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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oCon (老婆半夜想吃蛋糕还是爱老婆)
2011-02-02 18:54 14人喜欢
这个新朝代被中国作家极度地恭维，因为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由平民所创造的功业。
“包括了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孔子所提倡的自身之约束，待人之宽厚，人本主义之精神，加人亲族的团结，和礼仪上之周到等等全部构成官僚集团行动上的规范”
假科学说真问题的方式，迹近于迷信，暴露了当日读书人承受了至大的压力，他们急不暇地务必将天地的现象予以直截的解释。
西方人士认为中国人之保守性缘出于环境上有一成不变之因素在。 中国边防问题与中国文化之源起几乎同一长远。
他们倡导小自耕农而不满于地主，已半将他们自己管制的方便，混杂在人道的立场内。
皇帝非神，而兼二者之性格。他不合理而又非全不合理，也是脚踏两条船。他不能如儒家之采取人本主义，也不能如法家之全部铁面无私，而又要兼顾两家之长。 他所能凭借的手段极少，一面须通过无数的矛盾与暧昧，一面又要有威权和气魄。
创造了一种权力政治的传统，视一切技术问题为道德中的是非。.....要是站在上端的人物不能摆脱人的弱点时...各项阴谋与诡计可能泛滥到无可收拾
薏蒝
2012-08-14 13:16 5人喜欢
易于耕种的纤细黄土、能带来丰沛雨量的季候风，和时而润泽大地、时而泛滥成灾的黄河，是影响中国命运的三大因素。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促使中国要采取中央集权式的、农业形态的官僚体系。而纷扰的战国能为秦所统一，无疑的，它们也是幕后的重要功臣。
吾术家 (不掩饰)
2012-11-18 19:12 4人喜欢
南山 (孤独的海怪)
2012-05-12 08:48 4人喜欢
此外另有一种气象上的因素也促成中央集权的 发展。虽说在某一地各年的雨量可以相差极大，但是 全中国的平均雨量却有定型。这现象不难解释，带着 湿气的热风，愈吹入内地，被蒸发的程度也愈为增高。 而且沿海下雨就已减少了空中的湿气。此中值得注意 的是所谓“15英寸等雨线”。这线从中国东北向西南， 当中的一段与长城大致符合，更西而南则使青海与西 藏和中国本部分隔。这等雨线之东南，平均每年至少 15英 寸 的 雨量 是 常 态，符 合 拉铁 摩 尔 （Owen Lattimore）所说，“中原农业茂盛，人口繁殖”。提 及线之西及北，他则说：“几千英里内人类全然不事 农桑，他们不直接的倚赖土地上的植物为生，而在他中国大历史 们自己及植物之间加入一种机械作用。”
中国的农民和塞外的牧人连亘了两千年的斗争 纪录，回顾起来，欣喜的成分少，仇恨的成分多。尤 其是气候不利的时候，马背上的剽窃者就不由自主地 打算袭取种田人，后者通常有半年的积蓄。零星的侵 略可能扩大为战事，防守者则企图报复，有时也全面 出击以图先发制人。
全国的国防线大致 与 15英寸的等雨线符合，这是世界上最长的国防线，不仅为无数战士留下了辛酸的记忆，也是中国妇女流 泪的渊薮。总之它在地理上构成第三个因素，注定着 中国农业社会的官僚机构必须置身于一个强有力的 中央体系之下。
[已注销]
2012-04-14 10:29 2人喜欢
2012-11-29 22:59 2人喜欢
在任何条件下，私人财产之膨胀总会产生问题。 ……这私人财富可以立即变为政治权利，也可以用于支持叛军。 ……在对付私人财产时，后汗朝廷暴露出它在制度与组织上的缺陷，终而造成朝代之覆亡。
中国农村在历史之发展上系以小自耕农为主体。 小自耕农各自经营，每家每户也是小本的生意人。如果在这关头又出现了一大批大生意人，必因当中的不平衡而产生紧张局面。其演变所及，无法避免富强者得势、贫弱者受逼。 如果某一问题村民不能和平解决，地方官吏更是无法合理的解决。儒家教养使他们不能不顾及穷人的困难，可是在维持秩序的原则之下，他们又不能将富家的利益置之脑后。他们的出路只有两条，要不是勾结幕后有权势之人物以自保，便是反抗他们以博得不畏豪强的声名。
两汉的提倡儒术固然使官僚组织间思想一致，但也产生一种不良的影响——读书人除了做官之外别无他业可从。 儒家习惯上重人身关系，而不严格地尊重法治，经常感情用事，只能使以客观标准解决问题的机缘更无从展开。
spring_wawa (2018关键词：自己健康，宝宝健康)
2012-07-27 22:51 2人喜欢
公元1800年前后，西方人因为工业革命的成功，促进了文明大跃进，也开启现代国家的序幕；但同时期的中国，虽然出现实用主义学说，却因改良的科技武力仍然屡战屡败的经验，及往后一连串的文化罹难与退却（文化大革命），致令“现代中国”迟至20世纪才出现。 清朝组织有它的特点，他不可能效法西欧的民族国家。西方民间的自由源自于封建体制里额外颁发的城市特权。可是市民阶级的资产力量，仍无从构成社会的大改造，只有国际贸易增多，在全国经济里的比重升高，商业财富的力量伸展到农业财富里去，牵动了全局，才构成实力，如此才可以改造社会。当日政府也仍不肯立时服输，只是抵御不得，才无可奈何地承认改组，此后便以商业原则作为施政的准据。同时中国的情形，可自亚当.斯密所述一节看出，他说：“中国历来就是世界上一个顶富裕，也是一个最肥沃，耕耘最得法，最勤奋而人口众多的国家。可是看来她长久以来已在停滞状态。马可波罗在500多年前游历该国，盛称其耕种、勤劳与人口众多的情形，和今日旅行该国者所说几乎一模一样。可能远在当日之前，这国家法律与组织系统容许她聚集财富的最高程度业已到达。
Vicente (Stay Simple. Be Awesome.)
2012-03-27 22:58 2人喜欢
红拂夜奔三 (大家都快要忘记有趣是什么了。)
2018-12-14 21:58 1人喜欢
作者采用了一种极简的方法概述了中国集权体制兴衰更替的历史。归根结底，『数目字上的税收』才是庞大帝国转向现代化的必经之路，可谓『数据主义的历史观』。
此外，本书提示了一种新的角度：每一个朝代都受制于它前朝的历史现实，而在面对这种现实不断调整的过程之中，也为后来者创造了新的现实，创造了新朝代所孕育其中的『原生家庭』。这一理念有及于国家、组织，乃至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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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技术上的角度看历史，而不能简单地以道德评价笼罩一切。
点题，从『应当如是』到『何以如是』
在1960年代，我就觉得我们应当广泛的利用归纳法将现有的史料高度的压缩，先构成一个简明而前后连贯的纲领，和西欧史与美国史有了互相比较的幅度与层次，才谈得上进一步的研究。
这种压缩的方式看来是为了给出一种『Agenda Setting』的方案。
所以历史学不专恃记忆，它本身也成为一种思维的方法。
重视前后的连续性和衔接的内在关系。
《资治通鉴》也用《二十四史》做蓝本，只是将分列在本纪、列传、志各处的节目再加以不见于上篇幅之资料剪裁连缀成书，其弊也仍是过于支持传统社会的价值。
传统史书的价值判断功能。
放大眼光说来，这也是说司马光等的道德观念有等于欧洲文艺复兴前之标准，尚未进人韦伯所说的“新教伦理” 之境界。
并非是一种适合新的生产关系及社会结构的道德体系。
这种趋势和征象与我私下想象中国历史和希望文化汇合，以商业组织代替过去农业组织之体系，逐渐进入以数目字管理的诸条件符合。
说的是改革开放和摸着石头过河，这个『数目字』的问题还要在后面反复提及。
中文的前置辞和联系辞少，抽象的意义只能重楼叠架构成 。也要将可以眼见耳闻的事物极度的延伸，才能成为可以理解的观念 。
也就是说不能够精确地表达一些抽象的概念。
以人心维持政府这一观念，并无特别了不起之处，这观念也非中国人所独有，可是不论付诸实施与否，却被中国的统治者当作口头禅，前后宣唱达3000年，甚至成为公众生活理论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有似其他国家的宪法情义。
这里我们必须仔细考虑孟子所代表的儒家思想起源于一个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之中？这种历史背景又发展出了怎么样的政治哲学呢？
整个来看周人实为中国初期各种制度的创始者……不过我们综合古籍的叙述，无妨称之为“间架性的设计 ”(schematic design) 。这种设计以极简单的口语道出，用一种数学的观念，夹带着一种几何图案，向真人实事笼罩过去。主要在使人口统计和土地测量的技术尚未准备妥当知己，即在一个区域广大的国家内，造成了一种人为的政治区分。
按照作者的思路来看的话，在量化的技术手段尚未成熟之前，早熟的政治体制必须借由一种充满美学意味的『理想原型』，才能确定秩序。
上层领导人只凭一种抽象观念即可以将全部人众组织起来。
那么，需要其他配套的制度去广泛地传播这种抽象观念才可以。也就是『礼』。
虽说有如此大刀阔斧而不合实际的观念，周公很多的创设还是可以在事实上证明，而且下及纤细之处。其中奥妙不难解释：他所有组织国家的方案着重在至美至善，符合自然法规(natural law) 。 虽说迁就融通之处所在必有，其下级则务必先竭心尽力做到理想上的境界，同时上级也不时向下级施加压力。……年久月深，当初技术上的需要，日后也就被认为是自然法规之一部。
官僚主义的滥觞——重视形式超过实质。
周朝的组织是使一切事物按照固定的方式维持一成不变的关系，可是人口激增之后，环境更变，这种安排已无法维持。
这里讲的是春秋和战国期间的社会格局演变，可以说是非常唯物主义史观了。
当周王不能达成这种任务时，环境上即产生极大的压力，务使中枢权力再度出现。所以中国的团结出于自然力量的驱使。
『这种任务』指治理黄河水患。我记得在其他地方读过这个关于独裁政府的环境起源，但当时应该是被贬斥为『冷战思维』。。
所以这种局势的展开也指出中国即使在国防上也要中央集权。
自然环境和地缘政治决定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分裂格局是不可持续的，大一统是必由之路。但是这一点其实是忽略了分封建制所能带来的稳定格局——政治关系附着于家族关系之中。
这样的环境已不复是凡物都有一定位置和场所，或者凡事都可以用仪礼及恻隐之心对付。实际上，吞并的战争仍继续进行，以至最后只有一个胜利者。
礼崩乐坏了。
如此一来，要在农民大众之中构成基层组织，无过于提倡家族团结。
广大农村地区还是同质化的存在，如何有效动员是摆在统治者面前的重大问题。
中国历史上未曾产生此项运动，并非有反对这趋向的因素和它作对，而是城中绅商与官僚的冲突从未发生。欧洲汉学家白乐日 说，中国的官僚从未失去城市的掌握。事实上中国官吏在城墙之内，权力最盛。
『此项运动』至自下而上的公民权利运动，直至波及全体社会成员。在西方，这项运动起源于商人阶层对其自身利益的诉求，但在我国历史上没有看见类似的情形。
上文不过指出，任何值得提及的事体在中国展开，通常都是以极大规模的方式展开。中国历史上戏剧性和出人意料的地方，当然也离不开这种特性，如果当中有任何差池与过失，通常也是非同小可的差池和过失。
就是一个字，大。
