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学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对世界，对人群，对于她，对自己的灵魂，对终极的真理都要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态度与情怀。犹如握沙，抓得太紧或毫不费力，都会让沙子从指间流走。

萨义德本身的身份就充斥着矛盾：他是一名阿拉伯人，却持有美国护照；他支持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但也不忘犹太人的现状和曾遭受的苦难；他是一名基督徒，却为伊斯兰世界辩护。我们可以说，他持有着一种多元化的身份，但我们也可以说，他的身份是支离破碎的，处于传统结构之外的——他站在了局外人的位置上。无疑，这样的位置给他带来了困惑，但正是这样的经验使得他可以从一种外在的角度去认识事物的在场，从而为他的学术带来了最为珍贵的活力。所有这一切，都在本书中得到了鲜明的体现。 本书系统地分析了作为一种话语体系的东方学如何被构建，又如何与权力进行结合。“东方学”这个词语本身是带有多重含义的，其既指一们学科、还指一种思维方式、以及一种“控制、重建、和君临西方的一种方式”。但不论从何种角度而言，“东方”都是被作为一种他者性的存在，被作为一种客体，经过学术的加工被重新建构了。所有对于“东方”的存在的认识，不是东方的自身所在，而要么是对于东方的二元对立化的描述，要么是一种基于想象或者古老文本的发挥。而所有的认识，不仅来源于一种特定的社会或学术结构，而在制造过后又往往对特定的权力服务。 在此我将对该书的脉络进行展开。作者在展示东方学的谱系之前，先提出了一个方法论上的问题：“如果从太一般或者太具体的问题去对东方学进行系统描述，难道不会面临扭曲对象的风险吗？”事实上，这样一个问题同样也制约着东方学这一个学科的发展。对此，作者提出了以下三个办法去解决这种困境。首先，作者提出要对纯粹知识与政治知识进行区分。作者通过指出东方学的结构性，来强调东方学是一种有着特定基础与目的的学科。其次，作者提出要强调方法论问题，作者表明——每一个研究都必须自行构造自己的基点——这是一种反本质主义的视角。有趣的是，这种反本质主义的视角与东方学对于东方问题的本质主义认识产生了鲜明的对比。作者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大量的文本分析。但他指出，他的重点不在于对文本内部性的分析，而在于对文本表面、它所表现的东西的外在性的分析上（一种作为表述的表述）。“东方学乃建立在外在性的前上”。最后，作者尝试结合个人经历去论述东方学这一学科。正如本文开篇所指出，萨义德与“东方”有着深厚的渊源，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让他以自我审视的角度去认识所谓的“东方”（伊斯兰东方）。同时，他又受过正统的西方学术训练。这样的一个综合，使得他既能深入东方与东方学其中，又能站在局外人的角度上去审视他们的外在性。 在确立了方法论的问题之后，我们便可以随着作者开始分析东方学的本身：东方学的正式出现在基督教西方被认为在1312年。最初的东方学包括各种东方语言。这样的命名方式十分值得深思，我们比较难以想象，一个以地域命名的学科包含的确实各种语言。而随着时间的进展，东方学最显著的特征是学科范围的日益扩大。但是，在范围扩大的同时，学院化的东方学家大都只对语言和东方社会的古代阶段感兴趣。与此同时，被研究的东方只是文本中的东方。最后，东方被认为是神秘的，亚洲被认为是不可理喻的。但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也只能由西方来表述东方。总之，“东方学”的载体是以一种想象的地域为基础。 另一个因素进一步强化了这种以地域为基础的东方学体系，那就是伊斯兰的崛起。这种伊斯兰的崛起与时间和空间有着紧密的结合：从倭玛亚王朝的崛起，直到17世纪奥斯曼帝国尝试征服中欧。伊斯兰的崛起，是与伊斯兰征服领土的不断增长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伴随着伊斯兰扩张的历史，与伊斯兰世界相对应的地区被进一步与基督教欧洲二元对立化。同时，这样的“东方”也作为一套虚构的观念而日益得到强化在这一个过程中，最重要的是那种东方学的想象性视野。想象的地域使用以讨论和理解东方的一套表述体系和话语体系得到合法化。 在18世纪，早期现代东方学开始形成。在这时，东方学的内涵也发生了一定的转变。东方学在此时不再单独作为一个遥远的、敌对的客体而存在，而是随着西方势力范围（尤其是英、法）的扩张被置入一种西方的计划当中。东方学家们要做的是，去帮助西方君临西方。当然，从一定意义上而言，他们也希望能去帮助东方——当然这样的意图充满了偏见与自大。除此之外，所有关于东方学的努力，事实上也服务于东方学家们自身的权力。 我们可以从英法两国东方旅行者们的目的来探讨东方学的这种路径。对英国而言：东方的主要场地变成了印度，英国所占领的一个现实区域。可供想象的空间已经受到了政治现实、领土合法性和行政权力的限制。而对于法国而言，东方与其说是被抓握、被借用、被简化、被编码还不如说是被经验，被作为一个充满丰富可能性的博大空间而加以美学和想象的利用。于是，东方学与政治权力的契合在此时被表露无遗。 19世纪中期以来，东方学再度强化了其本质主义的特性。