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新年》：“新年拜岁换新衣，白袜花鞋样样齐。小辫朝天红线扎，分明一只小荸荠。”“拜岁”（拜年）是我国古老的风俗，大概在南北朝时就有了，而越地拜岁与别处又有不同，据鲁迅堂叔周冠五对绍兴民俗的记载：“先向天地神祃行过礼，次财神，次张神，再次灶神，最后拜祖宗的悬像，依次拜毕，家庭间自长辈起由大而小地分别拜岁。”周作人此诗通过儿童向长辈跪拜贺新年时的情景及独特发式写出了儿童的天真可爱，“小辫朝天”发式，北方称“朝天杆”，绍兴称“小荸荠”，取江南水乡名物比拟，似更形象有趣。
《新年二》是关于“压岁钱”的：“昨夜新收压岁钱，板方一百枕头边。大街玩具商量买，先要金鱼三脚蟾。”金鱼、三脚蟾是用火漆做成的玩具，后者是一种传说中的动物。鲁迅在散文《阿长与<山海经>》中也写到少时拿到压岁钱的情景和憧憬。
《新年三》诗如下：“下乡作客拜新年，半日猴儿着小冠。待得归舟双桨动，打开帽盒吃桃缠。”周作人《拜年看游记》可为“猴儿着小冠”作注解：“小时候往亲戚家拜年……照例要戴胡人的红缨帽，装在皮帽盒里。”“胡人的红缨帽”指的是清朝时流行的带红缨的礼帽，即诗中的“小冠”，“猴儿”则是对顽皮好动的小孩的谑称，此诗句可想象小孩端坐的窘态，令人联想到“沐猴而冠”。诗中所言“帽盒”是一种点心盒，“桃缠”是核桃缠的简称，为当地的一种点心，其他如松仁缠等。
《上元》诗曰：“上元设供蜡高烧，堂屋光明胜早朝。买得鸡灯无用处，厨房去看煮元宵。”农历正月十五为上元，通称元宵节，以赏灯观灯吃元宵为主题。所谓“鸡灯”，以竹篾扎成，外糊彩纸，中置蜡烛，酷似鸡的形状。绍兴的上元灯火自古有名，宋朝《嘉泰会稽志》就有记载，《陶庵梦忆》中对“为海内所夸”的绍兴灯景和放灯盛事亦有极尽渲染之描绘。
甲之六《上学》诗：“龙灯蟹鹞去迢迢，关进书房耐寂寥。盼到清明三月节，上坟船里看姣姣。”作者诗后注曰：“儿童歌云：正月灯，二月鹞，三月上坟船里看姣姣。”此诗写出小孩对清明节去郊外上坟，自由亲近大自然的期盼，它其实和下面的三首《扫墓》是一个主题。周作人在《上坟船》《山头的花木》《看姣姣的来源》等文中一再写到绍兴上坟习俗和这首儿歌。
诗《扫墓一》：“扫墓归来日未迟，南门门外雨如丝。烧鹅吃过闲无事，绕遍坟头数百狮。”此诗写坐船去城外扫墓归来，中途停泊吃上坟酒的情形，这是绍兴水乡独特的风俗。《扫墓二》歌咏牛郎花、草紫（即紫云英）、映山红（即杜鹃花）这三种野花，诗末句“船头满载映山红”是“上坟船”的证据。周作人《故乡的野菜》中也写到当地扫墓习俗：“浙东扫墓用鼓吹，所以少年常随了乐音去看‘上坟船里的姣姣’；没有钱的人家虽没有鼓吹，但是船头上篷窗下总露出些紫云英和杜鹃的花束，这也就是上坟船的确实的证据了。”《扫墓三》诗中提到绍兴当地一种代步的交通工具“兜子轿”。
《立夏》诗如下：“新装扛秤好秤人，却喜今年重几斤。吃过一株健脚笋，更加蹦跳有精神。”周作人注曰：“立夏日秤人，以防蛀夏。是日以淡笋纳柴火中烧熟，去壳食尽一株，名曰健脚笋。”而“蛀夏”一说，概因酷暑炎热，胃口不佳，身体不健，精神不旺，如树木之为虫蛀，通常有“苦夏”的说法，但“蛀夏”更形象。吃“健脚笋”来“防蛀夏”，大略是绍兴人对身体安康的美好祈愿吧。
《端午》诗曰：“端午须当吃五黄，枇杷石首得新尝。黄瓜好配黄梅子，更有雄黄烧酒香。”这首诗专咏绍兴端午吃食，“端午须当吃五黄”是绍兴人的风俗，“五黄”指五种名字或颜色带黄的食品，从诗中看是枇杷、石首（即黄鱼、黄花鱼）、黄瓜、黄梅、雄黄酒。周冠五记忆中的“五黄”，则由黄鳝取代枇杷。《端午二》：“蒲剑艾旗忙半日，分来香袋与香球。雄黄额上书王字，喜听人称老虎头。”周冠五《绍兴的风俗习尚》关于端午习俗记载较详，节录以作注解：“用雄黄在每个小孩头上写一‘王’字，并涂耳孔，门窗、床铺遍插艾叶、菖蒲，用苍术、白芷等药物做气味浓厚的蚊烟堆，门上贴张天师和道士送来的符，另外还在黄纸上用雄黄写‘姜太公神位在此诸邪回避’。”小孩额头写上“王”字象征“老虎头”，寓意威猛无比，并用以辟邪。
《中元》诗如下：“中元鬼节款精灵，莲叶莲华幻作灯。明日虽扔今日点，满街望去碧澄澄。”农历七月十五中元节，为民间祭祀先人的节日，周作人《丁亥暑中杂诗》中的一首五言古诗也题作《中元》，细腻描绘了“款精灵”和点“莲花灯”的情景。