秦兵马俑的逼真、庞大，反映了要构思和完成如此的工程，非有创意上丰富的沟通和技术上充分的合作，否则绝对无法达成的；同时也印证了史书上所说战国时代高度的动员水平，和百家争鸣的景况。它的出土，正为秦帝国之所以能统一天下，提供若干重要线索。
下次再带朋友去参观的话可以这么说了。但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地方是，作者的论述是从中央集权起始的秦朝开始，基本上没有论述先秦时代的政治格局和文化土壤，对于我们理解往后两千年的政治传统设了一个大大的门槛。在此之前，我们必须要想象，对于身处周代这样一个『文字草创、交通不便、荆榛遍地的时代』的统治者来说，到底应该如何实现有效的管制？
赢秦则不待社会多元化，先已构成集权体制，此外秦之集权亦无国家主义的征象。
这里说的是古代秦国体制与现代集权国家的区别。后者是把已经多元化的社会强行扭成一团。
从外表形式看来，在基督之前有了这些设施，国家的机构便形成流线型，可是其下端粗率而无从成长发展，以日后标准看来尤其如此。……儒家的法律使法律不离家族观念，将法律与情感及纪律混淆，法家之法实为最方便的行政工具，但在其他方面则一无可取。
中国的政治体系早熟，但是繁复之处集中在中央，在基层则更为浮皮潦草，也许只能借助家族观念来稳定人心。
战国之争雄，以统一为最后目标，外围之雄着重长久之计，必较中央诸国占优势，因中央诸国不断的为彼此间的纠纷、龃龉、阴谋、伎俩所眩惑也。
边缘人的胜利，日后还会一再重演，这是历史经验。
一般很少提及，秦国实际上得到经济落后的好处。经济落后才能强调农业一元，动员起来，专一雷同，内部的凝聚力也强。这时期仍是以数量取胜的时期，军事技术大致在平衡状态，没有一个交战国因为质量上的优势而使战局改观。
可是放到现在，落后的农业国还能依靠强大动员实现超越吗？
从这方面讲，陶制兵涌可以视作一种历史文件，它证实了历史书里所说战国时全面动员的事迹，它也指出当日百家争鸣之所述非虚。它也表明中国2200年的历史，确有垂直的茎干存在，很多带有中国性格的特征在当日即已出现。这种系统在上端必有设想而成的成分在内，而介于合理化及非理性之间。
读这书有点令人泄气，好像这种全面『茎干』也没有被充分论述。到底是什么情况？作者似乎也不想过分点明。
帝裔里的近亲，亦即刘家的叔伯、兄弟、从兄弟等封为王，功臣中之卿相则封为侯。他们的领域和直隶于中央的郡县犬牙根错。这种互相监督的局面避免了秦朝的过度集权，可是这也不是全面退却，有意在长期内再构成战国期间的纷争局面。
秦-汉，是作者所称的『第一帝国』，具有最初的统一性质，重要使命是建立一个基本的治理体系来合理有效地动员庞大的农业帝国，是从封建宗法向中央集权的第一个尝试。
刘彻首先公布了帝制意识形态的立场。其宗旨经过综合，则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实际上他和他的近臣将所谓“儒术 ”扩展之后又延长，以至包括了有利于中央集权官僚政治所必需的种种理论与实践的步骤。
第一帝国的重要工作之一是明确一个『主旋律』。
这种观念源于一种信仰，它认定人世间任何“物 ”，不管是实际物品，或是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和交往，都出自某种类谱上的相关价值，所以可用数学方法操纵之。
汉人比较看重『天人合一』——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但是也许是因为汉初就是一个『文盲国家』
此中矛盾也给关心中国历史之人士一个机缘检讨一个具有恒久性的问题：从纪录看来，中国是世界上唯一从公元前迄20世纪始终直接向各个农户抽税的国家。 这税收的基础极为广泛而又非常脆弱，为西方经验所无。 …… 政府的实力，以其能否向大批小自耕农争取粮食及人力为准则。
当然，作者的史学分析中，税收是一个基本的切入点。
一个带有同情心的读者可以领悟到天子之贵为“天子 ”，乃是不意之间被命运派去处理一个局面。……他是人世间最后的威权，他的仲裁带着神权的判断力量。在这种作风下，制造了一种权力政治的传统，视一切技术问题为道德中的是非。
这是第一帝国在找寻解决办法时的历史选择了，不可避免地带有利维坦的风范。
可是这种情形却出现于古代的农村之中，税收的底册不可能随时修正反映到实际的情况，即同时的罗马帝国也有类似的情形。
税收的发力。
他尽信中国古典，真以为金字塔可以倒砌。他满以为自己在西安执行天子之职权，其圣旨即可以在边区远处全部奉行。
王莽，一个理想主义者。
他们以为中国在这样洪荒之古代，竟有如此“自由主义 ”的经济政策，不免叹为奇迹。倾慕之余，他们也和王莽自己一样，忽略了当中一个重要的历史环节：近代西方可以用数目字管理，中国传统的官僚组织不能用数目字管理。
老调重弹。
为了调和各方的利害冲突，使彼此都能和谐并存，他极力鼓吹天人合一自然和谐等观念，使东汉弥漫着一股维持现状的政治哲学，然而豪强兼并的事实终究不是意识型态所能消弭的。
东汉光武帝也无力回天，没法应对社会结构的变化了。第一帝国自此走向衰落。
班超之秘诀，在于以中国之威望作本钱。大概与中土贸易利润优渥，使不毛地带里的绿洲国家心向往之。班超以他高明的外交手腕，借近国之兵征服远国，如是一波冲一浪，将大汉声威推抵里海。有时他纠集的兵力达25000人，有次竟号称7万，全由葱岭以西的国家组成。
从以上所述看来，自后流传于华夏之帝国几千百年的基本要素，在公元2世纪便已存在。
第一帝国定了调子。
有了这样的背景，又加上他起事僚属的身份，后汉的朝廷曾被称为豪族集团组成的政府。这固然是事实，但我们却不能以今日的眼光凭空武断的说他们一意维护士绅阶级之利益。当时并无这样的法制，足以支持这类的政策，也缺乏意识形态的主张，可以鼓舞执事的官僚，参与这样的一种运动。将私人财产权彻底明确的划出，并且给予法制上的支持，乃是现代西方所独创。
说的是，刘秀虽然起事于豪强阶级，但这次光武中兴根本算不得一种中间阶级革命。
想对中国初期专制时代有更确切的了解，我们务必对后汉作更精细的观察。……它的核心观念是天人合一、阴阳之交替既及于人事，也见于自然现象。
好。这一点已经和周代的天人观念有很大的不同了，也不同于宋明理学。
在汉代，尤其是后汉的国家祭典中包含以上种种复杂的成分，可见他们认为朝廷并不仅是人间的组织，如果再用它去维护某一社会阶层的利益与特权，更是不成体统。
这个时期的国家机器还没有成为专制工具，而完全地成为了神和人之间的纽带。
由此看来，前述“自然宗教 ”、“国家祭典 ”都与妥协和保持原状的宗旨相表里。这种汉代的思想体系，刘秀和他的儿子刘庄都竭力提倡。
在任何条件下，私人财产之膨胀总会产生问题。这私人财富可以立即变为政治权力，有时这些财富也避免不了在政治场合之中角逐。
豪强兼并。
无疑的，汉朝覆亡之前夕，最大的问题乃是地方政府之权力日渐凌夷。
失去了对于地方的控制，大一统帝国就要崩溃了。
法律与纪律不同，它是社会上之强制力。要是下层对之已然漠视，上端也不会更为认真。如果希望法律生效，立法必须以一般现行生活状态为蓝本。倘使反其道而行，其执行必极端的困难。
事实上之发展则以皇室家庭内冲突作导火线，扩张了权力斗争，将所有有关的社会问题一齐掀动。
主要问题集中在地主和士绅阶层中。
这广大地区称为“中国 ”者，内部之文化既混同一致，即没有其他的逻辑，或甚至适当的国界，可以支持分裂的局面了。只有天下一统这一观念，才能在意识形态上使文官集团有了思想的团结，这种趋向可以在当日的文件中看出。
在第一帝国亡覆之后、第二帝国兴起之前，存在一个大分裂的时代。但是终归一种理想化的政治哲学取代了现实的地缘政治操作，将重新归于统一。
当它在280年攻占南京之日，好像重建了一个统一大帝国的局面，只是才10年，北方的新发展又将其好梦惊破。
短命的司马晋。
可是魏去晋来，两方都没有达到重建中央集权体系的目的，当日华北表面的平静，全靠强而有力的创业之主暂时压制，始能一时维持原状，他们一不在位，宫廷里稍有纠纷，即引起地方上各种无从管制之因素乘机蠢动。
『地方上的无从管制』——治理的真空。
面对如此长期的动乱不安，历来做为社会纲纪的儒家思想，已无法满足人心的需求；而新近传入的佛教，却适时提供了饱受苦难的人们精神慰藉，使佛教一时大为盛行，深深影响此后千百年的中国。 大多数的中国人相信宇宙经常处在一种和谐的状态中。
看来这是一个比较晦暗的历史阶段。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 内称：“国家本是精神产物。” 从实际眼光看来，我们今日甚难接受这样的说法。可是他所提倡的宗旨大意：任何政权都需要若干理论上基础，则不容辩驳。
在技术困难的古代中国更是如此。
官方的历史家代表着大传统，其任务为“褒贬 ”，当然也尽力在使白者愈白，黑者愈黑，由他们烘托出来，这一时期“无道昏君 ”之多，也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历史为道德服务。
除非百姓安居乐业，为人君的不能安逸——这点早经孟子不断地强调。
彼此都无力恢复由官僚组织作主的帝国体制，而彼此也没有因全局之平衡构成一种封建的地方分权。
所以分裂必然是一种非稳态？
此间应当提及的则是，少数民族在中国历史里再造帝国的关头扮演重要的角色并不只这一次。中国专制朝代的构成，多少倚靠一种间架性的设计，并且其国家必须容纳农民大众。草原地带入侵的部落，因为其无牵挂，反能因为他们的简单淳朴而建事功。只是要使他们习惯于农业的环境及中原文物则需要时日罢了。
匈奴人之于罗马帝国。
儒教乃是一种社会的纪律，在纷乱的时代其用处很小，文士乃寻觅另外的途径。
也就是说并不能为世界提供一种整全的解释。
可是另有欣赏佛教思想对中国人士有引导之功效者，则又指出：即便是“因果 ”这一观念，也要求中国人多在自然法规的范畴里再三思维，注重每一种事物的前因后果，不要都像汉代思想家一样，完全沉湎于对称与均衡，把各种道德行为硬比作音符与波长。
看来是更有逻辑辩证的一种思想体系了。
虽然如此，露天博物馆也真能表现佛教的性格，此乃一种在野之人的宗教，不借宗派的力量而能及于细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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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它也可以为知识分子作为形而上思考的一种题材。它之五花八门也确曾使中国历代帝王在长时间内感到棘手。
中国古代的思想体系基本上从政治哲学出发，但是往往被后世附会成了某种形而上学体系。
这分裂的期间是否成了中国历史里“失落的三个多世纪 ”？其答案因各人观点而定。此时历史的成分，缺乏向心的综合，却向侧翼大幅度地进出。
从后汉覆亡到隋朝统一。
然而前后看来，他们最初的决策：制造一个供应之基地，直接控制农业的劳动力，既残酷却又特出心裁，是其转折点。
说的是北魏拓跋氏。就比如说我们做投资决策，上面不管是什么人在做最终的拍板的工作，总得有地下的人先把数据库做好了。
传统中国作者在处理这节历史的时候，通常着重中国文化的功效，认为中国的文物终能感化异族，使他们效法华夏的长处。当然，以官僚组织治理农村大众是有其内在的沿革，不可能自游牧民族创始，这说明了何以拓跋民族要经这么长的期间，才能掌握当中的技术去治理一个华化的大帝国。
北魏实际上采用了一系列的编户齐民的方式才实现了大帝国的管制。
拓跋氏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贡献为：重新创造一个均匀的农村组织，非如此则大帝国的基础无法立足。
也就是说，做出如此尝试的政权才有可能成大业。