不同之处在于，这些东方的本质更多借鉴了新的分类方式以及话语体系，诸如从人种、语言等角度去论证闪米特人是低等的、而印欧人种则是高贵的。无疑，这样一种分析将二元对立的特性进一步巩固——利用各种现代性的视角。在这种现代性的二元对立之中，东方的个人进一步被消解——所有的个体，都被笼罩在“东方”这个巨大的幕布之下，外界看到的只是作为幕布的整体，而内部的存在则被消失了。总之，如作者所言，东方学在此完全实现了从学术性向工具性的转变。 而到二十世纪初期，尤其是一战后，东方学对于东方的主体性才真正地给予了一定的重视。这里的东方学指英美东方学，而英美东方学也在此时达到了发展的巅峰。这很大程度上与欧洲的相对衰落有关——这进一步证明了东方学作为一门学术却与权力紧密结合的特征。但即使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作者所言，东方学仍然是一种外在的范畴。根据我的理解，这样的一种外在性可能直到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兴起时才得以逐渐被破除。 美国的东方学在二战以后，尤其是阿以战争之后兴起。而东方学最后的轨迹也由美国主导。在此阶段，东方学成为一种纯粹政治上的问题。其次，与东方有关的一切被量化了。但老一辈东方学带有的敌对心态依然延续了下来。二元对立的视角依然没有被改变，所改变的只是研究的方法。当然，如果放眼至今日，盛行的政治正确倒也成为一种突破二元性的途径，但我们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日渐复兴的保守主义势力。 在作者对以上的内容进行揭露以后，自己为自己提出了一个他人也很可能会发问的问题：在东方学之外还有什么其他的选择？本书是否在只破不立？某种意义上，使得。正如作者本身所言，作者力图探讨的是与人类经验有关的一系列问题：人是如何表述其他文化的？什么是另一种文化？文化差异这一概念是否行之有效？观念是如何获得权威、“规范”甚至“自然真理”的地位的？知识分子的地位又是怎样的？在我们对理论进行建构之时，我们必然有自己的基础。而当我们走的越来越远时——不要忘记回头看看，我们走的是怎么样的一条路。而这正是批判性理论的价值。正因此，我并不完全赞同诸如“哲学家都在思考世界，而真正的任务是去改变世界”这一类的表述。在我们去实践之前，提供一种反思性的角度乃至前反思性的视角不应该才是一种真正负责的态度吗？ 本书可以说是一次十分伟大的实践。该实践不仅在于重构（或解构）一个学科，更在于重构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致力于打破自笛卡尔时代以来的西方的二元对立传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可以将萨义德的尝试比作一种梅洛—庞蒂式的“多元主体交互”的理论尝试，只不过梅洛—庞蒂的理论尝试是哲学性的，而萨义德的尝试则深入了文明的交互这一个更为现世性的层面。尽管我们可以认为，萨义德的确未能提出一种有效的交互途径。我们甚至可以进一步指出即使存在相互交互，这种交互也不意味着良性的交互。但至少，萨义德为我们开辟了一个新的通路——去逃离柏拉图的洞穴，去挣脱主客二元对立的枷锁的路途。至于外界能展现给我们何种别开洞天的场景，则值得后续的理论家和实践者们去发掘了。 最后，我将提出两个值得思考的问题。马克斯·韦伯在《以学术为志业》中提出，做学问本身应当是严格恪守价值中立的原则的，这是学术的一种基本伦理要求。当然这不意味着学术的最终成果不带有任何价值倾向，但对于做学问本身而言，需要去保持一种对于学术的纯洁性的尊重。但萨义德从本书上根本上驳斥了这种假设，对此我不再展开论述。那么，这里的问题是，学术从根本上而言，有没有价值中立的可能性？任何学术，是否一定会受到结构性的影响？这是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认为这也是人本主义与结构主义的对立。在此，我提出一个可能的调和：学术一定会受到特定结构的影响，但是这样的影响却不一定必然影响学术的中立性。一个简单的例子：纯粹的定量研究。但的确存在一种质疑，认为没有价值判断的学术本身也没有任何的意义。那么我们该如何取舍呢？ 第二个问题，即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与萨义德的观点的对立。我在这里先将文明冲突论称之为“多元对立”，不仅文明A跟文明B是二元对立的，文明B和C又是二元对立的。文明间的差异是不可调和的，而且——势必要有一种不可避免的冲突。这种观点明显与萨义德的观点背道而驰，而且本身也被萨义德所批评。那么，我们该如何看待文明间的差异？需要注意的是，据我的了解，萨义德本身并不具有多少后现代主义的影子。他并没有否认宏大叙事的影响与效力。那么，与权力深深结合的文明体系，又会以怎样的形式互动呢？这是一场权力与权力的对决，还是在权力之外还有其他可以调和的因子？当然，依据新自由主义流派的理论，尽管认同权力的重要性，但也强调诸如复合相互依赖等途径可以弱化权力的对立。的确如此。我的观点是：权力的冲突不可避免，世界的本质即矛盾性，但是，在这样的对立的背后，我们可以努力让权力斗争的收益小于合作的收益。当然，这是一种泛泛而谈，但鉴于本书评的性质问题，所以对此我也不再展开更多论述。总之，我想我从本书收获的最大收获不是一个学科的发展谱系或者对于东方的理解等等，而是对于观念的重新审视以及新的思考切入点。基于此，我在本书上花费的大量时间必然是值得的。

