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西方社会学理论

(p. 293) 无论是普通民众，还是知识分子自己，有时总会不假思索地认为，知识分子的场域应该是一个“纯洁”的世界，是与任何权力斗争无关，真理通过话语的论辩驱逐了各种错误意见的“理想国”；而另一方面，当近代以来的许多人批评这种幼稚的观念时，又迅速走向了另一极端，好像知识场域完全是社会利益特别是阶级利益的一种自然反映，知识分子的观念不过是其阶级出身或社会位置的特定表现。在布迪厄看来，这两种观念都妨碍我们理解 (p. 294) 学术世界的特殊性，前者是一种“误识”，是对知识场域无意识的神圣化；而后者则犯了一种短路（short-circuit）的错误[117]，忽视了文化生产场域的相对自主性。他认为，首先，学术世界作为文化生产场域，是一个具有自身独特逻辑的社会空间；其次，在这个空间中，尽管知识分子采取各种策略，争夺某种在他们眼中利害攸关的事物，但若是从更大范围的社会世界中盛行的利益观念来看，他们所追求的利益倒可能颇为超越功利[118]；最后，知识分子场域之外的权威所产生的任何影响和约束，总是通过知识分子场域的结构的“折射”（refract）发挥作用的[119]。

(p. 295) 布迪厄认为，尽管海德格尔是一名纳粹党人，但他并不是纳粹理论家，也不是一位撰写政治小册子的宣传家。他具有非凡的哲学才华，那些导致他追随纳粹的行为的政治原则和伦理原则，面对哲学生产场域的特定约束，只有通过哲学升华（philosophical sublimation）的方式才能得以体现，而海德格尔所拥有的“罕有匹敌的哲学资本”又恰恰可以保证这一点的实现。因此必须放弃传统上将对海德格尔作品进行的政治解读和哲学解读对立起来的做法，而要进行一种双重解读。（……）在布迪厄看来，海德格尔正是游刃有余地驾驭哲学与政治这种模棱两可的特质的“大师”。通过对海德格尔作品的阅读，布迪厄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发现了后者哲学中的政治意涵：对福利国家的拒弃深藏于时间性理论的核心，反犹主义升华成对“无根状态”的谴责，拒绝否定他此前对纳粹的支持则深刻地体现在他与容格尔的对话中那些转弯抹角的暗示中，而以极端革命面目出现的保守主义（ultra-revolutionary conservatism）则体现在彻底扬弃的哲学策略中[122]。

作为实证理论家，科尔曼并不停留在对社会的批判上，他还运用自己的理性行动理论从反思社会学的角度对理论家的作用进行实证分析。他要解答的问题是：社会研究者是谁的代理人？他们提出的重建社会（或解构社会）的理论代表了谁的利益？社会理论是如何对社会现实产生影响的？

上述对社会科学研究的分析从两个方面发展了社会学理论：一是在科学社会学和知识社会学方面，科尔曼通过将社会研究者 (p. 126) 置于现代法人组织的系统中来分析科学研究作为一种系统行动是如何影响社会系统的，以及社会研究者作为法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代理人是如何提供一种公共物品（客观知识）的。另一方面，科尔曼从社会批判理论的角度提出了重建社会的任务，这种批判是建立在对现代法人组织的客观分析之上的。但他指出，重建社会的方案是由社会系统中的所有行动者通过集体决策制订的，而不是由理论家制订的。社会理论家不能充当政策顾问或哲学先知的角色。社会系统“需要社会理论以指导拥有法定权利控制社会政策的人，使其行使权利时以理论知识为基础。如果设想社会系统依赖于存在社会之外的顾问或哲学先知，那它的发展方向将如柏拉图或孔德所预料的，倒退至社会组织的原始形式”[46]。

然而，尽管帕森斯试图以微观行动的理论来作为他整个社会学理论的基础，也尽管他的行动理论框架本来具有较大的包容性，但在其总的理论偏好与发展取向上，帕森斯却倾向于强调行动受规范制约的一面，偏好于用“规范性行动”或“志愿性行动”来作为描述人类社会行动的基本模式。由于这种偏好，行动者为实现目标所做的各种主观努力这个对行动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的方面被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行动者成了一个其内部主观状态不明的“黑箱”[19]。在帕森斯中期结构功能主义色彩最浓厚的著作中，这种内部努力状态不明的“规范性行动”过程逻辑地被演绎成为个体通过社会化在社会规范与社会期望指引下的简单的角色执行过程。这种“过度社会化”的关于人及人的行动的形象，正是帕森斯理论受到强烈批评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