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

耿直boy：

“人们对我最大的两个误解是：第一，他们仅仅因为我戴眼镜，就认为我是知识分子；第二，我的电影不赚钱，所以他们就认为我是艺术家。”

“鸟是好鸟，就是话多。”

“夏娃问亚当蛇到哪里去了，亚当说让广东佬偷去泡了酒。”

我在卢浮宫亲眼看到夫妇辆指着伦勃朗画的一幅老头像赞叹地说：“啊！蒙娜丽萨！” 而真正的那幅蒙娜丽萨却是既被双层的玻璃罩子罩住，又被围得水泄不通。 “蒙娜丽萨？啊，我知道，那是一首歌”一个搞美术的香港人对朋友们说。我也在场。 蒙娜丽萨是一种时髦倾向，但不是艺术倾向。

河本身有什么意思？——一条大沟，装满流动的水。

我的真面目就是许多东西我不全清楚，孔夫子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我听了特别舒服，承认“不知”也算一种美德，是轻而易举的。

你们算什么东西？你们不承认罗丹的作品，罗丹的作品就不存在了吗？

世上不少人創作的目的是為了被人遺忘。

在中国，想古人的时候，翻书而已；在翡冷翠，上他家去好了。乔托、米开朗基罗、达芬奇、但丁、卜迦丘……的家，有的就在城里，有的离城不过30分钟汽车。 他们的家，跟活着的时候一模一样，穷就穷，富就富。200年、300年、500年，纹丝不动，用不着今天的子孙来作不伦不类的擦脂抹粉。

唉！人时常为自己的某种自以为快乐的东西而历尽煎熬。

为一位据说很伟大的人造一座浅薄庸俗的纪念馆，的确可以成为一种极有说服力，极雄辩的标志，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趣味、智商及至诚实的程度达到了什么水平。

随便称人做“大师”的人，往往都是好心的“外行朋友”，并不太明白‘大师’的实际分量。 “我也常常被朋友称做‘大师’，有时感觉难为情，暗中的懊丧，看到朋友一副诚恳的态度，也不忍心抹拂他们的心谊，也不可能在刹那时间把问题向他们解释清楚，就一天天也脸皮厚了起来，形成一种‘理所当然’的适应能力，不过，这是很不公平的，我已经六十七岁了，除非我脑子里没有奥纳多·达芬奇、米克朗基罗，没有吴道子、顾恺之、顾闳中、张择端、董源，没有毕卡索，没有张大千……除非我已经狂妄地以为自己的艺术手段可以跟他们平起平坐了？除非我不明白千百年艺术历史的好歹！天哪！‘大师’谈何容易？ 直到有一天，我那些学生，学生的学生都被人称为“大师”，他们都安之若素的时候，我才彻底明白，我们的文化艺术已经达到一种极有趣的程度了！

莱奥纳多·达·芬奇博物馆，情绪不好的人最好不去参观，你会感到人生无常之失望；这个老头的业绩离人的工作能量限度太远，不可及，唉！彼岸之迢遥兮，恨吾窝囊之妄追！

除了艺术，我看意大利人没有一样是认真的。

欺侮人，把翻译工作当创作来搞，信口开河，目中无丁。那时候的中国，懂一点外文的人是很放肆的，卖“二手车”还那么狂妄！岂有此理之至！

老桥更适宜远看与回味。早晨，阳光最初一瞥的灿烂；晚上，满眼梦境的光闪。冬天，下了雪的桥上的夸张的热闹；春天桥上花；秋天被风吹起的衣裾；夏天，一个赤裸粗犷的澡堂...

贞洁烈女虽有牌坊，风流娘们儿却有口碑，两样都是万古流芳的。

三间画廊挂了写蹩脚画，不知画的什么狗屁，却从不买我的画。

土味情话：

“我有一百斤粮票，你要吗？”

黄永玉：“如果有一个人爱你，你怎么办？” 张梅溪：“要看是谁了。”黄永玉：“那就是我了。”张梅溪：“好吧。”

世界上有许多事情是个迷。巴黎、塞纳河、印象派和你这一类的女孩子......

