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精神家园

装傻是要不得的，装开了头就不好收拾，只好装到底，最后弄假成真。某人在文革里装傻写批判稿，原本是想搞点小好处，谁知一不小心上了人民日报头版头条，成了风云人物，到了这个地步，就只好装下去了。 知识分子最怕活在不理智的年代。所谓不理智的年代，就是伽里略低头认罪承认地球不转的年代，也是拉瓦锡上断头台的年代，是茨威格服毒自杀的年代，也是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年代。我认为知识分子的长处只是会以理服人，假如不讲理，他就没有长处，只有短处，活着没意思，不如死掉。 一般人急于和马基雅弗利分子划清界限，因为他胆敢把道义、信仰全部抛开。但是真正的知识分子对马基雅弗利的评价不低，赤裸裸地谈利害，就接近于理智。信仰是重要的，但要从属于理性。最糟糕的是聪明人想法子自己来害自己。我有位世伯，文革前是校长，总拿二十四孝为范本，讲到卧冰求鱼，学生听得毛骨悚然，他还自以为得计。文革时被学生驱到冰上，要求表演卧冰求鱼，从此健康全毁。 一种学问、一本书，假如不对我的价值观发生作用，就不值得一学，不值得一看。 花剌子模的君王有一种近似天真的品行，以为奖励带来好消息的人，就能鼓励好消息的到来，处死带来坏消息的人，就能根绝坏消息。＂坏消息信史＂马寅初，不是把他痛批一顿，就能根绝中国的人口问题。 学者往往在求真实和受欢迎之中，苦苦求索一条两全之路，文史学者尤其如此。上大学时老师教诲说搞现代史要牢记两个原则，一个是治史的原则，一个是党性的原则。凭良心话，这节课我没听懂。 假设有真的学术和艺术存在的话，在人变得滑头时它会离人世远去，等到过了那一阵子，人们又可以把它召唤回来，这种事件叫做＂文艺复兴＂。 从理性和乐观两样东西里选择理性颇不容易，理性就像贞操，失去了就不会再有；只要碰上了开心的事，乐观还会回来的。假如你失去了理性，就会遇到大量令人诧异的新鲜事物，从此迷失在万花筒里，直到碰上了钉子。假如不是遇到了林彪事件，我至今还以为自己真能保卫毛主席哩。 一个人快乐或悲伤，只要不是装出来的，就必有其道理。你可以去分享他的快乐，同情他的悲伤，却不可以命令他怎样怎样。我个人的一个秘密是在需要极大快乐和悲伤的公众场合却达不到这种快乐和悲伤应有的水平，因而内心惊恐万状，汗下如雨。 真理直率无比，坚硬无比，但凡有一点柔顺，也算不了真理，安徒生≪光荣的荆棘路≫就是献给这些直率、坚硬的人。 金钱、权力，这在现世上是最重要的东西，是人类生活的一面；沉默地思索，是另一面。思索是一道大门，通向现世上没有的东西。智慧永远指向虚无之境，而不是死死盯住现时、现世和现在的人。 小说家力图写出一本前所未有的书，正如科学家力图作出发现，是值得赞美的事。现在在中国，文学不是一种超越现世、超越人类的事业，就如某位大嫂穿了旗袍出门，我们不但要说衣服不好看，还要想象她的动机是什么，是不是想要勾引谁。 两种知识分子的形象：前一种一世的修为是要做个如来佛，让别人永世跳不出他的掌心；后一种是想在一生一世之中，只要能跳出别人的手掌心就满意了。希望大家都做后一种，因为不管是谁的手掌心，都太小了。 西方知识分子是教士的后裔，中国知识分子是儒士的后裔。把儒学和宗教并列，肯定会招来一些人反对，儒学没有凭借神的名义，没有用天堂和地狱来吓唬人，但它也编造了一个神话，就是假如你把它排除在外，天下就会乱作一团，这个神话唬住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直到现在还有人相信。 儒士的基本功是背书。这种怪诞的情形提示了儒学的精神：让儒士称为圣人的精神复制品。这种复制是通过背书来完成的。背诵对儒士也是有利可图的，有些人用背诵字典来学习英文，与过去背诵圣人书可以得到的利益相比，学会英文的利益实在太小。成为圣人的精神复制品就掌握了统治的魔力，可以学而优则仕，而会背诵字典的人只能当翻译，拿千字20元的报酬。