断扩大，这些事王忍受上海生活的原因（1852-1855年日记，如何和朋友度过闲暇时光）他的朋友都可以称之为口岸知识分子，工作对中国以后日益重要，与实际相联系，代表人物李善兰，蒋敦復、龚橙（龚自珍）3、王韬与教会1854年已参加半宗教性质的教会活动，同年8月26日受洗。存在故意隐瞒的行为，证据是通过对王出版物与外国人理雅各的信件对比变化来证明（君——牧师等）王对于宗教有矛盾的观点，一方面同意，一方面又做批判。最初皈依宗教与工作有关，因为翻译《圣经》的影响；另一方面也是同事的影响，同事是传教士4、对西方的初步评价：1859王韬留沪前十年没有涉及到西方作品，更没有认为西方是挑战，原因有两个，一是主要关注点在内乱，太平天国运动；另一个是认为中华文化不可能遭遇根本性的挑战；坚定中国的中心性，将中国的特殊价值等同于人类的普遍规范，因此将一切有价值的归于中国，很少或没有将之归为西方。所以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是不理会西方人。因此对于非中国的严肃的精神关注予以阻拦，夷务之学这一观念本身就自相矛盾。西方在某些方面可能优于中国，出于安全原因可以钻研这些，但是就其本身而言，没有必要研究50年代后半期的一系列对外事件（亚罗号事件、马神父事件，第二次鸦片战争，三个不平等条约签订）使得中国由内部事件关注外部事件，精通西学的专家行情看涨，如王韬等人，因此王韬对于流行于华人的主流观点做出了批驳，并提出了如何对待西方以及具体的方式，同时也指出西方存在的弊端。P28----P32（实际P35——P39）（对西方文化大体持否定态度）第二章（实际P40页）暧昧的造反：王韬与太平军（1860年）太平军发展的过程，产生背景、发生时间，发展脉络，对上海的威胁等等，这主要是对太平军影响上海的背景介绍P33-P35（页数加7就是手机阅读的页数）1、王韬陈言当局如何对付反叛者，讲到了具体的作战方式、还有对付太平军的战略方式，以及战时对租借区的管理，以及对于政府官僚管理中的流弊是导致太平军前期肆虐的原因。2、1862年5月，对太平军战争中战争的进程和政府的无能的失望，而写作出一篇中国病症的研究批判文章，文章名字为《癔谈》3、对王韬的指控黄婉事件——帮助太平军攻打上海（体现其军事政治才能）——差点被捕——在英国领事馆保护下逃亡香港（1862年10月）4、重申这桩历史公案指控王韬的证据——黄婉名字和王韬的关系、当时的背景，王韬在乡下、王韬为英国人做事、王韬与洪仁干相识5、道德准则对抗与背叛概念文化角度解释王韬为什么会叛乱——为太平军出谋划策因为道德准则多元化的环境中，王韬皈依基督教，英国人对太平天国不反感、道德混乱的环境中第三章（实际P63页）流亡岁月：香港与欧洲1867年流亡香港，前途渺茫，亲人朋友失去，短暂的精神崩溃1、翻译经典：与理雅各合作，翻译春秋等儒家经典2、教会对王韬世界观的冲击民族国家的世界观对于中国中心论的冲击1859，王韬对西方持否定批判态度1865年，效仿西方的先进技术，就不会损害中国的风俗人心60年代中期开始由世界文化观转换为民族世界观：例子握实权，扬国威，和西方进行贸易竞争3、王韬在欧洲旅居欧洲28个月见闻为向中国人宣传西方提供了切实感受4、王韬与中国近代新闻业的兴起以新闻为业，条约口岸新人的交往条约口岸新人是代际变化的后果5、历史经历与个人的汇合历史环境与人物经历的独特汇合会使一个人与熟悉的文化模式决裂，而寻求新的道路第二部分：新的世界图景（没有具体看） 序曲：王韬的思想是非体系的，体现了新图景和旧思维之间那种脆弱、紧张的平衡状态（王韬即有中古往西的文化学术，也有某些非传统的观念）只有处于强烈的旧的图景中，才能容纳新的极端的观点第四章：当代世界中的德与力：当代世界和国家的看法各国图像第五章：历史创造出来的天与人：对世界因果关系变化的看法1、历史的类型与动力2、王韬的历史著述：遵循循环历史观3、变化世界中的历史与中国第三部分：为新中国开的药方（P131+7） 序曲：（P131-P140）非常有意思，对传统主流观念产生了挑战，我认为很有意义现代性是个一个相对概念，而非是与传统的绝对对立，一个社会无论如何现代，总要保有传统的特点。在19世纪的中国，儒学在多大程度上应该被抛弃？为了使中国强大起来必须抛弃中国传统文化、制度吗？王韬则认为是否定的。王韬所说的变则是外在的变而非内在的变，又说“全面的变革”这样自相矛盾吗？作者认为并不，因为王韬所说的不是改变一切，而是能被改变的一切。