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的囚徒

做过科研的人才会写的书，对科研中的一些不得不说之事还原的还不错。没啥太大的亮点，不过也足以体会出在一板一眼的科研中，一样有着累心的人事。

在科学研究中公然的欺诈很罕见。此外，在科学上，也不可能有完美的犯罪，没有永久无法侦破的谋杀，因为没有限制法令，人们可以一直追究下去。凡是重大课题，或迟或早，其实验都会被重复，其理论必定会受到其他人的检验论证。尽管如此，本书描述的并不是一个黑白分明的问题，它描述的是一个比较灰色的领域，我们科学家在这个领域有时候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迷失。 原创科学――托马斯?库恩称之为“范式科学”――通常都涉及构想一个假说，这一假说必须能够通过实验证实。这种假说在提出来的时候，往往看上去非常完美，显而易见，我们因此认为肯定正确无误。我们会设计一项实验去证实它；结果似乎也支持我们的设想。我说的是似乎。有时候，会有一些不一致的数据显示出来：8点中有2点不在一条直线上，7个实验中有一个疑点不能成立。我们把它归咎于实验的易变性，或者统计学上的偏差。这些是科学上不可避免的情况。于是，我们发表了经过处理的结果。论文引起了轰动，同事和竞争对手竞相重复我们的研究，用其他方法去测试验证。“正常的科学”占了上风，我们的范式在圣殿里赢得了一席之地。 假如我们的洞察力深邃，我们的推理无懈可击，那么修改数据从道德上来说又该如何解释呢？150年前，英国数学家查尔斯?巴比奇注意到这种行为，他严厉谴责了这种不轨行为。当然这种现象由来已久：孟德尔肯定这么做过，艾萨克?牛顿爵士也可能做过，毫无疑问，弗朗西斯?培根本人，也曾以超越真实的眼光，修饰过他的数据资料。可我们的合作者，我们的学生如何呢？他们因此受到感染了吗？我们是否由于无视榜样的作用而加倍玷污我们所信奉的原则？科学是对于真理孜孜不断的追求，科学界也是一个社会团体，有自己约定俗成的规矩，有自身的社会合同契约。科学精英这种职业上的越轨行为会对科学文化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科学是对于真理孜孜不断的追求，科学界也是一个社会团体，有自己约定俗成的规矩，有自身的社会合同契约。科学精英这种职业上的越轨行为会对科学文化造成什么样的危害呢？ 这类灰色的问题正是我想在这部小说中揭示的。然而我不能够，也决不会，按照一般的做法明确声明不承担责任，说书中所有的人物都是虚构的，所有与真实情况相一致之处都仅仅是巧合。这也不是一本科幻小说。例如，基本上所有关于昆虫的细节都是真实的…… 发表、优先权、作者的名字排列、杂志的选择、大学里的终身职位、为研究工作等从基金或赞助人处申请获得捐款的本领、诺贝尔奖、对他人的挫折幸灾乐祸，这些是当代科学的灵魂和辎重。为了要说明这些，我安排康托和斯塔福研究一个完全虚构的肿瘤发生理论。像小说中的斯塔福和康托那样，在几个星期或者几个月里面通过一两个简单的实验加以论证，提出令人信服的证据，这在现实里几乎没有可能。虽然他们的研究是编造的，但是，实验室的背景、他们的道德伦理等还都是真实的。