及至6世纪中期，重造大帝国的底层机构业已在位，大量的农业资源和人力业已组织就绪，可供建造大帝国之用。所缺乏的是上端有纪律的官僚组织，以及时同样均匀的结构，不为既有的权益(vested interest) 所腐化。
基层治理的体制已经建立，需要一个中央来整合。
当上端仍在酝酿之际，下层由拓跋民族造成的户口登记和税收政策已开始收效。于是全面征兵可付之实施。
经过整理的基层可以被有效动员。
至此两方都失去了他们所能凭藉的力量，而无法左右全局。以上两种势力，应对过去三个半世纪的分裂局面负大部分责任。当他们的声势日渐凌夷之际，再造大帝国以官僚组织开管制之门，已为时不远。
游牧民族和汉人地方豪强是分裂的两大因素。
他的蓝本即为《周礼》 ，也就是利用间架性的设计自由创造。这也就是说，西部较少既有之权益足为中国再度统一之累。
北周
从拓跋国家的全部历史看来，我们也可以看出事势的发展具有某种定型：在统一的过程中，其决定性的力量由北至南，由西至东，亦即是从内陆经济较落后的地区吞并接近水道交通，内中人文因素较为复杂的地区。
6世纪中叶，无数的宫阙之变使上端来历纷纭的贵族整肃洁化。这和中国开始分裂的局面相较，可算是与以前的方针恰好相反。后汉覆亡前夕，地方政府失去掌握，影响到宫廷的不稳。此时趋向统一，地方的情形已相当的整体化，而要求上端的政府也采取流线型的一致，以便对帝国的统治具有实质作用。
流线型这是作者自己的翻译腔吧。。『Streamlined』在这里应该是紧凑的、效率高的意思。这一点其实想吐槽已经很久了，就是作者的语言中西结合，举的例子似乎是面向美国中学生，令人非常出戏。
此间我们将之提出，旨在揭示中国的再统一，需要重新制造出一种以纪律自重的官僚体制，其道路是多么的遥远。
需要依靠官僚体系的自觉吗？
第10章 第二帝国：已有突破，但未竟事功
第二帝国
随着人口增加及流动频仍，上述制度渐渐无法应付日趋繁复的地方事务，结果促使地方自行摸索治理之道，而中央对地方的控制则日渐削弱。
唐初的制度有不适应生产力发展了。
隋唐以来——本书以之与宋联系称之为第二帝国——与汉代官制有一基本不同之处，即是中央政府派遣地方官，除少数地域例外，下达州县。
这说明第二帝国的什么特点呢？
只是三年一度的会试至宋始成为定规。这种公开的考试足以打破过去的世族垄断。
一种更为开放的官僚体系？
唐朝的文官集团有18,805个建制的职位，加上其他辅助人员，案牍之士与军官一并计算凡受薪者共368,668人，这在中世纪是一个极可观的数目。
编制
这一段充满着光辉和满足的时期如何下场？最简捷地说，这理想的国家因为领导集团的逐渐骄惰而不负责，无从继续……及至8世纪中叶，即以宫内参与音乐和娱乐的人众而言，便多至一万余，宫女可能加倍。
所以《妖猫传》这样的符合人们对于大唐芙蓉园的想象。
唐朝中央政府的一大特色为“三省分工 ”。尚书省总揽六部，执行经常业务；中书省可视为设计厅，主持重要的敕诏起草，及有关于制度的更革；门下省则可以视作一种复核机关，其官员审查各种公文，更正错误，有时提议政务上的调查。
官制考察是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独立领域吧，比如说阎步克。
大概律指刑法，令为行政上的指示，格为衙门内的规章，式为执行时的细则 。这种组织上的区别，适合于重造帝国时的秩序安排。
『重造帝国』
只是机警的读者不难一眼看出，这体系与时下西洋所谓“互相制衡 ”(checks and balallces) 截然不同。李唐政府体制之内，没有任何构成的因素代表选区(constituency) 的利益；因此一种独立的司法机关不可能在这样的根基上出现。不论唐太宗李世民栓和的开明，他的政府无可避免为一种专制体制。只不过因为儒教的纪律，促使当今天子在内部制造了些许监督方式来警惕他本身。
完全不存在民主制度的根基。
它代表着皇帝之意志力，乃是一种人身上的品德，而非组织结构上之力量。
仍是人治。
可是以道德施政总离不开独断专制。如果皇帝以道德无亏作门面，其登临宝座必至为不易。反过来说，如果要与它作对，则更是极端的危险。此中种种强调道德是一种绝对的品质，既不能分割，也无法讨价还价，将它以人世间最高的官职搬托出来，则天无二日亦不能容许其他人效尤。这硬性的裁定还要在唐朝接二连三地接受考验。
我们如果将这故事忽略不写，或仅是不着痕迹地轻描淡写，都可能使中国君主制度的真相含糊，而不能了解其本身的矛盾，因之抹杀了历史的连续性。
但是作者似乎也没说清楚真相为何。
换言之，李世民和武则天当时不少欢乐与恐怖的情事都与唐朝的制度有关，从迂回的路线追溯回去，则可见这些章节仍与公元755年安禄山的叛变，一脉相承。
在答复这些问题之前，我们务必看清儒家传统之政府，不仅为一种组织，事实上也是一种纪律，所以它不以绵密紧凑的方式构成。
儒教政府不是一种精致的管理体系。儒家这政治理念实际上是封建社会贵族阶级用以自律的手段，如果用来组织一个大帝国的官僚系统未免强人所难了。
唐朝的官僚机构缺乏与之平行的私人组织，它的执行全靠官僚之以名誉自重。经常下端的问题颇为重要，可是总是散乱，其上端的行政工具则又经常形式化而敷衍塞责。要使这体系生效，只能从上向下加压力。
总而言之，专制政府不出于专制者的选择。中国的悲剧乃是其在地方组织及技术上的设备尚未具有规模之际，先已有大帝国之统一，因之上下之间当中缺乏一段有效的中间阶层，全靠专制君主以他们人身上的机断弥补。
点题。所以要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才能给上端一个发挥的机会。从国家到组织到个人都是一样的。
儒家基本的教条为本身的克制，对人的揖让，可是最后的裁判权出自龙椅，则又倚靠当今天子自持的程度而定。当中互相矛盾之处足使超级政治家得有无限的机缘，在进退之间，作攻防的决策。这也是中国政治史的中心主题。
外儒内法了解一下。其实是诞生于宗法社会的道德伦理及政治思想，无法适应集权制的大一统国家了。
最基本的原因，乃是均田的授田法不能与人口相提并论。大凡经济的发育成长，充满着动力而又带地域性，超过当日国家可能统计过问的能力。在多种情形之下，李唐政府尚未尝过问，直到实情远逾于当初的间架性设计时，政府才派员到各处搜查未登记的户口，通常令这些户口自首，最初准予免税一段时期，以后也只付应付额之一部分。……这朝廷已将一个被战争破坏的帝国扶植复苏而又欣欣向荣，可是这朝廷反不能与它本身一手培植的繁荣状态相始终。……等到日后繁复的情形出现，更正也愈困难，因此时官僚机构之经理早已成了定型。
技术跟不上了。
可是从历史上的证据仔细检讨，我们已可看出，当同边区之经营需要在当地各处不断的调整，已不能由中枢一种官僚组织监督。
中枢机构僵化。
所谓内陆的商业繁华，实际上，南方向西安所输出无非消耗品，只因此而使该地区赚回分纳于国都赋税的一部分。货物之流通从未两方来往，因此军事行动之打扰商业，就无从引起群众之反动 。
没有形成有效的商品经济。
玄宗和护驾军士的对话，证实了我们的观点：唐朝的帝制，可算是一种极权的产物，只是它的基础无非儒教之纪律。当这纪律败坏时，此极权也无……
这个话说的比较中肯。
地方上各自为政的情形与以后150年共始终。可是这与第二帝国成立之前的分裂局面不同。华族大姓与上述的发展全不相关，舞台上主要的人物为军人，可是也没有继续不断的战事。
地方分权，处于一种分裂的平衡之中。
这种发展证实了一个亘古不变的一般原则：谁有能力征税，谁就能掌握税收所及的地区。这时候管理注重地方上的特殊情形，以代替由一种抽象观念组成的大帝国，其管制的范围缩小，行政的效率必较前提高。
点题，作者的老生常谈。比如新加坡的管制效率。可是抛开这些不谈，又如何讲述一个民族主义的宏大叙事呢？看来两方面的结合需要强有力的理论建设。
黄巢的故事暴露了中国长期左右为难的地方。一个有效的中央政府财政开支极高；可是若没有负责的中枢，其结果也不堪设想。……这位历史上空前绝后的流寇发现唐帝国中有无数的罅隙可供他自由来去。各处地方官员只顾得本区的安全，从未构成一种有效的战略将他网罗。
OK
当中国即将进入本千年之际，情况愈为明显，国都必须接近经济条件方便之处。中国的重心已移至东边。……所以中国多数民族与少数民族在今后400年的争斗中，采取一种南北为轴心的战线，与西安渐渐远隔。这座古老的国都，也已在历史中充分的表现过它上下浮沉的经历了。
西安周围的战乱使其失去了政治中心的地位。
开国君主赵匡胤打破传统中国作风，以务实的态度从事各项政经改革：神宗时王安石提倡新法，企图以现代金融管制方式管理国事，其目的无非都是想借由经济力量支援国防建设，以应付来自辽和西夏的威胁。
第二帝国扩张性议程的集大成者。
赵匡胤深悉军事上的力量需要经济力量的支撑，他决心在库房里积绢200万匹当作自己财政上的储蓄，以便和北边半汉化的朝代交兵。此一行政之重点从传统之抽象原则到脚踏实地，从重农政策到留意商业，从一种被动的形势到争取主动，如是给赵宋王朝产生了一种新观感。
物质极大丰富背后的政治逻辑。
可是在这段期间文官中的争执较前加剧，且其演出不再循照传统的方式了。起先政策上不同的意见以公事公办的态度提出辩论，但在两方坚持不下时便有投机分子钻入，使争执蒙上恶名，以后的结局也更为恶劣化。……这种种不可思议之处只因有了现代的历史经验才能适当地解释。赵宋王朝以亚洲大陆之大块土地作背景，在社会准备未及之时，就先企图以金融管制的技术作行政工具，以致产生了以上种种矛盾之事。
又是一个政治理论超前的案例吗？
唐代之覆亡……而是立国之初的组织结构未能因时变化，官僚以形式为主的管制无法做适当的调整，以致朝代末年彻底的地方分权只引起军阀割据。……李渊与李世民所创立之制度，经过288年，早已失去了它存在的意义。
唐朝的灭亡看起来就是由于政府组织的反应迟滞。
全部分裂的局面既不出54年，可见得唐朝遗留下的局面并非完全不可收拾。
也就是说每一次分裂的格局，实际上对于前朝的清洗程度也是不一样的。五代十国就稍微弱一点。
新的财富可从商业、农产物、酿造、工矿和内陆商业中取得，甚至铸钱亦可以获利。这已不是昔日那种概念计划即可经营管理或是豪宗大姓可以把握小地区，构成独立门面的情形。这种条件下军阀割据实为历史对当前问题所提供的答案。
历史的必然选择。
在很多地区正如若干地方志所述，赋税达到空前的高度。只是这和一个由中央作主全国一致的税收制度不同。主持人既为本地权威，职位又是世袭，与各地区自然休戚相关，赋税自也能按照各处之实情，根据付税人的能力分摊了。
对于地方政治的把控比较得当。
……高级军官则成为首长的拜把兄弟或义子。这样一来上下之间便有了固定联系，只要各地域互相竞争的状态不酿成长期大规模之战事，此种平衡的局面可以使整个的安排保持原状。中国在五代十国期间和日本中世纪的情形确有若干相似之处。
太阁立志传
这样的情形是好还是不好？传统的历史家一致以“僭窃交兴，称号纷杂”的评语概括综叙这一时期，亦即以其缺乏可资尊敬的中枢权威为可耻。……然而这些作家却没有看出，当政府之重心移到省级单位之后，行政上便更能注重到地方实情。且就财政上说，免除了两层政府的开销，可以使费用大为节省。
当然作为地方分权的形式来进行管制，可以实现更高的效率，但是如此一来又孕育了许多统一的因素在其中。
这些成就不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官僚组织可能胜任愉快的。他们免不了要将注意力放在经济上效能最落后的方面去，以保持全面的均衡，由是免除了地区间的摩擦。
这就是经济效率和政治稳定之间不可以协调的矛盾。
可是尽管如此，一个分裂的中国也使北方的国防没有保障。
经济发达了，作为公共商品的国防就没有人来提供了。