绪论

东方学的三层含义：

1、 作为一个学术研究学科

2、 作为一种思维方式：建立在the Orient 东方和the Occident西方二元对立基础上

3、 作为一种权力话语方式：在前两种含义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限定，“从历史的和物质的角度进行限定的”，18世纪晚期以来西方怎样表述东方，以及这种表述与帝国殖民扩张之间的关系

摘抄：

1、他们有着我称之为东方学(Orientalism)的悠久传统，这是一种根据东方在欧洲西方经验中的位置而处理、协调东方的方式。东方不仅与欧洲相毗邻；它也是欧洲最强大、最富裕、最古老的殖民地，是欧洲文明和语言之源，是欧洲文化的竞争者，是欧洲最深奥、最常出现的他者(the Other)形象之一。此外，东方也有助于欧洲（或西方）将自己界定为与东方相对照的形象、观念、人性和经验。然而，这些东方形象并非都出自想像。东方是欧洲物质文明与文化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方式在文化甚至意识形态的层面对此组成部分进行表述和表达，其在学术机制、词汇、意象、正统信念甚至殖民体制和殖民风格等方面都有着深厚的基础。P2

2、如果将18世纪晚期作为对其进行粗略界定的出发点，我们可以将东方学描述为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等方式来处理东方的—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如果不将东方学作为一种话语来考察的话，我们就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一具有庞大体系的学科。而在后启蒙(post—Enlightenment)时期，欧洲文化正是通过这一学科以政治的、社会学的、军事的、意识形态的、科学的以及想像的方式来处理——甚至创造——东方的。……正是由于东方学，东方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一个思想和行动的自由主体。P4-P5

3、“东方”与“西方”这样的地方和地理区域都是人为建构来的。因此，像“西方”一样，“东方”这一观念有着自身的历史以及思维、意象、和词汇传统，正是这一历史与传统使其能够与“西方”相对峙而存在，并且为“西方”而 存在。P7

第一章 东方学的范围

作者试图以英国和法国在近东、伊斯兰和阿拉伯的各种经验为代表，指明东方学一词所指涉理论和实践的范围。并从这些经验中分辨出东西方之间所存在的密切而丰富的关系。这些经验是更广泛的欧洲或西方与东方之间的关系的组成部分，单给东方学带来最大影响的却似乎是西方人在与东方人在接触东方时一种几乎是恒在的冲突感。东方西方之地域区分，强弱优劣之力量层级，已完成的工作范围，赋予东方的独特特征：所有这些都证明了东方和西方之间的强行的想象性和地域性区分的存在，这一区分历经好几个世纪之久。

一、认识东方

主要介绍了贝尔福和克罗默这两位20世纪的英国官员对埃及的认识，由政治角度引出东方学

1、贝尔福和克罗默

贝尔福：知识→权力：埃及本身存在与否无关紧要，英国对埃及的知识就是埃及。

贝尔福的“东方人”→克罗默的“臣属民族”

克罗默：将东方作为自己统治或处理的具体问题看待。关于臣属民族或东方人的知识使他们的管理轻松而有效；知识带来权力，更多的权力要求更多的知识，于是在知识信息与权力控制之间形成了一种良性循环