这两种背诵真不可同日而语。 优秀的统帅总是选择于己有利的战场来决战。军事家有谋略是件好事，学者有谋略好不好就值得怀疑。 我不能说儒家的道德哲学和伦理学是令人羞愧的知识，不过，这些知识里的确有令人羞愧的成分，因为这种知识的追随者的确用它攫取了僧侣的权力。有人会说，我要复兴国学是为了振兴民族的自尊心，这就等于说，他在道德上高人一等。虚伪从来就比暴力好很多，但生活在二十世纪末，我有理由盼望好一点的东西。 在我所处的这个东方社会里，没有什么能够冲淡我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行货感，这种感觉中最悲惨的，不是自己被降价处理，而是成为货物这一不幸的事实。最能说明你是一件货物的事就是：人家拿你干了什么或对你有任何一种评价，都无须向你解释或征得你的同意。在我十七岁时，忽然就被装上了火车送往云南，身上别了一个标签：屯垦戍边。 文化相对主义、功能学派（文化是生活的工具）是我的噩梦，不然宋朝牢狱文化也没了毛病。人生活在一种文化的影响之中，他就有批判这种文化的权利。 我有些庸人的想法：吃饱了比饿着好，健康比有病好，太平岁月比乱世好。 我的天真丢在了匹兹堡大学的图书馆里。我在那里借了一本书，叫作《一个洋鬼子在中国的快乐经历》。从表面上看，该洋鬼子是华夏文化的狂热爱好者。他从上海一下船，看了中国人的模样，就喜欢得要发狂。别人喜欢我们，这会使我感到高兴，但这个家伙是个sadist，被这种人喜欢上是没法高兴的，除非你正好是个受虐狂。 假如有不平等，有两种方式可以拉平：一种是向上拉平，这是最好的，但实行起来有困难，另一种是向下拉平。诸葛亮采取的是向下拉平之道，结果害我在云南吃不上椰子。最大的不平等不是有人有椰子树，有人没椰子树，而是有人聪明有人笨，有些作品有的人能欣赏，有的人就看不懂，这种精神上的幸福能力的优越最招人嫉妒。消除这种优越的方法之一就是给聪明人头上一闷棍，把他打笨些。另一种方法是，一旦聪明人和傻人起了争执，我们总说傻人有理，久而久之，聪明人也会变傻。 孔孟程朱我都读过了，拢共就是人际关系里那么一点事。我相信那块口香糖再嚼下去，还能嚼出牛肉干的味道，只要你不断地嚼。古宅闹鬼，树老成精，一门学问最后可能变成一种妖怪。 法拉第发现了电磁感应，演示给别人看，有位贵妇人问，这有什么用？法拉第反问，刚生出来的小孩子有什么用？时至今日，我们已经能看出，很直露地寻求好处，恐怕不是上策。这样既不能发现欧式几何，也不能发现电磁感应，最后还要吃很大的亏。怎样在科学面前掩饰我们想要好处的暧昧心情，成了一个难题。 我认为在器物的背后是人的方法与技能，在方法与技能的背后是人对自热的了解，在人对自然的了解背后，是人类了解现在、过去与未来的万丈雄心。以自己为中心，只要好处，肯定可以把法拉第、爱迪生等人气得在坟墓里打滚。 我觉得西方的智者有一股不管三七二十一，总要把自己往聪明里弄的劲头儿。为了变得更聪明，就需要种种知识，不管电磁感应有没有用，我们先知道了再说。现代文明的特快列车竟发轫于一种兴趣。 苏格拉底：我只知道自己一无所知。孔子说自己知天命而不逾矩，很显然，他不再需要知道什么了。中国人总以为自己已经有了一种超级的知识，甚至巴不得要傻一些。直到现在还有一些人以为，我们拥有世界上最博大精深的文化遗产，除了教育别人，简直就无事可干。只能静待外国物质文明遗产，来投靠我们的东方智慧。现在还有人说，洋鬼子在物质堆里受苦，我们享受天人合一的快乐。说实在的，等人来这点事还是洋鬼子给我们找的，要不是达·伽马找到好望角绕了过来，我们还真闲着没事干。 每隔三到五分钟，傻大姐都要对我狂嚎一声：我会缝扣子！我知道她的意思，她想让我向她学缝扣子，但我就是不肯。理由有二：其一，我自己会缝扣子，其二，我怕她扎着我。她这样爱我，让人感动。但她身上的味也很难闻。 我在美国留学时，向一位青年讲解中华文化的真谛，什么忠孝、仁义之类，他听了居然不感动，还说，我们也爱国，我们也尊敬老年人，这有什么，我们都知道。我想起了傻大姐，自觉该和她有点区别，所以悻悻然走开。