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异乡听雨看云

三点半。和《且借纸遁》一样，也是从日记中摘出的。想想如果以每天平均500字计算的话，三十年间，也得有五六百万字了，真是个庞大的数字。有的标题挺长，甚至有点像今天的公众号，比如“从东京的地藏菩萨联想到中国的欢喜佛”、“越战纪念碑前，寒风中有一枝玫瑰”、“在纸窗下用青瓷杯泡绿茶”之类。写法也很轻松随意，常常用“不知道为什么，我想到”来讲自己的联想。而且每一句话虽然很长，但是多用分句，读起来并不觉得冗长，反倒非常舒服。个把小时就翻完了，好像也随同作者在各地一边访学、一边游历了一番一样。总体的感觉确实就像文章里面写道的那样：“在忙碌中的人总没有细心体验周边景物的心情，倒是到了这里，又拾起久违的从容来看云听风。”（76）和最近这些年的焦虑和担忧比起来，尤其有种难得的淡然与闲适。当然，有几篇短记其实也蛮重要的，一方面这正是作者《中国思想史》即将完稿的时候，另一方面也之后讨论中国概念、异域想象、自我与他者等等问题也已发端于此。比如《在欧洲讨论中国哲学》反对从哲学立场出发的哲学史写作，认为“只有历史叙述才能把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和知识技术纳入思想史写作中”（79）。不同意站在西方立场上来确立一个所谓的“中国哲学”，“后娘养的”那个譬喻更是令人莞尔。《西学与中学》也简要交待了《中国思想史》的写作思路。以这种随笔形式写出来的文字，自然比用学术语言表达的要容易理解和把握得多。

PS黄檗寺拜观券：“谨白大众：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各宜醒觉，慎勿放逸。”

我想得最多的是这种纯粹的和极端的宗教信仰，还有表达这种宗教情感的仪式，在中国何时渐渐消失？（84）

秦汉以来，政治权力就在忙不迭地“同风俗，一道德”，为着实现这种理想，常常要把各种道理千头万绪，变成归根结底的几句话。特别是，当这人间的小道理与宇宙的大道理相匹配，道理就变成了真理，当真理与官府的权力相匹配，真理就成了绝对真理，当绝对真理挟着权力，就根本不讲道理。（91）

第一，中国最初对西方哲学的接受，同时也是对西方哲学的回应，从谢无量到冯友兰，在接受了西方的“哲学”一词后，便试图在中国发现哲学，并以此建构一种可以与西方对话和抗衡的知识传统和历史，因此，承认“哲学”并书写“哲学史”的一派，其实是希望在融入世界的时候凸显民族，用世界主义来达成民族主义，恰恰这时西方现代性在学科和教育制度中入侵，所以传统中国学问被分成文史哲，于是有了哲学史。第二，90年代凸显“思想”一词而避免“哲学”一名，也有一些特殊的背景，“哲学”一词，自日本的西周、井上哲次郎以后在中国被普遍使用，但是，西方的“哲学”有其特定的范围和边界，除了考虑到它很难完整理解和诠释中国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之外，其实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中国学者面对两重困境的挣扎，一面要反抗西洋哲学话语的笼罩，凸显中国经验、知识、思想的自身特性，另外一面要反抗中国内部主流意识形态的“哲学”和学科制度中的“哲学”，把思想史从唯心唯物之类的所谓哲学话语中解脱出来。第三，哲学的成立和哲学史的书写，也是权力建构知识，知识又成为权力的过程，其实是智者对愚者、形而上对形而下、上层对下层、抽象对具体的拒斥和划界，它作为一种观念认识是可以的，但是作为历史叙述是不足的。因为从叙述的方法角度看，只有历史叙述才能把更广阔的社会生活和知识技术纳入思想史写作中，前者比如文明观念、公共常识、风俗习惯的确立与变化，后者例如关于身体的医学、关于自然的天文、关于环境的地理等等，也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天才缺席时的无从写起。（77-79）

清代乾隆年间谢遂奉敕所画《职贡图》[今藏台北故宫]，后来就是收录在四库全书中的《皇清职贡图》的蓝本。p.113

[Nobert Elias, The Civilization Process. ]依照伊里亚斯的说法，“文化”使各民族保持和传递着各自的特色，“文明”却无孔不入地渗透到各个角落，使不同文化的民族越来越趋向同一，接受共同的价值标准、审美习惯和行为样式。如何在接受“文明”的普遍性时，又保持“文化”的特殊性？p.125

京都 泉屋博古馆 青铜器 “西汉草叶文镜上，有“日有喜，宜酒食，长富贵，乐无事”，西汉后期兽首镜上，则有“君宜高官，位至三，大吉利”等等”p.144 京都 藤井有邻馆（一个月开馆一天，12.00am-3.oopm) “展厅中间，还陈列着很多秦砖汉瓦，有单于和亲方砖、“长乐未央，子孙益昌”方砖，这些砖，像刻了“海内皆臣，岁登成熟，道毋饥人”的西汉方砖，就不像私人的镜鉴之铭，它把愿望和视野扩大到了整个的民族和国家，把个人的希望变成了共同体的集体期待，也许这是官方用品和私人用品之间的分别？”p.1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