2、“东方”的由来

东方的（Oriental）一词由来已久；它曾出现在乔叟和曼德维尔、莎士比亚、德菜顿、蒲伯和拜伦等人的笔下。从地域、道德和文化的角度而言它指的都是亚洲或广义的东方（the east）。在欧洲，人们可以使用像东方的性格、东方的氛围、东方的故事、东方的专制主义或东方的生产方式。

东方学在研究体制和内容上获得巨大进展的时期正好与欧洲急剧扩张的时期相吻合。

19世纪和20世纪东方学的观念呈现出的不同形式：A欧洲从历史上继承了大量与东方有关的作品；B随着拿破仑入侵埃及，作为西方知识承载体的东方被现代化了；C东方学对关于东方的理论施加限制

3、东方学的运行

克罗默：“地方代理人”、权力中心、由此中心向东方辐射的机构

摘抄：

1、知识意味着超越—时一地、超越自身的局限向遥远的、陌生的领地的推进。P40

2、权威在此指的是“我们”否认“它”——东方国家——有自主的能力，因为我们了解它，在某种意义上它正是按照我们所认识的方式而存在的。P40

3、有西方人，有东方人。前者支配别人；后者必须被别人支配．这通常意味着其领土被别人占领，其内务被别人牢牢控制，其人比和财富被掌握在这个或那个西方强国手中。P44

4、东方是非理性的，堕落的，幼稚的，“不正常的”；而欧洲则是理性的，贞洁的，成熟的，“正常的”。要使这一简单对立关系不那么单调枯燥不可忽视下面这一事实：东方人生活的世界虽与西方不同，然而却有着完备的组织结构，有其民族的、文化的和认识论的独特特征和内在一致的原则。然而，东方人的世界之所以能为人所理解、之所以具有自己的特征却并非由于其自身的努力，而是因为有西方一整套有效的操作机制，通过这些操作机制，东方才能以为西方所确认…用克罗默和贝尔福的表达方式来说，东方被描述为一种供人评判的东西（如同在法庭中一样），一种公认研究和描写的东西（如同在教学大纲中一样），一种起惩戒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学校或监狱中一样），一种起图示作用的东西（如同在动物学教科书中一样）。问题是，在上述每一种情况下，东方都被某些支配性的框架所控制和表述。P49-P50

5、东方学归根到底是从政治的角度察看现实的一种力式，其结构扩大了熟悉的东西(欧洲、西方、“我们”)与陌生的东西(东方、“他们”)之间的差异。这一想象视野在某种意义上创造了以这种方式构想出来的两个世界，然后服务于这两个世界。东方人生括在他们的世界，“我们”生活在我们的世界。这一想象视野与物质现实相互支撑，相互推动对方的运。这种交流的自由总是西方人的特权；由于他的文化处于强势地垃，他可以窥探——如迪斯累里曾经所言——亚洲的巨大秘密，他可以无体无止地纠缠这一秘密，他可以对其进行任意的塑造和解释。P54

二、想像的地域及其表述：东方化东方

主要从基督教宗教角度引入东方学。

1、东方学的正式出现： 1312年维也纳基督教公会的一系列决定

2、东方学的显著特征：范围日益扩大：

18世纪中叶以前：东方学研究者主要是圣经学者、闪语研究者、伊斯兰专家或汉学家。

18世纪晚期：安格迪尔-度贝隆和威廉·琼斯爵士，亚洲中部尚未被东方学征服

19世纪中叶：东方学已经成为巨大的无所不包的学术宝库，两个标志→A雷蒙·史华伯《东方的复习》，B19世纪出现的编年体著作，如《东方研究27年史》。尽管如此，东方学研究也存在盲点。

3、《伊利亚特》时代的埃斯库罗斯的《波斯人》和欧里庇得斯的《酒神的女祭司》：将东方和西方区别开来，亚洲通过欧洲的想象说话并且由于欧洲的想象才得到描述。欧洲是强大的，有自我表述能力的；亚洲是战败的，遥远的。欧洲表述了东方。

4、伊斯兰被判定为以前的某种经验——基督教——具有欺骗性的新版本：欧洲对伊斯兰霸权的恐惧、持久的创伤性体验、“默罕默德” 与“江湖骗子”的对应

三、计划

主要讲西方通过东方学向东方一步一步入侵的计划

1、 拿破仑入侵埃及之前，有两项入侵东方的活动：A安迪格尔-杜贝隆；B威廉·琼斯。

特征：准备不足

2、拿破仑的埃及计划：目标明确，公式化、文本性而非经验性的准备。

3、在拿破仑之后，东方学所使用的话语发生了巨变。其中的现实主义倾向得到加强，它不仅成为一种表述的方式，更成为一种语言，实际上成为一种创造的方式。东方被重构，重组，精制，简言之，由于东方学家的努力而得到再生。

