扎根

美这个词绝不意味着用审美家的方式来看待宗教有关的事物。审美家的视角是亵渎神圣的，不仅在宗教方面，在艺术方面也是如此。它操控美、端详美，以此自娱。美是给人营养的东西；它是一种荣誉。加入我们把基督教的美只作为美提供给民众，那它就是能带来营养的美。

我们的时代已深中谎言之毒，它会把所触及的一切变为谎言。而我们属于这一时代；没有任何理由相信我们比这时代更好。 把这些词语轻率地传播给公众，从而使人们不再信任它们，会带来某种无法弥补的损害；这样做会使与之相应的事物所能产生的希望彻底破灭。

大体上说，除了某些例外，二流乃至更差的作品更适合于精英，所有一流的作品则更适合民众。

一个农民的孩子大约十四岁就独自劳动了；工作于他是一种诗意、一种陶醉，虽然他还力不能及。再过几年，这种孩子般的热情耗尽了，手艺已学到手，体力十分充沛，应付工作绰绰有余；可在许多年里，除了每天所干的活以外，就再也没有别的事可干了。于是，他整整一周都在梦想着星期天的事，以此打发时间，从这时起，他就没有了指望。

少年农民十四岁时与工作最初接触、这首都的陶醉，必须通过一项庄严的节庆而得到庆祝，使之永远深入他的灵魂。在最具基督教一项的村庄，这样的节庆必须由宗教特征。

在兵营中不会有共同的行动，因为在那里，人们是在和平时准备战争。

平等问题

平等是人类灵魂必不可少的一种需求。它在于公开、普遍、有效地承认，并得到各种制度和习俗的正式表达,要给了所有的人以等量的尊重和敬意,因为必须把尊敬给予人本身,比没有程度之别。

因此，人与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差异绝不能意味着给予每个人尊敬之程度的差异,为了不使这些差异被人感觉到带有这种意昧，就必须有某种平等与不平等之间的平衡。

其次,在社会生活中,它会不可避免地形成一种朝向上层的吸入泵（pompe aspirante)。 结果就会严生一种社会病,假如向下的运动不能与向上的运动获得一种平衡的话。如果说，有某种实在的可能，一个农场工人的儿子,有一天会当上部长；那么，也必须有同样实在的可能，即一个部长的儿子,有一天会去做农场工人。这第二种可能性是不值得考虑的，除非有某种非常危险的社会强制。

这种平等，若单独起作用且不受限制,就会给社会生活带来一种导致其解体的流动性。有一些使平等与差异相结合的不那么粗糙的方式。首先是比例(proportion)。比例的定义是平等与不平等的结合,而在宇宙各处，它都是平等的惟一因素。

平等是更加伟大的.而不同的社会状况,不是被看作多与少的差异,而是根本不同。但愿矿工和部长只是两种不同的职业，如同诗人和数学家。但愿与矿工生活状况相关的物质上的艰苦.能以那些忍受苦难者的荣誉而受到人们的重视。

在战时, 假如一支军队有一种适当的精神，一个士兵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并以冲锋陷阵而不是待在司令部而自豪;一位将车觉得自己是幸福的,并以战役计划在自已头脑中产生而自豪；同时,士兵羡慕将军,将军也羡慕士兵;这样的平衡就构成一种平等。如果找到这种平衡，社会生活中就会有平等。

这暗示着.在每一种人类状况中，值得考虑的标志都应是该状况自身的，而不应是谎言。

金钱与社会关系问题

在把金钱当成各种活动惟一或几乎惟一的动机时，把金钱当成衡量一切事物的惟一或几乎惟一的尺度时，人们到处都下了不平等的毒药。诚然,这不平等是可变的；它并未紧紧吸附在人的身上，意味钱能赢来,也能输掉；但这不平等却并非不真实。

有两种不平等,与之相对应的足两种不向的刺激剂(stimu-lants)。相对稳定的不平等，如在古代法国，产生了对上等人的崇拜——不免混杂着敢怒不敢言的恨意——以及对其命令的顺从。可变、流动的不平等，则产生了提升自己地位的欲望。它并不比稳定的不平等更接近平等,它同样是不健康的。1789 年的大革命,虽然以平等为日标，其实所做到的,不过是以一种不平等取代另一种不平等。

