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的知识分子》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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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的城市知识分子感觉自己与其他城市居民相似，像是一个手工工匠和专业人士。他们的职能就是研究与讲授自由技艺。但什么是技艺？它不是科学，而是技术。拉丁文ars，就是希腊文中的“τέχνη”，是指教师的专长，就像木匠或者铁匠的专长一样。继圣维克多的于格之后，在接下来的这个世纪，圣托马斯将从这一看法中得出所有的结论。技艺，是任何理性而又合理的精神运动，用于制造物质工具和思想工具；它是一种理性的制造技术。（Ars est recta ratio factibilium.）因此，知识分子是工匠；[正如维克多的于格在《阅读的艺术》一书中所说，]在所有的学科中，[自由技艺]被称作技艺，是因为它们不仅涉及知识，而且涉及直接源于理性的创造，例如造句的功能（语法），三段论（辩证法），话语（修辞），数字（算术），测量（几何学），旋律（音乐），天体运行轨迹的计算（天文学）。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脑力劳动者和城市工地(100) -
经院哲学把理性的法则同模仿的法则结合在一起，把科学的论证同权威的指示结合在一起。更重要的是，这是13世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进步，神学借助于理性，成为一门科学。经院哲学家们详细阐述了《圣经》中未言明的劝告，鼓励信徒赋予信仰以理性（raison）：“要始终作好准备，回答向你提问的每个人，给出你心中信仰和期盼的理由（raison）。”（《新约・彼得前书》3：15）他们响应了圣保罗的号召，对于圣保罗来说，信仰就是“未见之事的确证”（《新约·希伯来书》11：1）。在最早提出该问题的奥弗涅的威廉之后，直至对神学知识作出最可靠阐述的圣托马斯，经院哲学家们都会求助于神学的理性，被信仰照耀的理性（ratio fide illustrata）。当圣托马斯提出“上帝的恩典不会让自然消失，而是要使它变得完美”（gratia non tollit naturam sed per ficit）这一理论时，圣安瑟姆寓意深刻的名言“信仰寻求理解”（fides quoerens intellectus）就能得到解释。 没有什么学说比经院哲学更显得蒙昧主义了，对于经院哲学来说，理性是在理解的基础上完成的，正如闪电在光芒中变得完美。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理性：作为科学的神学(139) -
伊拉斯谟学说的信奉者和法布里斯主义者（fabristes）反对中世纪粗俗、不规范的语言表达，经院哲学家约翰·迈尔被他们的冷嘲热讽所激怒，于是进行了同样的反驳：科学不需要漂亮的语言。 经院哲学的拉丁语无疑会走向死亡，它只能用来表达一门本身已经僵化的学科。未来属于通俗语言，这些语言将赢得一席之地，人文主义者在这方面会助其一臂之力。而人文主义的拉丁语最终使拉丁语成为一门死语言。它使科学失去了除数字与公式之外唯一的国际语言。人文主义使拉丁语成为精英的过时财富。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围绕亚里士多德：重返优美的语言(250) -
人文主义者就这样放弃了知识分子的一个主要任务，那就是与大众保持联系，把他们的知识同教学结合在一起。从长远来看，文艺复兴必定会给人文学科带来累累硕果，而这一切都来自人文主义者那骄傲而孤独的工作。它所产生的知识、思想和杰作将会给人类后来的进步提供养料，但文艺复兴首先是一次自省（repliement），一种后退（recul）。在把书写文化推广到世界各地之前，印刷术最初可能会限制思想的传播。那些识字的人是一小部分受到优待的精英，他们内心是满足的。其他人不再依赖经院哲学的只言片语，而这些都是中世纪大学培养的传道者和艺学院教师讲给他们听的。可能需要等到反宗教改革时期，才会出现一门技艺（art），以一种或许有争议的形式让民众参与到文化生活中去，而这种形式带有说教和布道的目的。 最让人惊叹的莫过于工作中的中世纪知识分子与人文主义者在画作中所呈现出来的反差。 一幅画中是一位正在授课的教授，身边簇拥着一群学生，周围的长凳上，挤挤挨挨坐满了听众。另一幅画中是一个孤独的学者，在安静的书房里，在敞亮、豪华的屋子中间无拘无束，任自己的思想自由驰骋。这一边是学校的喧闹，教室的灰尘，对共同工作环境的漠不关心； 那一边，一切都显得整洁与优美， 奢华、平静与满足。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知识与教学之间的脱节(260) -