4、拿破仑远征的产物：

文艺作品：夏布多里昂、拉马丁、福楼拜、雷恩、理查德·伯顿的著作

科学研究计划：赫南对闪语的研究

地域政治计划：苏伊士运河计划与英国882年对埃及的占领

四、危机

讲东方学与殖民扩张结合后的逐渐固化以及殖民体系走向瓦解带来的危机

1、文本性态度

（1）何为文本性态度？——人们宁可求助于文本图式化的权威而不愿与现实进行直接接触

两种促发文本性态度产生的情况：A当人与某个未知的、危险的、以前非常遥远的东西狭路相逢的时候（书本甚至比他描述的现实更具权威性，用途更大）。B成功的诱惑

（2）文本性态度导致作者与读者之间产生一种关系：读者在现实中的经历为其所阅读的东西所决定，但这反过来又影响作家去描写那些为读者的经历所事先确定的东西。

（3）如福柯所言，一种话语，对从这一传统或话中产生的文本真正起控制作用的是这—传统或话语的物质在场或力量，而不是某一特定作者的创造性。——被福楼拜归入 “陈词滥调”P122

（4）拿破仑对东方的认识或多或少来自于“陈词滥调”：东方——狮子

（5）伴随东方学的学术进展和东方学所助生的政治征服而来的典型经验和情感：

人们对现代东方压根不像文本所描述的东方这一点大失所望

2、种族主义倾向在欧洲文化内的传播

（1）对闪米特的歧视，语言与人种被捆绑在一起。

（2）好的东方→遥远古代；坏的东方→当今

3、危机

（1）他的东方并非现实存在的东方．而是被东方化了的东方，一道知识与权力的连续弧线将欧洲或西方的政治家与西方的东方学家联结在一起；这道弧线构成了东方舞台的外缘。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非洲和东方所构成的与其说是西方的学术场景，还不是如说是西方的特权范围。东方学的范围与帝国的范围完全相吻合，是二者之间这种绝对的一致性引发了西方在思考东方和面对东方的过程中所隐含的全部危机。P137

（2）危机的出现加剧了文本与现实之间的差异

摘抄：

1、将东方学视为西方对东方的一种投射和统治东方的一种愿望P124

2、东方学自身完成了从学术话语向帝国主义机制的转化P124

3、尽管人们无法从本体论的意义上将东方抹除(德尔贝洛和但丁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但人们确实有办法抓获东方，对付东方，描述东方，修饰东方，急剧地改变东方。P124

4、东方和东方人作为研究的“对象”，深深地打上了他性(otherness)——代表着所有不同的东西，不管是”主体”还是“对象”——的烙印，然而这一他性却是人为建构起来的，具有本质论的特征……。这一研究“对象”通常是被动的，没有参与能力，被赋予了一种“历史的”主体性，最重要的是，就其自身而言，它是非活性的，非独立的，非自主的：可以没接纳的唯一的东方或东方人或“主体”已经被异化，在哲学的意义上——也就是说，除了自身与自身的关系外——被他人所假定，所理解，所界定。P126

5、他首先是东方人，其次才是一般意义上的人，最后还是东方人。P133

6、东方被观看，因为其几乎是冒犯性的（但却不严重）行为的怪异性具有取之不尽的来源，而欧洲人则是看客，用其感受力居高临下地巡视着东方，从不介入其中，总是与其保持着距离……东方成了怪异性活生生的戏剧舞台。P135

第二章 东方学的结构和在结构

作者将视点集中在始于18世纪末和19初的被称为现代东方学的早期发展阶段，并将重点放在描述东方学的兴起、发展、研究机构并且考察其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学术、文化和政治历史背景。作者对这构成这一领域的典型结构、它与其他领域的联系以及它的一些最具影响力的学者的著作勾勒出一个基本的轮廓。

一、重新划定的边界，重新界定的问题，世俗化了的宗教

1、以福楼拜小说《布瓦尔和白居谢》为例说明：1、在浪漫主义观念中，欧洲希望通过亚洲获得新生，但这一幻想终将破灭；2、东方学的本质只不是从一个文本到另一个文本的复制，被毫无创意地重复、回应、和在回应。

