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在别处

爱情意味着要么得到一切，要么全无。爱情是完整的，否则它就不存在。我在这里，他在另一边。你必须站在我这边，而不是站在中间。如果你同我在一起，你就得想我所想，做我所做。革命的命运和我的命运是完全一致的，谁反对革命就是反对我。如果我的敌人不是你的敌人，那么你就是我的敌人。

对于雅罗米尔来说，母亲代表着身边狭窄的世界，他所要逃离的不仅是母爱的桎梏，而且也是平庸实在的日常生活。青春、爱情、革命，是小说中贯穿始终的三个声部，作者象一个钢琴家，摸索着寻找这三者之间的内在联系，试图弹出一个和谐的主题音乐。这一主题在书名《生活在别处》中得到了最好的概括。“生活在别处”是法国象征主义使人兰波的一句名言，对于一个充满憧憬的年轻人来说，周围是没有生活的，真正的生活总是在别处。这正是青春的特色。在青春时代，谁没有对荣誉的渴望？谁没有对家庭的反抗？谁没有对未知世界的向往？举目四望，我们周围的生活平庸狭窄，枯燥乏味，一成不变，每天的日子都被衣食住行所填满，毫无色彩，毫无光亮。

她就像一个旅者，面对着眼前无限美丽的风景却已疲惫之至实在无法欣赏；这爱没能让她感到一丝的愉悦，但是她知道这爱是伟大的，不应该失去。

《生活在别处》的笔记爱情要么是疯狂的，要么什么都不是劳特蒙特关于美的名言——在手术台上邂逅一把雨伞和一台缝纫机就是美。这不是她梦寐以求的爱，也不是深思熟虑的爱；这是一种未曾料到的爱，出其不意地就抓住了她。艺术，按他所理解的，仅仅是发掘生活中神奇礼物的一种方法；这样的礼物甚至一个正在玩耍的孩子或一个沉浸在梦中的普通人也能发现。他盼望她带着戏谑和放纵表达她的感情。他要地完全放荡不羁，不受习俗、羞耻和禁锢的束缚。他喜欢说：“我不想要你任何东西，只要你的自由。我要你把自己的完全自由作为礼物送给我！假如我们不能改变这个世界，那我们至少应该改变我们的生活，自由自在地活着。“如果每个人的生命都是独特的，那就让我们独特地生活吧。让我们抛弃一切陈旧的东西。绝对的现代是必要的。”他引用兰波的话，她虔诚地听着，对他的话充满信任，对自己充满怀疑他爱她就象拳击手爱蝴蝶，歌唱家爱沉默，恶徒爱村姑。他总是说，他爱她一如屠夫爱小牛胆怯的眼睛，闪电爱宁静纯朴的屋顶她感到自己象一位凝目旖旎风光的旅游者，因为太匆忙而透不过气来，竟不能饱赏眼前的美景。她的确不会享受她的恋情，但她明白这是一个重大而美好的东西，她决不能轻易放过它。一行诗、一段散文都足以使他快活，不仅因为它们很美，而且因为它们是通向上帝选民王国的神秘之门，这些人的灵魂对众生昧昧的事物是很敏感的。只有在不真诚中她才能恢复自我。毕竟，如果她坦白地把一切都倾诉出来，这就正如坦露着起皱的腹部躺在他的面前。不，她不会再把自己展露给他，无论是内心还是外表；她想把自己安全地藏在庄重之中，因此她不得不虚伪，除了孩子和做母亲的神圣职责，什么也没写。在她写这信时，她自己都深信，造成她精神危机的既不是她的腹部，也不是对画家思想心力交瘁的附和，而是她厌恶一种伟大而爱情的母性的感觉。她不仅把自己看作无限悲伤，而且把自己看作崇高，不幸和坚强；几天前还仅仅是刺痛的悲哀，如今却诉诸尊严的语言，给了她一种欣慰。这是美丽的悲伤，她看见自己被忧郁的光辉所照亮，既悲伤又美丽。