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

　　　第一编：背景 　　　《探讨的问题》：主要是“中国的小农”、“农村演变的形式”、“中国的农村”三个部分的内容。 “中国的小农” 　　“革命前，中国小农具有三种不同的面貌：1、是在一定程度上直接为自家消费而生产的单位，他在生产上所作的抉择，部分取决于家庭的需要；2、他也像一个追求利润的单位，因为在某种程度上他又为市场而生产，必须根据价格、供求和成本与收益来作出生产上的抉择；3、可以把小农看作一个阶级社会和政权体系下的成员，其剩余品被用来供应非农部门的消费需要。” 　　三种主要的研究中国小农的学派：一是用资本主义经济学来研究中国小农，把小农当做资本主义企业家，代表人物：舒尔茨、波普金。舒尔茨在其著作《传统农业的改造》中论述：“小农的经济行为，不是西方社会一般人心中那样懒惰、愚昧或没有理性。事实上，他是一个在传统农业（在投入现代的机械动力和化肥之前）的范畴内，有进取精神并对资源能作最适度适用的人。传统农业是贫乏却高效率的。小农作为“经济人”，毫不逊色于任何资本主义企业家。 传统农业的正确途径是在保存家庭式农场的生产组织结构的基础上，提供小农可以合理运用的现代“生产因素”，一旦有经济利益的刺激，小农便会为追求利润而创新从而改造传统农业。波普金进一步发展本思想，小农是为追求最大利益而作出合理生产抉择的人。二是强调小农为自家生计而生产的学派，代表：苏联的蔡雅诺夫和卡尔·波拉尼。蔡雅诺夫认为资本主义学说不能解释小农经济，小农的家庭式农场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其家庭的消费需要，不是为了追求最大利润。波拉尼提倡“实体经济学”，认为资本主义市场出现之前的社会中，经济行为“根植”于社会关系，而非取决于市场和追求至高利润的动机。三是马克思主义学派，认为小农经济是封建经济的基础，其主要特点是一整套的阶级关系即：主要是通过地租（包括劳役、实物和货币地租）和赋税形式而被地主及其国家所榨取，封建社会中的农民，是租税的缴纳者，受剥削的耕作者，生产的剩余被用来维持统治阶级和国家的生存。 　　本书的分析模式是区分不同阶层的小农，同时结合形式主义、实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三种分析方法，把小农的三个方面作为不可分割的统一体。 　　“农村演变的型式” 　　本书主要是探讨农村长时期的演变型式，兼顾考虑人口和生产关系，综合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观点。 　　西欧农村在经历长期的社会分化：一方面是资本家的兴起，一方面是小农的无产化。在无产化的过程中，社会上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生产资料而依赖佣工为主，从农村雇佣劳动者到雇工、现代工厂的工人，都是小农无产化的结果。小农社会便渐渐地被资本主义工业社会所取代。 　　华北农村的演变，导致有雇佣劳动，但未资本化的经营农场的兴起，和越来越多小农的半无产化。这些小农，同时依赖家庭农场和雇佣收入为生。虽然有的在农业部门之外就业，但大部分仍束缚于农业，许多是短工，有的做长工。作者称这个演变过程为“贫农经济的形成”，或称为小农经济的“半无产化”。 　　“中国的农村” 　　过去的研究：一是形式主义。施坚雅认为小农社会的最基本单位是基层市场共同体，未注意到村庄这个单位。自然村完全被深入基层社会的国家政权和士绅所控制，结合于上层的体系之内。二是实体主义，主要在日本学界中得到表达，重视村庄共同体的研究。造成这两种不同的原因是所依赖的实证根据不同。西方学者多研究中国较先进的地区，而日本则基于战时在华北平原所作的实地调查的研究。 　　《引用的史料与研究的村庄》 　　资料主要是满铁调查的资料、清代型科题本、宝坻县行房档。 　　村庄主要是河北和山东西北部的33个村庄，分为7个类型，前4类代表性较大，后3类则较特殊。 　　《生态环境》 　　对于本章，我感觉印象比较深刻。作者在南北方自然环境的差异上，分析了由于此种差异所导致中国社会结构中南北差异的原因。 　　水利：华北水利工程主要是由庞大的防洪工程和微小的水井组成，而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治水工程贯通江、湖，规模介于华北的大型堤坝和小水井之间。由此南方形成了宗族组织，而北方却没有。 　　灾害频发：华北地区旱涝频发，使得作物种植的时间、提高土地利用率的方式：两年三作的轮作法和间作、土壤等使得华北地区与南方地区、以及高密度的人口使得中国很少采用耕牧混合的方式。“贫困是华北地区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形成中的第二个主要因素。” 　　在研究南方的社会关系时，要考虑阶级和宗族关系，研究华北要考虑自然村中的地缘关系，在一个多姓的村庄，血缘和地缘关系并不等同，同时形成了地缘关系。 　　集结的聚居、加上商品化程度低和宗族组织薄弱，是本区自然村的高度闭塞性事务生态基础，这些都影响了社会政治经济的演变。 　　 　　 　　 　　 　　 　　 　　 　　 　　 　　 　　 　　 　　 　　

毛选的版本学问题：

利润的考虑，在富裕的农场上占较大的比重。在贫穷的农场，则较多地考虑生计与生产关系

长久以来，中国小农受制于农业制度，实际上都是素食者。饮食模式以粮食为主食，佐以菜肴

华北平原土地利用高度集约化。第一种是两年三作的轮作法；5、6月种高粱或小米，9、10月收，霜降前赶紧种冬小麦。翌年7月收割小麦后已来不及再种高粱或小米，故种大豆，10、11月收获。收获后，休耕一季，用大豆遗留的氮素修养地力。第二种间作。