2、现代东方学特定的知识结构和体制结构的基础

A扩张：扩展至伊斯兰地域之外；

B历史比较：対异国更具见识的一种态度不仅得到旅行家和探险家的支持，更得到历史学家的支持；

C内在认同：通过内在认同超越比较研究，建立所有文化间有机内在的联系；

D分类：对自然和人进行分类的欲望

3、现代东方学来自于18世纪文化中的世俗化趋势：

A东方学在地域上的东扩以及在时间上的后溯动摇了圣经所确立的框架；

B以历史的方式处理基督教文化的能力得到进一步加强；

C对自身之外文化的选择性认同缓和了关于自我身份的僵化教条，基督教欧洲的边界不在发挥类似海关的功能；

D系统的分类淹没了基督徒与非基督徒之间的区分

二、西尔维斯特•德•萨西和厄内斯特•赫南：理性人类学和语言学实验室

1、萨西：萨西的贡献是建立了整个学科，他为东方学研究建立了一整套文本体系，教学实践，学术传统，以及与公共政策之间的联系。他的所有著作理论上都是一种编撰，他的历史截面式的叙述对理解东方学初创阶段的意义在于将东方学知识及其特征外化，同时对东方学家与研究对象之间的关系进行描述。

2、赫南：赫南主要以语言学的方式对东方进行研究。闪米特人和闪语是他从事的东方学语言研究的产物，并且他将闪米特人简化为标本，使其成为语言和科学研究的对象。他的所有努力都旨在否认东方文化。

三、东方的居处和研究：字典编纂和想像的必要条件

1、何谓居处？

居处东方就是过着一种享有特权的生活，不是作为普通公民．而是作为欧洲的代型人，他们的帝国(法国或英国)将东方控制在其军事，经济，最重要的是，文化的强力之中。

2、居处者来到东方的意图

在东方的欧洲人总是产生这样一种意识：与周围环境格格步入；居处者与周围环境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不平等的关系。他们来到东方的意图分为三类：

第一类：意在使东方的居处服务于为专业东方学提供科学材料这一目的，代表是雷恩的《现代埃及风俗录》；

第二类型：有着同样的目的，但不像第一类型作家那样心甘情愿地为了非个人化的东方学断言而牺牲其个人经验的独特性，代表是伯顿的《麦地那和麦加朝圣记》；

第三类型：真实或隐喻意义上的东方之旅象征着自己深深眷恋并且急于实施的某个计划的最终完成，代表是内瓦尔的《东方之旅》。

其中，第二类和第三类有比第一类大的多的施展个人意识或至少是非东方学的意识的空间。

摘抄：

1、东方的居处在一定程度上涉及到个人经验和个人证据。这些经验和证据是否对东方学资料库的形成与巩固有所贡献．取决于它们如何从纯个人的文件转化为在东方学学科中起支配作用的符码。换言之，文本必须发生从个人陈述向权威陈述的转变；欧洲人在东方的居处和经验必须摆脱，或至少是尽量减少，充满热情的纯传记式的描述而转向下面这样一种描述：它可以成为东方学家，特别是后来的东方学家，更深入的科学观察和描述的源泉和基础。因此，至少有一件事情是我们能够预料的：对东方的个人情感将比在马克思那里更明显地向权威的东方学陈述转化。P203

2、东方将由一群科学工作者从勇敢的旅行者和居处者个人性的、有时甚至是经过篡改的经验转变为—种非个人性的权威界定。它将由只有连续性的个体经验转变为一种没有围墙的想像的博物馆。在这一博物馆中，所有那些从遥远异域和诸多不同的东方文化中聚集起来的东西都被归入东方的这一范畴之下。它将由在探险、传教、军事和商业活动中零零星星地搜集起来的一大堆碎片重新转换、重新结构为字典编纂式的、图书馆式的、部门化了的以及文本化了的东方学意义。到19世纪中叶，东方已经变成．正如迪斯累里所言，一种谋生之道，在这里，人们不仅可以重新构造、至新复活东方，而且可以重新构造、重新复活自己。P214

四、朝圣者和朝圣行为，英国和法国

1、东方作为朝圣地

从19世纪的开始到结束——亦即，拿破仑之后——东方一直是一个供人朝觐的圣地，后于现实东方学(如果不总是学术东方学的话)范围的每一主要著作的形式、风格和意图都来自于朝圣(pilgrimage)的观念。位于朝圣这一观念核心的也是恢复性重构(自然的超自然论)这一浪漫主义的观念。

