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乐的困惑

卜正民《纵乐的困惑：明代的商业与文化》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4.1

第一章 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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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明更替之际的士绅阶层的延续性与其他王朝嬗变时期相比，看起来要小得多。

第二章 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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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朝的第一个世纪里，很少地方志能够幸存是因为真正被刊印出来的不多。但是，大约自1500年以后，这些地方志开始大量留存。很多地方志充满了仇商的倾向，因为这些方志的编纂者，大部分是不能从科举考试的低层向上爬升的失意的道德主义者，致力使他们的人民依循传统儒家的端正品行和良好风尚的观念。在急于使该地方看似完美高尚的冲动下，他们贬低和淡化商人对本地社会的贡献。

第三章 夏

189

朝廷和地方官员都曾禁过书，但仅是偶然为之，并未形成制度。最有名的一次禁书活动是对李贽（1527-1602）著作的查禁。李贽强烈抨击儒家思想，他的知名度部分地是由于他使自己的著作广泛流传和被广泛阅读的能力。就连他与知名论敌间的往来信件，一旦攒够了一定数量可以出版，他都拿去刻印。张问达，那个对李贽提出弹劾并最终使他在北京的牢房里自杀的给事中，与其说他对李贽的思想本身感兴趣，还不如说他是对李贽的思想何以那么轻而易举地在年青一代的地方精英人物中流传更感兴趣。在他看来，正确地说，一个人怎么想是他自己的事情，但一旦这种思想传播并影响其他人的时候，它们就有了政治意义，政府就得加以干涉了。李贽为自己的著作所起的书名，像《焚书》《藏书》，说明他已预见到了自己著作的未来命运。但明朝政府发现要紧李贽的书着实不易。正如一位四川省的御史在1625年向皇帝奏报的那样：尽管多年前那里的地方官就收到了朝廷宣布李贽的著作为异端的通缉令，烧毁了搜剿到手的所有的李贽的著作，并禁止书肆出售，但“通行禁止，而士大夫多善其书，往往收藏，至今未灭”。（《日知录》卷十八）商业性刻印书籍使禁书成为不可能，读者是很难被说服不读这些书的。

208-209

明代后期发生的两件事改变了书信往来的内容和形式。一是名人将他们的书信出版，作为交流新的思想观点的手段；二是商业性邮政服务的出现。

那些信件究竟是怎样传递的，对此我们现在的人知之甚少。有时是由仆人递送的，但是远距离的人工递送毕竟不是那么实际可行。通常远距离的书信都是委托去那个方向的旅行者捎送，当然最好是亲友，而不是专门派信使去送。也可以花一定的费用把信交给来往的商人、执行公务的衙役、驿卒或是官府信差帮着带送。按规定官府信差和驿卒是不允许携带私人信件的，但正像大运河上的官役船工不可避免地在小规模的船货中夹带私人物品一样，官府的驿传服务制度也同样便利了私人信件的投递。

213

直到17世纪60年代，从北京发送私人邮件的第一家商业机构首次取得了专业性称谓，这就是“报坊”，一个新闻发行机构。伴之而生的肯定有商业性新闻出版和商业性书信投递，因为这个报坊不仅要编辑新闻报纸，而且还要把这些报纸运送到各省城售卖。将信件的投递和新闻的定期发送合二为一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在这以后不久的17世纪，专门处理邮件的“票号”出现了。（《尺牍新语广编》）在这以前商业性邮政服务或许早就有了，但都还是作为其他商业性服务的附庸出现的。

230

弗兰西斯科·布雷（Francesca Bray）提出，在明代后期纺织生产中开始了缓慢的排挤妇女到次要位置的过程，男子取代了她们原来的位置。在丝织业中，男子承担了织丝成布的工作，而将报酬低得多的其他生产工序（如缫丝）留给妇女。宋应星在《天工开物》里也反映了这一趋势，他让绘图者画成妇女照料丝蚕和操作纺纶，而在织机后面画的都是男子。农村的妇女们仍在织棉布，但是在城市里从事踹（布）、染（布）等价值增高的生产工序的都是男子。布雷（Bray）认为，到了清朝末年，妇女控制的唯一一个绵织业生产领域就是家用土布的生产——这就意味着她们不能再像明代后期那样获取货币收入了。起初将妇女带入农村家庭纺织工业中的货币经济的发展，最终推动了她们的劳动的边际化（除非在纺织品价格高涨时才有利润，才会被加以利用——译注），使她们在生产中的地位降低。（Bray, “Le Travail Feminin dans ia china imperiale”）

232

做娼妓的妇女通常都是被她们的父亲或丈夫卖到青楼里的，只有解除卖身契约才能获得人身自由。拥有这些卖身契和青楼的无一例外地都是男人。卖淫或许是女子的一种谋生之道，但作为经济机会则主要属于男人。以勉强维持温饱的便宜价格雇佣女性是经营型男性进入商业经济的途径之一。