假如我们蓦然面对自己的渺小，我们能逃往何处？要摆脱卑贱，唯一的出路就是往高处走！诗中有悲哀，它融化并变成了水，诗中有绿水，水面升得愈来愈高一直齐到我的眼睛，诗中有躯体，悲伤的躯体，水中的躯体，在这后面我跨着大步。跨过无边无际的水域。在诗的领域，他已远远高出了他的笨拙。锁孔与他的怯懦的这段插曲变成了一个他如今在其上腾跃的弹簧垫。他不再受他的经历的控制；他的经历受到了他写的东西的控制。普通的词语一说出口就无影无踪了，因为它们只是用作片刻的思想交流；它们从属于物体，仅仅是物体的符号。借着诗歌，词语本身变成了物体，不再从属于任何东西。它们不是短暂的符号，不会转瞬即逝，而会亘古长存。她的眼里流下了四种泪水。他的嘴唇接触到她的面颊时，他觉得自己象是被一片浩瀚无边的水淹没了。家既不是衣柜，也不是笼中的鸟，而是我们所爱的人的存在。他只有靠从一个梦到另一个梦，从一处景色到另一处景色才能生存，假如他在一个地方待得太长，他肯定会死去，就象她丈夫在衣柜里如果待上几星期肯定会死去一样。没有比旅行前那段时光更美好的了，那时明天的地平线会来看望我们，宣布它的许诺。睡眠不是生活的反面——睡眠就是生活，而生活就是梦。他从一个梦渡到另一个梦，仿佛从一种生活渡到另一种生活。他决不会赞同那种短暂被视为永恒、渺小乔装成伟大的虚假游戏，他决不会赞赏那种被称为爱情的虚假游戏当一个人感到极度幸福时，睡眠就会作为一种报酬降临。他想把他的生命置于天平上，天平的另一端放着死亡。他想使他的每一个行为，每一天，是的，每时每分都值得与终端——死亡——等量在深渊上面走钢丝，脑袋被子弹的光环照亮，最后在每个人的眼里长大，直到变得象死亡本身一样广大无边……他觉得自己知道一切的人好象比潮湿的乡间还要广阔无边，以至于一切——送葬者，死去的姑娘，手拿铁锹的掘墓人，草地和山岗——都进入了他，消失在他的广大里。他感到自己正在变大，现在他把自己的身躯仅仅看成是一件外套，一个面具，掩饰自己羞怯的面具。玛曼走路的姿态比过去兴旺时期显得更加高傲了，仿佛她头上顶着（象巴尔干半岛的女人顶着葡萄篮）她丈夫无形的骨灰盒。当他们永远消失了，她才懂得了那些年头的美好一般说来，抒情诗人都产生在由女人主持的家庭：叶赛宁和马雅可夫斯基的姐妹，勃洛克的姨妈，荷尔德林。和莱蒙托夫的祖母，普希金的保姆，当然，最重要的是母亲——那些高耸于父亲之上的母亲。王尔德的母亲和里尔克的母亲把她们的儿子打扮得象小女孩。男孩子焦虑地频频照镜子，这不是太奇怪吗？是成为男人的时候了，奥登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抒情诗人一生都在自己脸上寻找男子汉的标志。雅罗米尔描写的死亡与真正的死亡没有多少关系。在现实生活中，死亡只有在它穿透了老年的罅隙时才会降临。对雅罗米尔来说，死亡无限遥远；它是抽象的；它不是现实，而是一个梦。 他在这个梦里寻找什么呢？ 他在寻找无限。他的生命毫无希望地渺小，周围的一切平淡而灰暗。死亡是绝对的。它既不能被分离，也不能被冲淡。在他的死亡之梦中，他不仅在寻求绝对，而且也在寻求快乐。 他梦想着一具尸体在土壤里慢慢消融，他觉得这是一种很美的爱的行为，一种躯体融入大地的甜蜜的转化。在他死亡的幻想中，万籁俱寂，可以不受干扰。静静地、幸福地生活。是的，雅罗米尔的死亡就是活着。