即使不具备神经生物学知识的人也知道，光会刺激视网膜，使人睡意全无。 一种没有证据的假说，有时候比毫无用处更糟——它甚至可能是危险的。你可能会把此后的精力全部用来验证它，结果却只是徒劳。 “我们有过这种经验，但没有领会其中的含义，而懂得含义就可重构经验……”——艾略特《四个四重奏》 登山者经常从侧面，甚至从后面绕过一个特别险恶的障碍。康托从事癌症研究已有很多年。在这许多年里，他曾经作过许多这样的攀登。在攀登的过程中，登山者不时会发现一条出乎意料的路线，一条其他人从来不曾探索过的路线。它看上去好像可以直接通往山顶。那种发现的愉悦，尽管很短暂（毕竟，发现之后，还必须要有实际的挺进），却会令人激动不已。 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或是伯克利的许多研究组的研究人员超过30名，其中大多数都只是被当做有手的工具而已。在那里，超级明星领导实验室，主要充当研究经费的募集人，以及其研究组在重大科学会议上的发言人。他们自己当然是不会亲自动手做实验的。 此话不假，《科学引文索引》简化了生活。一般目录工具的索引都是向后检索编排的，《科学引文索引》正好相反，它是往前编排的。梅阿达的论文最初发表于1983年。《科学引文索引》会列出自1983年以来所有引用过梅阿达论文的出版物，这样很快就能够找到其他曾经使用过这种技术的人。下面这段是关于导师是否应该在学生发表的学术论文上署名的问题：讨论人：阿德里与莉亚（塞莉的导师和室友） “为什么你的名字要出现在论文上？”她继续咄咄逼人得问，“塞莉不是独自一个人完成所有的实验吗？我的指导老师提出了我博士论文的题目，但是他不会把名字放在我的文章上面。你们科学界的人士为什么要这么做呢？为什么要署名阿德里和普赖斯，康托和斯塔福……或者还有其他什么方法” 阿德里的声音十分严厉。“我来回答这个问题。我们从这个重要的问题开始说起：究竟谁的名字应该出现在这篇关于咽侧体抑制素的论文，或者描述斯塔福博士神秘的研究工作的文章上面？作者署名的顺序应该如何排列？这些都是实际的问题。在学术界，它们所产生的嫌隙，远比科学界其他任何学科。” “我提供了设备和塞莉的奖学金。向国家文生研究员提出经费申请的报告是我写的。在报告中，我非常详细的说明了我的研究小组要做什么，为什么他很重要，以前有什么贡献，以及其他许多事情。我的申请经过同业学术品审委员会的评审。这是一个所谓的研究部门，负责审核成百上千项申请。其中四分之一可能会得到经费。没有这样的支持，塞莉什么也干不成。我不仅仅是在谈她的奖学金，而是说我实验室里面所有的仪器设备、化学试剂和玻璃器皿。你基本上独自一人工作，既是设计师又是建筑师。你有许多工作甚至可以在家里做。你只需要到图书馆——这无需由你的论文导师提供，要些纸和笔——” “听我说！现在即使是人文学者也使用计算机。” “对不起。但即使是一台电脑，恐怕也不是你的教授提供的。你要么从系里借，或者更加可能的是的自己去买一台。你属于那种情况？” “我妈妈买的。” “好了，就是这样。塞莉用的那台是用我的研究经费买的。再说，我每天都要与塞莉见面；我们一起讨论他的工作进度，我建议采用某种技术，提醒她注意重要的参考资料。我的实验室里面还有其他许多人在研究类似的问题，塞莉不断地与他们一起交流。这种情况是人文学科理所没有的。我打赌你连续几个星期也不见你的论文导师一面。” “我为什么要见她？我实际上是独自一个人在研究。” “当然你是一个人在研究，”阿德利反唇相讥。“你无需学习新的技术、新的实验方法……你只需要能够阅读，使用一台文字处理机就可以了。莉亚，很抱歉，我可能有点过分，可我这么说完全是出于自卫。在实验科学里，既有师生、师徒关系，又有同事关系。一般认为，教授作为作者之一是很正当的事情。事实上，在这个领域里的人——包括塞莱斯蒂娜在内——都认为我是资深作者。” “资深作者未必是在作者署名中排在最前面的那一个，虽然有些资深的研究人员非常强烈的觉得他们的名字必须永远出现在最前面。其他人总是按照字母顺序来排列署名——”　　解构主义：揭开说话的人所使用的语言中被掩饰或者“被抑制”的意思。　　　　你会忍不住记下你所看到的东西，然后，时候过了一段时间，比方说几个月之后甚至几个星期之后，你忘记了自己最初在哪里看见过它，渐渐地你认为他就是你自己的想法。　　