2、朝圣者面临的双重限制

对这些朝圣者而言，东方化了的东方，东方学家的东方，受到了双重的限制。

一个学术化的东方不仅制约着朝圣者的玄思和奇想；先前存在的东西也会在当代旅行者和他的写作之间造成障碍，除非，将东方学著作与以前的资料彻底分开并且将重点放在美学上。

另一方面的限制来自东方学学术研究。他们所进行的朝圣行为都是为了消除先前存在的东方学资料中的朽气。

3、19世纪个体旅行者眼中的东方

英国人：东方就是印度，是英国所占领的一个现实区域。书写东方的实质是在一个政治意识、政治管理政治控制的王国里漫游

法国人：在东方遭逢着急剧的失落感，因为法国对此地没有政治上的控制权。

第三章 东方学的现状

一、隐伏的和显在的东方学

1、 隐伏的东方学：几乎是无意识的确信；或多或少的具有惰性、稳定性、和持续性

显在的东方学：对东方社会、语言文学历史等所做的明确陈述；包含有关东方的知识中所出现的任何变化

有关东方的讨论中，东方是完全缺席的。

2、 20世纪早期东方学将东方呈现于西方面前的两种方式：

（1）借助现代学术及其在众多专业领域、大学、专业研究会、探险组织和地理组织、出版界的具体运行机制所产生的传播力；

（2）在以“古典”东方烟酒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隐伏的东方学教条与旅行家、朝圣者、政治家等人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对在场的现代的显在的东方的描述二者之间所形成的张力所导致的两种类型的东方学的会和。

摘抄

1、东方就与西方社会中的某些特殊因素（罪犯、疯子、女人、穷人）联系在一起 这些因素有一显著的共同特征：与主流社会相比，具有强烈的异质性。东方人很少被观看或凝视；他们不是作为公民甚至不是作为人被审视和分析，而是作为有待解决的问题，有待限定或——当欧洲殖民强力公开觊觎他们的领土时——有待接管的对象。P264

2、东方学自身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男性领域；像现代社会为数众多的专业领域一样，它在考察自身及其对象时戴着性别歧视的有色眼镜。这在旅行家和小说家的作品中尤为明显：女性通常是男性权力幻想的产物。她们代表着无体无止的欲望，她们或多或少是愚蠢的，最重要的是她们甘愿牺牲。P264

3、作为一种已知并且一成不变成没有创造性的存在，东方逐渐被赋予一种消极的永恒性：于是即使当人们在肯定的意义上说到东方时，也使用的是诸如“东方的智慧”这类静态描述性的用语。P265

4、东方总是处于与西方格格不入的局外人以及弱势的西方合作伙伴的双重位置。P265

二、风格，专门知识，想像视野：东方学的现世性

1、风格→白种人/东方学家笔下的东方学作品风格：叙事性描述的段落与重新归纳出来的对叙事有破坏作用的界定性的和评价性段落角交替出现。

2、专门知识→“东方人”这一名称中包含的更具科学性的有效区分：

其中的大多数区分主要建立在语言类型的基础之上，也可从人类学、心理学、生物学和文化学中得到支持，还可以被运用于任何历史事件和政治事件的综合体，以将具体的事件浓缩概括为既先于这些事件又内存于这些事件的一个内核。

摘抄：

1、只有西方人才可以论说东方，正如只有“白种人”才可以命名有色人种或非白色人种一样。P290

2、“白种人“，像东方学家一样，身负对有色人种加以圈定和控制的使命，P291

根据由达尔文本人所认可的一种经过奇怪变形的达尔文主义理论，现代东方人是东方以前所具有的辉煌时代衰变之后所剩下的残迹，人们对东方古代或“古典”文明的感知是通过其衰微而混乱的现代形式实现的。P296

3、这一关于种族、文明和语言之间显著差异的真理是[或被假定为)根本性的，无法消除的。它直达事物的本原．它断定人们无法从起源以及起源所产生的类型中逃离；它设定了人与人之间的现实边界，不同的种族、同家和文明即建立在此边界的基础之上。P297

4、人们要求东方研究专家做的不再只是“理解”：他们必须使东方表演．东方的力量必须被吸纳进“我们”的价值、文明、兴趣和目标之中。关于东方的知识被直接转化为实际的话动，活动的结果是产生了关于东方的新的思潮和行动。但这些东西反过来又要求“白种人”对东进行一种新的控制，不过不是以东方研究专家的身份，而是作为当代历史、东方现实(这—“现实”，由于是他所引发的，因此只有他才能做出恰当的理解)的创造者。东方学家现在已融入到了东方历史之中．与其难解难分，成了东方历史的塑造者，成了东方在西方人眼中的典型符号。P303