一个社会越是有平等,这两种刺激剂的作用与两种形式的不平等的关系就越小，于是就必定会有其他的(刺激剂)。

一个守财奴,当他开始聚集金钱时就不是守财奴了。没错，起初他是受人们答应给他钱财这一强烈念头的激励。但他每天的努力与节俭却产生了一种冲动。当他的祭献超出了起初的动力后,祭献对象的宝藏就变成一个自在的目的，而他就使其自身的，人格服从这一目的。收藏癖也取决于类似的机制。其他的例子我们还能举出许多。

于是，当针对某一对象的各种祭献活动远远超出引起它们的动力时，对这一对象而言,其结果或者是反感、或者是种新的更强烈的爱意,这爱意却不是第一种动力所知晓的，在第二种情况下，所产生的是善还是恶,就取决于对象的性质了。

如果在病人的例子中常常产生的是反感。那是因为这一类的努力没有指望；没有任何外在的因素能回应日积月累的内在疲惫。而守财奴,却能看见他的财富天天见长。

义务实在法的永恒与无条件

这义务是永恒的。它与人的永恒命运相对间。只有个体的人才有永恒的命运。集体的人却没有。同样，对它们而言也没有任何永恒的直接义务。只有对应于个体人的责任才是永恒的。

这义务是无条件的。假如它建基于某事物之上，那么这事物也并不显现在我们的世界中。在我们这一世界，它不以任何事物为其根据。这是与人性事务有关的独一无二的义务，它不听从任何条件。

这义务所具有的并不是一个基础，而是在普遍良知之一致中的一种证实。一些流传至今的古老文献表达了它。所有这些文献,在所有的场合，都承认它，它并没有被各种利益各种激情所战胜。正是着眼于它,我们才能衡量进步，

对这义务的承认，以一种混乱而不完善的方式,在我们所说的实在法(droits positifs)中得到表达，而在不问的情况下，其不完善性程度也有所差异。如果实在法与它相抵触，那么，实在法就被斥为非法。

对社会规则的服从与反制偶像崇拜的问题

服从是人类灵魂必不可少的一种需求。它分为两类:对现成规则的服从和对被视为首领的一些人的服从。它以一致同意(consentement)为前提,但不是对被接受的秩序中的任何一种一致同意,而是一劳永逸地(une fois pour toutes)给予的一致同意，必要时，惟一保留的是良知的要求(exigences de la con-science)。必须普遍承认，首先是首领们要承认，是一致同意而非惧怕惩罚或奖赏的诱饵,才是服从的主要动力,使得顺从绝没有奴颜的嫌疑。必须认识到，发号施令者本身也须服从；从最底层到最高层,整个等级制度(hierarchie)必须以一目标为指向，价值和崇高都来自这一目标。

大众甚至不会忽视，也没有忽视：科学与集体意见的一切产物一样，也服从于时尚。学者们常常对他们说某些理论过时了。这真算是一桩丑事了，如果我们没有愚钝到感知不到任何事的话。对一件服从时尚的东西,我们何以要奉上宗教般的敬重呢?信奉拜物教的黑人比我们高明得多；他们的偶像崇拜不知要比我们轻多少。他们会把宗教般的敬敬献给一片木雕，如果它美，而对于它，美就传递了某种永恒的意义。

我们实在吃尽了偶像崇拜之疾病的苦头;它是如此之深，竞然去除了基督徒为真理作见证的机能。没有哪对聋子的对话能像现代精神与教会之间的论战那样富有喜剧力量。不信宗教者以科学精神的名义，为了从中获得对付基督教信仰的论据，选择了那些构成间接乃至直接表明信仰之证据的真理。基督徒从来没有感觉到这一点，他们无力地尝试着否认这些真理，有些气短，又有些令人苦恼地缺乏理智诚实。他们的盲目是对他们偶像崇拜之罪的惩罚。

它们当中的某一种硬不承认人对不在此世者所负的责任。这一方法的实质构成了伪神秘主义、伪思辨。另一种则是由那种精神——如人们所说，“为了爱上帝”一所完成的优秀著作的实践，获救助的不幸者只是行动的材料，见证对上帝之爱的匿名手段的材料。在这两种情况下,都存在着谎言了，因为“眼中能见到的兄弟他都不爱，看不见的上帝他又如何会去爱！”只有通过对此世的事物和人，人类的爱才能抵达那居住于彼岸者。另一种方法则是承认在此世有一种或多种对象，包含着这种绝对性、无限性和完善性，它们本质上是与义务相联系的。这就是偶像崇拜的谎言。

