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危机中的变革》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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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政府的铁路国有政策最终失败了，清王朝也引火烧身，随之崩亡。但这并不意味着铁路国有的基本方向是错误的。用民国时人们的说法，在清末“民气尚固”的情况下，铁路国有只是“时会未至”。从天时、地利、人和的角度来考察，当时的条件还不足以推行这一政策。 然而，对于一个从事交通现代化的后发展民族来说，铁路国有乃是历史的基本趋势。民国政府在建国伊始，就继承了被它所推翻的清王朝的未竟之业。到了民国二年（1913年）六月，也即清王朝崩亡一年多以后，民国交通部就提出了接收湖南商办铁路为国有的政策。其基本办法与清政府几乎如出一橄。然而，这时的商办派土绅商民们却来了一个一百入十度的大转弯，他们不再像一年多以前那样，高呼“路亡国亡”的口号来拒绝铁路国有。他们已经大大地放低了自己的要求：只求“股本有着”就可。 与清政府不同的是，此时的民国交通部却根本没有足够的资金来收购商办铁路的股本。经过协商，最后确定仍然按原先清政府川路成案分年摊推还。而推还期则长达十五年之久。与民国政府相比，清政府原先提出的以现款赎股方案，对于商办铁路公司股民来说则远为优惠多了。 股民们此时已经冷静下来了。他们不再向新政府提出过高的要价。正如当时一位铁路专家所指出的那样：“凡有识者，均晓然于商股之无望，国有之易期。至是乃水到渠成，一一如议。绝无抗拒。" 事实上，人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清政府当年不是急切地把铁路收归国有，而是“顺从民意”地继续让商办公司自行其是，那么这些公司破产只是时间间题。其结果将是，用不了多久，各省商办公司在已经破产或即将破产的压力下，将会主动地要求政府收购路权而实行铁路国有。人类的非理性的激情居然在某种特定的历史变动中起到如此巨大的作用，本案可以提供一个生动的实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四章 慈禧、光绪之死与清末权力真空的形成 -
下面，本文对其中一些重要人物的形象的历史真实性谈一些着法。 李鸿章《走向共和》中的李鸿章是最有争议的人物。观众中不少人认为该片美化了李氏，这其实是人们长期以来受50年代史学观影响太深，已经形成刻板的思维定势所致。当人们面对一个更为真实的李鸿章形象时，反而更难以接受。这正如我们好不容易养成了留辫子的习惯，要大家剪掉也难。事实上，中国人在现代化过程中形成的世俗理性意识，首先是在洋务派那里发源的。至于这位在近代中国喊出第一声“数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的”李鸿章，应该如何定位，只要举以下这个例子就足够清楚了：当年的洋枪队长戈登给他母亲的信中，写过这样一句发人深省的话：“中国人是一个奇怪的民族，他们对一切改革都很冷漠，在我所见过的中国人中，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李鸿章。” 在以往的历史解释体系中，凡是主战，就被等同于爱国主义，实际上在中国处于劣势条件下的主战论，恰恰是一种非理性的虚骄心态的反应。李鸿章在甲午战争前，考虑到当时由于清朝的军事力量、经济发展水平、海军素质等的实际国情，决定了清朝难以在这场战争中取胜，因此主张采取低姿态，尽可能在近期内避免战争，以避免中国遭受更大的损失。应该说，这是一种以功效为判断尺度的世俗理性的态度，绝非“投降主义”这样的简单化的意识形态符号可以概括。当时朝野的“主战派”，对敌强我弱的现实处境一无所知，充满虚骄、偏执、狂热，又挟“爱国”的话语霸权，李鸿章孤军转辗于此类非理性的主战派的强大压力之下，最后还落得个“投降派”的恶名含恨以终。《走向共和》充分表现了李鸿章在日本签约期间的内心矛盾与痛楚心理，他在轿车里绑着纱布满脸伤痕，那眼神透露出的黯然神伤的形象，至今挥之不去，令人久久沉思。李鸿章这一形象再現了一个时代的悲剧，再现了中国改革的先觉者所处的困难处境。 翁同龢 与主和相反，中国的泛道德主义的政治文化气氛，永远是“主战论”的乐园。此类...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四章 慈禧、光绪之死与清末权力真空的形成 -
在西方，保守主义保的是原来已经具有的东西，如市民社会的传统、自由主义的价值、经济上的自主组织等等，那么，你作为一个中国的新保守主义者，你要以什么作为保守主义的基础？ 与西方社会不同，中国近百年一直是处于不断变动、改革与革命之中，中国自本世纪初的新政以后，极端的、以保守旧事物为己任的国粹主义的保守派已经极少，至少在政治生活中已经不起重要作用了，“五四”以后的中国的新保守主义，就其根本意义而言，只是一种对激进主义的批判态度，是一种在根本上承认变动与改革的必要性的渐进主义。它与传统国粹派相比，虽然也对传统文化抱有一种温情，但决不是无条件地保守旧物，而是把“旧物”或传统视为承载新事物的工具，换言之，新保守主义主要是在工具意义上，从承载体的功能意义上，来理解传统的价值与意义的。 