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鹿原

鹿黑娃还很小时，就说：嘉轩叔的腰挺的太直了。白家待鹿三一家绝对无可挑剔，但黑娃自小便跟白家不亲，从上一辈的白嘉轩，到同辈的白孝文、孝武，他都心有隔阂，走不近。 　　 　　黑娃与白家不亲的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仇富。鹿兆鹏拿冰糖来给他吃，他震惊世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但隔日兆鹏再给他水晶饼干，他却丢掉，说：除非你天天给我吃这么好吃的东西。事隔多年，黑娃当了土匪，打劫时抢到几袋冰糖，手下的人在哄抢，他却对着冰糖撒一泡尿。到后来的闹农斗富，黑娃比谁都搅得欢。 　　 　　黑娃的父亲鹿三，一辈子在白家做长工，对白家的仁义心存感恩，也希望黑娃可以和他一样。偏黑娃是个与他性子差太多的娃娃。黑娃看见他爹在白家做长工，心里是感到自己低人一等的。他不爱读书。白家让黑娃和自家两个儿子一起去读书，还给他解决了学费等一切问题，让他有机会进了学堂。黑娃对此事绝不会是单一的感激。他反而往返行之，他不满，他的心性容不得这样的施舍。于是，黑娃不爱去学堂。他的不爱，估计多少是出于对白家的叛离。 　　 　　但是鹿子霖家也是大富，却不给黑娃陌生感。他对鹿家的男人，上至子霖下至兆鹏兆海兄弟，都不由得心生好感。他自己说不出这种好感的具体由来，只是觉得深眼窝长睫毛的鹿家人都看着亲切，不像白家人都是一本正经，腰杆儿挺的笔直。后来故事慢慢铺开，确实，鹿子霖的腰杆儿挺得不直。腰挺的不直，对人的姿态便低。人要往上够，总是不容易的，但是往下趴，是轻而易举的事。对于黑娃来说，白嘉轩是需要他踮着脚往上够的，他够不着，就觉得有某种压迫，让他心生自卑。但是鹿子霖是待他亲近的，他无需费力，平身就可触摸。 　　 　　这也是黑娃跟白家不亲的另一个原因：白家给他道德压迫，让他总不自在，让他简直生恨。 　　 　　白嘉轩是白鹿原上道德的典范与表率。除了用计换了鹿子霖家的那块白鹿出没的坡地，他自认一生未做任何亏己心损人利的事。他的腰挺的笔直，直到后来被黑娃吩咐人戳瘫了，他道德的骨架反而挺的更直。正是这种笔直，给黑娃造成了道德压迫。白家的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都是一副道德正然的样子，黑娃的心性最忍受不住这个。 　　 　　人的心性有天生的成分，也有后来打磨的原因。黑娃是书里打磨心性最明显的一个角色。而打磨的方式和表现，便是道德上的认知改变。 　　 　　黑娃跟着gong产dang闹过农打过仗，当过土匪，后来被国min党招安，去保安团当了营长。他折腾了一圈，最后回到了白鹿原，拜了朱先生为师，认真“学为好人”来。这一学，就把他的心性完全的磨成了另一个形状。他怕是再不会痛恨嘉轩叔的腰太直了，因为现在他们基本上拥有了同样的道德观念，白嘉轩已对他不存在压迫了。 　　 　　白家的道德压迫，在自家人白孝文身上是体现的最彻底的。孝文是白嘉轩认定的下一任族长，有学识，腰杆儿也直。只是，鹿子霖一招美人计，让孝文进了小娥的窑洞。孝文原先笔直的腰杆儿现在弯了。讽刺的地方在于，孝文一脱下裤子，那玩意儿就不行了，再穿上却复好。直到孝文被白嘉轩惩处，脸面在白鹿村丢尽，他于是在白天不忌讳的进了小娥家，问题却神奇的消失了。上面的脸不要了，腰杆儿不直了，下面的那玩意儿就起来了。 　　 　　这里说的“压迫”，绝不是贬义词，只是中性。群体生活，个人的存在总受到周围的辐射与影响。仿佛萨特存在主义的那套：他人就是地狱。在这书里，白嘉轩是一杆旗，始终挺得笔直。他的身上有作者着墨很多的特性，是最朴质的道德。我个人觉得，这种道德不能丢，不管多久，我们的腰杆儿都要是直的。

