冬天里的尼克松

他指出，戈尔巴乔夫因为两件事而遭到国际社会的批评，一是1989年苏联红军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屠杀和伤害几百名无辜示威者的暴行，二是1991年1月臭名昭著的内务部黑贝雷帽特种部队在立陶宛和拉脱维亚杀死20名和平示威者。

摘抄，可见苏联垮台前究竟作了什么事。在维持一党统治上，有许多极左派认为戈尔巴乔夫做得还是“远远不够”。

美国早在1990年9月份就该支持那些加盟共和国，那时戈尔巴乔夫拒绝了“五百天计划”，当然1月13日立陶宛事件后更该这样。

这是典型的美国外交：他们送钱给第三世界，并要求他们认同美国的民主体制，并力主改革。马歇尔计划完全就是根据这种逻辑谋定并达成的。而今天也是如此，声称要打垮一个国家的一人独裁，美国就送钱，送武器给一个国家的反对派。

当时戈尔巴乔夫任下的外长，后来辞职的谢瓦尔德纳泽：我们必须使苏联能吸引西方的投资。 尼克松：如果苏联全面实行市场经济，美国投资商们将会看到一个巨大的未被开发的市场，并且会前来投资的。

戈尔巴乔夫不太想触动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然而实行市场体制势在必行，不能单单奢望以私交推动外交的方式让美国心甘情愿送钱。吸引西方投资在当时的苏联，不论强硬派反对与否，都已经成为一个近乎共识的愿望。美国国内已经开启研究对苏联实行财政援助的计划。由格雷厄姆·阿里森和杰弗里·萨克斯等哈佛教授设计的援助计划被称为“宏伟的交易”。对此，尼克松评论道：我们称它为”宏伟的骗局工作“。它只能支持中央。苏联第一次自由选举终于启幕了。结果叶利钦以60%的选票获胜。这个选举还把列宁格勒的名字改回圣彼得堡，暗示着对共产主义的否定。

政府对共产主义的垮台所采取的”不惜一切代价保持稳定“的办法是在试图阻止同民主和自由市场改革的需求相关联的混乱，从而维持旧秩序的稳定。这是一个孤注一掷的完全行不通的平衡交易。稳定是一个令人羡慕的目标，但当另一个选择能产生一个更民主的秩序时，它就不令人羡慕了。然而南斯拉夫的混乱代表着最糟的一面：动荡不安和不民主的反应。如果苏联再发生类似的情况，世界就承受不起了。

尼克松谈到此前读到美国前往联合国大使珍妮·柯克帕特里克的文章，她认为除了军事威胁外，我们对苏联没兴趣。苏联拥有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超级大国的核武器。重点始终在核武器上，而动乱的一个可能是有可能触核，这关乎美国的和平。因此当时美国在支持戈尔巴乔夫的稳定和支持改革派可能带来的混乱中一直摇摆不定。美国确实给苏联送过钱，但是这些钱的效用对苏联来说远远不够。但是其时苏联确实急需外界的援助。为了向西方拿钱，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开始了”一系列孤注一掷的措施，向西方国家证明他仍在继续改革“：

1986年，他提出一个总的改革计划，开始提高经济效率并进一步强调经济中的社会优先权。当时的口号是”加大步伐“。 1987年他提出一个更广泛的计划，鼓励竞争和独创精神。并开始介绍了”民主化“。 1989年10月，他提出恢复经济金融稳固计划，建立消费市场，调节人民对货币的需求，并强调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1989年11月，他提出国有财产私有化的计划，创立股票交易市场，为比例失调提供社会保险，建立不信任法案和竞争工资。 1989年12月，他又提出继续实行多种经济成分的中央计划经济，减少预算赤字，放开一些价格。 1990年9月，戈尔巴乔夫认可了”五百天计划“，容许共和国迈出私有化的步伐，银行权力下放，保护资产权利和金融市场，并提供社会安全网等。他在那个月很快又否决了这个计划。 1990年10月，他提出逐渐出售国有财产，中央仍然保持对货币政策、防御、能源和国家资源的控制。 1991年4月，他提出”反危机“计划，实行部分企业私有化、视频分配的紧急措施，以及向没有对中央尽责的共和国实行经济制裁。 1991年4月，在”七个工业国家集团“会议上，戈尔巴乔夫提出卢布兑换计划，通过西方国家大量援助的承诺，使”几乎80%的零售市场、公共企业和服务性企业，以及其他部门的大量企业“私有化。在一年之内，为改变农业生产方式的”土地改革“和军工转民都开始进行。

他们比美国媒体更不负责。

在谈到即将到来的对苏联的访问，尼克松怀疑苏联媒体是否会报道，并说“他们比美国媒体更不负责”。在水门事件之后，尼克松对媒体的感觉一直很坏。他指责国内的媒体毫无理性地支持布什的软弱外交。

尽管有新闻检查，苏联新闻媒介还是对这次访问作了全面报道，比美国媒介报道的多得多。

其实事实上，当时苏联的媒介生态并不是尼克松想象得那么坏。因为国内局势动荡，媒介在混乱中获准了很大的报道权力。审查制度实际上已经脱轨了。

他很敏锐，但在政治上已经筋疲力尽。我想正是这种筋疲力尽才使他自己屈服于右翼的压力。但他这个人无法预测，这家伙会随政治环境的改变而立即改变。他可能有能力突然从反对党控制中摆脱出来，但我对此表示怀疑，他身上的压力太大了。

这是尼克松对戈尔巴乔夫的一个看法，也是偏见。他认为戈尔巴乔夫是个骑墙派，理由是多次在公共场合发表摇摆不定的站队意见。他觉得戈尔巴乔夫的悲剧正是在这里。他是社会主义联盟的最高领导人，然而他却摇摆不定。国内的经济压力迫使他做出“向右转”的改革，然而当他发现经济改革不可能不触动政治改革的时候，强硬派给他的压力又迫使他“往左靠”。

“波罗的海国家是苏联链绳上的薄弱环节，原打算对他们实行镇压就可以组织独立运动、重新制造恐怖并且威胁其他的共和国，然而正相反，他们使成千上万的人民走上街头，举行集会支持独立并反抗克里姆林宫。曾经使东欧国家的共产主义解体的民族自觉和自治的主张在苏联是不允许实行的，因此戈尔巴乔夫极力采取各种方式来保存所剩下的极权通知，一旦最薄弱的环节从链绳上脱落，甚至使用武力也不能再把它结上。 这就是尼克松在1991年3月准备访问时的苏联局势。“”

尼克松虽然卸甲归田，但是依然关心政治。他让记者帮他搜集资料以备他以私人身份出访苏联。他认为苏联即将解体，而在这个结点上他有必要走一趟，让国内彻底了解苏联目前的窘况。苏联不仅内忧，而且外患。国内改革形势并不明朗，政局一团糟。改革派是反对派，戈尔巴乔夫曾是他们的代言人，但是当他们发现戈尔巴乔夫为了保住总统的位子不太可能进行卓有成效的改革之后，他们更倾向于独自行动；另一派是强硬派，他们还是想以保有政权的方式稳住国内政治，从而允诺人民面包。没有美国，也许强硬派还是可能的。但是美国持续发出支持苏联改革的声音。戈尔巴乔夫与当时的布什总统和贝尔国务卿关系甚笃，尼克松多次担心他们的私交影响了国家做出的外交策略。戈尔巴乔夫渴望利用自己的私交手段暂时拖延美国的”和平演化“进程。但是戈尔巴乔夫面对的难题需要的解决能力有甚于当时任何一个政治家的手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