最能表达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新保守主义思想的一句话，是严复说的“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这个“守”字实在精彩之极，它如同一首诗中的诗眼一样重要。严复要说的意思实际上是，只有当“旧物”成为承受新事物的载体时，外来的新事物才能在这个民族的文化生态条件下生根。“旧乃是守护“新物”之基础。 什么是新保守主义？用我的话来定义，那就是在反对激进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作为激进主义与政治浪漫主义的反向运动而出现的渐进主义变革观。它主张在保持现存秩序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通过循序渐进、步步为营、缓进待机的方式，以实现从传统旧体制向具有现代文明与民主的社会进步。而新权威主义则可以理解为新保守主义的政治形态。两者在许多方面是一回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四章 慈禧、光绪之死与清末权力真空的形成 -
在传统中国农村社会，士绅地主是在经济与政治上对广大农民进行剥削与压迫的食利阶级，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但他们毕竟在相当程度上承担着由儒家思想所规定的社会伦理责任，并承担着农村文化生态平衡的组织以及农村文化传统的延续的功能。面对官府，这些土绅还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农村社会自主体的利益。而民国以来的土豪、恶地主、地痞流氓与“刁民”以国家在农村的代理人与收税人自居，成为国家专制主义对农民进行巧取豪夺的最直接的帮凶。由于传统农村文化生态的彻底崩坏，20世纪初以来，农村的自主性与自治性，随着农村士绅阶级的消失而不复存在。而土豪地主、恶霸则更是肆无忌惮，这几乎是民国初年以后不断恶性循环的历史过程。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三章 科举制的废除与清末游离态的社会动员 -
清王朝是一个由少数族统治多数族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专制政权，而这种统治之所以得以实现，必须以封闭性的特权等级结构为基础。正因为如此，统治阶级子孙后代治国能力的递减，则成为这种特权结构的历史因果报应。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四章 慈禧、光绪之死与清末权力真空的形成 -
些外国在中国的观察家也认识到铁路商办政策出现的严重问题。日本驻东北的领事在给国内的报告中写道：“中国的危机迫在眉睫，人们相信，必须发展地方工业，必须抵制外国品的进口。但是，人们却没有进行过社会经济形势、供求关系的调查，没有对于收支进行全面性的综合考虑，准备工作也付诸阙如。这些模糊的不成熟的实践，可能是为了满足较高层官吏的要求，或者为了回应民众的喧闹呼声，然而对工业的本质特点却是一无所知。”这位作者尖锐地指出，这种收回铁路利权运动，“把官员们轻信易欺与半通不通的士绅的愚昧观点结合起来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序言 -
事实上，四川商办公司原先就存在着温和派与激进派的观点的分歧，清政府的所作所为，却起到了“为渊驱鱼”的作用。邮传部大臣盛宣怀坚持对四川商办铁路公司亏空部分股资不予承认的僵硬态度，激起各方强烈不满，从而使商办派内部的分岐的态度反而趋于统一。保路运动中的上层温和派原先主张，只要政府如数还款，就同意把商办改为铁路官办，此时，由于清政府不愿全数还款，他们感受到自己的利益受到损害与威胁，于是一反原来的态度，也跟着激进派变得强硬起来。他们说政府“不但夺路，并且谋财”，可以说，这正是他们的心里话。 在这种情绪化的紧张氛围中，阴历五月十七日，政府与四国银行的正式合同文本到达成都，这一合同书经过激进派在报刊上加以曲解的“诠释”与猛烈抨击，而立即被市民们视为丧权辱国的“卖国契书”，在报刊的煽动下，民情更加激昂。激进派则成为保路运动中的主流。 五月二十ー日，四川商办铁路总公司召开动员大会，讨论决定，川路为光绪皇帝批准川人自办，不能收回国有，四国银行条件太苛，要求政府收回成命，如不同意，川人将死争到底。大会以后，成都正式揭出“保路同志会”的招牌，各州县的保路组织也公开活动。保路运动开始在四川广泛开展起来。 诉诸报章上的舆论在鼓动民众参与保路运动方面起到巨大的作用，整个社会就很容易被热血、激情、道义、国人的苦难与洋人的卑劣这样一些充满煽情性的语词所鼓动起来。人们在现实生活中经历了太多的不幸，人们的情绪太需要宣泄的出路。在一个充满不满与怨愤的社会氛围中，情绪化的论本身就会成为一种主宰人心的巨大力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十四章 慈禧、光绪之死与清末权力真空的形成
作者: 萧功秦
副标题: 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
isbn: 7542612085
书名: 危机中的变革
页数: 327
定价: 16.20
出版社: 上海三联书店
出版年: 1999-01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