东方文化里又的一切，那边都有，之所以没有投入全身心来讲究，主要还是因为人家还有别的事情。 罗素以为参差多态是幸福的本源，把什么都规定了就无幸福可言。我认为这个罪状太过轻微，因为在乌托邦内，对什么是幸福都有规定。在乌托邦里，很难找到感觉自己不幸福的人。大伙只是傻愣愣的，感觉不太自在。 人脖子上有一条纹路，旧时刽子手砍人，就从这里下刀，可以干净利索地切下脑袋。出于职业习惯，刽子手遇到不认识的人，就要打量他脖子上的纹，想象这个活怎么来做。而被打量的人总觉得不舒服。知道有人想当哲人王，我就感觉自己被打量着。您养整齐是您的事，打量我干什么？ “我们要解放天下三分之二的受苦人，进而解放全人类” 。我不认识这些受苦人，不知道他们在受何种苦，所以就不知道他们是否需要我的解放。尤其重要的是，人家并没有要求我去解放，这样贸然过去，未免自作多情。不切实际的救世情结对别人毫无益处，但对自己还有点用——有消愁解闷之用。 罗素说，人活在世上，主要是在做两件事：一、改变物体的位置和形状，二、支使别人这样干。一位象棋国手知道自己的毕生事业只是改变棋子的位置，肯定会感到忧伤；而知识分子听别人说自己干的事不过是用墨水和油墨来污损纸张，那就不仅是沮丧了，还会反感。 搞蛊惑宣传，必须有什么东西盖着脸，所以我说这种人是在借酒撒疯。这种状态和青年知识分子意气风发的狷狂之态有点分不清楚。蛊惑宣传必定可以给人带来一些快感，这种快感肯定是种虚妄的东西，没有任何现实的基础。最简单的做法是煽动一种仇恨。 在中国这个地方，有些人喜欢受蛊惑宣传时那种快感，有些人则崇拜蛊惑宣传的力量，虽然吃够了蛊惑宣传的苦头，但对蛊惑宣传不生反感。有些人还像瘾君子盼毒品一样渴望着新的蛊惑宣传。 东西方精神的最大区别在于西方人沉迷于物欲，而东方人精于人与人的关系。前者从征服中得到满足，后者从人与人的相亲相爱中汲取幸福。 舒服了还要更舒服，正是西方人掠夺自然的动力。这在控制论上叫做正反馈，社会就相当于一个放大器，人首先有某种待满足的物欲，在欲望推动下采取的行动使欲望满足，得到了乐趣。乐趣又产生欲望，又反馈回去成了再做这行动的动力，于是越来越凶，成了一种毛病。有时候正反馈讨厌得很，状似抽风，行话叫做＂自激＂。有几个缺德科学家在海豚脑子里装了刺激快乐中枢的电极，又给海豚一个电键，让它可以自己刺激自己，结果它就抽了风，废寝忘食地狂敲不止。 在我们看来，西方社会正在自激，舒服了还要更舒服，搅到最后，连什么是舒服都不清楚。这种弊病的根源在于它是个欲望的放大器。 东方社会里的人更爱起哄。饿了，找个干净饭馆吃饭，有什么过分？想要在吃饭时显示你有钱才过分。你对爸爸好，有什么过分？非要在这件事上显示你是个大孝子，让别人来称赞你才过分。干什么事都要别人说好，赢得一些彩声，正是这件事导致自激。 高尚的思想和低下的思想的总和就是我自己，倘若去掉一部分，我是谁就成了问题。假设某君思想高尚，我是十分敬佩的，可是如果你因此想把我的脑子挖出来扔掉，换上他的，我决不肯。人既然活着，就有权保证他思想的连续性，到死方休。更何况那些高尚和低下完全是以他们的立场来度量的。 在现实世界上，蠢人办不成什么事情，我自己当然希望变得更善良，但这种善良应该是我变得更聪明造成的，而不是相反。以愚蠢教人，那是善良的人所能犯下的最严重的罪孽。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绝不可对善人放松警惕。 一班人认为，善良而低智的人是无辜的。假如这种低智是先天造成的，我同意。但是人可以发展自己的智力，所以后天的低智算不了无辜。再说，没有比装傻更便当的了。 假设善恶是可以判断的，那么明辨是非的前提就是发展智力，增长见识。 我认为低智、偏执、思想贫乏是最大的邪恶。聪明、达观、多知的人，比之别样的人更堪信任。 假如你把深山里一位质朴的农民请到城市的化工厂里，他也会因为复杂的管道感到头晕，然而这不能成为取消化学工业的理由。所以，质朴的人们假如能把自己理解不了的事情看作是与己无关的事，那就好了。 在公众场合什么都不说，到了私下里则妙语连珠，对信得过的人什么都说，对信不过的人什么都不说，这是中国人的通病。 