“当你送上经费申请时，你的大多数竞争对手会坐在那里审核你的申请。”康托曾经解释说。他们就像是杂志的评审人。不同的是，他们处理的是思想，而不是已经完成的研究工作。我并不是说他们不诚实。我也曾经做够六年这种差事，我认为我在此期间没有什么不诚实的地方。但是，人们从事这种耗费时间的工作并不完全是出于崇高的责任心，是尽义务，或者可以说，是某种善举。实际上，总是有一些利己的成分在里面，其中最重要的是，可以最早获悉最新消息。你会忍不住记下你所看到的东西，然后时候过了一段时间，比方说几个月之后甚至几个星期之后，你忘记了自己最初在哪里看见过它，渐渐地你认为它就是你自己的想法。因此，那些行家不会把一切都说出来；他们在申请中主要谈论他们已经完成了但尚未发表的东西。只有初次申请的人，他们以前没有获得经费，只好把他们所有的牌都亮在桌上。他们别无他法。这是常有的事；那在像科学界这样对优先权非常敏感的行业里，期刊杂志上登载的文章总是包括编辑部收到稿件的确切日期。在美国和英国，一篇文章刊登出来的时间花费的长短直接与审阅人设置的障碍成比例。这是一个知识界精英荟萃的地方，在这里，即使巨匠的稿件也会遭到相对来说无足轻重的小人物的挑剔。所有多产的科学作家，哪怕是像康托这样杰出、严谨的人，都曾经有过与名不见经传的评论家发生激烈争论的经历。 斯塔福已经知道，你可以不断地施加影响，使得挑选出来的审阅人符合自己的口味。因此，在你论文的参考书目里不断地引用另外一位科学家的作品，就很可能会引导编辑挑选那个人作为一个特别合适的审阅人。要是你把那位潜在的审阅人的著作归类为“一流的”、“发人深省”，或干脆就说“精辟”，他在审阅你的稿件的时候，就会比较心情舒畅。康托忠告说：“好话人人爱听，恭维永远有用。”关于密封信优先权的问题： 　　“plicacheté是法文，意思是‘密封的信封’——真的完全封闭，信封口用红蜡或者类似的东西封死。它意味着你可以送出一篇文章，刊物编辑在上面注明收到的日期而不打开它，直到作者要求稿件进入编辑程序。密封信的作者一般都要求杂志社，只有在其竞争者发表了，或者将要发表同样的东西的情况下，才能打开密封信。当然，他的文章发表的时间很可能会稍微迟一些，但是由于密封信上记载了具体的递交日期，因此可以证明其享有优先权。”　　“传说在４０年代后期，一家瑞士香水公司的一名化学家同时递送了两份密封信，这两封信里面对于同一个问题的答案完全相反。他不能肯定究竟哪个答案正确，但他认为自己这么做肯定万无一失。如果有人发表了一篇文章明确的证明了两个答案中的一个，这个人就会要求编辑打开内含正确答案的那个信封。于是他就能够宣称他享有那项研究的优先权，尽管他并没有真正的解决那个问题。可显然是阴差阳错，那位编辑打开了错误的信封，发现了事情的真相。那是那份刊物最后一次接受密封信。　　密封信制度实际上也有公正之处：它曾帮助了想要申请专利的人。在欧洲，如果你先公布研究结果，就不可能为你的发明申请专利。因此，有的时候，发明者把他的研究以密封信的形式送出去，等到他的专利申请被专利局批准之后，在要求发表，这堪称鱼和熊掌兼得的经典实例。”　　“艾西，你是否为你的研究成果申请过专利？” “有过一次。不过我发现，在大学里为已经完成的工作申请专利的想法没有多大意思。我知道我这种想法很不合时宜，不太讨人喜欢，而且我肯定是少数派。为自己的发明申请专利，没有什么不对或者不合法；但是会惹来很多麻烦。不光是看得见的问题：你在研究时忽略了对经济回报的分配。荣誉的归属会变得更加棘手，甚至比决定论文上的合著者更加困难……”他低头看着斯塔福，疲惫的笑笑，“我们大家不是全部知道那会引起怎样的怨恨？就专利而言，情况还要糟糕：人们分享的不光是荣誉。你在谈论的可能是真正的钱。”　　她把遮住她眼睛的头发捋到了脑后。这是她做的最频繁的习惯动作，斯塔福曾经问她为什么不干脆把头发剪短了。