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心得

要知变通、慎引成例、法贵准情

近日偶然读到两篇从政为官心得《学治臆说》和《佐药治言》，作者是清朝的汪辉祖，他早年从小门客做起，凭才干和人品逐渐成为受主人倚重的幕僚，后来中了进士又任州县主官，用现在的话说是一步一个脚印从基层走上来的能吏良吏。汪辉祖思虑周全、经验丰富、为人正直、处事老练，他的书对吃衙门这碗饭的人很有价值，据说民国时这两本小册子官员人手一部。

图片

刑名之学是书中的重点内容，其中有三则谈到判案的尺度：

一是告诫为官者必须深入掌握刑律精义，要知变通，不可拘泥条文。

文曰：幕客佐客，全在明习律例。律之为书，各条具有精蕴。仁至义尽，解悟不易，非就其同异之处，融会贯通，鲜不失之毫厘，去之千里。夫幕客之用律，犹秀才之用四子书也。四子书解误，其害止于考列下等，律文解误其害乃致延及生灵……故神明律意者，在能避律，而不仅在引律。如能引律而已，则悬律一条以比附人罪一刑，胥足矣，何藉幕为。律文一定？不移例，则因时更改，宜将本到通行，随手抄粘。律本以免，引用歧误，仍常看条例以绎意义而达时务。

不看案件具体情况照搬法条、误解律文，必将祸及百姓。

二是提醒为官者对惯例要详细甄别，勿轻引成案。

文曰：成案如成墨，然存其体裁而已。必授以为准，刻舟求剑一鲜有当者。盖同一贼 盗而纠价上盗，事态多殊，同一斗殴而起他下手，情形遇别。推此以例其他，无不 皆然。人情万变，总无合辙之事。小有参差，即大费推敲。求生之道在此，失人之故亦在此，不此之精辨而以成案是援，小则翻供，大则误拟，不可不慎也。办案不可有成心，不可无定见，如案未可信，不厌研审，是谓无成心。案既可信，始定发书，是谓有定见，是书之谓，以笔代词也。既日代词，则无甚去取删改，可知情状既明，自有一律一例适当其罪。何必取成案，而依样葫芦耶？苟必成案是循，不免将就。增减毫厘，千里误事匪轻。

事物是发展变化的，没有两枚相同的鸡蛋，人不会跨进相同的河流，司法中更是如此，有的案子看似相同，实则迥异，过去这么判可以，不代表眼下这么判就没问题。不注意着点就会犯刻舟求剑的毛病，或纵容罪犯，祸冤枉好人。

三是劝谕为官者法贵准情，不可干造物之和。

文曰：余昔佐幕，遇犯人有婚丧事，案非重大，必属主人曲为矜恤，一全其吉，一慰其凶。多议余迂阔。比读辍耕录匠官仁慈一条，实获我心。匠官者，杭州行金玉府副总管罗国器世荣也。有匠人程限稽违案具，吏请引决。罗曰：吾闻其新娶，取责之，舅姑必以新妇不利，口舌之馀不测击焉，姑置勿问。后或再犯，重加惩治可也。此真仁人之言。乾隆三十一二年间江苏有干吏张某治尚严厉，县试一童子怀挟旧文，依法枷示，童之姻友环跽乞恩，称某童婚甫一日访满月后补枷。张不允，新妇闻信自经。急脱枷。童子亦投水死，夫怀挟宜枷，法也。执法非过，独不间律设大法礼顺人情平？满月补枷，通情而不曲法何不可者，而必于此立威，忍矣，后张调令南汇坐浮收漕粮，拟绞勾决。盖即其治怀挨一事，而其他惨刻可知。

此处没有像前二者那样通过讲道理来阐述司法实践的技巧，而是通过正反两则故事引发读者的思考，依照律条、从严执行，这真的就是对的吗？一定能起到好的效果吗？法理不外乎人情，破坏人伦、有伤天和的执法乃酷吏所为，这样的执法者往往没有好下场。

以上三则，要知变通、慎引成例、法贵准情，既是生动鲜活的司法实践经验，也蕴含着“天理，国法，人情”的大道理。在这方面，我曾在书中写过一段话，但被编辑删掉了：

图片

法律是对人行为的外在约束，是维系社会运转规则的制度文本，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但并不是“终极正义”。法律条文是由人写就的，但是人是根据什么把它写出来的呢？有学者认为：这个世界上存在一些规则，这些规则是由某个至高的存在创造的，它是真理，也是正义，我们人类不能发明它，只能发现它，我们不能篡改它，只能遵循它，这些规则叫作“自然法”，这一派学者被称之为自然法学派，主张“真正的法律是和自然一致的正当理性，它是普遍适用的、不变的和永恒的，它命令人尽本分，禁止人们为非作歹。(西塞罗”一切成文法都是根据自然法写成，都在自然法之下，任何违背了自然法的法律都不是真正的法律，这也就是“恶法非法”。

在这一点上，东西方智慧不谋而合。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就是让人去顺应自然，在政治领域就是指统治者应该遵循天地运转的规律，轻徭薄税，与民休息，不折腾；在律法上，不能搞严刑峻法，要顾及天理人情。

可以看到，汪辉祖的基层司法实践经验，与东西方先贤大哲的所思所想是相通的。

如果我们的执法者能够学一点良吏干员的从政心得，能够懂一点我国传统的政治智慧，能够吸收一点西方的政治文明；不以死抠条文表现自身能力，不拿顶格处罚彰显法律权威；多一点对法律精神实质的把握，多一点对群众处境的同情。

我想这样的惨剧就不至于发生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