任何一种环境或一个人，初次见面就预感到离别的隐痛时，你必定爱上他了。

西雅娜！西雅娜！我好像见过你，一定见过你，并不，就是前世。

调皮：

所有女孩子都具有的美德——嘴馋

我神圣而虔诚地追忆有解放军监督的3年奴役给我打下的基本功，使我在67岁的芳龄期间，在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伟大光芒照耀下，或是零度的寒风之中还能从容自若地表现那人类和亲切的朋友们一律称之为美好的那点东西。

“哈，这他妈的世界简直妙透了。”

但丁这个人也搞政治，大义凛然地吃苦头，当局宣判他“终生流放”，若再踏进翡冷翠一步，就要被送进全聚德式的火堆里。

写这段文章时我见了鬼，把这座山的名字忘了。

人生导师：

我这个老头丝毫没有任何系统的文化知识，却也活得十分自在快活。 我要这些知识干什么？极系统、极饱和的庞大的知识积聚在一个人的身上， 就好像用一两千万元买了一只手表。主要是看时间，两三百元或七八十元的 电子表已经够准确了。不！意思好像不是在时间之上。于是，一两千万元的 手表每天跟主人在一起，只是偶然博他一瞥。

读那么多书，其中的知识只博得偶然一瞥，这就太浪费了！

我这个老头子一辈子过得不那么难过的秘密就是，凭自己的兴趣读 书。

认认真真地做一种事业，然后凭自己的兴趣读世上一切有趣的书。

世界上的书只有有趣和没有趣两种。有益和有害的论调是靠不住的。 这个时候有益，换个时候又变成有害了。

人忙起来，往往就顾不上单调。常听人说不知道如何打发日子，只是因为他太有空的缘故。

我的心手都忙，顾不上琐碎的恶意。

文化艺术本身就是个快乐的工作，已经得到快乐了，还可以换钱，又全是自己的时间，意志极少限度地受到制约。尤其是画画的，越老越受到珍惜，赢得许多朋友的好意，比起别的任何行当，便宜都在自己这一边，应该知足了。

一个地方或一个人，若果仗文化和学问欺人，还是跟他离远点好。——文化和学问怎会令人流于浅薄？

教训不一刹而过，才真的成为教训。

人的劣根往往不明就里，人云亦云，明明受惠，还要跟人起哄。

劳模

艺术工作之可贵原就在一口一口地酿出蜜来。

我想不出比画画更有意思的事。不画画，岂不可惜了时光？

两位青年还说：“老头，太久了，你不累吗？”天天如此，一辈子如此，不累！

每天画十小时以上的画，鬼迷心窍，有时连烟斗都忘了点，还觉得时间太少。

我每天都忙于画画，很少上街，要不是添置颜料的话......

若果有人称赞我：“这老家伙挺勤奋！”倒还是当得起的。

在我的一生中，略堪告慰，艺术上还算吃苦耐劳。但吃苦耐劳不是艺术成果。

其他：

我们心底“不信任”的基础太深了，辜负了太多的好意。

听过一种说法：世界上最好的住家在意大利，意大利最好的住家在翡冷翠，翡冷翠最好的住家在菲埃索里山。

艺术似乎也在担当一种教育人们宽宏大量的任务，从而能欣赏历史正确和谬误之间触发出的幽默的美感。

如果说：人生如戏台，那就有意思得多了。 人，在“前台”演戏，对付生熟朋友，利益所在，好恶交错，抢掠搏杀，用的都是学来的演技功夫；真的自我是在“后台”。一人独处，排除了忌讳，原形毕露，这种快乐六朝人最是懂得：“我与我周旋久，宁做我”，就是其中思想精髓。

“后台”生活是人生的命根子，性灵的全部，最真实的自我世界。它隐秘，神圣不可侵犯，却往往被人——甚至自己所歪曲诬蔑。 人自身羞耻于“后台”的权利的悲剧，在于他不明确造物者所规定的严格界限——非道德界限而只是一种游戏规章的铁券。

我是个受尽斯巴达式的精神上折磨和锻炼的人，并非纯真，只是经得起打熬而已，剖开胸膛，创伤无数。

每一个革新者都来自一座残酷的炼狱。从黑暗时期拜占庭艺术深渊里冲杀出来的第一个自由意志旗手就是乔托。 “文艺复兴”这个声音响彻至今的原因，就因为它得来不易。

“黑暗时期”巧夺天工的宗教裁判机器的残酷，其原始野蛮的程度和规模远远超过“四人帮”中的江青原始性质。 达芬奇、拉斐尔和米开朗琪罗这些早期文艺复兴与盛期文艺复兴的伟大艺术家，把乔托的美术当作塑造品格崇高的人物形象时予人以深刻启示的、永远朝气蓬勃的源泉。