甲编最后一首诗《中秋》：“红烛高香供月华，如盘月饼配南瓜。虽然惯吃红绫饼，却爱神前素夹沙。”“素夹沙”即是素油制作的豆沙月饼。周作人文章《中秋的月亮》描述拜月风俗及传说较详。绍兴中秋拜月，女拜男不拜。
此卷《儿童生活诗》的内容，以节日为节点“歌咏岁时一段落”，如新年、上元、清明、端午、立夏、中秋等；或描写“年中行事”如上学、扫墓、驱蚊、捉蟋蟀等，取材于作者儿时在绍兴的生活记忆，其情可感，正是：“语及旧风俗，情意多能喻。怀念乡村人，东望徒延伫。”
《儿童杂事诗》甲编《儿童生活诗》有数首是关于名物的，如：麻花粥、茯苓糕、虾壳笋头汤、乌皮香瓜、蒲瓜、呃杀瓜、驼背白（一种四角菱）。丙编写名物甚多，有6首写果饵，如糕团、夜糖、石花等，2首写玩具，5首写虫鸟，3首写花纸（年画）。还有3首写故事，3首写歌谣，兹不赘述。
周作人《儿童生活诗》里所歌咏的民间风俗距今已百余年，有的已消逝无踪，有的发生变化，有的依然流行着，当然，有的风俗也不仅限于“越地”，但它们无疑在民俗史和文化史意义上是有价值的资料。周作人1950年发表的文章《儿童诗与补遗》（手稿题为《儿童杂事诗代跋》）末尾写道：“文化建设的高潮中，民俗学自然也占一个地位，这种资料都是必要的而且有价值的。”
但是，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的价值不仅是提供了民俗学的材料，它的独特价值在于是以诗的形式写风俗，是一种“风土诗”。诚如上文周作人在“甲编附记”中说：“儿童生活诗，实亦即是竹枝词。”他为何有这种说法?他在竹枝词的搜集、整理、编辑、研究上花过大力气，曾编辑一部竹枝词集，可惜没有出版，关于编辑动机，他说：“散文的地理杂记太多了，暂且从缓，今先从韵文部分下手，将竹枝词等分类编订成册，所记是风土，而又是诗，或者以此二重原因，可以多得读者，但此亦未可必，姑以是为编者之一向情愿的希望可也。”他写的序文性质的《关于竹枝词》其实可当作这方面的论文来看。他认为竹枝词古已有之，唐朝诗人刘禹锡拟巴蜀俗歌作竹枝词11首，收在诗集乐府类内，才广为人知。“七言四句，歌咏风俗人情，稍涉俳调者，乃是竹枝正宗。”后来引申开来，题材渐广，宋元明历代诗人均有歌咏，清初朱彝尊的《鸳鸯湖棹歌》开始使竹枝词盛行于世，此后作者甚多，有谭舟石、陆和仲、张芑堂、纪晓岚、蔡铁耕、厉惕斋、黄公度等。他们这一类的诗集，“其性质则专咏古迹名胜，风俗方物，或年中行事，亦或有歌咏岁时之一段落如新年，社会之一方面如市肆或乐户情事者，但总而言之可合称之为风土诗，其以诗为乘，以史地民俗的资料为载，则固无不同”。周作人此文将竹枝词的历史流变、诗体性质和文化历史价值提纲挈领地概括出来。清人李于潢的两卷《汴宋竹枝词》录诗百首，周作人在评该诗集的文章中写道：“竹枝词以志民俗风物，又事属汴京，作者对于风土之变不能无深恫。”他还编订了《北京竹枝词集》，其文《北京的风俗诗》大概是该集子的序文，不过换一个角度从它的诗体风格、艺术特色方面立论，谈竹枝词的艺术性。他认为，风俗诗须“加点滑稽味，即漫画法是也……须得有诙谐的风趣贯串其中，这才辛辣而仍有点蜜味”。其《儿童杂事诗》庶几近之。
由此看来，周作人将《儿童杂事诗》看作是竹枝词，是有明确的、自觉的诗体意识的，他赓续了中国源远流长的竹枝词传统。不仅如此，他还借鉴英国诗人利亚（Lear）的诙谐诗和日本一种特有的兼具讽刺和风俗的十七字短诗体“川柳”，写出“别有一种味道”的《儿童杂事诗》。他的《儿童杂事诗》蕴涵博大的人情、浓郁的乡情以及对儿童深情的爱意，充满谐趣、童趣、意趣，是一种谐诗的风格，妙语天成，生意盎然，有如天籁，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
无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还是民俗学史上，能写出既具有不俗的民俗学价值又具有很高的艺术价值的现代竹枝词（风俗诗）的，恐怕很难找到第二人吧。周作人《儿童杂事诗》的价值就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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