普遍认为儒学和现代性是不相容的，只有打破旧秩序才能建立新秩序，如果没有对儒家和制度提出根本性的批判就是不彻底，技术只是小修小补，只有价值变化才能实现重大的修正。作者认为有欠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缓慢的，能够认识到对于传统中国1895年的改革失败论——认为洋务运动是一次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只是技术上的革命是一次失败的论调，则是对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的无视。现代化是一个缓慢的过程第六章：教育改革（与其游历经历紧密联系，这是作者的视角）1、寻求人才2、推介西学第七章：经济改革（与其游历经历紧密联系，这是作者的视角）1、交通运输2、开矿3、技术和机器生产4、国外贸易与经济上的国家主义第八章：政治改革（与其游历经历紧密联系，这是作者的视角）1、良政方案2、西方的良政榜样3、强国之道4、王韬与中国早期的民族主义以上三个部分都是在讲述王韬的个人经历，用来说明上个世纪许多中国人经历的转变过程第四篇：中国近代史上的沿海与内地 （）序曲：存在两个文化系统相互影响，并且发挥作用 第九章：早期改革者与沿海讨了12位开拓者的精力，其中8位与沿海文化有关，而四位则是内陆的产物1、沿海早期的改革者容闳、何启、唐景星、伍廷芳、郑观应、马建忠、马良(马相伯)、2、共同的经历类型与世界观念P233：例如注重商业竞争、都在海外求学、与基督教、传教士有密切关系3、香港——上海走廊出生地点、求学和工作的地理位置可交替性的沿海环境：高度凝聚性、自容性思想文化的前沿和不同文化冲突的前哨 4、内地权力结构入口：李鸿章和沿海改革者5、沿海改革者、起义者和革命者改革者，受基督教影响较大，起义者，革命者越过改革6、内地早期改革者：与沿海地区改革者有很大的联系7、沿海与中国19世纪的改革各种形式的接触沿海的文化是为广泛进行革命铺垫道路的关键因素，并重点观察了一下为什么第二批改革者是收到刺激而主张改革，作者用巴尼特的模型解释，就是漠视者、不满者、反对者、怨恨者会容易接受变革一、人物传记的写作可能会存在的问题：1、不可否认的事情是，作者的这些史料都是确确实实存在的，比如通过研究对象本身的日、记、感慨诗等方式来进行印证，同时也通过与他交往密切的朋友、外国同事的史料来侧面印证。但是作者毕竟不是本人，不太可能百分百的通过一些侧面的史料就能直接还原作者的观点和看法。同时作者也在文中举例到作者对于同一事件，不同的史料表现出作者截然相反的态度，对此作者进行了自己的理解，我觉得这里面就有失真的可能性。重新构筑历史的真实性这是非常困难的。2通过一两个学者的研究（讨了12位开拓者的精力，其中8位与沿海文化有关，而四位则是内陆的产物）如何就能准确无误的表现出来中国19世纪急剧变化的中国社会，以及中国社会变化的机制来？对此我表示怀疑。作者也说用王韬个人的经历来表现上世纪中国人的经历的转变过程，即使王韬能表现，我觉得也只表现某类特殊的人群，如口岸知识分子5、为什么天国所信的教义是有关于基督教的，同时也确有证据证明太平军中洪仁干曾经和英国高层接触过，且英国在鸦片战争以后就以传教为己任，按正常来说太平军更应该符合英国等信奉基督教的原则，为什么没有形成合作？（读关于论证黄婉就是王韬的那一章节P52）6、文章艰涩、拗口，翻译问题？例子：王韬比自身具有更大的启发意义（P215第一段）7、我不太能明白论文是如何论述出来他之前的解释架构，仅仅从王韬的个人经历上来说二感想：1、每部分的感想列在每部分标题的批注中2、在作者的视角中，背景交代的经历都与其经历有关系，尤其是西方的游历与后来的世界中国的看法、以及措施都有关联3、集体历史经历的过程可以通过研究个别人的生涯，这也是非常有有益处。选人时需要注意：个人经历的问题和体现的类型也已某些方式在其他人哪里体现。王韬的重要性不在于他构成了一幅重大的画面，而在于他个人能够使人了解这一画面，说明这幅画是怎样构成的

不错的书，对王韬的历程分析比较细致，是晚清民国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p51 王韬与洪仁轩的交往。

在19世纪并没有（我敢说20世纪也极少）一部以原始史料为基础的中文西方史著作。

噗，括号太可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