“你们科学家不会理解的：作家在写作的时候，手里需要有样东西。这就是为什么有那么多作家抽烟。我不会抽烟，所以我就这样。”　　如果他真想要了解一个男人内心深处最本质的东西的话，至少得与他连续带上３６个小时，也就是两夜一天，这是必要的条件。　　葆拉有一种本事：假如她不愿意回答某个问题的话，她能把对方的问题转变成提问。　　喜马拉雅山的攀登者在山顶享受荣耀的时间是以分钟来计算的。为了防备暴风雪降临，或者氧气供应耗尽，他们一只手拿着旗子，另外一只手拿着冰斧，照片拍摄完毕以后，就踏上了返回大本营的旅程。 科学家的实验日志不是个人的日记；其存在的全部理由就是为了让其他人需要检测验证的时候用。通常，笔记本用的是那种可以在比较大的文具店买到的，装订结实，页码编号早已经印在上面的角落里。登录条目反映了这种实在的、有序的外表：所有的事情都按照时间的顺序记录下来，完整地，尽心尽责地认真记录在本子上，作为让其他人照样去做的指导。珠穆朗玛峰探险队的领导在一些看似琐碎的事情上，坚持执行铁定的纪律。康托就以这种方式来对待实验笔记的要求。一切都要用不会抹擦掉的墨水笔，而不是铅笔写，甚至连细碎的计算也要记录在本子上，而不能草草地记在零散的纸上。所有一年级的研究生都听到同样的教诲：“你们笔记本里记录的东西永远不会太多，只会嫌少。你永远不知道哪些资料将来会是至关重要的。”学生离开康托实验室时，笔记本必须留下。教授宽敞的办公室里有一个加锁的书柜，里面存放着200本这样的笔记本，它们全都经过仔细地编目，它们是康托实验室在四分之一世纪里全部实验工作的证据。 他知道有些人，他们几乎连草稿也从来不自己动手写，只最后在稿子上签签他们的大名。康托与他们不一样，他文章的第一稿差不多一直是他自己写的。他曾经不止一次骄傲地指出，他的做法与那种不参与写作而专门以作者身份出现在文章上的人之间的差异。他感到，如果一个人的名字出现在一篇文章上，那么他就该为里面所有的内容负责。履行职责的最好方法就是动手写那篇文章。但是，即便是他，像康托这样有责任心的超级明星，尽管他为了维护谨慎的道德原则，曾经抵御了那种庞大研究小组的诱惑，最近几年无论是在实验室里，还是著述的时候，他都把杰里迈亚?斯塔福都当做例外。 我们在研究过程中利用了他们的研究和研究成果。如果他们的研究靠不住的话，我们的也就不可能可靠。科学绝对是一幢建立在良好的信任基础上的大厦。如果基础不可靠，那就如坐泥潭了。 一项实验必须由其他人独立重复，以证实其可真实靠。完全是为了证明我们没有犯什么错误。当然，并不是每个实验都会重复。但是所有重要的实验都必须通过这道程序。 不管个人动机如何，怀疑主义在科学上是健康的。 我当年学化学，读研究生时，曾经经遇到过这种事。当时，我在作一个反应，称作“去碳化”反应。作这个实验要在一个玻璃管里面把一种物质，加热到在其融点之上。最初，十分完美，可后来，出来的结果非常不稳定。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找到原因：原来，我最初使用的是软玻璃，它稍微有一点碱性，而后来我选用了派热克斯耐热玻璃。事实证明，正是这种少量的碱促进了这种反应。 哈佛大学的卡罗尔?威廉斯（CarrollWilliams），他是一位倍受尊敬的昆虫生物学家。他曾经有一位捷克来的博士后，卡雷尔?斯拉马（KarelSlama）。他到哈佛去继续他在布拉格开始的研究。他随身带了一些他在家乡已经研究了多年小虫，可很奇怪，尽管他喂给它们同样的食物，斯拉马始终无法让这些昆虫在马萨诸塞交配，繁殖后代。你知道最后是怎么回事？” “是他们养昆虫的那个广口瓶底部铺垫的那张纸片！”康托得意地说。“那张纸是用来放养昆虫的作用。他在布拉格一直这样做，最后，他把纸拿走以后，那些昆虫在剑桥过得得很快活。”