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牛顿和贝多芬

任何人想要突然作出惊人的发现，这是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是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发展，每个人都要依赖前人的工作。…… 科学家并不依赖于某一个人的思想，而是依赖于千万人的集体智慧，千万人思考着同一个问题，每一个人尽他自己的一份力量，知识的大厦就是这样建造起来的

大家可以理解到为什么科学家往往是国际主义者，为什么科学家现在对科学自由的可能限制极为忧虑。

带着一种自信的微笑，他曾对我说：“我是足够幸运的，当亲爱的上帝还在工作时，我能越过他的肩膀瞧了一下。”对他来说，那就够了，完全够了。这给了他巨大的喜悦和勇气，使他能镇定自如地对付他在这个世上一再遭到的敌意和误解，并且不致于误入歧途。”

到现在为止，我已通过列举一些科学巨匠的生活中的事件，来描述他们对科学追求的各个侧面。现在我回过来讲一些更一般的例子。同样，我从一个实例开始。在迈克尔逊晚年，有人问他，为什么他花这么多时间去测量光速。据说他的回答是：“它太有趣了。”不可否认，在对科学的追求中，“有趣”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有趣”这个词并不意味着缺乏严肃。确实，在《简明牛津字典》中，“有趣”（fun）被解释成“滑稽举动”（drollery）。但是我们能够肯定，当迈克尔逊把他生活的主要兴趣描述成“有趣”时，绝对没有那样的含义。然而，我们赋予迈克尔逊所用的“有趣”这个词的准确含义又是什么呢？更一般地说，愉悦和乐趣的作用是什么呢？ 尽管愉悦和乐趣经常被用来描述一个人在科学中的奋斗结果，但失败、挫折及绝望起码也是追求科学的人常常碰到的事。毫无疑问，克服了困难，将会给人带来最终成功的快乐。那么，失败纯粹是科学追求中一个否定的方面吗？ 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和末期，随着量子力学的基本原理的建立，物理学有了迅猛的发展。狄拉克对这种发展的描述是：　 将它描述成一种游戏（game），一种非常有趣的游戏，这种说法是很恰当的。无论什么时候，某人解决了一个小问题，他都能就此写一篇论文。当时，对于一个二流的物理学家来说，很容易做出一流的工作。此后，再也没有一个如此辉煌的时代了。

现在谈一谈《原理》的风格。与早期先学发现时表述思想的方法极不相同的是，《原理》是用冷漠的风格写成的。这种风格常使读者无周旋的余地。正如惠威尔（whewell）贴切地描述的那样： ……当我们读《原理》的时候，感到如同像身在古代的军械库中，那里的武器尺寸如此之大，以至当我们看到它们的时候，会不由自主地感到惊奇：能用它们做武器的是什么样的人？因为我们几乎提不动它…… 显然，《原理》以刻板的层叠的风格出现，很显然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在出版《原理》时，牛顿告诉德勒姆（Dreham）说： 为了避免让那些在数学上知之甚少的人损害我的思想，我故意把《原理》写得深奥一些。但是，有才能的数学家，还是可以理解的。我想，他们理解我的证明之后，会赞同我的理论。

有一些科学巨匠的魁力在于，他们对一个课题首先作出了说明，在于他们提出了以后被证明是很有成效的新思想。还有一些科学家的魅力则在于他们完善了某一课题，使该课题变得具有连贯性和明确性。我认为瑞利勋爵实质上属于第二类。

如果这位年过60的科学家喜欢对青年人的成就指手划脚，那很可能害多益少。但是，如果你只做你所理解的事，那情况就可能不相同了。

我们对于自然界的美都十分敏感，这种美的某些方面为自然与自然科学所分享，这不是没有道理的。但人们也许要问：在什么程度上追求美才是科学研究的目的？对于这个问题，彭加勒是一点也不含糊的。他在一篇文章中曾经写道：　 科学家之所以研究自然，不是因为这样做很有用。他们研究自然是因为他们从中得到了乐趣，而他们得到乐趣是因为它美。如果自然不美，它就不值得去探求，生命也不值得存在……。我指的是本质上的美，它根源于自然各部分和谐的秩序，并且纯理智能够领悟它。 彭加勒还指出： 正因为简单和深远两者都是美的，所以我们特别刻意于寻求简单和深远的事实；我们醉心于探求恒星的巨大轨道，我们热衷于用显微镜寻觅极为细小的东西，我们欢欣于在遥远的地质年代中寻觅过去的痕迹，都是由于这些活动给我们带来了欢乐。　 对于彭加勒的这些话，曾为牛顿和贝多芬撰写过杰出传记的沙利文（J．W．N．Sullivan）评论说：　 由于科学理论的首要宗旨是发现自然中的和谐，所以我们能够一眼看出这些理论必定具有美学上的价值。一个科学理论成就的大小，事实上就在于它的美学价值。因为，给原本是混乱的东西带来多少和谐，是衡量一个科学理论成就的手段之一。 我们要想为科学理论和科学方法的正确与否进行辩护，必须从美学价值方面着手。没有规律的事实是索然无味的，没有理论的规律充其量只具有实用的意义，所以我们可以发现，科学家的动机从一开始就显示出是一种美学的冲动……科学在艺术上不足的程度，恰好是科学上不完善的程度。　