936年的协定割燕云十六州予契丹，包括了长城以南一线的领土，连今日的北京在内。从此北方门户洞开，影响中国400年。中国人这才领会到游牧民族与以前的不同，他们已有相当的农业经验。今后他们将所割受之地当作一种训练场所，使从正北及东北而来的经理者熟练于管制大量从事农业的人口，而造成了继续向南发展的态势。
这个会不会成为第三帝国兴起的因素呢？
当赵率军回开封时，取周而代之的工作毫不费力地完成。新朝代之主，了解分裂的中国不能与北方的强邻作对，放弃了当初北伐契丹的计划。此后赵匡胤即以收并南方自主之国为职志。
但是也没有说清楚，他是如何知道这一点的？
过去军阀割据的重点改为文官镇守，并且规划了每三年一巡调的例规。
军人出身的皇帝自然要削弱兵权了。
这半汉化国家的组织能力，比汉和唐对抗的单纯游牧民族要厉害多了。那些单纯的游牧民族所恃，不过疾风迅雷的冲锋力量。 西夏也不是单纯的野蛮人。他们组织的半汉化国家在初唐时即曾活跃于它日后占领的地区，当它在400年后与宋人抗衡时，一个汉化的政府早已存在。
前一个说的是辽。看来游牧民族也再与时俱进了，这也许是宋朝软弱特征的一个原因。
中国人缺乏坚强的民族观念也构成赵宋王朝的一大弱点。很明显的，所有汉人决心从外人束缚下求解放，这种解放战争当然会有利于宋的军事行动。可是实际上双方之竞争只在大体上被视为一种朝代之间的冲突。 这种现象是1000多年来世界主义发展的后果。中国人自己提倡一种神话，认为亚洲所有的民族都是黄帝的子孙，只因地域之阻隔才有了人种的区别。古典文学重“文化主义”而轻国家主义。被称为亚圣的孟子，曾经强调要是能使一般群众生活有助益的活，则向外来的主子臣服，既非不择手段，也算不得卑躬屈节。他的书中有一段提及舜为东方之夷人，周文王为西方之夷人。这文句被所有有学识的汉人熟读而构成了与异族合并的根据。
没有基于生物学的民族主义观念？因为欧亚大陆太大了吗？
迄至今日较少为人了解的，则是赵家王朝尚有它补给供应上的弱点。表面上看来似乎不可能。因为整个说来，南方地域大，物产多，人口众，在技术上也较进步，且有水道的便利。但是要取得以上各种优势务需一个彻底现代化的组织才能办到，这在公元11世纪是不可能的，即是数百年后也仍没有着落。
资源没有有效配置的途径。
当日记账的能力不能保证有完美的协调，即使最基本的数字，在管军政的枢密院与管财政的三司也互不相符。现代的读者务必在此看清：赵宋的试验要能在这关头实现而有成果，财政上各种端倪必须全部用商业习惯管制，各种度量衡的单位必须标准化，可能互相交换的品物与程度也需要公认，且要能由独立的机构监督；官僚必须以技术作主，不能以意识形态和人事关系变更初衷。 其行动范围之大，包括支援百万大军，不可能没有民间事业之参与。因此看来，则大多数民间事业从旁在侧的襄助，也须公司化，采取法人的地位才能对公众负责。统而言之，一切要能在数目上管理。 事实上宋朝主动发起了一种军事部署，它的成功全靠后勤的支持，而这种支持，直到20世纪初期，中国仍无力充分的供应。……除了内地河流和运河上有相当船舶的交通之外，宋朝政府的功能及民间事业全无以商业作主之征象……
点题。这个说白了太难了。
这“岁币 ”只占宋朝政府收入之一小部分，可以当作是给比较穷困的邻邦一种援助，以弥补双方贸易之赤字。……中国历史之中，从无一个统一天下的大帝国卑躬屈节地向一个文化程度低的边区国家进贡。同时契丹也认为岁币为战败国之赔款，也不可能觉得这是一种慷慨的赐予而表示感激。
通过岁币购买和平。但是也应该考虑这种制度安排在政治上带来的不平衡。
步宋朝首创者赵匡胤之后尘，赵顼也觉得中国的资源足以发动达到这目的。
就是为了洗刷国耻。
王安石改造财政的一套规划称为“新法 ”。当中一项创制称为“青苗钱 ”，即政府在栽种禾苗的季节贷款于农民，秋收之后还款时附加20％利息，此在当日不算过分。……政府仓禀里物品存积不能生利，王之“市易法 ”则将之贷与商人，在出卖完毕结账时连本带息归还，或事先以金银地产作保障金。
政策性贷款
在整理土地税时王安石用“方田法 ”。这办法基于全面的土地测量，以每边5000尺为一方，内中又按土地之肥瘠分作五等以便按出产量征税。
这个必然需要大量人力物力去完成一个『清册』。
当赵顼在公元1085年36岁去世时，主和的朝臣决定将这四处得地奉还西夏，以克兵连浩劫。他们知道在长期战事中，宋军无法取胜。
没成功。
在20世纪末叶提及王安石，我们只更感到惊异：在我们之前900年，中国即企图以金融管制的办法操纵国事，其范围与深度不曾在当日世界里任何其他地方提出。……当生产增加货物流通时，即使用同一税率也能在高额的流通状态里收到增税之成果。这种扩张性的眼界与传统的看法不同，当时人的眼光将一切视为不能改变的定数。因此王安石与现代读者近，而反与他同时人物远。
这个思想有点超前了，社会制度没有跟上，但是从一个纯粹的工具理性的角度来看的话，实际上是技术没有跟上。
可是一个重要的因素始终没有被王安石看穿，也很少被他日后的崇拜者顾及，即现代金融经济是一种无所不至的全能性组织力量，它之统治所及既要全部包涵，又要不容与它类似的其他因素分庭抗札。显而易见的财产权之被尊重和分工合作的交换率所根据之客观价值，不能在某些方面有效而在其他的地方无效。
其实这本书从这里来时讲的东西有一点可信了，看来是宋以后的史料渐渐多了起来，在这之前大多都是含糊其辞。这里面说到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说资本主义是不包含外部的，必须无所不包，无远弗届。
大凡金融经济生效，有关货币与信用的事物必须取得随时随地都可公平而自由交换的法定地位，此有如液体被封锁于油管或水管之内而仍保持其赋有之压力。……旧有之系统，包括其中的既有利益必须铲除，然后所有的物资与所有的服务才能全面的交换，新的体系才能成立。
必须有一个法币。
他的改革，只是政治上的一种冲动，而不是一种经济上的发展，所以其争执只出现于官僚组织之中。 有了今日的历史眼光，我们才能断言要将这帝国之财政商业化，金融之管制方式必须就位。有关汇票、提货单、保险单、共同海损、以船作抵押之借款、冒险借款、股份、打捞权利等等都要经过立法才能执行无碍。更重要的是法律上有关遗产继承、破产、丧失赎取权、假冒、欺骗、监守自盗等之规定也要与商业社会里的流动状态相符，且一切都用金钱统治，这一点才做得通。宋代内陆商业组织之实况与这种要求相去至远。
这个不免是以今人的眼光来看过去吧？
所以来帝国全国一致的局面，是由于文化凝集的力量，构成了社会的纪律，而不是金钱的力量和因之共存的凡有事物都能共通交换的因素。 因为他们缺乏我们今日的认知，所以宋朝官僚只在道德的立场上争辩，而在言辞之中暴露了当日社会的情形。
人心靠不住。
县令只将款项整数交给农民而责成他们集体负责，按时连本带利的归还，丝毫没有顾虑到村民的意愿和他们各人间的关系与责任。
说明他们那时并没有如此的商业习惯罢了。
至于征收免役钱等于责成在乡村中实现金融经济，实际上政府早应组织银行，提倡保险，扩大批发业务，凡此都应当在城市之中着手。
其实应该从城市入手才对。
例如公元1082年，开封府报告每年测量只及于两县，全府之19县须10年才能测量完毕。当这报告提出时，当中已经蹉跎10年了，因方田法案最初是在1072年提出的。
政治失效。
而且既已失败，为何又一再被挽回重用？在答复这问题时，我们必须知道，宋代官僚固然缺乏今日之眼光，无从洞悉金融经济之管制有待于各种预备工作之就位，而此种条件，超越了他们所处的时代。然则缺乏这样的眼光，也使他们不敢站在我们的立场，武断地认为新法必不可行。新法是一种试验，也是一种奋斗。这是他们的试验与他们的奋斗。
悲壮。我们今天想必也是如此。
只是我们看到主要人物之实力和风格，而他们也卷入漩涡之内，则可以断言这段事迹，只是时代的矛盾。中国政治统一的程度远超过国内的经济组织，继续发展的结果，只有使两者都受挫折。
此番言论为北宋朝盖棺定论了。
然而，尽管帝国掌握了丰富的资源，但缺乏适当的服务性事业为之周转，使得经济上未能突破，影响所及，军事也积弱不振。
高级文化离不开知识分子，小传统则以农民渔夫为标榜，如果那还不够，即搬出虾兵蟹将作为陪衬。
宋朝的民间文化，可以做一个大题目。
宋朝不能在战与和的途径上长期保持其政策之前后一致，对本身造成的损害，远超过秦桧的奸计。
这与之前的判断一致：一方面觉得自己国力尚足，另一方面真刀真枪打起来也不没办法持久。
此处不少历史家尚且忽视了一段事实：此时长江中游一带大部为盗匪占领，金朝正准备在当中设立缓冲国，并且已派遣投降之汉人渗透入宋朝之前方。 更难于应付的则是与金交兵的时候，南方的财政尚在混乱状态，招兵也感到困难，即算各军仓卒组成，临安的流亡政府对本身之存在并无信心。
不料蒙古之灭金，亦似以前金之灭辽，只费时两年，也丝毫不借宋之助力。由于他们已于1227年灭西夏，自此成吉思汗的子孙便可以专心一致地对付中土内仅存的朝代。在这一点上，南宋的作为较金人略胜一筹，兹后他们仍在风雨飘摇的局面里支撑了45年。
局势变化有点快啊。
从宏观的立场上讲，南宋之和战问题与北宋王安石之新法有前后连贯之关系。这朝代不能在经济上突破，影响所及，其军事才积弱不振。 公元960年赵匡胤初登极时，地方税收的权力仍在军人手中，国家的高层机构与低层机构尚能保持适切之联系。开封中央集权后，此纽带逐渐消失。这帝国所能掌握之资源固然庞大，却缺乏适当的服务性质事业，使之合理周转。
这个确实是大问题，都是一大盘散沙。
只是纵然如此，还有待学历史的指出：这城市生活只替一个庞大的，并且以文辞见长的官僚机构服务。此和以后的现代欧洲不同，宋代中国之商业并不能产生一种品物的全能交换性 。张择端图上显然缺乏信用机关、保险业经纪及律师事务所——凡此都未在当日出现。……同时在文官系统中占重要位置之人物亦在图上显明之处出现，这表示在宋朝较进步的经济部门不能成为一般人民日常生活的领导力量。朝代之富庶根据当日的标准，只是使一个庞大无朋的行政机构之管理人员生活舒适。它是一种被动性的事物，而不是一种筹谋协定的主宰，因之它不能成为国家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的纽带。
数字管理还没成熟……但最低限度，我们可以说，宋代的经历着面临着一种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局面。
点题。
在复式簿记没有广泛使用之前，此情形也曾出现于西方，只是没有宋朝如此骇人听闻罢了。
就是各种混乱。所以说会计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发明了。
而其动员时所具有之伸缩性，更是必须经常维持一个庞大常备军的宋朝所不能比拟。所以异族或少数民族之军事优势由来有自。
游牧民族的组织形式效率非常高。
综合本章所述，以上地理环境之不同，构成操农业之汉人与半游牧性的蒙古族人及通古斯族人长期角逐之背景。……很显然的越是发展到现代，“汉人”这一名词文化内涵愈多，而不复如以前由血缘作主。
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一经统治中原，也模仿宋朝的中央财政，也以金融管制为时髦。如此一来他们即丧失了农业社会之单纯性而同样遇到技术上的困难。
技术上的困难啊！
宋朝的经济不能用以改革社会，无法否认的，是导致以上发明不能作有系统增进的一大主因。从西方的经验看来，必须商业的影响力远超过农业生产的影响时，上述的突破才能发现。
商业是虚胖，没有深入地影响着人与人交往的方式和社会运行的轨道。
以宋人有解决技术问题的能力，却无寻觅节省人力的动机。
劳动力充沛的时候就不去想着提高劳动生产率了。
既然如此，他们的智能则朝另一方向发展，哲学上的检讨成为宋人精神上最大之出路。他们构成一种共同的趋势，将儒家的伦理搁置在佛家及道家的宇宙观之上，而称为“理学 ”。与汉代从美术化的眼光看世界不同，宋儒认为宇宙之构成包含无数之因果关系，而人之能为善，与自然法规相符。