在对皇帝的崇拜中，被神化的是一种奴隶制的建制。数以百万计的奴隶造就了一种对主子的偶像崇拜。就是这,决定了罗马人在宗教事务，上的态度。有人说他们是宽容者。事实上他们宽容的是各种空无灵性内容的宗教实践。

要是希特勒心血来潮，八成他也会宽容没有危险的神学。罗马人会很容易宽容密特拉{Mithra)崇拜——一种哄骗追新族(snobs)和闲女人的冒牌东方情调。

这一天职是仅有的要务，应推荐给民众，以取代极权主义的偶像。假如我们没有以使人感受到其伟大的方式推荐这一天职，那他们将为偶像所控制；它就只会被漆成红色而非棕色。假如让人们在黄油和大炮中作选择，尽管他们更喜爱黄油，喜爱得多，但不管他们意愿如何，一种神秘的命运会迫使他们选择大炮。黄油缺乏太多的诗意一一至少在 人们有黄油的时候,因为假如一点黄油都没有,那倒是有某种诗意。人们自己的偏爱往往是说不出口的。

把它提得更高的,那就是莫拉斯(Maurras)的主张：“政治挂帅”( Politique dabord)。但莫拉斯——很合乎逻辑——是无神论者。而这位枢机主教，在把这一点确定为其全部实在居住于此世的绝对原则时，却犯了偶像崇拜的罪。并说，真正危险的并不是金属、石块和木头。偶像崇拜之罪的真正对象总是类似于国家的东西。魔鬼希望基督犯的就是这桩罪——它允诺给他世上的万国。基督拒绝了，黎塞留却接受了。他也得到了报偿。但他总相信这是出于献身，而在某种意义上这倒是真的。

自由与屈辱性让渡的爱国主义

这样一种观念的确是与罗马人的心灵与智力齐平的。在他们当中，奴隶制已深人且败坏了全部人类关系。他们糟蹋了一切美好的事物。通过强迫他人撒谎,他们羞辱了哀求者。他们把感激看作轻度奴役,从而也玷污了感激；照他们的观念，接受一份好意的同时，作为交换人们就让渡了一部分自由。如果这份好意十分重要,当时的流风则迫使接受者对施惠者说自己是他的奴隶。他们玷污了爱；于他们，心怀爱意或者是把被爱者当作一份财产予以接受,或者——假如前者办不到一一就跪倒在她脚下，以求得肉体之欢(plaisirs charnels),哪怕与另外十个人分享。他们把爱国主义设想为奴役一切非我族类的意愿，从而玷污了祖国。而没被他们玷污过的东西可真是属指可数。甚至我们根本就列举不出来。

人类不会以为，他们觉得很自然地让他人承受的不幸也会落到自己的头上。可当这样的事情真的出现了，像他们自己的行为一样恐怖，他们也会觉得这很自然；他们内心深处绝不会有任何愤怒和抵抗，他们心里从来没有觉得忍受这样的待遇是令人厌恶的。至少当他们处于这样一种境遇：哪怕是出于想像,也没有任何外在的支持，所剩下的只是心灵深处的源泉，那么情况就会是如此。如果过去的罪行已摧毁这源泉，那就会形成彻头彻尾的懦弱，多大的耻辱都能接受了。正是在人类心灵的这一机制上，我们发现了交互性法则，在《启示录》中表述如下：“掳掠人的,必被掳掠”。

神意观念、力、美的视差之见

如今的神意观念像是人们称之为法语讲解(explication francaise) 的那种学校练习，只不过是由一个差老师讲解一首美妙绝伦的诗。老师会说：“诗人为了这样一种效果用了这样个词。”只有面对第二流、第十流、乃至第五十流的诗，这样做才是对的。在某一关妙绝伦的诗歌片断中，所有的效果所有的共鸣、所有因这样一个词在这样一个位置出现而可能产生的联想、都在同样的程度上——也就是说完美地——对应着这位诗人的灵感。对于所有的艺术都是一样的。就这样诗人模仿着上帝。诗歌灵感在其最完美的程度上，是一个能够通过类比给出一个有关上帝意愿之概念的人性事物。诗人是个人；然而在他触及诗之完美的时刻，他便被某种非个人的(impersonnelle)灵感穿透了。在平庸的时刻他的灵感才是个人的；于是这并不真的是灵感。在把诗歌灵感用于通过类比而设想上帝之意愿的一幅图画时，他就不能采用平庸的形式，而必须是完美的形式。