从小我知道了一亩地可以产三十万斤粮，然后我们就饿得要死。总而言之，从小我对讲出来的话就不大相信，越是声色俱厉嗓门高亢，越是不信，这种怀疑态度起源于饥饿的肚肠。和任何话语相比，饥饿都是更大的真理。 这个世界上有个很大的误会，那就是以为人的种种想法都是由话语教出来的。假设如此，话语就是思维的模板。我说它是个误会，是因为世界还有阴的一面。除此之外，同样的话语也可能教出些很不同的想法。 含蓄是我们的家教。三年困难时期，有一天开饭时，每人碗里有一小片腊肉。我弟弟见了以后，按捺不住心中的狂喜，放声高呼：我们家吃大鱼大肉了！结果是被我爸爸拖回来臭揍了一顿。经过这样的教育，我一直比较深沉。 在我小时候，话语好像是一池冷水。它使我一身一身起鸡皮疙瘩。好在人不光是在书本上学习，还会在沉默中学习。这是我人性尚存的主因。 有关癔症，我们知道，有一种一声不吭，只顾扬尘舞蹈；另一种喋喋不休，就不大扬尘舞蹈。不管哪一种，心里想的和表现出来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被打伤的学生有一只耳朵的一部分不见了，在现场也没有找到。根据一种阿加莎克里斯蒂式的推理，这块耳朵不会在别的地方，只能在打人的学生的嘴里，假如他还没把它吃下去的话；此君现在有两个选择，或是在大庭广众之中把耳朵吐出来，证明自己的品行恶劣，或者把它吞下去。我听到这些话，马上就加入了尾随的行列，双唇紧闭，牙关紧咬，并且感觉到自己嘴里仿佛含了一块咸咸的东西。 这件事的结局是别人告诉我的：最后，那个咬人的学生把耳朵吐了出来，并且被人逮住了。不知你会怎么看，反正我觉得如释重负；不管怎么说，人性尚存。同类不会相食，也不会把别人的一部分吞下去。这是我曾在沉默中学到的一点好东西，虽然学到它的方式不值得推广。 我把一个咬人的大学生称为人性的教师，肯定要把一些人气得发狂。但我有自己的道理：一个脾气暴躁动辄使用牙齿的人，尚且不肯吞下别人的肉体，这一课看起来更有力量，在文革人不可能学到更好的东西了。 语言是贫乏的，用它来说话都相当困难，更不要说用它来思想了。 我在沉默中过了很多年：插队、当工人、当大学生，后来又在大学里任过教。当教师的人保持沉默似不可能，但我教的是技术性的课程，在讲台上只讲技术性的话，下了课我就走人。照我看，不管干什么都可以保持沉默，至于沉默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信不过话语圈，从我短短的人生经历来看，它是一座声名狼藉的疯人院。 你不信我从未在会议上表过态，也没写过批判稿。照我的标准，那不叫说话，而是上着一种话语的捐税。假如一切话语都是征来的捐税，事情就不很妙。拿这些可以干什么？它是话，不是钱，不能用来修水坝，也不能拿来修电站，只能搁在那里臭掉，供后人耻笑。 可以在话语的世界里分出两级。一级是圣贤的话语，这些话是自愿的捐献。另一极是沉默者的话语，这些是强征来的税金。这两级之间的话，全都暧昧难明：既是捐献，又是税金。在那些说话的人心里都有一个税吏。 所谓弱势群体，就是有些话没有说出来的人。就是因为这些话没有说出来，所以很多人以为他们不存在或者很遥远。我猛省到自己也属于古往今来最大的一个弱势群体，就是沉默的大多数。这些人保持沉默的原因多种多样，有些人没能力、或者没机会说话；还有人有些隐情不便说话；还有一些人，因为种种原因，对于话语的世界有某种厌恶之情。我就属于这最后一种。 话语圈里总是在说些不会遇到反驳的话。往好听里说，这叫作自说自话；往难听里说，就让人想起了一个形容缺德行为的顺口溜：打聋子骂哑巴扒绝户坟。 有人问一位登山家为什么要登山，谁都知道登山这件事既危险，又没有什么实际的好处。他回答道：因为那座山峰在那里。我喜欢这位登山家干的事，没来由地往悬崖上爬，它会导致肌肉酸痛，还要冒摔出脑子的危险，从热力学的角度来看，这是个反熵现象。立志写作也是个不折不扣的反熵过程。 我父亲不让我学文科，理由显而易见。