251-252

时尚的确定并不是一个公开的过程。它总是被那些既定的精英人物所裁断。时尚的标准不是由那些从底层爬上来的企求者决定的，而是由那些已经达到既定水平、需要保护既得的精英地位的人们决定的。他们划出时尚与普通的界限，将大多数企图挤进上流社会的追寻者都拒之门外；不然的话，他们的上流社会地位就会变得不值钱，他们的足以象征其优越地位的资本就会失去价值。这种排拒大多数的办法并不是没有遇到来自下层的反抗。商业圈中的精英人物力图将他们自己的时尚强加于社会，力图铲除由他人制定的，他们无法企及的那些标准。这样，那些处于社会上层的时尚的制定者和下层的追随者之间就会发生无休止的冲突。……时尚设计者必须一次又一次使那些大众消费者明白，他所穿戴或收藏的东西是错误的，或是穿戴或收藏的方法不对，否则就会缺乏时尚创新的生命力。

256

明朝末年，士绅同时扮演了这种时尚变化的代言人和反对者的双重角色。当每个人都开始追逐原本应属于士绅阶层的东西时，这些士绅试图以不断修改审美规则来维护他们优越于后来者的特权地位。这种向更新时尚的无休止的追逐有一种否认一切事物既有形式的永久价值的让人麻木的后果，不管是衣服还是鞋子，帽子还是饰品，家具还是食品，抑或是价值还是信仰。

266

在明王朝的最后几十年中，一些士绅在婚姻和姬妾体制之外得到有教养的女子做艺妓。艺妓的出现是那个特定历史阶段文化意韵的表现。它将妓女的纯粹性关系重新塑造成一种文化关系，甚至是志同道合的金兰之交。这种重塑的发生来之于男性的视角——尽管女性或许十分渴望获得艺妓的身份——当男人们追寻当时市场上的浪漫故事中的才子佳人式爱情中的红粉知己，而在现实的包办婚姻和金钱婚姻（嫁妆的转移）中又找不到时，这种重塑就发生了。（Kang-i Sun Chang, The late Ming Poet Ch’en Tzu-lung）从另一个层面上来说，这位男人们提供了一个帮助女子挣脱特定的文化束缚的机会，通过要求艺妓具有男子的文化修养和在书法、绘画、诗歌等纯粹男性士大夫的艺术领域内得到熏陶的方式，使她们高雅化，甚至男性化。男子并不是孤立地做这些事，艺妓的时尚是具备文化修养的女子们打破了文化艺术领域内的性别界限之后才产生的。

267

这种崇尚浪漫爱情的行为在清朝统治的最初十年之后就不多见了，所剩下的只是人们对昔日美景的留恋。描写明朝后期艺妓的文学作品，不管在当时还是现在，都具有将这一小群幸运的女子浪漫化的倾向——当时是因为她们的才气，现在是因为她们挑战传统性别从属地位观念的英勇行为。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说，是那些珍视这种浪漫爱情的男子将这些女子光彩化了，他们想在这里找到寄托，摆脱官场失意的失落感和明末党派倾轧给他们带来的无力回天的感伤。

269-270

在明代后期这种公开性对实现同性恋的社会目的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像购买珍稀的可供展览的手工艺品一样，这种行为将位于精英社会阶梯顶端的真正少数与其他人区分开来。

鸡奸娈童之所以具有区分极少数精英和大多数民众的功能，关键在于它的商业特征。不管有没有别的促使男人对男童感兴趣的原因，也不管男性如何解释他们自己对同性的这种欲望，同性恋既是一种人际关系，同时也是一种商业关系。我们这里的男性同性恋并不是已到结婚年龄的成年男子的个人行为，而是在公共的买卖或租赁市场上上演的契约性社会行为。……男童的价格比女妓要高。……

赋予男性同性恋以社会力量并将男童与青楼女子区分开来的东西严格说来不是金钱。……它是缠绕在中国文化反对“男色”（或更直接地说，就是对男性身体的性欲）的社会和心理压力周围的一种特殊财富。这些压力使得同性恋成为极少数人的一种怪异行为，……（需要）更大的勇气，对旧有的性道德标准的厌恶，对自我修养和忠诚之理念的冷漠态度。（这一论断不是完全准确，因为有些作家以男性间的爱来描绘所谓和谐之爱，将之与男女两性之间的敌对导致的色情场景相对照：McMahon，"Eroticism in Late Ming Early Qing Fiction”）

290-291

士绅社会集团能够在可能致命的王朝嬗变中生存下来，是由于其个体成员培养了在动荡年代取得食品和经济收入所需的技能、态度和与经济的关系。他和那些像他一样的人都知道如何寻找商业机会以求生存。与此同时，他们还尽己所能保存了士绅文化的生命力：依然保持士绅的生活方式，只是乔装成了商人的模样。

引言非常好，值得再读。有空一定敲下来。

南京聚宝门城墙砖下刻着那块砖的生产时间和地点，这些信息只有等到墙拆的那一天才能揭晓，却不知道到那一天真的到来的时候，还有人惦记这件微不足道的事没有。

另外同标记以下页数笔记 P88

p228

p2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