儒学在宋朝的时候发展成为一种宗教，开始寻求那种更为形而上的议题，以便与佛道两教对抗。
他们仍无法脱离一种被安排的环境，即一种大而无当的官僚组织治理一个大而无当的农民集团。
他们指理学家。也就是说从这里看他们的历史局限性还是非常明显的。
然则中国缺乏商业革命，不能产生文艺复兴，乃是因为地理环境与技术因素，而不由于意识形态。宋朝亘319年的奋斗，只证明了中国的南方虽富庶，仍不能在组织上做到整体化，因此敌不过以简单与粗枝大叶精神所组成的北方国家。
光脚的不怕穿鞋的，这就是历史发展的结果。
13章 蒙古人的插曲 但是如何经营这个雄跨欧亚的大帝国，忽必烈及其继承者仍是以“马上 ” 得天下的精神治理这个国家，重武功而轻文治，以至于制度无法上轨道，改革也无法落实。90年后，这个中国史上空前的大帝国被明朝取代，中国历史开始新的阶段——第三帝国。
可怜的蒙古帝国，在东亚的历史地位竟如此低。
从历史的眼光看来，蒙古人的挫败证明了在现代科技发展之前，极难使一陆上强国同时也成为海上强国。要维持一个大舰队又要承当其损失，使付出之代价过于庞大。
海上强国如英国或者荷兰，是因为人们本来的生活方式就必须向海洋进发。
这样看来在忽必烈的晚年，这世界历史中最伟大的陆上强国已到了它发展扩充的极限。……他不仅受地缘政治的限制，也被当时代的情形拘束，以前各朝代留下来的碎片，无法接收过来作为一个整体新秩序的零件。而他当时的间题又不容他好整以暇地创造新系统，使它有持久的功效。
没有时间收拾旧河山。这样看起来是一个非常直觉性的结论，但是实际上仔细想想对于其中的种种技术细节有没有足够深入的论述。
除此之外我们更要体会到蒙古之征服，确是以力伏人；而后面仍有地缘政治的问题，无法仅以军事方案解决。
蒙古人人数过少，文化程度又低，除了保持着他们的军事精神与军事组织之外，他们无法维持种族的面目。……可是他统治的期间未曾设法创造一种以文墨为主中国式的文官官僚制度，他也未曾主持过一次文官考试。
这个就确实没有办法统治一个庞大的农业帝国了。
元主对儒家学者以空洞的名目左右辩论深感厌倦，但他坚持各级官僚务必熟悉文牍，可见得他注重技术上的细节，本人也身体力行。……可是如此一来，他们便忽略了儒家政府潜在的基本原理。中国官僚政府诚然牵累多而功效少，有时尚且有马虎塞责，又有以伪善作口头禅的倾向，可是它必须应付成千上万的农民 ，所以政府必须清廉。传统中国对本人谦逊对人礼让的作风，足使很多争端无法启齿，且社会体制基于血缘关系构成，又有法律支撑，就用不着法理学上很多高深奥妙的原理，而牵涉到人身权利和财产权利了。
游牧民族的务实精神，身上也较少存在历史包袱，但是却缺乏细致。
由于他们不对各地区特殊的情形认真，所以他们总是可以用最低度的共通因素作为适用于全国的标准，因此整个文官组织的官位差不多都可以互相交换，而一个大帝国即可以用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形态治理。……这种体制不好的地方容易被看穿，然则要改弦更张，既要对付中国广泛的疆域和内中各种复杂的情形，又受限于当日技术上能支持的程度 ，也就不合实际亦没有初看起来的容易了。
追求的是一种万金油式的管制方式。
要是这年幼的先朝旧主，虽退位仍有亡宋遗臣的爱戴，从此成了宗教领袖，回头又向异族入主之天子保佑祈福，这是何等高妙的如意算盘！ 可是我们也无法知悉这故事的下文了。
历史同人文章。
可是要有政治上的功效，则必须政教合一，同时也要将中层的知识分子铲除。历史证明，这套作法只有在一个原始的经济圈内有效。中国的13世纪，已不适用于此种体制。
政教合一行不通的，已经过了那个原始的阶段了。
因为元政府具有国际色彩，其组织极难控制。……不过根据《元史》 里面的纪载，文化上的隔阂，才是他们产生悲剧的原因。即使我们今日遇到书中此类事迹，也要将原文反复阅读、才了解传统政体之中，宁失于松懈，不能求效过功。……阿合马和桑哥看来都没有掌握到此中情节的微妙之处。他们在企图提高行政效率时，可能脱离了传统忠恕的范畴，他们的对头即可因为他们技术上的错误，扩大而成为道德上的问题，谓之死有应得。
僵化的体制，对人提出了额外的要求。当然那时候社会变化也没有如此之剧烈。
从宏观的角度看来，蒙古人这一阶段是中国第二帝国和第三帝国间的过渡阶段。……当它在财政上无法突破，让税收数迟滞于底层，又强调“农业第一”的情形下，它实际上已将第三帝国的收敛态势预先提出。后者只要加入内向和不带竞争性的格调，即可以完成这历史上的大转变。而这情形也就出现于明朝。
唐宋的成长与扩充没有得到延续，第二帝国的风格就被取代了。
中国历代创业之主乃是创制法律的人物。他们可以在各种情况尚未稳定，一切有如流水之际，独自以武力作主，指挥仲裁，以强制执行其意愿，因之在历史上作大规模的调整。……再则元朝一切作为被忽必烈一手垄断，他的后人只能随着他的规划，很少有所调整。
人治的解释。
中国不少读书人因此郁郁不得志，只好将才能向其他方面发展，写刻本即是其中之一，从此元曲既包含着优雅的文句，又带着日用俗语，更添上戏台上技术名词，使中国文学另开别径，这也使中国之舞台进入一段黄金时代。
另谋出路了。
第14章 明朝：一个内向和非竞争性的国家 明朝，居中国历史上一个即将转型的关键时期，先有朱棣(明成祖) 派遣郑和下西洋，主动与海外诸邦交流沟通，后有西方传教士东来叩起闭关自守的大门；同时，明代又是一个极中央集权的朝代……而明太祖建立的庞大农村集团，又导向往后主政者不得不一次次采取内向、紧缩的政策。
第三帝国的基调。
当中最大的特色无乃极度的中央集权，如果今日美国也依法炮制，则不仅加利福尼亚和德克萨斯的州长要由华盛顿派充，即使各州的市长与警察局长也要由华府任免，甚至他们薪给和衙门里的预算也同样要经过中央核准才能算数。……这严紧的管制是鉴于前代之覆辙所产生。当蒙古政权被驱逐出境之日，元朝当然的被否定，即使是以前的赵宋也因为管理松懈而被指摘，抚今追昔，中国的官僚组织及人民如果整个地确守纪律保持团结，此泱泱大国决不会受制于外来之少数民族。……他曾御制书刊数种，内中提到他的严刑峻法，仍是受昊天明命，非如此即不能使纪纲整肃。
对于前述第二帝国的清算。
这国家与社会即使以中国的标准看来，也算是极度均匀，从此中枢不设宰相，迄至明亡，这体制不变。国事不论大小，全由皇帝出面主持。
就是说全国又变成了一个极度扁平化的均匀界面。这个则对于中枢的信息处理能力提出了极高的要求，如果没有现代化的信息技术手段，不知道如何才能实现。
而500年前朱元璋也有类似的看法。他决心固守中国“内地 ”，不再向外发展以避免额外之枝节。……当倭寇侵扰海岸的时候，朱元璋为着息事宁人，命令明朝臣民一律不许泛海。
闭关锁国。
600多年之后我们翻阅这段纪录，深有感触的不是当中节目的详尽，而是如此一部计划在事实上竟可以付诸实施。很显然的，朱元璋的明朝带着不少乌托邦的色彩，它看来好像一座大村庄而不像一个国家。中央集权能够到达如此程度乃因全部组织与结构都已简化，一个地跨数百万英亩土地的国家已被整肃成为一个严密而又均匀的体制，在特殊情形下，则由民间经济做主，形成人力与物资可以互相交换的公式，而厘定分工合作的程序，其过程虽然复杂，但在朱元璋督导之下，则可以借行政上的管制付之实施了。
这般中央集权看起来就是不能持续的。
明朝在中国历史之中，为唯一借着农民暴动而成功的朝代，它在创始时，因借着农村中最落后的部门为基础，以之为全国的标准，又引用各人亲身服役为原则，看来也是合乎当日的需要了。
但是明朝对此的坚持似乎也是有些历史必然的意味。
可是他所规划的长久影响则只有令人扼腕，这等于向中外宣布：中国为世界上最大的农村集团，它大可以不需要商业而得意称心，政府本身既不对服务性质之组织与事业感到兴趣，也无意于使国民经济多元化，至于整备司法和立法的组织足以使经济多元化成为可能，更不在它企划之内了。
这个就有点『后之视今』的意味了，作者的这种论调是在是不敢恭维，以今人之标准来评判古人的选择。
所以明朝官僚主义程度之坚强与缺乏弹性，举世无比。……只是传靠着文化上的凝聚力，也使明朝主静而不主动。各处少变化，这种形态阻碍了任何方向的进展。及至朝代之末，事实上的利益冲突无从用实际的言语道出，有些权力上的斗争，原来因技术问题而产生，也要假装为道德问题。
掩盖了真实的经济问题。
15世纪初，朱元璋的一切规划好像全被他的第4个儿子朱棣所否决。
还有变化，一波三折。
我们倒可以提出若干解释：即朱棣之作为已超过他可以支付的能力，他的帝国接受了极度的负担，已近乎破裂点，他的继承人必须全面地紧缩，才能避免朝代之沦亡。
又是因为个人的穷兵黩武，是的后继者必须进行更加紧缩的反动？郑和下西洋，出兵安南，出兵蒙古。
在此关头需要特别提出的则是，朱棣的征敛只能因循他父亲的规划，得自农村经济。而农村经济既缺乏省区间的联系，又无各行业间的经营，于是筹措的办法，要不是直接科敛，就是引用足以产生反效果的手段，有如将朱元璋辛苦存积的贮藏抽用，加紧添发纸币，再不然就是平面地向下层加压力，勤派额外捐输，增添不给酬的工役。
这些国家工程必须以农业来补贴，显然后者要被榨干了。集中力量办大事，不是每一次努努都能成功的吧。
回程的入口商品有香料、珍宝、刀剪、油膏、药料及奇禽异兽，此类物品可以增加宫庭生活之色彩，却不适用于大众化市场。
于是作者又开始惋惜了。
这样一来，所有地方政府按部就班的职责都已经在乡村中实施兑现，于是官僚即可以在城垣内执行他们的任务。在朱元璋的时代，所有官僚除非特准，否则不许下乡，如有擅自下乡的，可以以“扰民 ”论罪，判处死刑。
缩减性的政治方略，也就因此缺乏了大规模的动员能力。
经过70年之后，以上各种法制规章大致已被时代淘汰而不复生效。……这缙绅阶级要不是与文官集团通声气，即是当中的成员，所以他们是全国中等地主和大地主，既为朝廷的执事人物也是乡村间的地方领袖，因之构成了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的联系。……一般因为科学考试的成败，影响到一家一室之兴衰，如此也替这集团觅得新人物而淘汰旧户室。……可是积习所至，也在20世纪的中国需要改造社会时，成为一种切实的障碍。
中产阶级的起源。
官僚阶级既将他们心目中的政府当作一种文化上的凝聚力作用，其目光又离不开小自耕农用精密耕作的方式去维持生计，自是不能欣赏现代经济的蓬勃力量。后者从不平衡的情形而产生动力，而中国的官僚与缙绅阶级则预先制造一种平衡的局面，使各地区勉强地凑合一致，因此他们背世界的潮流而行，与宋朝变法的人士立场相左，而整个地表现内向。
重点是——预先设计了一种平衡与和谐的局面，完后将毕生的精力奉献给对于这种局面的光复。这是一个顽疾，小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原始思维——天下大同、理想国。
明朝的第一个皇帝不顾世界潮流，制造出来的一种财政体系，过于简陋。
第三个滥用，第五个全面紧缩。
其衙门机关既缺乏在业务上增加活动范围的力量，也只好强调儒教的意识形态，而且其施用政治上的威权也愈来愈过火了。
不是技术官僚，而是道德官僚。
当时的士绅宫僚，习于一切维持原状，而在这种永恒不变的环境中，形成注重内思的宇宙观，使今人看来，晚明时期显得停滞而无生气。
晚明作为一个单独的主题。
看来也不过是一位胆怯而缺乏安全感的年轻人，风云际会一朝得为天子，被安排成为一个业已整体化之文官集团名义上的首长，在位18年。
朱祐樘，即明孝宗（1487年－1505年在位），年号弘治，明朝第九位皇帝。
当我们企图将中国历史之纲要向初学者及西方人士介绍是，不论口讲或笔写，以上纠缠不清的人事问题，都是我们感到为难。……无非明代史里此种故事接二连三地整幅出现，有时翻阅十年的纪录几乎无其他的事可说，全部历史尽是轻佻琐屑的故事。……当明朝经过创造的阶段而不定下来时，朝廷的主动部分实为百官臣僚之集团而不是君主。