在我们成长的时代里，老舍跳了太平湖，胡风关了监狱，王实味被枪毙了。他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学一种外行人弄不懂而又是有功世道的专业，平平安安地度过一生。 有关美国的一切，可以用一句话来描述：＂Americans business is business"，那个国家永远是在经商热中，而且永远是一千度的白热。在美国有很强大的力量促使人去挣钱，仅就住房一项，就能产生无穷无尽的挣钱的动力。再比分说汽车，有无穷的档次和价格。在那个社会里，没有人受得了自己的孩子对同伴说：我爸爸穷。 人类的存在前，文明的发展，就是个反熵过程。处于反熵过程中的绝不是我一个人。在这些人身上，你看到的相当于水往山上流，苹果飞上天，兔子吃掉狼，我还可以说，光有熵增现象不成，大家都顺着一个自然的方向往下溜，最后准会在某个低洼的地方汇齐，挤在一起像粪缸里的蛆。但这也不能解释我的行为。我的行为是不可解释的。 最好的是诗人们的译笔，是他们发现了现代汉语的韵律。没有这种韵律，就不会有文学。正如法国新小说的前驱们指出的那样，小说正向诗的方向改变着自己。米兰昆德拉说，小说应该像音乐。有位意大利朋友告诉我，卡尔维诺的小说读起来像一串清脆的珠子洒落于地。 假如中国现代文学尚有可取之处，它的根源就在那些已故的翻译家身上。要想读好文字就要去读译著，因为最好的作者在搞翻译，这是我们的不传之秘。随着道乾先生逝世，我已不知哪位在世的作者能写如此好的文字。 我总在回想幼时遥望人类智慧星空时的情景。最初的爱好无可替代。所有的智者、诗人，也许都体验过儿童对着星光感悟的一瞬。我总觉得，这种爱好对一个人来说，就如性爱一样，是不可少的。我时常回到童年，用一片童心来思考问题，很多烦难的问题就变得易解。 现代小说的名篇总是包含了极多的信息，而且极端精美，让读小说的人狂喜，让打算写小说的人害怕。现代小说曾经使我大受惊吓，我读过图尼埃尔的少女与死，它只是一系列惊吓的开始。 我自己对读小说有一种真正的爱好，这种爱好不可能由阅读任何其他类型的作品所满足。我自己也写小说，写得好时得到的乐趣，绝非任何其他地快乐可以替代。这就是说，我对小说艺术有种真正的爱好，一般的读者只是对文化生活有种泛泛的爱好。 的确存在一种小说的艺术，这种艺术远不是谁都懂得。昆德拉说，不懂开心的人不会懂得任何小说艺术。现在有种观点认为当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杂文，这或者是事实，但我对此感到悲哀。杂文无非是讲理，你看到理在哪里，径直一讲就可。当然，把道理讲得透彻漂亮，读起来也有种畅快淋漓的快感，但毕竟和读小说是两道劲儿。写小说则需要深得虚构之美，也需要些无中生有的才能。 写小说的人要让人开心，他要有虚构的才能，并要有施展这种才能的动力，我认为这是主要之点。昆德拉则说看小说的人要想开心，能够欣赏虚构，并且能宽容虚构的东西，他说这是主要之点。我倒不存在这种奢望，小说的艺术首先会形成在小说家的意愿之中，以后会不会遭人背叛，那是以后的事。首先要有这种东西，这是最主要的。 假如读者想要明白的话，应该径直找两部好小说看看。看完了能明白则好，不能明白也就无法可想了，可以去试试别的东西。千万别听任何人讲理，越听越糊涂，任何一门艺术只有从作品里才能看到，套用昆德拉的话，只喜欢看杂文，评论，简介的人，是不会懂得任何一门艺术的。 文体之于作者，就如性之于寻常人一样敏锐。我认为最好的文体都是翻译家创造出来的。优秀的文体之动人之处，在于它对韵律和节奏的控制，阅读优美文字会给我带来极大的快感。我开始写作，是因为受了好文章的诱惑。 读者怕读坏文章，就是怕受坏影响。恶劣的文字给我的感受：假如我不识字，感觉可能会更好。

序里有段话：假设有一个领域 ，谦虚的人、明理的人以为它太困难、太暧昧，不肯说话，那么开口说话的就必然是浅薄之徒、狂妄之辈。这导致一种负筛选：越是傻子越敢叫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