神意并非世界秋序中的一种麻烦，一种例外(anomalie)。它是世界秩序本身。不如说它是这一字宙的规整原则( principe ordonnateur)。这就是永恒智慧(la Sagesse eternelle)

对真正艺术作品的沉思、对世界之美更多的沉思，对我们所向往的未知之善的更多的沉思，能够在我们持续思考人类秩序时给我们以支持一一这种秩序应该是我们所思号的首要对象。暴力的大鼓吹家们相互激励着,思考着：机械、盲目的力量为何是宇宙的最高力量。

若比他们更为敏锐地看待世界，假如我们思考，通过我们所不能理解。但又为我们所喜爱并命名为美的东西，我们就会发现一种更大的激励：这不可胜数的盲目力量是如何有限，而美又是如何构成一种平衡、如何形成一个整体的。

如果我们持续不断地给予精神以一种人类秩序的思想，如果我们将它视作当我们有机会呈现时就必须将我们自身全部奉献的对象，我们的处境就如同一个在黑夜里行走的人，没有向导，却坚信沿着这个方向自己一定能够得救。于这样一位旅人，一定存在着巨大的希望。

这秩序是诸需求中最重要的一个，它甚至高于严格意义上的需求。为了能思考它,必须了解其他的需求。

战败者常常能从某种有时甚至是不义的情感中获益，但只限于暂时的战败者。一旦与力量相会合，不幸就能成为巨大的声望。弱者的不幸甚至不是关注的对象；就算它并不总是反感的对象。当基督徙已确信，尽管基督已被钉上十字架。但他紧接着就复活了。并不久就将在荣耀中重返。以补偿他的信徒并惩罚不信者，且任何酷刑都不会令他们惧怕，但在此之前，当基督只是个绝对纯粹的存在者，从不幸降临到他身上起，他就被人们舍弃了。爱他最深的人心里也找不到为他冒风险的力量，当他们没有面回报的激励时,酷刑就压过了勇气，回报并不一定是要个人的；支撑一位在中国的耶稣会(Jcsuite)殉教者的是教会此世的荣誉，尽管他自己并不能从中期望任何救助。 在此世,所存在的只是强力。这一点可视为自明的公理。至于非此世的力量，与它的接触非以对某种死亡的跨越为代价而不可得。

论思想保护问题

恰恰相反，对思想自由的保护，就需要通过法律来禁止一个集团表达某种意见。因为当一个集团开始拥有某些意见时，它就会不可避免地将它们强加给其成员。迟早这些个体会在一系列大小问题上、在表达与集团意见相反的意见上觉得受到妨碍，其严酷程度大小不等——除非他退出该集团。但与自己所属的集团决裂总会带来痛苦，至少是情感上的痛苦。而风险、痛苦的可能性越是作为行动中健康而必要的因素,它们在理智实践中就越会产生不健康的影响。一种恐惧，哪怕是轻微的，也会使人或者让步或者变得僵硬——全看此人的胆量；没有比这更容易使那构成它们理智的极端纤细脆弱的精密上具扭曲变形的了。从这个角度看,甚至友谊都是种巨大的危险。当思想的表达前面冠以小小的“我们”，不管是明确的还是隐含的，理智就被打败了。而一旦理智的光明被遮蔽,对善的爱立刻就会迷失方向。

拔根状态之法兰西教育（对照中国）

拔根状态的第二个因素乃是如今为我们所接受的这样一种教育(L' instruction)。文艺复兴在各处都挑起有教养的人与大众之间的割裂；但与民族传统的文化相分离之后，文艺复兴使这种割裂至少伸入到希腊的传统中。再往后，与民族传统的联系没有得到恢复,希腊却被人遗忘了。结果就形成了这样一种文化：它在非常狭窄的环境中得到发展，与世界相分离，一种很大程度上以技术及技术所产生的影响为取向的文化，极富实用主义色彩，因专业化而极端破碎，同时既丧失了与这一世界的接触又丧失了通往另一个世界的门径。