皇帝完全被架空了，官僚体系成为决策的中心。
这实际上是一种表面奇特而内中有理的安排。当一个国家尚不能用数目字管理时，君主立宪不可能成为事实。
君主立宪的实质是什么呢？
虽说在理论上讲，这种权力并无限制，最后的办法仍是以人本主义调和这天授皇权，或者说是强迫的执行开明专制。……从15世纪末叶的情形看来，恐怕此时的君主已经了解，他们惟一的实权不过在惩罚方面，但其施用自然有限度。
中国式利维坦的最终形态。
而另外的一个极端：朱祐樘为人中庸，也无个性上的表现，正是做好皇帝的材料，也算是无才就算有德了。
皇帝只作为一种象征。
如果皇位可以由人为的力量给与或褫夺，则其神秘性已不存在，百官的信仰也成问题，以后的结果极难逆料。有了这样的理解，我们可以看出上面各段轶闻并不全是无关宏旨的小事，既有这么多有识之士以生死争，这也是在尴尬时期内，以一种笨拙的办法对付可以谓之为宪法危机的诸项问题。
所谓宪法危机，就是现在的这种政治体制的合法性之来源的问题。天子的正当性如何确认呢？
明朝有两个主要的原因使它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它历代沿用的军户制度很快地衰退；它的财政税收过于迁就农村经济之习惯，而不易作全面的改组。
财政问题，又一次回到了作者论述中的核心地位。
将下户免税或以累进税制增额于大地主的办法迄未曾提及，大概交通、通信困难，民智未开，无法在乡村之中确切地监视，即使用简单的现制执行，各地方政府已感到棘手，再要将税收的程序繁复化，恐怕技术上的困难足以使整个制度解体。很少人注意到，此中尴尬之处乃中国在近代史里所遇到的最大难关。因为如此，这帝国的资源才不易收集作有效使用，地方政府的效率也无法增进。
信息基础设施。
虽然中央政府在上端以严格的标准行事，其所加压力因有技术上的困难在，愈至下端只有愈松懈，在执行上，效率也愈低。
作者这样的论述自然有其内在逻辑，但是他所表现出的一个扼腕叹息的感觉实在令人觉得不解。我不太清楚的地方是，作者为什么可以轻易地把现代政治学的内容套在古代帝王『打理家业』的工作中？这样做的必然结果看起来就是种种惋惜和错愕。
这海上之威权虽说尚在新生状态，如不及时对付，迟早会向以农立国之朝代挑战。
民间自发的海上事务仲裁法庭。
从政治的角度看来，他的戚家军完全符合明朝之农村气息，并无优秀部队之形影。
农业部队。
我们今日看来明朝末季停滞而无生气，可是当时人的观感很可以与我们的不同，特别是身兼地方上绅士的官僚，他们习于一切维持原状，在这种永恒不变的环境之中，个人生活不是没有令人心悦之地。
也存在一定的社会流动性。但是这种所谓的无生气实际上是和世界上其他地方发生的天翻地覆所做的对比。
这种种条件构成一个注重内思的宇宙，在散文、诗词和绘画诸方面表现无遗，在哲理谈论上也可看出。……明代最大的哲学家王阳明。他将佛家顿悟之说施用于中国儒家的思想体系之内。
王阳明，又是一个大坑，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填上。有一种说法是王阳明过分强调了个人的良知，自觉不自觉地造成了政治上混乱和嚣张的气息——一元价值的消灭。
可是所谓资本家在这时代产生的说法并无根据，虽说间有商人成为巨富，但数目极少。……虽说这与欧洲同时的“外放分工制 ”有若干相似之处，单独的有这样的安排却不足以使社会经济改观。
经济还是以农耕经济为核心骨干，商业的萌芽其实是基于完全不同的逻辑，这种迷之自信还是要及早破除为好。
可是无意于节省劳动力和不注重以探索知识为其本身之目的，可能为停滞的原因。因为中国人既已有了现阶段的成就，如果继续研钻，似乎不难引至利用更高深的数学工具，获悉宇宙内更奥妙的神秘。
廉价劳动力充足。
然则明朝尽力使中国内部均匀一致则超过以前任何朝代。
这本身就打破了国富论中所描述的原理——生产禀赋的差异导致的交换的存在。
从美术的角度看来有它本身之完满，可是在结构的方面看来实为脆弱。 因为受着法律和制度的限制，内部的增进已至极限。用不着说，这样一个国家不容易动员，对外界的压力亦缺乏抵御的实力。
利玛窦
张居正具有智谋，精力充沛，也会使用手段，而且经恒持久。他遇到最大的困难乃是明太祖朱元璋一手造成的大帝国自创立之始即不容改革。它不像一个国家，而像由一种文化塑成的形体。在某些地区，卫所制度无法废止而找到接替的办法，而国家的财政资源则过于分离散漫。
体制竟然僵化至如此境地，还是我们低估了改革的难度。
可是张居正从未企图改组政府或重新创制文官组织。除了加紧边防之外，他唯一可能导引到主要改革的步骤乃是1580年的全国士地测量。不过在测量结果尚待审核之际张本人先已去世，以后无人主持，其数字未得继任者的切实注意。
也就是没什么新意的紧缩政策罢了。
在我们看来，明朝上层的官僚组织已将道德的名义已在滥用，因着意识形态造成派别，起争执愈为笼统抽象，愈使他们无从看清当日的技术问题已超过他们送对付的程度，其中又以我们所谓“宪法危机”尤然。
也就是说所谓的统治的合法性问题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技术问题。
现存的文件证实，清朝的创始人将明朝之天命夺取过来之前，已看清对方的各种弱点。
历史经验教训。
战场上意识的胜败不足以左右一个基本方向：明帝国今后要两面受敌，西北有农民暴动的流寇，东北有满洲的骑兵，而帝国的财政资源大致在南方，无从有效动员利用，去支持这两面的战争。
凉凉了。
相反的，历经清初四帝的治世，清朝成为满洲人和汉人共同的帝国。
共制的帝国？
当这朝代初建立时，其组织之原则稀少，可是这简单结构之下的复杂问题，却不能得到解决。自我抑制和对人谦恕实际上妨碍了合理的争辩，每个人甚且不能将本身的利益道出。明代官僚既缺乏技术上的能力去解剖“硬”的问题，转而以争辩对付“软”的问题，于是涉及道德标准与皇位之继承。而对于朝代覆亡的责任，也以同样方式对付，亦即避坚而从柔，在各种传说之中夹杂着理智上取巧之处。
这个说的是明朝的一种对于真正硬核的技术问题避而不谈的潦草态度。
第一，当明帝国两面作战的时候，军费应由比较丰裕的地区担当，可是既无适当的统计数字，又缺乏执行时的威权，户部只好将额外征收数平均分摊在全国各州县上，其计算则根据各省的耕地。这数字既不正确，且早已过时，结果使某些原来应受接济的县份更为不堪。
在一国之内尚不能形成有效的资源调配和动员。
所以这占领的部署表现出梯次配备的原则。满洲人发祥之地东北原封不动，华北则以预备战斗人员盘据，占领军分置于长城流域的重要城镇。
体现出了战略纵深。
公元1661年对长江下游欠税人的惩罚，列举了13,517个犯者，实际上也将同地区内缙绅阶级几乎一网打尽，内中甚至包括欠税额白银千分之一两的。
以强有力的行政手段触及帝国的毛细血管。
从历史家的眼光看来，满人成功，端在他们肃清了一个宪法上的死结。……他自杀之后，再也没有一个明代遗民能够臣仕于李自成，而能不感觉廉耻丧尽，良心有亏。
也就是满清入关之后的一系列堪称诚恳的举动确立了其统治的合法性。比前朝的皇帝还要尊重华夏传统。李自成没有得到这个合法性的继承。
传统上孟子的原则，只要民情欢悦，国君的出处不成为问题。在这条件之下，他们没有抗清的凭借。可是依照当日习惯，消极的承受就是变节，于是也免不了内心的矛盾。很可能在如此紧张的心境里，名士吴梅村才写下了一首抒情诗，指出当日混淆的局面，咎在一个漂亮的女人。
可见孟子的思想那时候已经不适用了。
顺治宗教思想浓厚，他既受耶稣会教士汤若望的影响，也对佛教极感兴趣。
全中国历史中，未曾有如此数代帝王，继续不断将开明专制政绩保持到如是之久。
清初的开明专制。
因此，用现代眼光的学者想从清代的纪录之中寻觅汉人民族主义的导火线，却找不出来。在清朝入主之后所出生的汉人，仕清已不能算为服侍异族之主。这是“他们的 ”帝国，他们有出仕的义务。
满汉关系增进，民族主义无从发端。
此贪污的行为无从抑制，行政效能降低，各种水利工程失修，灾荒又不适时救济，人民铤而走险为盗为匪，也就事势逼然了，这一连串的发展前后见于中国之历史。在西方与中国针锋相对前夕，清朝已未战先衰。
也就是说传统的农业大帝国尤其发展的内在逻辑的极限。
虽有剩余的款项来往手中，但他们从未用以改造上端组织或者加强上下之间的联系，这时仍然没有一个中央的金库，全国的收支仍是由收税人和派用者零星的交授，因此一切统计无从核实。经济方面纵有进展，但民法仍无长进，也不能相辅而行。中国仍不过是一个多数农村的大集团。
这个就是仍然以传统的意识形态来统治的情况了。
第三帝国要想领导全体大众，只能注重那些共通之处，那就只好着眼于意识形态的和谐了。当我们检阅科举考试的内容，人事考核的程序，以及地方政府的施政情形，我们可以看出其倚赖于意识形态的情形极为显著。
如上所述。
当中的事物，其为文化精华或者施政方针或者科举制度的要点，无非都是一种人身上的道德标准，以符合农村里以亿万计之的小自耕农的简单一致。以这道德标准辅助刑法，中国缺乏结构上的实力足以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她缺乏必要的应变能力。一个现代国家，其社会由货币管制。内中分工合作情形，物品和服务工作彼此交换，与其因此而产生的权利和义务全有法律明文规定。一个多元的社会成为可能，是因为它所需的数目字以公平观念为准则，能使其公民做以前不能做的事情。
点题之辩。但是这个确实使用今天人们的视野来去批评古代人了。历史只是解释的学问，而不是长于预测的学问。
当日政府也仍不肯立时服输，只是抵御不得，才无可奈何地承认改组，此后便以商业原则作为施政的准据。
这是西方传统。
斯密所说中国的法律与组织赋予存积资本之限制，无疑的合乎实情。明清政府构成时，其宗旨即在于支持大多数小自耕农，可是后者的生产方式一进展到某种饱和点即再也无法增进。
政府的目的在于维护一种小规模的自给自足的经济。
中国感觉到自身连用数目字管理的程度都还不够，也只好提倡个人对自己的抑制，对人谦让，但这样，不可能在治理亿万人众的范围内，做到公正合理的地步。
这个要求太高了。
国家体制的最大功用是将千万的农村纠结在一起。意识形态较科技优先，文化上的影响比经济更重要，各级官僚的消极性比他们适应环境的能力还要被重视。
维持平衡的政治哲学，第三帝国的内在趋稳倾向。
但是把这些事迹摆在一起，前后贯通地看来，我们觉得当中有无可避免的地缘政治因素在，它的影响超过所有历史人物及各朝代作为的总和。
就是说虽然后一个朝代不可避免地要为前人埋下的坑做出一点反应，但是这背后都有一个非常显著的自然环境的问题存在着。
既有2000英里容易被人侵犯的前方，中国不得不构成一体，于是才能生存。战略上的需要不仅要顾及攻势的力量，能对沙漠地带有冲击力，尤其要整备后方，造成长期作战的持久性。……简单均一成了当中最重要的原则。
简单地令人惊讶。
于是，有一个可怕的情形要预先提出：有朝一日中国被迫改造，革命程序定要推翻1000年来之所作为。……有了这些复杂的因素，来日的革命要将这一切清算，必定会旷日持久，也会悲痛惨切。
看来确实如此。
可是这些零星的情节不足以构成一个系统。如果我们一定要用资本主义这一名词的话，我们一定要想象其为一种组织和一种运动。一个社会要从“农业的系统 ”转变而为“商业的系统 ”之际，不仅它的法律工具要全部调整才能适应新环境，而且所有人民也要经过相当的准备，然后他们之遵守新法，才具有一种社会的强迫力个人及各公司给予彼此之信用，所涉银钱证明私人财产权已经固定，所以分工合作，将服务及货品互相交换已是不教而能，也不待劝说而自愿参与。
塑料资本主义。
这一批思想家更正了过去学者若干的矫揉造作，可是所谓实用主义者紧随儒家经典和历史，始终无法产生一种透视的眼光，看到肉眼之所不能见。实用主义有何用场？还不是脱离一种思想系统以便制造另一种。