凡遇好事的时光甭张狂，张狂过了头后边就有祸事；凡遇到祸事的时光也甭乱套，忍着受着，哪怕咬着牙也得忍着受着，忍过了受过了好事跟着就来了。<原文开始></原文结束>

关中妇女的生活恐怕不都像佟掌柜那么幽默。小娥的第一份婚姻是武举人的二房，兼职加工补品。加工方法是把红枣塞进自己的阴道12小时；每日加工3粒，每月休息一周。这个方法我小时候在一本古代淫书上看到过，从此很排斥吃红枣。大学时候山东同学带红枣来，还在口中津津有味的吮，对于我很是恶心。中国人迷信生灵身上有灵气——你把别人的灵气折磨没了，自己的灵气就多了。这种冥冥中的损人利己意识贯穿于多种文化：犹太人把公羊丢进荒野替罪，耶稣用自己给人类赎罪，牺牲总会换来点什么。在古典的两性关系中，女性往往扮演牺牲的角色，男性则收益成长和认识自我。当然这种好事儿现在是不多了。 　　 　　 除了生理上的折磨，举人原配夫人在心理上也很关心小娥；压迫下的小娥爱上了举人家的长工黑子。黑子和小娥艰难走到了一起。他们远远住在村口的破砖窑。黑子参加了一个很酷的活动：共产。结果被逼走，被共妻。小娥首先被大叔鹿地主勾引，她孤立无援，在对鹿地主付出身体时，还付出了一丝爱的幻想。于是，她愿意帮鹿地主打击仇人白地主。知名破鞋小娥，成功勾引了白地主的儿子小白同学。 　　 　　 小白同学生于规矩门第，面对荡妇的时候，穿着裤子坚挺，脱了裤子就莫名萎靡了，再穿上裤子又正常了。和小娥的多次约会他的小弟弟都是这么害羞，所以绯闻被曝光前，他没占到啥便宜。好在这怪毛病自他名声扫地后就消失了，他终于成功法克了小娥，过上了性福的生活。对此，白鹿原作出了精彩的解释。这句解释是本书亮点，虽然本书其实要highlight的是中国农民面对内忧外患加文革的苦逼和坚韧并从而获得茅盾奖。可见茅盾奖的确很矛盾。废话了这么多，这句话大致是： 　　 　　 以前做不了（爱），是因为要脸；一旦不要脸了，就能做男人了，什么都能做了。 　　 　　 和伤害过别人后忏悔相比，圣贤之言是不是就真这么有说服力呢？或者说，单纯的善的教育能塑造善良的人性吗？任何事物都是依赖于它的对立面存在的，如果没有恶的实践，认识到的善难道不是虚伪空洞的教条？那又有什么意义呢？谁说不能在行“恶”中体会善呢？当然我们的农民作家虽然涉及到了人性，但不会去探讨过于深奥的哲学问题，不然就得不了茅盾奖鸟。 　　 　　 小娥忏悔了，她觉得自己伤害了一个好人。鹿叔叔最后一次来找她通奸的时候，她淘气的尿在了叔叔脸上。不久她被黑子的爸爸杀死，因为淳朴的老人家实在忍受不了荡妇儿媳继续害人。虽然害人其实是鹿叔叔的策划，虽然小白少爷因此认识了自己：他变卖分得的家产，气死发妻，沉迷于鸦片和小娥的身体里的日子，他觉得是他一生最快乐的。 　　 　　 小娥是个傻姑娘。她爱每一个人都出于恐惧。一点点的安全感就能让她幻想，并用身体热烈的回报。这个单纯姑娘的悲剧基于这样一个事实：长期以来女性的社会地位，都建立在明媒正娶、没有被休的基础上。这一点至今没有改变。所以我认为同时活跃在“女性意识”小组和“扼杀第三者”小组的女性们，还没有真正解放自己。波伏娃对她们的认知能力的帮助顶多也就像个行为艺术家（前几句话跑偏了）。小娥如此轻易的去相信和爱，她用自己的勇敢成就了黑子，用自己的身体唤醒了小白同学，还帮助鹿叔叔达到了他的目的。她被迫成为了一个臭名昭著的荡妇，同时却奉献了如此多的附加值。 　　 　　 腐烂的尸臭味飘进村子，大家才开心的发现小娥死了。没有人知道她默默地为她爱的人有意无意作出过的牺牲。多年后的瘟疫中，垂死的人出于亏心，看到了厉鬼小娥的幻影。于是村民挖开了小娥的坟墓，焚烧了她。这时候，我们的茅盾文学奖得主陈伯伯锦上添花，说天空中出现了一群，洁白的，蛾子。 　　 　　 小娥只能变成白色的蛾子——能变蝴蝶的不能是荡妇。瞧吧，女性就这样被文学又强奸了一次。

世上有许多事，尽管看得清清楚楚，却不能说出口来。有的事看见了认准了，必须说出来；有的事至死也不能说。能握住什么事必须说，什么事不能说的人，才是真正的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