在我们这个时代，一个人可以属于某个所谓有教养的圈子，但一方面却对人类命运没有任何概念；另一方面，也并不知道，比如说，并不是四季都能看到所有的星座的。人们通常相信，如今一个乡下孩子，小学生，也比毕达哥拉斯(Pythagore)懂得多，因为他会温顺地重复道，地球是围绕着太阳运转的。人们在课堂上，对他讲述的这个太阳与他每日所见的太阳毫不相干。人们使他与他周围的世界相脱节，就像人们强迫波利尼西亚小孩(les petits Polynesiens)鹦鹉学舌：“我们的祖先高卢人是金发的”，从而他们与其自身历史相脱节。

如今人们所说的教育大众，就是掌握这样一种现代文化。在一个如此封闭、有缺陷、对真理漠然无视的环境中培养起来,夺走它本可具有的珍贵财富——这一过程人们称之为通俗化(vulgarisation)——把其残余塞进愿意学习的不幸者的记忆中，就像一小口一小口地喂鸟。

再说，为学习而学习的愿望，即追求真理的愿望已变得非常罕见。文化的魅力已变得差不多具有社会排他性，一个农民会梦想他儿子能当上小学教师，小学教师希望他儿子是高师学生(normalien)，到了社交界，人们则去奉承学者和名作家。

在学校里,考试纠缠着学生，如同工资纠缠着干计件活的工人。若一个农民在地里一边干活一边想他之所以是农民，就是因为他没有足够的智力去做学校教师，则这个社会制度从根本上是有病的。

假如说，即便是在当今丧失道德的氛围中，农民们比人们更少依赖各种刺激剂的激励的话,差异也许就在这里。一个十来岁的孩子在田野里也许已经是不幸的,但总有那样的时刻，他会觉得工作是奇妙的、那是为大人而保留的一种游戏。

假如要使大部分工人变得稍幸福一点,则不是要去解决而是应该取消许多表面上至关重要及令人焦虑的问题。我们不是要去解决它们，而是千脆就该忘了它们曾经被提出过。不幸乃是虚假向题的培养基(bouillondeculture)。它会产生强迫症。平息这些强迫症的方法,不是它们要什么就给它们什么,而是应该消除不幸。如果一个人腹部受伤而觉得渴，就不能给他水喝，而必须治疗他的伤口。

不幸的是，也只有年轻人才是可塑的。应该付出极大的努力去塑造青年工人，首先是学徒。国家责无旁贷，因为社会上再没有别的机构有此能力。

普通学校的任务，就在于通过给劳动输入思想而赋了它极大的尊严，但不是把劳动划成不同的格间，一会儿作一会儿思考。当然，一位播种的农民必须专心致志地播撒种子,而不是去回忆学校里读过的课程。但专注的对象并非思想内容的全部。一位幸福的少妇,头一回怀孕，在缝制婴儿的衣物时，想的只是如何把它缝好。但她一刻也不会忘记她怀着的小宝宝。与此何时,在监狱工厂的某处,一个女囚也在想着如何缝好手上的衣物，因为她害怕受罚。我们可以想见，这两个女人同时干着同样的工作，所操心的也是同样的技术问题。她们两人工作的差异，却不亚于一道深渊。有待解决的全部社会难题，在于使劳动者从一种情景跨入另一种情景。

所必须的乃是，在其双重美感中，此世与彼世属于并相互连接于工作活动之中，犹如将要出生的婴儿与缝制婴儿衣物之劳动的联系。这一连接之实现，可以是通过展现与每一种劳动的独特姿势、独特流程直接相关的思想;可以是通过一种足够深刻的消化配合，使它们渗入生命的实体之中；还可以通过一种印刻在记忆中的习惯，使这些思想与劳动的具体活动相挂钩。

如今我们无论在理智上还是在灵性上，都没有能力完成这样一种转变。我们能够开始为此作准备就已经很了不起了。当然,光靠学校是不够的。所有还存在着类似思想这样一种东西的圈子——教会、工会、文 学界和科学界都必须共同参与。我们颇不敢在上述圈子中加上政治党派。

教育不管是以孩子还是成人、个体还是民族、甚至是自我作为对象——都在于激起推动力。告诉人们这是有利的。这是必须的.这是善的，此类任务都落在教育的肩上。教育关心的是有效实施的推动力。因为若没有足以提供必不可少的最大能量的推动力，从来没有一种行动能得到实施。