因此，我们有根据说，一个具有极强美学敏感性的科学家，他所提出的理论即使开始不那么真，但最终可能是真的。正如济慈很久前所说的那样：“想象力认为是美的东西必定是真的，不论它原先是否存在。” 确实，人类心灵最深处感到美的东西能在自然界得以成为现实，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 凡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美的。 我们也许会问：精密科学中的美在它被人们很好地了解和合理地阐明之前，怎么被认识到？阐明这种美的动力来自哪里？ 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使许多思想家感到迷惑。正是在这一点上，海森堡注意到柏拉图在《斐德罗》中表述的下述思想：　 灵魂对美的光芒感到震惊，因为它感到灵魂深处有某些东西被唤醒了，这些被唤醒的东西并不是从外部输入的，而是一直潜藏在无意识领域的深处。　 休谟（David Hume）在一句名言中表达了同样的思想：“事物的美存在于思考它们的心灵之中。”

“热力学疯狂了。”热力学创建者之一开尔文勋爵（ LordKelvin）在评论玻耳兹曼推导出维恩-斯忒藩定律时说。 “你从恒星的观点看；而我从大自然的观点看。”爱丁顿在和我的一次争论中说。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不同意当今大多数物理学家的观点。”狄拉克在谈到量子电动力学中的重整化方法时说。 “确实，我们好像第一次有了一个巨大的框架，它足以包罗整个的基本粒子和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我在1933年就有过的梦想由此得以实现。”1957年海森堡在谈到他与泡利合作研究统一场论时说（不过，这次合作的结果很不幸）。 “上帝不掷骰子。”这是爱因斯坦说的；他甚至还说过一句更带刺激性的话：“在评论一个物理理论时，我常问自己：如果我是上帝，我会不会这样来安排宇宙？” 爱因斯坦的后一句话，使人想起玻尔的劝告：“我们的责任不是规定上帝如何安排这个世界。”

这里我只想说说他1929年的斯沃思莫尔演讲“科学与未知世界”。爱丁顿在这篇演讲里极其诚恳地表述了他对宗教、科学和生命的看法： 宗教信条是一种巨大的障碍，它阻碍着科学家的观点与宗教所经常要求的观念达成完全一致…… 探索精神激励着我们，它拒绝将任何形式的信条作为探索的目标。如果发现有那么一所大学，那里的学生们需要完成的一项练习就是吟诵自己对牛顿运动定律、麦克斯韦方程和光的电磁理论的笃信和忠诚，我相信你一定震惊不已。即便背诵的是我们自己钟爱的理论，或者是近几年新的理论，我们依然为此遗憾。如果教育学生应将这些结果当作 需要背诵和认可的东西，学生们就根本理解不了科学训练的意图。科学可能达不到自己的理想；而且尽管冲突的危险不至于以这种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可真要在信条和教义面前坚持我们的立场，通常并不容易做到，对通俗科学来说尤其如此。 拒绝信条与保持生活信念并不矛盾。科学没有信条，并不等于我们对信仰漠不关心。我们的信念不在于相信已有关于宇宙的全部知识永远正确，而是确信我们仍在前进途中，如果说我们所谓的事实是变化着的阴影，那么这阴影正是永恒真理之光投下的。 信念与盲目自信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