它同一个人无需进入世界的那段时期极其相似，因为在母亲腹部的拱顶下，他自身就是一个世界。你认为事情既已发生，往日便已结束，不可改变了吗？噢，不，往日裹在五颜六色的波纹绸里，每次我们瞧它，都会看到不同的色彩。他并不向往姑娘的裸体；他向往的是被这裸体照亮的姑娘的脸庞。 他并不想占有姑娘的身子；他想占有的是愿意委身于他、以证明她爱情的姑娘的脸庞。他又迷恋于一个环的意象，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小孩的弹子，穿过一个孔穴不停地往下落，直到最后完全变成他穿过她的身躯不停地往下落。 在另一首诗里，姑娘的双腿变成了两条汇流的河；在它们的交汇处，他想象有一座神秘的山，他用听起来象圣经中的名字的哈拉布山称呼它。一个骑脚踏车的人的长途漫游（“脚踏车”这个词在他看来就象落日一样美丽），他疲倦不堪地蹬车穿过一片风景。这片风景就是一个姑娘的身躯，他渴望在上面憩息的两堆干草就是她的。当生活突然踢了一个人一脚，把他推向成年的门槛时，他就会产生柔弱的感觉。他不安地领悟到了童年的一切好处。而作为一个儿童，他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艺术中也不容置辩地产生了进步：现代潮流体现了千百年来艺术发展中的一切彻底的。艺术已经最终从宣传和哲学观点以及模仿现实的责任中解放出来，以至于人们甚至可以说，艺术的真正历史只是从现在才开始的。在艺术史上，一个类似的决定性转折点是安德列·布勒东及其他超现实主义艺术家发现了无意识写作，揭示了人的潜意识这一隐藏的珍宝的那个时刻。它与社会主义发生在大约同一时期，这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人类想象力的解放有如从经济奴役中的解放一样。同样需要向自由王国飞跃。一个人只有当他完全处在别人中间，他才能成为他自己。过去他曾经历过这样的时刻，知道某种不可避免的东西已悬在空气中。象通常所发生的那样，当某种不可避免的事临近时，人们总会加速这个必然，至少加速一两秒钟（也许是为了证明他们至少有某些自由意志）。你将永远不能摆脱这种感觉！你有罪，你有罪！每当你离开这幢房子，你都将带着一道指责的眼光，命令你回来：你将象一条系着长皮带的狗在这个世上行走！甚至当你走得很远很远；你也还会感到脖子上的项圈！甚至当你同女人们在一起，甚至当你同她们躺在床上，一根长长的皮带也将系住你的脖子，在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玛曼的手里将抓住皮带的一端，从它的摇动感觉到你身躯可耻的运动自由并不是始于父母被背弃或被埋葬的时候；父母一出生，自由就死了。 不会意识到自己出身的人是自由的。 从掉在树林中的鸡蛋里生出来的人是自由的。 从天空落下来，没有一点感恩的剧痛而接触到地面的人是自由的。我相信，就心而论，是没有什么折中的。爱就是你把一切都献给对方。聚集在广场上的人群已经把今天这个日子掷到了天空，它将象星星一样在天上照耀若干个世纪。有比美丽或青春更美好的东西： 必然。 生活最后 和最仁慈的礼物。他们抚摸对方可怜的身躯，听见死亡的引擎在对方的皮肤下面轻轻地轰鸣。一个衰老身躯的不幸多少使他与一个年轻女性身躯的傲慢重新和解，后者总有一天也会变得苍老。