要想只指出一个方问，而不想办法保证相应的推动力在场，便能引导人性受造物——他人或自我——朝向善,这就好比狠踩油门，却想开动一辆没油的汽车。

或者就像要点一盏油灯，却不往灯里灌油，这一乖谬早在一部极其著名、两千年来人们反复阅读引用的文本中就被揭露过了。可人们还是一直在犯这样的错误。

我们可以很容易对公务行动所包含的教育手段作一番分类。

一个孩子，若他在历史课中愿意颂扬残忍和野心；在文学课中感意颂扬自我中心、傲慢、虚荣、以及引起轰动的渴望；在科学课中感意颂扬一切使人类生活变得混乱的发现，对发现的方法和产生的混乱结果毫不留意；他又如何会去学习崇尚善呢？凡是要与这一如此广泛的潮流——比如对巴斯德（Pas-teur ）的赞歌——相对抗的，听起来都没有根据。在虚假伟大的氛围中，要想寻求真实的伟大，那真是妄想。因此，必须蔑视虚假的伟大。

诚然，才具与道德并没有联系；但是在才具中是绝没有伟大的。要说在至美、至真、至义之间没有联系，那是全然错误的；它们之间有的不只是联系，而是一种神秘的同一,因为善是一。

精英二流

对属于“文学"(Lettres)这一部分的文化而言,这样讲的理由就更充分了。因为其对象始终是人类的状况，并且民众对人类状况的体验最真实、最直接。

大体上说，除了某些例外，二流乃至更差的作品更适合于精英(elite)，所有一流的作品则更适合于民众。

论公共生活与国家机器

人们会徒劳地寻求公共生活的某种面貌，它会在法国人中激起最轻微的忠诚、感激和友爱感。在世俗化热潮的美好时光。曾有过教育；但长远以来，在父母一一如在孩 子们眼中，教育无非是发文凭一也就意味着提供职位的机器。至于社会法规,如若他们对之满意，法国人无不视其为用暴力压迫从三心二意的公共权力手中夺来的特许权。

没有任何利益能替代对公共事务缺乏关怀的利益。一个又一个朝代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摧毁着局部及地区生活，末了它就全然消失了。法国就像那种病人，四肢已经冰凉，只有心脏还在跳动。任何地方都没有生命的搏动,除了巴黎；从巴黎的郊区起，道德死亡就开始使人难以忍受了。

国家是冷冰冰的东西，不能为人所爱；相反，它会杀死一切可爱的东西；于是，我们是被迫爱它的,因为除了它别无其他：这真是我们当代人的道德酷刑。

这也许是领袖现象的真正原因，在任何地方都会出现领袖.愚弄着众多的人。如今，在每个国度，在一切事业中，都会有那么一个人，人们以他个人的名义宣誓效忠。被迫拥抱金属般冷冰冰的国家，反过来促使人们急切地去爱一具血肉之躯。这现象远未臻终结，并且,尽管直到如今其结果已经是灾难性的。它还为我们保留了许多痛苦的打击；因为，在好莱坞已广为人知的以任何材料都能用来制造明星的艺术，能让任何人现身于民众面前，为大众所仰慕。

围绕祖国概念同样还有一种失衡，以及在相反的意义上作为这种失衡之补偿，发生在纯粹思维领域中。因为，在一全然空洞的环境中，国家始终是惟一有资格要求人忠诚和牺牲的东西，祖国概念在思想中就处于绝对者的位置。祖国超越了善与恶。英国谚语说:"right orwrong， my country"(好坏都是我的国家)：但人们常走得更远。人们不承认祖国也会犯错误。

如果各个不同圈子的人都很少会作批判性的审查，那么尽管他们可能意识不到，一种明显的荒谬也会使他们处于某种不健康的状态，削弱他们的灵魂。事实上，再没有什么比某种哲学(然而是一种隐而不露的哲学)更能与人们共同的日常生活相混杂了。

将祖国置于某种绝对的不受玷污的地位，显然是荒谬的。祖国是民族的另一种说法；而民族则是由历史事件而造成的领土与民众的集合体，就人类理智所能判断者而言，在这一历史过程中，偶然因素起了很大的作用，其中总是善恶相杂的。民族是一事实(fait)，而事实便不是绝对者。它是各种类似事实中的一个。世上并不是只有一个民族。我们的民族诚然是独一无二的。但其他人的民族,考虑到他人对它的爱，也同样是独一无二的。