1920 年，在英国学术协会演讲中，爱丁顿讲述了蒂达洛斯（Daedalus）和伊卡洛斯（Icarus）的故事，或许当时他已预见到他未来科学探索的方向： 古代有两位飞行员，他们给自己装上翅膀。蒂达洛斯在不太高的空中安全地飞越了大海，着陆的时候理所当然地受到赞誉。年轻的伊卡洛斯迎着太阳高飞，最后捆绑翅膀的蜡熔化了，飞行也就因此彻底失败。在衡量他们的成就时，也许要为伊卡洛斯说几句话。第一流的权威们告诉我们说他仅仅是在“玩特技飞行表演”，可我更愿意这样看：是他明确地暴露出他所处时代的飞行器在结构上存在着缺陷。所以，在科学中，谨慎的蒂达洛斯也会将自己的理论应用到他确信非常安全的地方，可它们的潜在弱点不会被他的过分小心揭露出来。伊卡洛斯会将其理论拉至强度极限，直到脆弱的接合点裂开。仅仅是作一次壮观的特技吗？也许有几分道理：他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嘛。但是，虽然他命中注定到不了太阳，无法彻底解开飞机的构造之谜，但我们可以指望从他的失败中得到一些启发，去建造一个更好的飞行器。 因此，在今天，我们怀着极其崇敬的心情，纪念一位曾朝向太阳勇敢高飞的伟大灵魂。

可以理解为什么他最初的理论工作属于天体力学，这个知识部门的基础比起其他任何精密科学部门的基础来，可以在更大程度上认为是已经完全建立起来了的。在这些论文中，我在这里要提到的，只是关于三体问题周期解的论文，以及关于彭加勒的转 动流体平衡理论的论文。 史瓦西最重要的天文学论文是他关于星体统计学的研究。星体统计学是一门试图按照那些包括我们的太阳在内的恒星亮度、速度和光谱类型的观测资料的统计规律，来确定这些巨大的天体构造的科学。在这个领域内，天文学界靠他来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了对卡普坦新发现的了解。

