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娜·阿伦特：历史、政治与公民身份

“我们觉得，一种完全公开、在他人面前呈现的生活将会变得肤浅。虽然它保持了可见性，但却失去了从幽深的地方浮现出来的品质，而如果这种品质不想失去其真正的、非主观的深度，就必须处于隐秘状态。”

阿伦特强调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区分，但她更将个人的看作是政治的，

把个人的看做是政治的，同样重要地，把政治的看作是个人的之构成要素，就是承认与他人的联系及团结。

卡尔·雅斯贝尔斯试图在一个明显敌意的世界里表达并捍卫普遍人性与世界公民的思想，在阿伦特看来，他就是真正政治地哲学家的榜样。他致力于这样一种设想，即“哲学与政治关心每一个人”，哲学是公共领域的基本要素，这种公共领域“远远超过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生活”。这位康德的继承人体现的是康德的“扩展的精神能力”。……雅斯贝尔斯的思想是现世的、空间的，因为它“永远与世界及其中的人们相关……这种思想始终‘与他人的思想紧密相连’，它必然是政治的，即使所思考的对象根本不是政治的。” 哲学是公共的，是每个人的事，因为它的本质是交流。

思考在海德格尔的著作和生命中是“纯粹的活动”，……海德格尔理解思考过程的方式也是与那些赋予思考以真正性、真正的政治性因此责任感的品质相背离的。

要正确地面对哲学与政治、理论与实践的复杂关系，政治理论必须处理的不仅是政治思考（political thinking）的性质问题，它还必须问这样一个问题：什么是政治地思考（to think politically）？

这个问题是阿伦特批判柏拉图以来西方哲学传统的核心问题。传统哲学将思考看作是孤独的，哲学家孤独地进行思考，退出他所在的世界，与大众相隔离，哲学就此与政治分道扬镳。但是，这种传统忽视了人的多样性（复多性）。在复多的世界中的思考是政治的思考，“思考虽然必定是一种孤独的活动，但它却既是政治的又是道德的活动。就是我们从世界、从与他人的联系中退出的时候，世界依然近在咫尺。”阿伦特在康德那里找到“判断”和“理解”，作为政治地思考的内在机理。她“认为判断无疑是我们的精神能力中最为政治的”，判断力被认为是一种康德所谓的“扩展的精神能力”。这种扩展是把自己的判断与他人可能的判断进行比较而获得的，它来自对共同处境的参与，一种“共通感”（common sense，共识？）。

尽管阿伦特对革命抱持着悲观的态度，但任何革命“归根结底都引出了真正公共领域的要素，尽管这些要素最终没有彻底毁坏却也变得非常空洞。也许正如哈贝马斯所说，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阿伦特那相互作用的、较流行的权力观与那种认为我们的经济关系能够顺从自觉的自由精神指引的观点有着共同的基础。”

惟有诗人，这个记忆与回想的守护者，能够保护那岌岌可危、无法弥补的财富：自由精神。

情况也许是这样，思考与行动、哲学与政治归根结底有着某种深刻的一致性，不管它们之间在历史上存在何种恩恩怨怨。

在阿伦特看来，所有的革命都是失败的，所有的革命都未能建立真正自由的公共领域。即使革命点燃了自由的星星之火，但最终都屈从于社会问题的影响，走向必然性的深渊。阿伦特批判资本主义代议制民主用代表的自由替代了人民的自由，她所推崇的人民委员会制度看起来无论如何都像一个乌托邦，她试图用“自我选择”而非“投票选举”的政治精英取代所谓的民主精英，所有的人都可以选择成为这样的精英，他们也有不参与的自由，离开政治的自由，从而，作出选择的人是真正关心公共自由与幸福的人。

不过，精英统治大众说完全符合现代社会的实际，因为在现代社会，私人领域已然侵犯了公共领域。阿伦特似乎默认这样一个事实，即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我们的政治范畴以及它们所影响并加以阐明的实践会继续受到社会胜利的影响。没有比革命未能找到它合适的制度更能说明问题的了。那种独特的旨在建立自由的现代运动最后一给必然性助纣为虐而告终。 因此阿伦特的革命研究是以一抹悲哀、忧郁的色调结束的。创新的精神似乎在不断增长的无世界性的冲击下熄灭了。在阿伦特看来，走出现代困境的希望极其渺茫，惟有希冀在迄今尚无法预知的情况下还有一些人渴望感受不朽，渴望惟有公共领域才能赋予的卓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