他可以用铅字带来的荣誉使她眼花缭乱。他很想变得看不见，踮着脚走开，到一个很远的地方，他可以在那里入睡，等十年以后，他的脸已变得成熟，有了男子汉的皱折再醒过来。他母亲的微笑！他清楚地认出了它，那种病弱，辛酸的微笑；他感觉到它紧紧粘在他的嘴唇上。无法摆脱它。他感觉到他的母亲附在他的头上，她围着他吐丝就象一个裹住幼虫的蚕茧，剥夺了他自己的本来面目。官方确定的成熟仿佛象一片沙漠呈现在他前面他不顾一切地缠着她，愿意抛弃所有的自尊；她是包围着他的那片孤寂沙漠里的唯一的活人；他一心希望他们那即将完结的爱也许还会重新燃起。这个夏天就象一条长长的，令人窒息的隧道伸展在他前面在每个诗人的生活中都会有这样的时刻，他挣脱了他的母亲，开始逃跑。如果我们把一颗子弹送进另一个人的胸膛，就好象我们自己进入了这个胸膛，而另一个人的心脏——就是世界。 时期的变化无常对青年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受到挑战的正是父辈的世界。刚刚进入成熟的年龄，成人世界的壁垒就哗啦啦倾塌了，这是多么令人激动啊！ 成熟是不可分割的；它要么是完整的，要么就根本不存在。难道就没有逃离这所装满镜子的房子的路吗？我 克制自己 把我的脚后跟 踩在我自己的 歌喉上青春不是人生一个特定时期的名称，而是超越任何具体年龄的一种价值。生活在别处，法国学生在巴黎大学的墙上写道。节日似乎仅仅是对伟大示威的苍白的模仿，它们没的真义，很快就烟消云散。波德莱尔写道，人生须常醉……酒中，诗中，道德中，各循其志……诗歌即酣醉，人们饮酒是为了更加容易与世界融合在一起。从不满足于一个美好的片刻乃是雅罗米尔的不聪明之处。对他来说，美好片刻只有作为美好永恒的象征才是有意义的。要爱上一个老练，漂亮、穿着华丽的人并不太难：这种爱是受到偶然的美的机械刺激后一种毫无意思的反应。但是，一个伟大的爱情却寻求从一个不完美的造物中创造出一个可爱的人，这个造物由于她的不完美而更具有人性。假如不存在绝对的纯洁与安宁，那么还有绝对的感情，在其中一切无关与不纯的东西都被消融了。他愿意用他爱情的镪水溶解她所有的缺点，但是得有一个条件：她必须顺从地把自己放低，进入这个溶解的浴缸，她必须完全把自己浸在这个爱的浴缸里，不准有任何思想偏差，她必须满足于呆在被他的言语和思想淹没的水面之下，她必须完全属于这个世界，无论是肉体还是灵魂。在抒情诗的领域中，任何表达都会立刻成为真理。昨天诗人说，生活是一条泪谷；今天他说，生活是一块乐土；两次他都是正确的。这并不自相矛盾。抒情诗人不必证明什么。唯一证明的是他自己情绪的强度。诗人不谙世情，但他把从生命里流出来的词语安排成象水晶一样匀称的结构。诗人自己不成熟，可他的诗具有一个预言的定局，在它面前，他肃然敬立。诗象家庭主妇把柠檬挤在色拉上那样超然地挤榨他的心。他试图使他的肖像引人注目，因为他的真实生活平淡无奇。他诗歌中描绘的那张脸庞常常带有一种热烈。凶狠的表情，弥补了诗人生活中的怯懦和苍白。啊荣誉，你巨大的神威，愿你伟大的名字鼓舞我，愿我的诗歌征服你，维克多·雨果祈祷。凡是把自己的自画像展示给世界，希望由于他的诗而突出在画面上的那些脸会受到爱戴和祟拜的人，就是诗人。一个木匠做椅子不是为了其他木匠，而是为了人民。”对自由的敌人没有自由可言。我知道，这是残酷的，但不得不这样。