今天，他对那天下午发生的事有了不同的看法。 与爱丁顿的争论还持续了几年时间，这使钱德拉塞卡失去了在英国取得一个有任期职位的任何机会。最后，他终于明白应该完全放弃这个研究课题（不过，这两位都十分出色的人终生都保持着友谊）。他相信自己的理论，但别人不相信。所以，在 1937 年他到了芝加哥大学以后不久，他把他的理论写进了一本书里，并不再去理会它。他改弦易辙，开始研究星体在星系中的几率分布，并发现了被称之为动力学摩擦的奇怪特性——即任何星体在穿越另外一个星系时，由于它四周星体的引力作用，它的速度将会降低。然后，他又转而考虑：天为什么是蓝色的？这个问题的简单答案是：大气的分子允许其他颜色的光通过，但将波长短的蓝色光散射开。这个结论在上一个世纪被英国的瑞利爵士（Lord Rayleigh）发现，但瑞利本人及后来的物理学家们没有能够找到精确的数学方法，以计算光是如何被散射的。在本世纪 40 年代中期，钱德拉塞卡找到了这个精确的数学方法。 对此，钱德拉塞卡十分满意，以至他决定此后将不断地更换研究领域。接下去他研究了许多课题：磁场中热流体的行为，旋转物体的稳定性，广义相对论，最后，他又回到了黑洞，但这次他从一种完全不同的角度研究它。他现在感到十分幸运，幸亏当年他被赶出原来研究的专业。 “假定当时爱丁顿同意自然界有黑洞，”说到这儿钱德拉塞卡停顿了一下，考虑如何把这个见解表达得尽可能准确。 “推测是非常困难的。如果爱丁顿当时承认了黑洞理论，他将会使这整个领域变成一个引人注目的研究领域，黑洞的许多性质将会提前 20 到 30 年被人们发现，不难想象，理论天文学将会大不相同。但这种判断不该由我来作——喏，我想我可以说，这种结局对天文学是有益处的。” “但我不认为对我个人有益。爱丁顿的赞美之词将使我那时在科学界的地位有根本的改变，我会在天文学界里大有名气。但我的确不知道，在那种诱惑的魔力面前我会怎么样。” “有多少年轻人在功成名就之后，还能长久保持青春活力呢？即使是 20 年代里对量子力学作过伟大贡献的科学家——我指的是狄拉克、海森堡、福勒 —— 他们也未能始终如一。即使是麦克斯韦和爱因斯坦，也同样未能始终如一。” 钱德拉塞卡急忙停住自己的话头，说他并不是要把自己与这些科学家相比，也并不是想批评他们。“你可别搞混了，我算老几，竟能批评爱因斯坦？”他认为，这个问题只是在抽象的意义上使他感到兴趣。贝多芬在 47 岁时对一位朋友说：“现在我知道怎么作曲了。”这件事使钱德拉塞卡大为吃惊，留下了难忘的印象。钱德拉塞卡相信，决不会有一位年满 47 岁的科学家会宣称：“现在我知道怎么作研究了。” “当你讨论一位伟大的艺术家或作家的作品时，总会认定这些作品有一个从早期、中期到成熟期的发展过程。艺术家的本领越来越精，使他们最终能处理十分棘手的难题。要写出一部像《李尔王》这样的剧本，显然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要具备巨大的感情控制能力。如果与早期作品《罗密欧与朱丽叶》相比较，你就会发现其间的差别。”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为什么科学家不能使他们的思想越来越精呢？ 爱因斯坦是一位具有伟大科学头脑的科学家。他在 1905 年就发现了狭义相对论和一些其他重大理论。他以惊人的刻苦精神从事研究，1916 年他又发现了广义相对论；到 20 年代早期，他还作出过一些重要的发现。但从此以后，他停步不前，孤立于科学进步之外，成为一个量子理论的批评家，再没有为科学和他本人增添什么光彩。爱因斯坦在 40 岁以后的研究工作中， 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的智慧和悟性比以前更强一些。这是为什么？” “由于缺乏更合宜的词，我只能说，似乎是人们对大自然逐渐产生了一种傲慢的态度。这些人曾经具有伟大的洞察力，作出过意义重大的发现。 此后，他们就相信，他们能在一个领域里取得如此辉煌的胜利，说明他们有一种看待科学的特殊方法，而且这种方法一定是正确的。但是，科学并不承认这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大自然曾一次又一次地表明，作为大自然基础的各种真理，比最聪明的科学家更加强大和有力。” “以爱丁顿为例。他是一位伟人，他说一定有一条自然法则阻止星体变成一个黑洞。他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呢？仅仅是因为他认为那样不好吗？为什么他能认定，他有办法决定自然法则应该是怎样的呢？相似地，爱因斯坦因为不赞成量子理论说过一句人人都知道的话：‘上帝不会掷骰子。’ 他怎么知道上帝不掷骰子呢？” 谈到瑞利爵士，钱德拉塞卡乐于承认他是一个例外。瑞利是 19 世纪的一位物理学家，他在 50 年的研究生涯中，在各种不同领域里都作出了富有创造性的贡献，而且在后期还作出了一些最著名的发现，例如发现了氩气。 “你一定听说过，当瑞利 67 岁时他的儿子曾经问他对托马斯·赫胥黎说的一句名言有什么看法，赫胥黎说：‘在科学界一个 60 岁的人的作为只会弊多利少’。瑞利想了很久，回答说，‘啊，我想如果你只做你所理解的事，不和年轻人发生矛盾，就不致于一定会像赫胥黎说的那样。’我认为爱因斯坦、狄拉克或海森堡不会说出这种话来。爱丁顿肯定说不出这种话的。瑞利说的话中，含有某种谦虚的精神。有人曾经向丘吉尔说艾德里是一个谦虚的人，丘吉尔回答说‘他还有许多方面需要谦虚’。丘吉尔的这句话完全可以用到科学界。能够作出真正伟大发现的人，一般都非常自信，敢于对大自然作出判断。当然啦，瑞利不具有爱因斯坦或麦克斯韦那样的真正伟大的根本性的洞察力。但是，瑞利对科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因为他对伟大的知识宝库增加了一些内容，不断地发现了许多虽不是蔚为壮观但却很重要的东西。我认为在理解大自然的过程中具有某种谦虚精神，是持续进行科学探索的先决条件。” 他一再声明，他只是从抽象的意义讨论这个问题，而不是说他自己。 但他不可避免地会谈到他自己的研究生涯。每隔十年就投身于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可以保证研究者保持谦虚的精神，因为你无法与年轻人发生矛盾，他们在新领域里研究的时间比你还长。像瑞利一样，钱德拉塞卡使自己关心那些重要但并不壮观的工作，以严格的研究精神为知识宝库增添内容，而不是去设法推翻它。他不追求轰动效应，不追求独一无二的令人目眩的洞见，也不追求可以获得诺贝尔奖的革命性发现。他总是坚持对整个领域作长期和全面的分析，而不计较别人认为他的作法可能毫无价值。 例如，在 60 年代，钱德拉塞卡写过一本关于蜜柑状的几何图形（称为椭球）的书，这种工作在当时肯定不会给任何人带来名和利。在该书的引言中钱德拉塞卡写道，他写这本书的理由是，以前虽然对这项课题作过许多研究，但留下“许多空白和漏洞，还有一些明显可见的错误和谬见。如果对这种状态听之任之，不免令人感到遗憾。”他通过系统地分析作用在旋转椭球体上的诸力，例如使它聚在一起的引力、使它分裂的离心力等，终于将这个难题理出了一个头绪，他找到了使旋转椭球体开始变得不稳定的点。其他科学家认为，研究这些理想物体是浪费时间，研究宇宙中不存在的抽象东西有什么价值？但到 20 年以后的今天，这本书却得到了广泛的应用，这真是人们始料未及的。例如，现在已经知道许多真实的星系具有这些想象客体的性质，科学家们正在利用这本书的结论来了解，银河系在自旋时为什么能聚在一起而不散开。 “我想，我的动机与许多科学家的不一样，”钱德拉塞卡说，“沃森（James Watson）说，当他还是年轻人时，就想到要解决一个问题，使他因此而获得诺贝尔奖。他努力向前干下去，后来发现了 DNA。很明显，这种方法对沃森是很合适的，但我的动机不是为了解决一个单一的问题，我需要的是对整个领域有一种透视的看法。” “八年前我开始研究黑洞，而且特别专注于研究一个旋转的黑洞对外来的（如引力波、电磁波）扰动如何反应。如果把这个问题弄清楚了，你就可以知道当一个诸如星体之类的物体落入黑洞时，会发生什么情况。你瞧，这项研究的某些成果已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了，但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研究的最终观点。这就是我为什么写这本书的缘由，我把它看作是能够洞察未来的一个整体。很明显，在这个领域里还有许多工作让我干，但我不想干下去了。打个比喻，如果你完成了一个雕塑作品，你一旦完成就不想再在这儿或那儿进一步修饰它。” 下一步做什么呢？对于一个年届 71 岁的人来说，这可是一个问题。主要的障碍是由他的研究风格决定的，这种风格需要他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意味着他将每天从早晨六点钟一直干到半夜。