作为新的社会学上的类型，‘知识分子’的诞生必须以城市的劳动分工为前提，就像大学必须以一个公共的文化空间为前提。在这个空间里，这些新的‘知识殿堂’能够产生、发展和自由地交流。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序言(1) -
作为学者、教师和职业思想家，知识分子也可以由某些心理特征来定义。由于某种有可能固化并变成习惯、怪癖的天性，这些心理特征会扭曲人的精神。作为爱争辩的人，知识分子有可能变得强词夺理。作为科学家，他们要“为伊消得人憔悴”。作为批评家，他们难道没有破坏原则、一味地去诋毁别人吗？在当今世界，将知识分子变成替罪羊，这样的诽谤者并不少见。中世纪即便嘲笑过思想僵化的经院哲学家，也并非如此不公正。它没有把耶路撒冷的陷落归咎于大学成员，也没有怪罪巴黎大学的师生导致阿金库尔战役的失败巴。在理性 的背后，它知道要看到对正义的热爱；在科学背后，看到对真理的渴求；在批判的背后，看到对进步的追求。几个世纪以前，但丁就对知识分子的敌人做出了回答：他把13世纪最伟大的三位知识界人物——圣托马斯、圣波纳文图拉和布拉邦的西格尔一置于天堂，在那里让他们实现和解。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导论(1) -
“你不可能”，她对他说，“把注意力同时放在你的妻子和哲学上。如何协调上课与做家务、书桌与摇篮、书本与纺纱杆、笔与纺锤之间的关系？一个必须沉浸于神学或者哲学思考的人，如何忍受婴儿的啼哭、奶妈的摇篮曲，男女仆役的大声喧哗？又怎能容忍小孩子总是弄得到处都一团糟？富人可以，因为他们有豪华的住宅或者足够大的房子，能够独处而不受于扰，富有让他们不知钱为何物，每天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但知识分子（哲学家）没有这样的生活条件，那些关心金假和物质的人，是无法投身于他们的神学或者哲学事业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2世纪的女性与婚姻(64) -
我们这一代人有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缺点，那就是拒绝接受一切似乎是来自今人的东西。因此，每当我产生个人独特的想法时，如果我想公开，我就要把它归到别人的名下，然后声明：“这是某某人说的，不是我。”而为了让人们彻底相信我，我把自己所有的观点都说成是：“这是某某人的看法，不是我的。”为了避免下面这样一种麻烦，即认为我这个无知无识的人也有自已的想法，我会让人们以为这些想法都源自我对阿拉伯文化的研究。倘若我说的话让一些思想落伍的人不高兴，我不希望他们是因我而不高兴。我很清楚，真正的学者在民众中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因此，我不是为自己的事业辩护，而是在为阿拉伯人辩护。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沙特尔的人文主义(87) -
在巴黎，1229年学生和王家警察之间发生流血冲突事件之后，大学最终获得了自治。在一场争斗中，有若干学生被国王的士兵打死。巴黎大学的大部分人员进行了罢工，并撤往奥尔良。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巴黎大学几乎不再开设任何课程。直到1231年，圣路易卡斯蒂利亚的布朗什(Blanch de Castile)才郑重地承认大学的独立地位，恢复和扩大了腓力二世在1200年就已经承认的大学特权。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反对世俗势力(109) -
这些章程对集体节日和娱乐做出了规定，同时也对它们进行了限制。伴随考试而来的是礼物、欢庆和宴会，费用由新获得学位的人承担，从而强化了群体在精神上团结一致、接纳新成员进入其怀抱的意识。就像那些纵酒作乐的聚会，早期行会的会饮(potaciones)，这些庆祝活动作为一种仪式，能让行会意识到其内在的团结。一帮知识分子在这些娱乐活动中展现自我，各个国家不时还会带来一些传统特色、如意大利的舞会，西班牙的斗牛。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道德氛围与宗教氛围(126) -
这就是教士们必备的工具：书籍，一个托书架，一盏晚上用的油灯和烛台，一顶灯笼，一个漏斗形墨水瓶，一支羽毛笔，一个垂球，一把直尺，一张桌子，一把戒尺，一把讲椅，一块黑板，配有刮字刀和粉笔的浮石。托书架（pulpitum）在法语中叫斜面经桌（letrum）；需要注意的是，托书架配有带刻度的槽口，可以将其升高到人们阅读时所需的高度，因为书是放在斜面经桌上的。羊皮纸生产者制造羊皮纸时使用的铁质工具叫刮字刀（plana）。 人们甚至还发现了其他工具，虽然不是所有教士都在使用，但它们是其辅助人员比如抄写员所使用的工具：尤其是，人们可以通过羊皮纸上的空白和划线轮找到抄本结束的地方。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工具(131) -