5、东方生活的细节仅仅用来进一步确认对象的东方性和观察者的西方性。P316

东方不是简单的奇迹，不是敌人，也不是异域风情的一种；它是具有重要意义和能量的政治现实。P316

三、现代英法东方学的鼎盛

1、东方学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与之后发展的差异：

（1）东方学家用以概括东方的本质和特性的根据不同。（举例：赫格伦涅【欧洲对东方拥有宗主权]】→吉勃【东方文学具有自身特质】）

（2）东方更多的是一个伙伴而不是被支配的对象，原因：1、东方向西方提出更大挑战；2、西方进入人文危机新阶段

2、以马西农和吉勃的例子来说明法国和英国东方学的发展状况

代表英国的吉勃：将“伊斯兰”作为抽象概念来使用，形而上的看待论说伊斯兰

代表法国的马西农：穆斯林文明的捍卫者，重新建构了伊斯兰，并保护它免遭欧洲和自身正统社会的的侵害

四、最近阶段

1、概貌：二战以后，特别是阿以战争以后，阿拉穆斯林已经会成为美国大众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表明了国际力量构成所发生的一个重大变化：法国和英国在政治中不再占据着中心舞台，他们为美国的势力所取代。对伊斯兰和阿拉伯的研究相较于之前有所减少，而日本、印度支那、中国、印度、巴勒斯坦则得到了较多讨论，并产生了持续性的广泛影响。

2、传统的东方学在美国新的语境中所发生的变化：

（1）、大众形象和社会科学表述

1973年阿以战争以后：阿拉伯人的形象由无力易败的漫画式形象转变得显得更具威胁性。

原因：石油短缺是内在根源，反犹主义的目标由犹太人转向了阿拉伯人

以伯格为例说明：A学界对伊斯兰东方的态度，B学术视角如何支持着大众文化对东方的漫画式变现；C东方学从语言学为基础的学科转变为社会科学的一个专业

（2）、文化关系政策

东方研究的框架不仅是学术性的，更是政治性的。美国从社会科学角度出发关注东方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将文学完全排除在外，东方被非人化了。美国的“文化关系政策”影响着中东地区的研究。

当前的阿拉伯和伊斯兰研究之中，仍然存在着东方学信条。

1理性、发达、人道、高级的西方，与离经叛道、不发达、低级的东方之间的绝对的、系统的差异。

2对东方的抽象概括，特别是那些以代表着“古典”东方文明的文本为基础的概括，总是比来自现代东方社会的直接经验更有效。

3东方永恒如一，始终不变，没有能力界定自己。一套从西方的角度描述东方的高度概括和系统的词汇必不可少甚至有着科学的“客观性”。

4东方要么给西方带来威胁（黄祸，蒙古游民，棕色危险），要么是为西方所控制（绥靖，研究和开发，可能时直接占领）。

（3）、一切归结到伊斯兰

（4）、东方人东方人东方人

东方学已经成功汇入了新的帝国主义之中，今天的阿拉伯世界已经成为了美国学术、政治、文化的附属物。近东当代文化有受欧美模式主导的明显趋势，现代东方参与了其自身的东方化，如阿拉伯人以好莱坞制造的“阿拉伯人”形象为标准看待自己。

东方学这类思想体系、权力话语、意识形态虚构是人为制造的枷锁，它易于被制造并被保护，这值得我们所警惕。

一点感想：东方主义与消费主义

我认为，现代社会中的东方主义除去其政治意味，或许还沾染了些许资本的气息。“东方主义”也是一种符号价值。

电影、电视片或书籍、报刊，就其载体而言，是大众传播媒介；就其内容而言，是文化产品。“东方主义”的陈词滥调通过电影、电视片或书籍、报刊传达给大众，这一过程中，具有两项成果：1、传播意义达成；2、文化消费完成。大众对这个被东方主义描述的地域形成了幻想，之后，一部分具有更高消费能力的人会产生去当地旅游体验的念头，但当他们到达此地时，便会发现这里与想象大不相同，现代化早已将他们脑海中的幻象打破，这便是萨义德在《东方学》中提到的“文本与现实的危机”，但他们在这一系列过程中产生的消费行为确实真切存在的。为了弥补这些失望的游客，资本主义谋划的民俗体验项目使得这些早已废止的民俗活动“复活”，当消费者被这些披着金钱目的的“东方主义”民俗活动所迷恋时，东方主义的符号意义正在发挥其价值，购买旅游周边产品则成为了下一步消费行为。马尔库塞认为，资本主义永远不会让人的欲望链条终结。当这些周边产品跟随主人回到都市，它身上所携带的“东方主义”元素的火光再次在那些城里人的眼中被点亮，这时则可以进行下一轮循环，这一链条不会停止运转，随着经济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将会卷入这一被资本主义巧妙操控的机制，成为“东方主义”的消费者。长此以往，这个运转着的机制将渐渐成为一条成熟的产业链，以攫取最大财富为目的，不断为大众制造新的欲望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