鳳凰是座山城，政治和經濟生活僅夠跟空氣與泉水平衡。 只有意大利才會出現梅蒂奇和梅蒂奇家族。沒有人，沒有權利、智慧和愛心，該有的不會有；已有的也會失落。

欣赏艺术品的水平进展，总是先用耳朵后用眼睛，再用脑子的。 大家这么说，权威这么说，听多了，看多了，有点专业经验，再用脑子想一想，形成自己的见解。自然也有抱着别人的偏见终老一生的人，样子还颇为得意。

看看那些几万里之外奔赴而来的善男信女，为了过去的菩萨、今天的艺术品，虔诚地在意大利四处乱窜，只为了将有限时日的、人的价值和自己素质的提高，挨日晒，挨风吹，挨干渴饥饿；下起大雨，满身湿透地躲在别人屋檐下发抖……

有时，我不免对自己国家的文化这个东西产生虚无主义的寥落之感。

我们破除迷信如给婴儿洗澡，洗完之后，连水带婴儿都倒掉了。

一个历史的变化，政治的拼搏，总是为了人的进步才好；摸不着也要让人看得见；看不见也要让人盼得到。连盼都不想盼了，你能说还指望什么？

要相信、要承认有一种使战斗者“孤独”的幽灵朝夕窥视的可怕力量。它渗透在任何历史时期任何人，任何性质的感情中。 战胜孤独，比战胜离别艰难。

那个时代有一种“不笑的人”。梅瑞狄斯说这种人“和尸体一样，用针刺他们也不会流出血来。让他们笑，比让已经从山顶滚到山谷里的古老的灰色圆石头再自己滚上山去还难。……恨笑者，很快就学会了把他的厌恶性质庄严化，把它说成一种道德的抗议”。

聪明智慧与典雅的风度同在，那便是个太平年月。

在大教堂面前写生，是一种考试。注意力稍有疏忽，用笔稍一懈怠，横线不横，直线不直，斜线不归一在透视点上，一错百错，马上如在众人面前落裤，无处藏身。

这一天，儿子陪着我，选了个人烟稀少的街角画将起来。三个钟头左右，远远一个要不是酒鬼便是疯子的人，指手画脚，连唱带说冲我而来。 儿子说:"坏了！"马上做战斗应变准备。 这人来到面前，看见我在画画，当面鞠了一躬，静悄悄地移步到我的背后看起画来。据儿子事后告诉我，他严密注视，一有动作马上就扑向敌人，绝不手软。 直到完成，意料之内的险象并未发生。那人一直看到画完，道了声多谢转身走了。没走几步，便又连嚷带唱地闹了起来。 在这里，我长了一个见识，连疯子都是尊重艺术的。

一个小小的精神十足的老头。不介绍，你能知道他是林风眠吗？不知道。 普普通通的衣着，广东梅县音调的京腔，谦和可亲，出语平凡，是个道不出缺点的老人。 从容、坚韧地创造了近一世纪，为中国开辟了艺术思想的新天地。人去世了，受益者的艺术发展正方兴未艾。 说到林风眠，很少有人能在口头上和理论上把他跟名利连在一起。在上海有一次他对我们开自己的玩笑，说自己只是个“弄颜色玩玩的人”，是个“好色之徒”。 记得50年代林风眠先生在北京帅府园中国美术家协会开个人画展时，李苦禅、李可染先生每天忙不迭地到会场去“值班服务”。晚辈们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 可染、苦禅两位先生高兴地介绍说：“我们是林风眠老师真正的学生！” 老一辈人都有一种真诚的尊师重道的风气。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折磨文化和折磨老师，究竟会结出什么奇花异果来？ 林风眠先生二十出头就当了美专校长，不问政事，画了一辈子画。 92岁的林风眠8月12日上午10时，来到天堂门口。 “干什么的？身上多是鞭痕？ ”上帝问他。 “画家！”林风眠回答。

世界上所有的大桥小桥都是难忘的。当人不高兴、忧伤的时候，你问他，你喜欢桥吗？你一生走过多少好看的桥？他情绪会舒展开来……桥跟人的微妙的情绪末梢联在一起，个人的玄想，爱情的始末，甚至绝望，如果有一座桥就好了。桥时常跟人商量事情，帮你作一些决定……“我看你就嫁给他吧！你看天气这么好！”“走！远远地走！……”当然也会发生不幸的结局——“既然这样，活着也没意思，勇敢点！从我这儿跳下去吧！”每一个人都有自己心中的桥。桥不断创造美丽的回忆。