同样在试图消除恨意的同时，也必须鼓励差异的存在。各种思想百家争鸣绝不会对我们这样的感觉造成损害。只有精神惰性对它才是致命的。

落在国家身上，保证民众能够真正拥有祖国的资任，不应该是在民族危难时落在民众身上的军事义务的条件。因为就算国家玩忽职守,就算祖国日趋衰败，但只要民族独立性还没有丧失，总会有复兴的希望；如果我们更仔细地观察，在各国的历史中，在更晚近的年代，我们就会发现一些令人吃惊的衰败和复兴。但要是国家被外国军队征服了，那就不再有任何的希望，除非很快又得到解放。只有希望——当别的一切都丧失时——才值得我们为了维护它而献身。

因此，尽管祖国是一个事实(fait)，且如此地受一些外部条件、偶然因素的制约,在生死存亡的危急时刻援救它的义务也近乎是无条件的。但显然，事实上民众越是感受到祖国的实在性，他们就越是会炽烈地保卫它。

爱国主义固有矛盾的中心就是：祖国是有限的，而其要求却是无限的。在极度的灾难中，它要求一切。为什么人们要把一切给予一个有限者。另一方面，在必要时不果断地把一切都给予它，那就是彻底抛弃它，因为要想保卫它不付出很大的代价是不可能的。对于必须做的事，似乎人们所做的不是尚不及就是有过之；而一旦他做得过头了其反应定然就是稍后他会更加不及。

这一矛盾只是表面的。或更确切地说，它是实在的，但究其实质而言，它又可归结为人类处境的基本矛盾之一，我们必须承认、接受、利用它们，作为超越单纯人性的阶梯。在这一宇宙中，在一种义务与其对象之间,从没有一种尺度上的平等。义务是无限的,其对象却不是。这一矛盾影响到每个人的日常生活，毫无例外，也包括那些甚至完全没有能力哪怕含混地表达自己思想的人。人们以为找到的一切走出这一困境的方法，都是谎言。

爱的饥渴

当一个人的献身远远超出其心灵的能力,其结果就是他不可避免地将产生一种狂暴反应，某种情感的诱导。这常能在家庭中看到，当一个病人要求得到的照顾超出了他所激起的爱意时，情况就会是这样的。他是某种积怨的对象，这种积怨因难以启齿而受到压抑,但它始终都存在，犹如一种隐秘的毒素。

如果一个男人惊讶地发现他心爱的、他完全信任的妻子对他不忠，被他撞了个正着，他就会与真理有一种暴烈的接触。如果他得知在一个他不了解的城市里，一个他不认识的、头一次听说名字的女人背叛了她的丈夫，那他与真理的关系就不会有任何改变。

这一例子提供了关键线索。知识的获得之贴近真理，只有当它与我们所爱者有关，而不是任何其他情况。

爱真理，并不是个恰切的表达。真理并非爱的对象。它不是个对象。我们所爱的，乃是某个实存的、为我们所思想的并由此可能成为真理或谬误之原因的东西。真理是实在(realite)的一道光芒。爱的对象并非真理,而是实在。渴望真理，就是渴望与实在有一种直接的接触。渴望与某一实在的一种直接接触，那就是爱。我们之渴望真理，只是为了在真理中爱。我们渴望我们所爱者的真理。与其说是对真理的爱，还不如说爱之中的一种真理精神。

虚假性伟大强盛

有那么一些人，在他们当中，事情不是这样的。这或者是因为他们天性无惧,他们的肉体。他们的血。他们的心肠感受不到眼前的死亡或痛苦；或者是因为他们灵魂中有一种极高程度的统一性，这种推理的制造者根本没有工作的可能。在其他人心中它依然在工作，它使人感受到它的说服力，但这说服力受到了藐视。其前提同样是，或者有一种很高程度的内在统一性，或者外在的刺激很强。

希特勒对宣传的天才发现，即认识到光有暴力是不足以压制思想的，但若加上任何粗鄙的思想，它就能达到目的一一这一现象也提供了开启内心生活的钥匙。肉体的喧闹，哪怕它再強烈，也不能在灵魂中战胜思想——假如只有这喧闹的话。但假如它们将其说服力与另一种思想相联系，尽管这可能是一种坏思想,那它就能轻易得是。关键就在这儿。没有一种思想会平庸得不能与肉体结盟。但必须有某些思想与肉体结盟。

