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史稿

《中国史稿》第七册（清史卷）交稿了。《中国史稿》从开始工作算起，经历了三十多年，全书才告完成。这项工作拖延这么久，不是任何人始料所及。一位老学者对我说：“这样的劳动不值，不如你们自己搞些东西更好。”这是掌握一本严格核算“投人”与“产出”效益账目获得的结论，有其真理性。但这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个学术机构只是人自为战的局面恐怕也不行，组织集体力量写出有价值的有系统的大部头著作，实在是这类机构的生命线。因此，关键还是在深刻理解史学研究规律的基础上，如何进行科学组织和管理，使产出与投入相称，产生可观的效益的问题。《中国史稿》是本所较早组织的大项目，完成总字数在200万字以上，为什么会成为持久战？除了客观环境的影响外，我看其中有些可资吸取的经验、可供借鉴的教训。我作为一名参加者的体会，认为想较好完成这样的任务，一要注意贯彻调动参加者积极性的政策，有适当的奖惩，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纠正贬低和藐视集体项目的错误倾向：二要抓紧抓细，抓人员素质、指导思想、写作体例、章节安排、理论原则、学术观点，一抓到底，规定合理的进度和质量要求，并对有关的参加者具有约束力：三是参加者要具有相对稳定性，不要搞大换班。注意这几点，工作就会顺利得多。

我是“文革”中重建《中国史稿》写作班子时参加这项工作的并任第七册编写成员召集人。这一册编写成员有郭松义、刘永成、黄宣民和我。此外，所内外还有几位同志承担少量工作。自郭老去世后，本书就没有主编了。第七册在总体上由我和郭松义承担更多责任。我们的修改稿除两三节外在80年代初就已完成了。这两三节一拖就是十来年，使我们越来越陷人困境。因为正是这十来年，在打倒“四人帮”、端正思想认识路线后，清史学界的创造力得到发挥，清史研究有突飞猛进的发展。单就清史断代说，就出版了《清史简编》、《简明清史》、《清史》（上）、《明清史》（修订本）、《中国通史》（九、十）、《清代全史》等等。珠玉在前，我们的修玫稿一天比一天像丑小鸭。我们本想为《中国史稿》的写作画一个较圆满的句号。现在我清楚地看到，这个句号更难画得圆了。出版社也频频催我们交稿。在这种情况下，本所现领导下决心抓出这一册书，指定一位副所长检查、督促。这是去年秋的事，定今年5月为最后交稿期限。

最初我参加《中国史稿》工作时，还不满四十岁，年方壮盛，现在垂垂老矣，马上要退休了。人到这个年龄，杂事就很多，工作效率也已降低，原稿质量有较大差距，因此我对这个期限感到很不安。我们采取扩大作者、修改者人数的办法解决矛盾。刘永成、郭松义和我各放弃了一些稿件，连同新增若干节，另请高明执笔。其余主要部分仍由原作者改定。我们虽然大体按时完成了任务，但有些稿件仍嫌打磨不够。现在我把分工情况交待一下：

郭松义完成第二章第二、四、五、六节，第三章第二、三、四、五节，第四章，第六章第三、六节，第八章第一节：

何龄修完成第一章第一、二、三、四、五节，第二章第三、八节第八章第三、四节，第九章第五节：

刘永成完成第六章第一、二、四、五节，第七章第二节；

黄宣民完成第九章第一、二节：

吴伯娅完成第一章第六节：

杨珍完成第二章第一、七节，第三章第一节；

许曾重完成第七章第一节（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李尚英加写政局部分）、第四节：

张捷夫完成第七章第三节（何龄修加写林爽文起义部分）；

陈祖武完成第九章第三节；

中央民族学院历史系定宜庄完成第五章第一节，王建民完成第二节，胡绍华完成第三、四节；

李尚英完成第七章第五，六节，第九章第四节（何龄修加写部分综述的段落）；

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何兆武完成第八章第二节（原稿写得很细致，字数过多，郭松义做了一些删节）：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严敦杰承担写作第九章第六节，还来不及动笔，就病卧在床，给我们一份无标题的简单草稿做参考，让我们自己试写，郭松义参照此稿写定：

高志辛提供大事年表初稿，何龄修、郭松义进行了增删；

栾成显负责编选图版和插图，冯志三协助工作。

全部书稿由何龄修、郭松义分工阅看，少数稿件做了一点修改。

我们在主编郭老逝世十五周年、负责人尹达逝世十周年时完成了这项使他们生前牵肠挂肚的工作。对此，我们既感到安慰，又感到悲伤。此外，我们同组四人共事二十多年，相处很好，没有发生任何纠纷。我个人一度感到腻味，几乎半途而废。同组的良好合作鼓励我同他们一道再接再厉、善始善终。

最后，我要对两位已故的合作者严敦杰、高志辛表示深切的悼念。

人民出版社同我们长期合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学者萧之兴就六世班禅对英国的交涉历史给我们指教，我们在此表示感谢。本书吸取和参考了一些已有的研究成果，有的做了注释，但遗漏孔多，需要在此一并说明，并对有关的学者表示感谢。我们特别要因拖延过久而向读者深表歉意，诚挚希望读者就本册的问题提出批评、指正。

何龄修

1993年9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