清朝实用主义思想家。
以后尚有接着而来的150年苦难事迹，这些事迹也都是源于同一基本原因而产生的压力与紧张性，一路下去终至于文化大革命。外间的观察者看不清其来龙去脉，所做分析，才会以“疯狂的根源”为题。
根源：无法通过数目字管理。
可是今日事后看来，既有组织上的重荷和文化上的传统压在他们头上，其他任何人处在他们的地位也不见得能做得特别不同。中国是无数农村组成的一大集团，当中的弊病尚且大过贪污。她的整个组织即是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如果让中国继续闭关自守，那她也会继续以精神和信仰上的运作掩饰组织上的缺陷。施政要带美感，这种要义以近乎宗教的力量支持。
对于道光皇帝的批评。
基本上一个庞大的农业国家因社会价值而结构松懈、又有宽宏的度量，向来能容纳行政上不规则之处，今后被逼务必要变成一个在数目字上管理的国家 。
所谓现代化转型吧。
从今日的眼观来看，太平天国的积极性已不容过度重视。旨在一种极含糊的形态之中，天国人物似乎提出，中国农民被传统政治视作笼统一团的生产者，无发言之技能，似应该变，倘非如此，中国不能产生新秩序去适应世界潮流。可是太平天国不是这问题之解答。
太平天国提出了问题但是没有找到答案。
尤以科举取士，以一种隐蓄的办法给予有关人士物质上之报酬，责成他们维护正统社会价值，这种社会价值自孟子以来一脉相承至今，使农村社会上文教力量之终点即是国家政权力量之起点，两相缝合，不生罅隙。
传统国家治理模式的稳定结构。
有了这些活动，自强运动表示着一种意志单简的目的：中国希望借西方之科技以充实军事力量而已。……这有限目标始终无法获得，原因不能解释。当时人所谓“洋务 ”，实际为“西方事物 ”，乃全部西方现代物质文明所产生之后果，缘于社会上注重效率，在各处请求准确之所得。这个中国的官僚组织立场全部相反。后者有了一个庞大的架构，一向站在非竞争性的立场，几百年来只望维持一个大体过得去的标准，以保持内部凝聚力。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注定失败。以宗法封建社会中所诞生的贤人君子的要求，以往通过简单的复制扩大就可以推之四海而皆准，实际上不可得。这种以意识形态和伦理道德来治理国家的方式，在乡间的小范围也许可以。
但是反过来讲，这是不是仍在今天成为我们的主流价值观呢？考虑到国有企业的道德风险和君子协定，这是不是尚没有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体制的价值呢？
有了新的纵深，我们可以断言，即算失败，它们也是一种庞大革命之前无可避免的步骤。
自强运动应该就是洋务运动吧。实际上最坏的还没有来。
此时尚未及注意的一点是，一个国家之现代化，主要是以商业组织之原理加于国事之上，因之公众事务之分工合作也和私人生活之分工合作异途而同归，所增加之效率。
也就是说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其实已经注定了，因为日本在德川幕府后期已经向这个方向发展。
“百日维新 ”如传统以意志力事，并且引用了真理由上至下的原则。这种办法相信一项工作由皇帝诏令宣布，即等于工作已实际完成。
形式上的完成，剩下的只是像这种完美结构的不断复归罢了。
如果自强运动可称为造船制炮的改革，则百日维新不妨称为编预算写宪法的改革，虽说康梁等人胸中另有城府，他们的志向超过目前之规划。
其实最终需要的还是意识形态的改革。
因为他们批判以上事迹时，缺乏今人眼见之纵深，是以强调但是人物之人身关系，而低估组织与结构上的原因。……我们还要更进一步讲出：他们不仅保持了既得利益，事实上他们也代表着这帝国和中国社会组织的逻辑。 几百年来中国倚赖一种世袭的武职人员，他们在技术上的教养不深，也倚赖一个以文字见长的官僚机构，他们意识形态的凝聚力成了这永久组织的磐石。这样的安排不斤斤计较技术上之进步，只图赢得社会的安定，因之构成了全国的均匀一致，使帝国无可动摇。如果将这些支援的力量消除，则全国的组织也将立即垮台。可是另一方面的难处是，若不宣告此类组织迟早必须更换，就无从谈及改革。
这时候世界情势之复杂，要求政府机构极端警觉以应变，北京的朝廷尚且完全从人身关系的角度对付问题，以至外行的气象可以一眼看出。这样，慈禧太后在历史上有用之处即在于她帮助揭露了组织上的缺陷，使对中国2000多年帝制的消算得以加速。
这个非常讽刺了。
当中基本的困难已由本书一再指出：传统中国有如水中之鱼无从立即化为空中之鸟。 其缺乏适应之能力尚超过满清之品格性质。满清为帝制最后一个朝代，在这情形之下，它也可以被视为历史上受罪之人。中国庞大而不按技能分科的文官组织在皇权仲裁之下能发生功效，限于这国家保持内向而不带竞争性。在那情形之下，凡公众的事务可能产生公意，天子的权能也可以在举行各种仪节的庄严大度之中执行。
以这种方式，可以管控『下面庞大且不因南北水旱地域而有剧烈差别的农民』，使他们成为良民。这是一个农业地理根源。
这也不是法制或非制，而是文教与纪律。及至公元1900年夏天，上端成了一种专制魔王，既愚昧无知，又缺乏自信，下端则成了无法管制的暴民。很显然，如此组织结构不能仅凭自由解放和纸面上的改革即度过新世纪之难关。
很显然了。
孙先生也写出：各方在八国联军后的反应给了他的革命行动新的力量，入党的人增多，海外筹款，较前有效。
这一次为时更短，君主制度只存在了21天。从这时起迄至蒋介石于1928年北伐成功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中国进入军阀割据阶段
张勋复辟。
中国的首要问题仍是新旧之间不能衔接：现代体制需要所有因素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况且皇权之极端与社会组织之无法妥协互相倚重。要不是有了这些原因，1911年的革命不可能如是侥幸成功，以后两次重建帝制图谋也不会失败那样厉害。
又说了一次。
可是Constitution固然可以译作“宪法”，也可以解释而为一种品物质人身结构影响到它的性情、品格和行动范围。中国人历来以文人治国，过度重视constitution为一纸文书，签字盖章而庄严收藏者。而忽视constitution有似于我人天赋之性能。
一种间架性的设计如何才能够真正落地呢？
如果军阀在历史上有任何贡献的话，那是在80年外强侵略之后他们更增加了内部压力，于是强迫着中国的青年自行着手寻觅着一套救国方式。 有了“五四事件 ”，他们找到了一条线索。“五四运动 ”则赋予他们行动一种意识上的支持。
和慈禧一样。
很少人能心安理得为自己与任何现存社会经济集团视为一体。因为缺乏出路，知识分子常有归返以前社会习惯之趋势。纵为新学制的大学生，不少仍持昔日文士官僚型态。既为受有教育之精英，他们自认为昔日官僚集团之继承人，应当有资格获得同样的安全与特权。这样一来，五四事件超过了一场示威与抗议，它要各个人参与。
知识分子的作用？
即是民主这一观念，尚未用以发扬去支持代议政治，陈独秀先利用为打破偶像的工具，攻击的对象为传统习惯和儒家教条。陈使“民主”这名词几乎与“个人主义”、“自我主义”可以互相交换。读者应注意，迄至当时个人主义在中国社会里带一种被否定的含义，个人主义即系缺乏公众精神。
这时候的民主还没有成名一种事实上的政治哲学，还停留在个体思想解放的阶段。也就是说还没有做好迎接一种民主政治的准备。
他的立场表现出当日中国知识分子所遇难关：虽有无数理论上的选择，却缺乏一个实际上的方针以解决面前的问题。
说的是李大钊。
在长远的眼光看来，胡适不能算是完全错误。中国的革命注定要采一种途径，甚至为革命家所无从预料。其问题之大超过当时已有之辞汇。
所以要少谈些主义。
现在，五四运动知识分子的行动愈为切实。他们主张将中国文化上的因素全盘托出重新审定，必要时不惜清算，达到了中国人所可能主张之极点。
对于之前的折中主义的反攻倒算。
1920年间，这大问题构成相当的压力，逼迫着中国受过教育的精英与传统分离。……果要使中国能以数目字管理，所有的改造还要达至下层，影响到所有农民。即是李大钊和毛泽东有了若干从何处动手的笼统观念，此刻也无人能写成计划按步实施，也决无人能在此时梦想整个衍变竟是要将一种“商业系统 ”加之于下面这巨大而且混同一致的面包上去。
1920年代的探索过程。
只是要从组织农民着手，这提议就已使陈独秀不能容忍。他想不开何以世界上最前进的计划可能在人类最冥顽落后的分子手中完成。
中国革命确实需要新思路。
假使不把过去三个大帝国演变的程序摆在脑中的话。将一种新的组织之原则加在一个泱泱大国头上，确有愚公移山一样的困难，何况在改造过程之中这国家的人口又从当初的5亿左右增加了一倍。
想想就难过。但是这是不是有有一种历史的终结和最后之人的感觉呢？
严格说来，写一本成为定论的现代中国史，刻下时机尚未成熟。中国的长期革命有如一个大隧道。需要100年时间才能摸索过去。当这隧道尚在被探索的时候，内外的人物都难于详细解说当中弯曲的进程。
所以当代史都是干啥的？
我们所说历史上的长期合理性有何意义？这就是说，纵使事实之衍化对我们个人不能如意，或者在短时看来为荒谬不合理，可是把这些情事前后连贯，又从超过人身经验的角度看去，则它们有其意义；最低限度，这些事迹使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旅途之原委。
也就是说只具有非常小的解释力罢了。
一个无可否认的事实，是中国在20年代不能在数目字上管理，今日则走向可以在数目字上管理之途。
实际上，资本主义能够施行无阻，无非一种以货币管理的安排，由以下三个条件做起。 信用广泛的展开 经理不受人身关系限制；和 服务性质的事业全般活用。
与宪法无关。
如是，通过以上三种条件所交换的价值才能确定，所定合约才能执行。资本有了保障，才能存聚。实行这种体制时，资本主义国家让私人企业占先，因此私人资本在公众生活上占着一个比重特大的地位。……社会主义给这体制以若干修正，它使公众的资本加入，并对私人资本加以较强之管制。其间之差别也是相对的。即今日美国的经济生活也不是全然不受社会主义影响。
主义之争实际上只是存在于一个相对更低的层次之中。
商人组成之民国只须随着她的本能构成她的海上威权以商业致富。……可是也因为她的资本主义缺乏生产的基层支持，其发展的程度有限制。土耳其在地中海东部逞威，葡萄牙也在西方突起的时候，这城市很快失去了她的领导地位。
西方资本主义的历史构成。以威尼斯为例。
乡村的职工和负贩商人涌入城市的时候，个城市里的司法机构已经经过调整，有对付因此产生各种的问题的能力，以后不必走上阶级斗争的道路。……在这情形之下，新国家除了一意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走之外，没有其他的逻辑足为建国的凭借了。 …… 荷兰民国内部的紧张确实存在，但始终没有发展到破裂的程度。从商业上的财富能反馈农业的情形看来，当日之作法应算成功。各种海堤、人造草场、风力抽水机、牲口选择性的繁殖和排水的运河不久也使这个新国家整个改观。
这个则又是荷兰的例子。
也就是说，通常的解释很难说明为什么一个国家要在一种周期上巡行两次。
说的是英国的曲折历史。
当时提倡这些办法的人没有省悟到，他们自己的立脚点已延伸到历史经验之外。从来没有像英国这样大小的国家也有适当的农业基础可以树立一种货币管制方式，从此她可以首尾相应如一座城大都邦之紧凑。
17世纪初的时候英国也不能够在数目字上管理，但到了17世纪末的时候情况就会更好一些。
这显然不是保持社会安定的办法，更谈不上动员全国的资源去对付一个极端带竟争性的新世界。
内忧外患的情形。