康托很高兴讲述这个故事。“欧洲的纸张所用的树与北美洲的不同，是用香脂冷杉木造的。他们从香脂冷杉纸浆里离析出了后来被称作“纸因子’ 的东西，它造成昆虫不正常的生长和夭折。我仍然记得那篇实际上应该说是非常严肃的结论：《波士顿环球报》和《华尔街日报》有抑制作用应该禁用，而《自然》和伦敦的《泰晤士报》则无碍。” “你的声誉越好，你撤回研究论文的影响就越大，对手也越发幸灾乐祸。” 葆拉大叫起来：“我简直不敢相信你说的话。你们这些科学家，社会契约的支持者，当有人犯错误的时候，你们竟然会像其他人一样觉得幸灾乐祸？甚至在他承认错误的时候？” 康托不由得叹息一声。“答案恐怕是‘是的’，人们的记忆长久得令人难以相信。我猜想是终身难忘。我们互相依赖，需要绝对的信任，所以，一旦某人在科学界的信誉毁了，就再也不可能完全恢复。一般来说，就是身败名裂。” “你们这些人互相的期望是什么呢？绝对完美？”葆拉问。 “当然不是，不过，倘若研究成果很重要，它会影响许多其他人的想法或者研究方向，那谴责和指控就会是‘你为什么要如此匆忙公布？为什么不等到实验结果被证实以后？’” “那你怎么回答呢？莱昂纳多，如果有人问你的话？你为什么这么匆忙发表？” “坦诚地说，大多数科学家都具有分裂的人格：一方面，他们信奉严格实验的方法，相信它的规则，以及知识进步的最终的客观结果；另外一方面，他们又是难免犯错的人，具有一般人的感情弱点。我现在谈论的是人性的弱点。我们全都知道，在当代科学中最伟大的职业风险是同时发现。如果我的理论正确的话，我绝对肯定，或迟或早，有人会有同样的想法。在我这个竞争激烈的领域很可能很快就会出现这种事。激励科学家的动力――他的自尊，其实是建立在一个很简单的愿望上：得到与自己同等的人――这个世界上的那些克劳斯们――的承认。只有原创思想才能得到这种承认和赞誉，这就很愚蠢地意味着你必须是第一。因此争取获得优先权的动力很强大，就不足为奇了。我们，包括我在内，建立优先权的唯一方法就是看谁最先发表。” “好的科学家一次只改变一个变量。” 年纪大的男人吸引年轻女性的是他所掌握的知识。 有什么证据比性更加令人信服呢？展示我的魅力，吸引那些年轻的知识女性，与那些年轻有魅力的男人竞争，这种想法迷住了我。你说得很对：我的信息素就是智慧。我若想证明自己还没有衰老，最有效性的证据就是：一位聪颖的年轻女性宁愿挑选我，而不是身体诱惑力更强的同龄人。这可能不是一个很好的回答，但却是诚实的回答。” 他们的态度都很明确：除非获得诺贝尔奖，否则从助教开始做，就意味着我实际上没有希望在系里获得终身教授的身份。不从自己内部提拔任何人。这就意味着，你得满足于在哈佛开始你的事业，等你想当终身教授的时候，只好到其他地方另谋出路。” 除了哈佛，其他没有哪个化学系会事先告诉你，在未来很长时间里，他们认为你不够优秀.在哈佛有不少很杰出的人物就受到过这种待遇。比如吉尔伯特?斯托克（GilbertStork）。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有机化学家之一，与哈佛目前那拨人中的任何人相比都一样出色。可他只能到哥伦比亚大学去受聘为终身教授。再比如威尔金森（Wilkinson）。他由于在哈佛当助教时开始的研究，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奖。当然，他是在被踢出哈佛回到英国以后才获得那项大奖的。我是从琼那里了解到所有这一切的。她提醒我要注意这里的情况。 她说，‘如果你从顶峰开始，那你就无处可去，只有往下走了。’她列举了几个例子，说明在一个级别稍微低一点的大学从事重要的研究，实际上能够吸引更多的注意力。其他学院会怎样找寻你，因为从一个出人意料的地方发表的不同凡响的论文，会更富有戏剧性。