风眠先生8月12日上午去世了，92岁的高寿，是仁者的善应报。

听到这个消息，我陷入深重的静穆与沉思之中。

我不是林先生的学生，却是终生默默神会的追随者。

跟林先生认识的时间不算短了，说起一些因缘，情感连系更长。

尽管如此，我跟林先生的来往并不多。我自爱，也懂事；一位令人尊敬的大师的晚年艺术生涯，是需要更多自己空间和时间；勉强造访，徒增老人情感不必要的涟漪，似乎有点残忍。来了香港三年多，一次也没有拜访他老人家，倒是一些请客的场合有机会和他见面；最近的一次是他做的东；以前呢？卜少夫先生一两次，还有谁、谁、谁，都忘记了。

前年我在大会堂的个人画展，忽然得到他与冯小姐的光临。使我觉得珍贵。

昨天，老人家逝世了。艺坛上留下巨人的影子。

这几十年来，我拜会他许多次。第一次，是在1946年春天的杭州。

我到杭州，是去看望木刻界的老大哥章西厓。西厓是他的老学生。我那年22岁，满身满肚气壮山河要做大画家的豪劲。（天哪！林先生那时候才47岁，做了个算数才明白。）

西厓在杭州《东南日报》做美术编辑，我到杭州干什么呢？什么都不干。只是想念西厓。他住在皮市巷一座讲究的空房子里，朋友到别处去了。有花园，喷水池，什么都干不动不了他，与他无关，他只住着大屋子里的一个小套间。我去了，搬来一张行军床，也挤在小套间里。墙上一张西厓设计的亨德尔的《哈你老友》、《弥赛亚》大合唱海报。

大雪纷飞，我们跟一名叫做郑迈的画家到处逛，这一切都令我十分新鲜。我1937年到过杭州，一因为小，二因为路过，没有好好看过；这一次算是玩足了。陈英士铜像，孙元良八十八师抗战铜像使我十分佩服，居然会是真的铜汁熔铸而成。这，接着就想到去拜会一次久已仰之的林风眠先生。

他们领我走到一个说不出地名的大栏栅木门的地方，拍了几十下门，静静把门打开的是一个笑容可掬的八九岁乡下孩子，先来一个鞠躬，背书似地把每一个字念出来：“嘿！林，先，生，出，去了！——下，次，来，玩，阿！“他鞠了一个躬，慢慢地关上了门。

我们面面相觑，怎么说话这个味儿？

郑迈说，再来它一下。于是又拍门。不一会又是那八九岁大的老兄出来开门，说的又是那些一个字一个字的原话；然后一鞠躬笑眯眯地关上了门。

郑迈说，这小家伙是门房的儿子，刚从乡下来，林师母法国腔教出来的“逐客令”。

过了两天，我们见过了林先生和师母，吃了几块普通的饼干，喝了龙井茶，问起了林先生当年国立艺专在湖南沅陵的时候帮过大忙的沈从文表叔的大哥沈云麓的情况。我回答不出。1937年出来一直没有回过湘西。接着说到我的木刻，西厓开的头，林先生和师母很有兴趣地听着，仿佛对我颇为熟悉的样子。我不太相信他俩两位真看过我的木刻。礼貌，或是宽厚，不让一个年轻的美术家太过失望吧！

那次，我见过一幅后来挂在上海南昌路屋子里安杰利科《报佳音》临本。据说是赵无极为他弄的。另外的几幅令我感动之极的林先生自己的画，大块大块金黄颜色的秋天和一些彩色的山脉。

后来在北京，全国文代会或者美代会，见到我，他都要问起关于沈家大表叔的近况。因为我回湘西的次数多了，便很有些话向他报告，填补他对于湘西朋友怀念的情感。

以后我每到上海，都要去看看他老人家。

那年月，隔段时间，文化艺术节的朋友多多少少都会受到一两次精神晃动。经熟人的安全的介绍，见了面大家便无话不谈。

1960年我带着4岁的黑妞到上海去为动画厂做设计工作，时间长了，有机会去探望一些长辈和朋友们，有的正在受苦，有的在危机边沿，有的颠沛在政治痛苦之中，他们是林先生、马国亮先生、巴金先生、章西厓老兄、黄裳老兄、余白墅老兄、唐大郎老兄和左巴老兄、王辛笛老兄老嫂……