如果文学不愿向他伸出虚弱、苍白的手，现在生活本身的结实、粗糙的手却紧紧握住了他。伊希·奥登写过一首美丽的诗，描述一个孩子在母亲的身躯里感到很幸福，他把出世看成是一个可伯的死亡，一个充满光线和可怖面孔的死亡。这个婴儿拼命想要回去，回到母腹里，回到芳香的黑夜。 不成熟的人总是渴望着他在母腹里独占的那个世界的安全与统一。他也总是对相对的成人世界怀着焦虑（或愤怒），在这个不相容的世界里他犹如沧海之一粟。这就是为什么年轻人都是这样热烈的一元论者，绝对的使者；这就是为什么诗人要建造他个人的诗歌世界；这就是为什么年轻的者（他们的愤怒胜过焦虑）要坚持从一个单一的观念里锻造出一个绝对的新世界；这就是为什么这样的人不能容忍妥协折中，无论是在爱情上还是在上，反抗的学生面对历史激烈地叫出要么一切，要么全无成人世界清楚地知道，“绝对”是一个错误的观念，没有任何人是伟大的，或者是永恒的，历史的进场不会总是富有戏剧性的，它常常象污浊的洗碗水一样渗人日常生活。仇恨象酒一样涌上他的脑际；这是一种心醉神迷的感觉。他变得越发残忍，因为吸引他的是深渊：孤独的深渊，自我谴责的深渊。他知道如果没有姑娘他就会感到不幸（他将孤零零一个人），会对自己不满意（因为明知他冤枉了她），但所有这些认识都无力抵御那愤怒的美妙陶醉。如果我的敌人不是你的敌人，那么你就是我的敌人太阳仍然在照耀，一首未写的诗仍然在房顶上翱翔所有这些念头和想象以一种甜蜜、芬芳和庄严的物质充满了他，以致他觉得自己变得愈来愈大，象是一个有生命的悲哀的纪念碑责任的庄严产生于爱情血淋淋的、劈开的头！你必须属于我，如果我想要，你就得死在刑架上，济慈的叫声穿过了多少岁月在回响。每一个人都遗憾他不能过其他的生活。你也会想过一过你所有未实现的可能性，你所有可能的生活。（啊，做不到的泽维尔！）我们的书就象你一样。它也渴望成为它本来可能成为的所有其它小说。它不仅是一个恐怖的时代，而且是一个抒情的时代，由刽子手和诗人联合统治的时代。那堵人们被囚禁在后面的墙是由诗歌筑成的。在墙的前面还有舞蹈。不，不是死的舞蹈！而是一个天真的舞蹈。天真伴随着血腥的微笑。我们选择那个时代并不是因为我们对它本身感兴趣，而是因为那个时代似乎提供了一个捕捉兰波和莱蒙托夫、抒情和青春的绝妙的圈套。如果不是捕捉一个英雄的圈套，小说又是什么呢？让对那个.时代的描写见鬼去吧！她没有在说谎。她属于那些少有的人，他们分不清事实和愿望，把他们合乎道德的希望误认为是事实。跟他在一起，她总是很安全；这是当人们暂时摆脱自己的命运时所感到的那种安全；她就象剧中的一个人物那样安全，当第一幕结束时，有一个休息时间；其他人物也摘下他们的面具，变成在随便交谈的普通人。自从妻子死后（他非常爱她），他对女人的眼泪就不在意。他怕它们就象怕女人再会迫使他积极加入她们生活戏剧的危险一样。他把眼泪看作是竭力想诱捕他，把他从自己非命运的田园诗般状态中拖出来的触须，他憎恶地躲开它们。只有真正的诗人才知道在装着镜子的诗歌之屋里是多么孤独假如一个诗人走错一步，迈出他的镜子领域，他就将毁灭，因为他不是一个好射手。如果他放一枪，他将把自己打死。杨·马萨里克死于1948年，当看到自己的命运被定数的坚硬龙骨碰得粉碎时，他坠落在布拉格一个宫殿的院子里；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三年后，诗人康斯但丁·比布尔——遭到他视为自己同志的人追捕——从同一城市的一幢五层楼跳到人行道上。