例如，韦恩州立大学，它几乎算不上一流的大学：那里就是你们那帮诺贝尔奖获得者中的布朗（H.C.Brown）开始其学术生涯时所在的大学。据琼说，最重要的因素是良好的物质和学术环境，教学任务不要太重，研究生的分配相当――公平。 一两位一流的教授不可能把新来的研究生全都要去。要知道，必须在六年内取得许多研究成果，否则就不可能成为终身教授。你不可能单枪匹马地干。” 一种假说，无论她属于哪个领域，都像是一位睡美人，需要有一位王子去唤醒。对于这位睡美人来说，实验就是那位王子。我提供了第一次实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是我给了她生命。” 一个实验只有当它能够为其他人重复的时候才有意义。你至少需要两个王子才能把一个假设变为事实。 艾略特的话：‘诺贝尔奖是通往一个人葬礼的车票。没有人在此之后，再有所作为。’ “当然，艾略特在他接受诺贝尔文学奖时，并没有在这里说出这些话。那将是极端不礼貌的事。他是在私下说的，在他抱怨人们加在他身上的不切实际的要求和期待的时候。他接受这份最高荣誉的时候，已经60岁了，早已经举世闻名。 王后说，欧洲人可以根据他们使用餐具的方式来区分。大多数欧洲人一只手拿叉，另一只手拿刀，从来不会交换。吃豌豆对他们是严峻的考验。” 吃豌豆的时候，除了英国人，欧洲人的叉都是用来承载食物的：叉子弯曲的那一边对着盘子，叉尖向上。然后，用刀把豌豆推到叉子上去。王后指出，英国人虽然也一只手拿叉，另一只手拿刀，但是他们把不换手发挥到了极致：叉尖始终指向盘子，就像戳肉片那样。结果，在英格兰，吃豌豆的唯一方法就是用土豆泥作为黏结剂，以防止豌豆掉下来。” 她注意到我是典型的美国人――第三种人的吃法――他们用餐具的方法被她称作最耗费时间的方式。她指出了我吃肉的方式：把刀放下，另外一只手拿起叉子；吃一口，然后，换回去；再这样，直到肉吃完为止。据说美国人是很讲究效率的，怎么不请一位时间和行为专家进行一些分析，假如美国人全都像欧洲人一样吃东西的话，美国的生产力会提高多少呢？我回答说，美国人想要吃得慢一些，他们鼓励人们在宴席上尽量多对话。她对此很欣赏。” 诺贝尔奖的提名必须在1月31日之前递交到斯德哥尔摩。 费米的话：‘用实验验证一个预言仅仅是一种手段，用实验证明预言是假的才是一个发现。‘重复其他人的研究是走不远的。 科学界有几种欺诈行为，很少有人知道，除非是熟知就里的内行。……这些行为可以分类，冠以欺骗、造假、修正数据和篡改资料之名。……他们（我们这些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可以确信：他们所发现的每一个事实，他们所完成的每一项好的实验，都会立即被人重复、论证和评说。 ――查尔斯?巴比奇（CharlesBabbage，1830年）

伊西多尔·康托（Isidore Cantor），昵称“艾西”——分子生物学教授，后获得诺贝尔奖杰里迈亚·斯塔福(Jeremiah Stafford），昵称“杰里”——康托的学生，与康托共同获得诺贝尔奖库尔特·克劳斯(Kurt Krauss）——哈佛大学教授，肿瘤权威，康托的提名人塞莱斯蒂娜·普赖斯(Celestine Price)，昵称“塞莉”——杰里的女友，正在攻读化学博士格雷厄姆·勒夫金(Graham Lufkin)——塞莱斯蒂娜的大学老师，与她有过师生恋关系葆拉·柯里(Paula Curry)——塞利阿斯蒂娜的姨妈，康托的女友琼·阿德利（Jean Ardley)——女化学家，塞莱斯蒂娜的导师莉亚·伍迪森(Leah Woodeson)——塞莱斯蒂娜的室友，正在攻读文学评论的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