马国亮、马思荪夫妇也住在南昌街，他们跟林先生政治上相濡以沫，最是相信得过，总是由马先生带我们到林先生那里去。

马国亮先生夫妇当时所受的惊吓令人听来难以忍受的。我住锦江饭店，有时却到他们家去搭铺，把门紧紧地关上，我为他们画画，刻肖邦木刻像（像，来自他家墙上的一幅小画片），他们和孩子弹钢琴，拉大提琴。白天，夜晚，这简直是一种异教徒危险的礼拜仪式，充满着宗教的自我牺牲精神。管子有云：“墙有耳，伏寇在侧”的情况是随时可能发生。这一家四口在危难中的艺术生活真是可歌可泣。马氏夫妇一生所承担的民族和祖国文化命运的担子如何沉重，如何坚贞，真是炎黄子孙的骄傲。见到、想到他们这一家人，我才对于道德这个极抽象的、捉摸不定的，可以随意解释和歪曲的东西有了非常具体的信念。即使他在受难期间，你也仿佛可以向他“告解”，冀以得到心灵的解脱。

林先生就是跟这样一家姓马的家庭成为邻居。

林先生的消息得以从他的好邻居转告中得知。

林先生文化大革命之后平反出狱，我到上海又是马先生带我去拜望他，一进门，这位七十多岁的老人正抱着一个差不多七八十斤的煤炉子进屋。那时，他自己一个人生活已经很久了。一个伟大的艺术家照顾着一个伟大的艺术家。

那一天，同去拜访的有唐大郎、张乐平、章西厓、余白墅诸位老兄。因为我有一个作画任务要走很多码头，路经上海，匆忙间，只给林先生带去十来张定制的手工高丽纸，介绍了纸张的性能，便匆匆告辞了。

我们的旅行时间很长，到了末站重庆时已经除夕，回到北京，赶上了“批黑画”。我画的猫头鹰是重点之一。有关猫头鹰一案的故事已让人宣叙了百儿八十次之多，不再赘述了。

奇怪的是有人告了密，说我到上海拜见林风眠先生的那一次是一个不平凡的“活动”，写出了批判的大字报，说我黄某人与林风眠“煮酒论英雄”，“天下英雄惟使君与操耳！”要追查这个小集团的活动。

我当时已经横了心，知道一切解释于事无补，只有一个问题想不开，心中十分生气。在小组会上，我破了胆子申明，林先生论年龄，学术修养和许多方面，是我老师的老师，我怎么能跟他搞什么所谓“煮酒论英雄”活动？……简直荒唐！

这种陷害的扩展和发挥是无耻的、后来也不见起到什么作用。只是一直遗憾，不知惊动了林先生和其他几位朋友没有？

一个小小的精神十足的老头。不介绍，你能知道他是林风眠吗？不知道。

普普通通的衣着，广东梅县音调的京腔，谦和可亲，出语平凡，是个道不出缺点的老头。

从容、坚韧地创造了近一个世纪，为中国开辟了艺术思想的新天地。人去世了，受益者的艺术发展正方兴未艾。

说到林风眠，很少有人能在口头上和理论上把他跟名利连在一起。在上海有一次他对我们开自己的玩笑，说自己只是个“弄颜色玩玩的人”，是个“好色之徒”。

记得50年代林风眠先生在北京帅府园中国美术家协会开个人画展时，李苦禅、李可染先生每天忙不迭地到会场去“值班服务”。晚辈们不明白这是什么道理？

可染、苦禅两位先生高兴地介绍说：

“我们是林风眠老师真正的学生！”

老一辈人都有一种真诚的尊师重道的风气。直到现在我还不明白，折磨文化和折磨老师，究竟会结出什么奇花异果来？

林风眠老师二十出头就当了美专校长，不问政事，画了一辈子画。

92岁的林风眠8月12日上午10时，来到天堂门口。

“干什么的？身上多是鞭痕？”上帝问他。

“画家！”林风眠回答

1991年，“8.13”之夜

我画过大教堂。

没画过大教堂，你不知它的利害；胆敢在大教堂面前一站；胆敢拉开画架；胆敢面对来来往往的看画严格的路人；要不是十分地虔诚，便是要脸皮特厚，经得起冷嘲热讽的鞭挞。

大教堂有几部分微妙的整体组合，有繁复到家的透视关系；注意力稍有疏忽，用笔稍一懈怠，横线不横，直线不直，斜线不规一在透视点上，一错百错，马上如在万人观众面前落裤，无处藏身。

在米兰大教堂面前写生，是一种考试。不管平时牛皮吹起多狠，画一张米兰教堂便见分晓。（自然，还有一个更难的考题留在罗马梵蒂冈广场周围的那一圈走廊。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血肉的拼搏，有一天我终于会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