出于民族仇恨的盲目性，如果以为在如今的人们之间，不彻底转变伟大强盛的观念和意义就能将希特勒排除出伟大强盛，那简直是空想。要想对这种转变作出贡献，就必须在自己身上完成转变。通过改变对伟大强盛的情感配置。眼下每个人都可以在自己内心开始惩罚希特勒。这绝非易事。因为一种与那氛围一样沉钝且裹挟一切的社会压力反对这样的做法。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灵性上与社会隔绝。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说，辨识善的能力，只存在于那些注定能直接从神那里获得教育的灵魂中。

若以为有那么一种天意般的机制，能把一个时代所拥有的最好的东西传递给后代，这是绝对错误的。照事物的本性而言，被传递的是虚假的伟大强盛。的确有那么一种天意般的机制，可它的作用只是将少数本真的伟大强盛与大量虚假的伟大强盛相混杂；正需要我们来鉴别。没有它，我们就会迷失。

几个世纪以来虚假伟大强盛的传递并不是历史所特有的。这是一条普遍法则，比如说,它也统辖着文学与艺术。的确，文学的天才支配着这几个世纪，与之相对应的是政治天才对空间的支配；这两种支配本性上是一样的，都是此世层面的,同样属于物质与强力的领域，同样卑下。还有，这两种支配形式都可以成为买卖与交换的对象。

于是，人与人之间真理的交流传播全然有赖于情感状态；而且对于各种类型的真理情况都是如此。

按佛教的传说，佛陀曾发愿，任何颂他名号愿通过他而得救的人，都能随他升天。在这一传说中，存在着一种“口诵佛号”的实践。即如梵语、汉语或日语反复念诵几个音节，它的意思是：“荣耀归于光明之主。” 从前有一个小和尚，担心他父亲不能永恒得救，他父亲是个老守财奴，脑子里想的是钱。庙里的方丈就把老头子找来，答应他，只要他念诵一遍佛祖的名号，就给他一个铜板；他要是每天晚上来庙里汇报念的次数，就如数付给他。老头子乐坏了，一得空就念。每天晚上他都要来庙里要钱。突然有一天他没来。过了一个星期，方丈派小和尚去打听他父亲的消息。有人跟他说，老头子如今念诵佛号着了迷。方丈对小和尚说，什么也不要做，等着吧，过了一段时间，老头子来到庙里，两眼炯炯有神，说他已开悟。

所有要问的，也都令人想起与某种机械论类似的东西。对某一纯粹善的一切真实的愿望，超过一定的强度之后，都会使相应的善降临。

正如人类的语言远离神圣的美，人的感性和理智能力远离真理，社会生活的不得已之事也远离正义。于是，若说政治不像艺术与科学那样需要创造性的努力，这显然是不可能的。

基督教的基本真理之一乃是，一种朝向稍微完美的进步并不是由一种稍微完美的欲望所产生的。只有对完美的欲望，才有力量在灵魂中摧毁那使它受到玷污的恶。故基督的戒律说：“你们要变得完善，如你们的天父是完善的。”

而偶像崇拜是一具铠甲；它能阻止痛苦进入灵魂。不管我们如何惩罚他，都不能阻止他自认为伟大。

为了做到这一点，就必须在灵性上与社会隔绝。这就是为什么柏拉图说，辨识善的能力，只存在于那些注定能直接从神那里获得教育的灵魂中。

笛卡尔自己坦白过，在《几何学》中就是这么做的。这证明他不是毕达哥拉斯和柏拉图意义上的哲学家——神圣智慧的热爱者；自从希腊消亡后，就再也没有哲学家了。

高斯的例子也许是我们现代科学中独一无二的；他把一些手稿遗忘在抽屉的深处，里面包含了了不起的发现，后来，某一天有人提出了轰动一时的成就，他则漫不经心地评论道：“这些都很准确，我十五年前就发现了；但这方面我们还可以走得更远，提出这样、这样、这样的定理。”

忍耐的德行，或将该希腊词译得更贴切些，一动不动地期待的德行，就与这种绵延的必然性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