乡村的居住型式，受到洪涝威胁影响。华北平原集结式，村民在高地建屋聚居，以避洪涝，有集体对付灾害用意。成都平原由于都江堰，克服了岷江水患，生态高度稳定。村民选择最便于到田间耕作的地方建屋，形成分散的居住模式。华北村庄内部团结力较大而村际关系疏远，成都平原村庄村内关系疏远，村际关系密切

1950年土地改革法：地主是主要靠地租生活的，富农雇用一个或一个以上长工，中农自己从事大部分田间工作，贫农除了耕种自己的或租来的小片土地外，还受雇为短工，雇农主要以受雇维持生活

自己经营农场，收益比出租土地高

清政府禁止晚明所实行的小农向大庄园主投献田产政策，扶持小自耕农经济而抑制大庄园政策。因为小农是较易控制的税收源泉，政治威胁小

十八世纪中叶，农奴制不占重要地位。十八世纪末，出租形式的庄园上的租佃关系，已接近于庶民经济中的租佃关系，与过去的大庄园迥然不同。

人口压力和商品化的家庭手工业生产，对小农分化的基本过程起着双重作用。人口增长，一方面促进农业的商品化，另一方面，它通过分家制度而妨碍大规模农场的行程。农村手工业，同样刺激农作物商品化，也协助维持小自耕农经济

棉花收益高于粮食，但同时加大农作所冒风险，它需要高于粮食的资本和劳力投资

大部分有选择余地的农户，采取多种作物的种植组合型

一年一作棉花

甘薯在明末经菲律宾传入福建，又经缅甸传入云南

人口压力是甘薯种植的主要推动力。一茬甘薯需要两三倍于一般谷类作物的劳力（虽然只需要等量的肥料）。同样大小的土地，种甘薯可以吸收剩余劳力，养活更多人口

中国的出口茶叶，在1880年高达200万担，约为中国茶叶总产量的一半。但此后印度和锡兰茶叶夺取了中国茶叶的英国市场，日本绿茶夺去了北美市场，印度、锡兰、日本和爪哇茶夺去俄国市场

到了1925年，日本丝占据了中国丝在十九世纪一度控制的世界市场的60%左右

大豆1920年，中国占世界大豆总产量的80%，其中60%至70%产于东三省，75%供出口。美国大豆强扩张

花生可在砂地或不能种植其他作物的的土地生长

经营式农场产量并不一定高于或低于一般小农场

作物的选择不决定于农场规模的大小，主要决定因素是生态、交通和市场

30年代较大的经营式农场，在畜力使用和单位面积生产量方面，没有显示出与家庭式农场的质性差异

从经营式农场主或富农立场来说，多用一日的驴工等于少用一日短工（工钱上）

中国的纯作物经济体系（区别于欧美作物畜牧混合体）中，提供肥料的农场牲口，主要是猪，而非耕畜。一年可以从一口猪得到9000斤堆肥，够施肥5亩地

经营式农场通常在200亩以下，监督4个雇工工作，农场太大不易严密监督

经商或读书是个合理的抉择，最成功的经营式农场主会变成不在村地主，最成功的不在村地主，会变为成功的商人、士绅或官僚

在新资本投入智慧取代劳力的投入，而不会大量提高产量的情况下，革新性投资比较难以激发。农业被困在一个高水平陷阱里

化肥必须有水方能使用，而1949年后沙井的灌溉，是在国家介入农业之下，才可能具备的

肥沃和稳定的西蜀，是全国商品化程度最高的地区之一。此地可以一年两造甚至三造高产。由长江、嘉陵江和岷江三河构成的河道运输网，使农产品易于运销，故30年代此地的小农，一年平均要用72日来销售他们的农产品，远多于冀—鲁西北的23天。

清代的政治经济，三个互相依存：小农经济，地主制和中央集权。小农是征税和征兵的理想对象，他们不能像大庄园那样抗拒国家权力，地主是国家政权借以控制自然村的不可少的居间人

要长期维持由这三个组成部分结合而成的体制，基本条件是：国家必须控制极大量分散而闭塞的村庄。明清时期的国家政权，采取间接的统治方法，即通过紧密控制的科举制度，掌握进入社会上层的途径，换取村庄领导阶层对这个制度的忠诚

二十世纪地方豪霸和村级恶棍出现，使旧的国家、士绅和村庄三角关系受到新的压力

贫农经济会对人口增长起抑制作用

作为受地租和工资剥削而基本不用纳税的贫农，在经济利益上与地主和雇主的矛盾，要比与国家机器的矛盾来的实在。他们之中完全脱离了家庭农作而常年出外佣工，与宗族和村庄几何体关系较松疏，比中农容易组织动员

半无产化了的小农经济形成（一旦在遭受压力，无论是赋税家中，市场价格升降打击，政权的滥用，战争和盗匪，抑或天灾容易颠覆，是中国解放前农村数世纪以来大规模动荡的结构性基础

满铁——东京大学调查的6个村庄，在二十世纪显示出两种主要的演变型式。以自耕农为主而生活又比较稳定的村庄，在对付外来威胁时表现比较紧密内聚。反之，村中大部分小农都已半无产化了的村庄，在面临外来威胁时比较容易崩溃，也易于被不轨之徒僭取村内政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