可是英国的出口大都在羊背上，羊毛及毛织品占输出物品75％至90％之间。牧羊业使英国农业与商业关系至深，对海外市场价格的变迁极度敏感。
想起了这样一个逻辑链条：黑色病→人口减少→资本的集中；小冰期→羊毛的需求量大→轻工纺织业发展→羊吃人的圈地运动→城市无产阶级的出现→工业革命。这是英国的故事吗？
所谓习惯法者，根本是农业社会之遗物。它的保守原则着重过去未曾做过之事现在也不能做，所以以各地之自给自足为依归。
呵呵
社会下面各阶层仍无法管制，而且上下之间适当的联系尚未形成的时候，威士敏斯特的人物换班不足以构成任何突破。我们必须注意问题症结在整个国家组织，不仅是权力的分配或执政者的个性。
在于作为一个国家的组织之中。
有了这些举措，英国之现代化已具定型。毫无疑义，国事之决策从兹可以用商业原则处理。
依照商业原理来处理政治问题，消除了人的不稳定因素。
“资本主义之成功端在它与国家互为一体，它本身即是国家”。
资本主义就是一种国家形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经济模式。
其秘诀在于将国家经济的下层机构发展以后，以习惯法和衡平法结合用作新体制上下之间的联系，于是农业之财富和商业之利益有了交流的孔道。两种事业也可以彼此扶持。
农业和商业联动。农民加入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化大生产之中。
这些办法有好处，也有坏处；它们可以被歪曲，庸俗化，而且滥用。可是当中所有财货和各种服务都应当能互相交换，也能由法律监视的原则已不可磨灭。
中西对比之下的共同点。
说来不怕粗略，从直率的眼光看来，中国自鸦片战争以来的历史也可以视作对这种挑战的各项反应。我们所能想象的结局，也无非大陆整块土地上产生的中国文明和这西方的海洋文化汇合。 过去历史之发展未达适当的纵深时，中国之改革者和历史家同有将中国应做的整备看轻的趋势。
临到关头才发现没想到这么麻烦。
明治维新不过在这种种商业因素之上加了一个总揽一切的政治组织，资本主义的体制即此就绪。
资本主义类型的经济活动早已存在了。
从宏观的立场看来，世界上从无一种全然相同的事物在历史上发生两次。每一事物都有它独特之基点。
因此才要形成一种统一连贯的历史观念。
在上列例子里，可以看出所有国家都企图脱离以农业经验为作主的管制方式，采取重商主义的办法，不论其结局称为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
信息的自由沟通是重要的事情。
假使我们将这世界史的大框加在中国史之上，即可看出鸦片战争以来之事迹并非一连串，做得无头无脑上下不得的错误。中国对西方之挑战的反应既强烈，也前后一贯。她起先拒绝改变，以后将改变限于若干方面，并企图振起传统的社会价值以为抵制。这和其他各国的经验比较起来也只算得合乎情理。如果与荷兰及英国旷日持久的纪录相较，也不能说中国已放弃了很多机会，坐费了不少宝贵光阴。
这话说的倒是非常的中肯啊。
最后之目的在使全国接近世界标准，能在数目上管理，扩大这国家功能上可活动的程度，也增迸它结构上的实力。
这是一个革命的必由之路吧。
国民党和蒋介石制造了一个新的高层机构。中共与毛泽东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并将之突出于蒋之高层机构之前。
这个解读可以。
缺乏财政能力是蒋的另一弱点。中国在帝制时代向来无力动员全国上下一致成为一体和外强作战，或与类似的国家作经济上的全面竞争 。
老毛病了。
蒋介石可以被认为首先给中国制造了一个原始型的统一政府。这政府纵有各色各样不是，它终究主持了自卫，且在图生存的关头里获得百余年来在国际战争中的第一次胜利。
上端的争执中枢至少是能够保留下来了。
30年或40年前无人曾预料中国之土地革命将造成一种新的低层机构，它的用处在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
重新整理了广大的农村。这个工作确实浩瀚。
传统倾向于均一雷同，以争取动员时的简单，终能抵挡住对方使用科技的优势。 这优势不能全面分配，在战场上反足为使用者之拖累 。
这个传统均一的说法是古代帝国的统治逻辑。
这样一来，中共与毛泽东替中国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重分土地之后，不仅使以后组织农民合作社和公社相当容易，同时毛和中共也构成了一种发号施令之体制，由以万计的村民大会一直向上结合而成。
可以一竿子插到底了。
在这关头，毛泽东1958年提出的大跃进显示他以为，只要有意志力，任何问题都可解决。……当各种事业缺乏资本的时候，毛认为，鼓足干劲，筋肉上的额外付出能创造资本。
原先破破烂烂的东西稍微整理一下立马焕然一新，但是这种增长有一个极限存在。
毛泽东虽孜孜不倦读史，却想不到自己不过历史的工具，他，毛泽东，一生事业也不过是中国革命过程中的一环。他已经扫除了农村内放债收租的陋习，过去这习惯如癌症般影响到乡村里每一个细胞的健康，阻挡中国的现代化。可是要把因此而产生的均平主义当作最终目的，从今之后一切都维持原状，那他的土地革命也不过产生一种现代形式的“均田”。
只是中共如要和过去传统上的朝代形式隔绝，那它应当使这新的下层机构成为一个不受拖累，可能生长扩大的经济基础。
如何解放生产力？
多元化的社会(plural society) 必因着经济多元化而兴起。一种自然而然的现象使这运动加速。也就是说其要点在扫除当中之障碍，不是预作理想上的答案去解决假设的问题。从一切的情形看来，中国已突破这驻点。
依靠经济多元化。
西方人士经常提及的一个印象是，内中有多数安分守己的善良中国人民，又有一群贪污枉法之官吏，不外我们所说潜水艇夹肉面包之另一面，本书早已不厌再四提及。这是一个不合时代的体制。
历史的经验已经证明了。
中国缘于地理上之要求，政治体系初期早熟，使各地方上之利益及地方上的组织无从充分发展先期构成多元社会，只好采用间架性的设计，构成中央集权的官僚体系。这种办法贯穿了中国历史。再则栽培扶植小自耕农，除了极少的例外情形，一直是君主时代君臣之一贯方针。施政缺乏纵深，也缺乏对一时一地一人一事之详细掌握。……这也就是以大陆的广泛土地为背景的国家与欧美日本体系主要差别所在。
政治早熟。。可是说来说去又回到了那个地理决定论？
但在社会主义旗帜下廓清私人财产权仍无从避免，虽说这行动已算是姗姗来迟而且在解释其立场时中共已大为感到逻辑上之困难。
新时代的理论建设怎么办呢？
假如不如此，则照王安石失败的情形看来，中国只能仍然当作一个庞大的农村看待，农民也仍只能集体驱使。此中关键是政治之改革与经济之扩充必互相提携。要使中国能在数目字上管理，先就要提出真实的数字。世界上没有所谓“叫化子的民主 ”。
技术手段作为前提。
历史家从本身的爱憎去褒贬一个现存的政权，与自己身份不符。可是他必须具备能力判断这样一个政权，尤其在它有一种群众运动在后支持时，是否在长期的历史意义里与它前任的行动相衔接。在现在的情形下，我们没有理由做否定的回答。
这是作者的历史观了。
蒋介石、毛泽东和邓小平在人身方面或者互相敌视，在宏观历史的角度看来却代表着一种连续运动之三个段落。今日之人民共和国能自由行动之处，无非自它前任而得来。纵使功劳不加在领袖人物的个人头上，至少也要归功于他们所代表的群众运动。
这个甚至可以推广到整个中国的大历史中去。
再从中国整个历史看来，这长期革命的看法也和以前所段落衔接。中国专制时代的第三帝国历时543年，它的特点是内向而无竞争性格。它的体制既如此的与新时代大相径庭，故改造起来不能避免极端的痛苦。
接受私人资本和采用先进国家管理的技术，并无肃清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形态的趋向。
也就是说并不矛盾。
中国人的平等观念和某些集体行动之性格有长久历史根据 ，因之由西方产生的原始型资本主义可说和中国文教传统相违。
可以看一下《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
只是在中国一切还未成定型之前，这种两端讨好的办法免不了产生一种照片上双重曝光的印象。以一个国家追求两种“主义 ”，也使人猜想它们所代表的力量必将斗争得你死我活。
最后也只能是正反合了。
可是事实之发展显示，任何国家在革命行程中通过突破后都有将两种体系结合归并的形势。
荷兰英国莫不如是。
其方法不同，而目的只在使全国能用数目字管理，能适用货币管制之方式。
唉，也就是说还是在宣扬一种东西历史汇合的观念，这个咋么说呢。。
数以百万计观光者就此也可以往西安始皇陵寝去看陶制兵马桶，或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前散步，都可以体会到中国长期革命之确实情形，而同时欣赏它之圆满结束。
历史的终结！
一个以农立国国家的观点看来，一个以商业为主的经济体系总好像是具侵略性的。
当前的后殖民主义。
一个国家在现代经历了一段主要的突破时，连国家这一观念也可能变更，如400年前荷兰民国诞生时的情形。
香港给人的启示？但是我不是特别关心香港议题。
初看之下，宏观历史好像与道德全不相关。人类之行动在大范围内展开，只循着若干因果关系，不能由各个人意志左右，更难因着他道德上的希望而迁就。……我自信我的叙述比较近乎实情，可是也会造成一种定命的印象，亦即注定将发生的事物总会发生，道德与否和事实之来往无关。
缺乏人性的历史观。但是也表明历史的真实面貌并不取决于我们心目中的理性样子是如何。
如康德所说，“事物自身 ”(things in themselves或noumena) 非人力可得而知。
最后还是成为了康德的学生。
所以我提出中国历史的全部历程，注重它内部的节奏和特性，然后才提到它与现代西方冲突与接触的全部经过。……可是能将一个古老国家的维新以及她重新振作的态势笔之于书，作者已有一股愉快的感觉，并且希望读者有此同感。
还是想为国家某一个出路啊。可谓是赤子之心。
Elysie.羲夜
2018-08-20 22:04 1人喜欢
我写的历史是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不是从道德的角度检讨历史。并非道德不重要，而是新社会的道德要靠社会结构而决定其内涵。
笔记是你写在书页留白边上的内容；是你阅读中的批注、摘抄及随感。
笔记必须是自己所写，不欢迎转载。摘抄原文的部分应该进行特殊标明。
>中国大历史
NeoCon (老婆半夜想吃蛋糕还是爱老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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薏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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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11-29 22:59 2人喜欢
spring_wawa (2018关键词：自己健康，宝宝健康)
2012-07-27 22:51 2人喜欢
Vicente (Stay Simple. Be Awesome.)
2012-03-27 22:58 2人喜欢
红拂夜奔三 (大家都快要忘记有趣是什么了。)
2018-12-14 21:58 1人喜欢
Elysie.羲夜
2018-08-20 22:04 1人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