象伊卡尔斯一样，拥抱他的环境是大地，他的死象征着空间与块面，梦与觉醒之间的悲剧冲突。布鲁诺不可能死于刀剑。也不可能死于刽子手的绞索，而只可能死于火刑柱。他们的生命因此变成了信号灯，灯塔，火炬，照耀着许多世纪。因为肉体是短暂的，思想是永恒的，闪烁着光芒的实体是思想的形象。奥菲莉亚决不可能死于火中，而必须死于水里，因此水的深度与人的深度是紧密联系的。对那些溺死在他们的自我中，他们的爱情中，他们的情感中，他们的疯狂中，他们的内省和混乱中的人来说，水就是他们致死的环境。民歌描述了姑娘们因她们的情人没有从战场上归来而投水自杀的故事荣誉只是你虚荣的欲望，莱蒙托夫。荣誉只是镜子里瞬息即逝的一个映象，被一个微不足道的观众瞥见，一到早晨它就会消失！嘲笑雅罗米尔拙劣地模仿莱蒙托夫，这是对的吗？嘲笑我们的画家模仿安德列·布勒东，甚至模仿到穿一件皮大衣，养一条德国狼狗，这是对的吗？难道安德列·布勒东本人不是一个竭力仿效的某种祟高东西的模仿品吗？拙劣的模仿不正是人类永恒的命运吗？他孤零零地大难临头。他不能求助于文学史料的安慰，来赋予他的打击以冠冕堂皇的意义。没有一把手枪来慈悲地结束他怯懦的耻辱。只有嘲弄的笑声从窗户传来，这声音使他永远蒙受羞辱。自杀是悲剧的，而未遂的自杀却是可笑的。所有者都喜欢火焰。帕西·雪莱也幻想过一种燃烧的死。他想象的情人们总是一道死在火刑柱上。他不能忍受再遭屈辱。他知道，只有死亡的拥抱才能安慰他，他将把他的身心都献给这个拥抱，他将在这个拥抱中获得伟大。他知道，只有死亡才能替他报仇，把那些嘲笑他的人变成杀人凶手。在天性敏感的孩子心里，母亲就是他生活的纽带与轴心，唯有母亲是真实的存在，他爱她，恨她，可又无法从她那里逃脱。崇高往往也会导致绝对。这是一个存在的悖论，心灵中没有崇高的东西，人会显得卑微渺小，感到自己无所归依，所以千百年来人们总是以追求崇高为荣。然而悲剧也就在这里，反抗与，崇高与残酷，这是一个事物的两极，它们往往同时存在于一个人或一个事物身上。历史上无数成功的反抗和充满的爱情无不如此。当生活在别处时，那是梦，是艺术，是诗，而当别处一旦变为此处，崇高感随即便变为生活的另一面：残酷。他不知道人对崇高感的中同时也包合了残酷的成分在已经没有诗歌的时代，却以为他还可以象兰波、雪莱、菜蒙托夫那样扮演一个诗人的角色，结果时代只给了他一个表演残忍而不是表演崇高的机会，最终导致了情人的毁灭，也导致了自己的毁灭，他的死不禁使我们联想到当年的的命运。为了将来几百万人的幸福，牺牲今天几百人的幸福是值得的；为了历史的前进，牺牲人这一历史的主体是值得的。但令人百思不解的是，既然如此，那么历史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要前进？它的终点又在哪里？ 在人们自诩找到了终极真理的背后，在人们声称最完整最深刻地认识了这个世界的背后，事实上却掩藏着思想上的多少狂妄和无知，绝对和专横他是想借助于时代这个实验室，研究人性的崇高，透视人身上最黑暗最深刻的，以及揭示这种可能导致的悲剧，浪漫主义的悲剧，毫无价值可又深刻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