经院哲学要依赖文本。它是建基于权威之上的方法，依靠的是此前的文明做出的两大贡献：基督教和古代思想。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古代思想通过阿拉伯人得到了丰富与充实。它是机遇的产物，复兴的结果。它消化吸收了西方过去的文明。圣经、教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阿拉伯人，这些都是知识的来源，创作的材料。在这里，危险是重复，是鹦鹉学舌，是亦步亦趋的模仿。历史与思想的进步是必然的，也是不可阻挡的，经院哲学家们从12世纪的知识分子那里继承了这种敏锐感觉，他们运用这些材料来构思他们的作品。他们在地基上增加了新的楼层，独特的建筑物。他们与沙特尔的贝尔纳一脉相承，为了看得更远，爬到了古人的肩上。图尔奈的吉尔贝说：“如果我们满足于已经被人发现的一切，我们将永远找不到真理…对于我们来说，那些在我们之前写作的人不是主子，而是向导。真理向所有人开放，它还没有被完全占有。”与“一切都已经被人说过了，我们来得太迟，”这样的悲观论调相比，知识分子高昂的乐观主义令人赞叹。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权威(138) -
而斗争以新的形式表明，大学精神与修道士的理想完全背道而驰，托钵修士复兴了后者，使之重新焕发生机，但也走向了极端。 贫穷问题的确是一个将二者区别开来的核心问题。守贫源于那种拒绝尘世生活、对人和自然持悲观态度的禁欲主义。因此，它与大多数大学成员的人文主义和自然主义的乐观精神相矛盾。但最主要的是，守贫必然会导致多明我会和方济各会的修士们行乞。对此，知识分子绝对是持反对态度的。对他们来说，人类只能靠自己的劳动为生。在这一点上，他们表达了该时期所有劳动者的态度，不管人们曾对此说过什么，大多数人都因为修士行乞而对新的修会抱有敌意。圣多明我和啊西西的圣方济各的主张被人淡忘了。我们很难让人把一种几近悲惨的状况当作是理想，因为所有辛苦劳作的人都在试图摆脱它。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修道士与在俗教士之间的争论(153) -
经院哲学不懂得给手工劳动留出位置，这是最大的缺陷，因为它把知识分子的特殊劳动单列出来，就是要从根子上破坏大学的地位，同时把知识分子同其他的劳动者区分开来，而在城市的建设中，他们实际上是休戚与共的。 知识分子的职业是一份思想大胆、拥有强烈好奇心的职业，即使它必须懂得自我克制、把握分寸，在从古人那里吸取中庸精神一贺拉斯的中庸黄金律（aurea mediocritas）来源于古希腊人的“勿过度”一时也还是一无所得。而这种中道just milieu）精神，是庸俗化和缺少远见的标志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经院哲学的矛盾：模仿古人的危险(164) -
虔诚的愿望，掩盖着可怕的乌托邦思想。人们也应该对知识分子说：鞋匠，不要对鞋子以外的东西说三道四（sutor，ne supra）……即使科学最终为政治服务这一做法是正当的，学者作为政治家大多也没有什么好下场。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理性与实践之间的关系(182) -
不过，这种人员的更换，部分地被招聘时的世袭倾向所终止。早在13世纪，著名的法学家阿库尔修就向上面请求，博士的儿子在博洛尼亚有优先继承空缺教席的权利。公社在1295、1299和1304年表示反对，但皆是徒劳。当1397年法学家协会的新章程规定，每年只授予一位博洛尼亚公民博士学位时，博士们的儿子、兄弟和侄子是不受此规定限制的。他们因此反而有更多的位置。在帕多瓦，任何博士，只要其父系祖上是博士，即使世系中有人不是博士，也可以免费加入法学家协会。这一规定于1394年颁布。1409年则明文规定，博士的儿子可以免费参加各种考试。这种大学寡头政治的形成，导致知识分子的水平大大下降，同时赋予大学界一个贵族阶层最基本的特征：世袭。大学成员由此成为特权阶级（caste）。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通向世袭贵族之路(192) -
1-2:在圣托马斯阿奎那和西格尔的时代，亚里士多德才是本来意义上的哲学家。不过在中世纪，哲学家是信基督教的，他表达的是12至15世纪学校的那种理想：基督教人文主义。但对我们来说，人文主义者是属于15-16世纪的文艺复兴的另一种学者类型，他们同中世纪的知识分子正好是相对立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 引言
作者: [法] 雅克·勒戈夫
isbn: 7100018463
书名: 中世纪的知识分子
页数: 217
译者: 张弘
定价: 10.10元
出版社: 商务印书馆
出版年: 1996-12
装帧: 平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