虽然他不再认为自己是一个印度教徒，而认为自己可以划归为无神论者，但有时他也有点拿不定主意，是不是应该跟随印度教的传统：断绝一切世俗的联系，到森林里一个人去冥思默想。当然啦，对他来说这就意味着完全放弃科学，最终地变换领域。 “我追求科学的方式给我带来不幸的事实是，它扭曲了我的个性。我不得不放弃生活中其他一些兴趣，例如文学、音乐、旅游等等。我把所有的时间都奉献给了科学事业。我想精读莎士比亚所有的剧本，一个字也不漏，一行也不漏。但我总是没有时间去读。如果我能满足我的兴趣，我将成为另样的一个人，这点我十分清楚。我不知道，能不能用遗憾这个词表达我的这种感觉。但人迟早总会习惯这些损失，人总不会跟自己过不去,他总得跟自己妥协。要把事物整理得有条有理，那总是要花费一定的时间的。” （译自 Sciencesept．1982，PP.69—74）

正如作者在前言中所说， 他思考的是一些我们大家应该思考但又“从未认真思考过的问题”；而且我还深深感到，钱德拉塞卡思考的这些问题对中国读者一定很有价值。于是我决心将这本书译出。开始我在《世界科学》上陆续译出了几篇，颇受编辑和读者的青睐，这更加深了我的信心：一定要把这本书奉献给中国读者。

曾经有一个经典的辩题：美是客观存在的，还是主观感受？ 这个问题很难有定论，在钱德拉塞卡的这篇演讲里，以作者对科学及科学之美的认识阐述了自然之美与心灵之间奇妙的呼应。

庞加莱在一篇文章中曾写道：科学家之所以研究自然，不是因为这样做很有用。是因为他们从中得到了乐趣，而他们得到了乐趣，而他们乐趣是因为它美。如果自然不美，它就不值得去探求，生命也不值得存在......我指的是本质上的美，它根源于自然各部分和谐的秩序，并且纯理智能够领悟它。

科学家对于美有着自己纯粹的理解，科学家都认为广义相对论能够获得广泛的美的共鸣，那他们的选定美的标准是什么样的呢，钱德拉塞卡采用了下面两条。

第一条是弗兰西斯 · 培根的标准： 一切绝妙的美都显示出奇异的均衡关系。 第二条标准是对培根标准的补充，是海森伯表述的： 美是各部分之间以及各部分与整体之间固有的和谐。

物理学与数学中的种种关系都能够被发现符合这两条标准。和谐和奇异的均衡关系。

有根据表明，伟大的心灵往往对真理有着惊人的直觉，并不因为曾证明它是真，而是因为在意识深处觉得它美。

比如说，印度数学家拉玛努扬留下了几百个公式和恒等式，最后后人由许多他也不知道的方法证明出来；引力规范理论是由外尔在《空间、时间、物质》一书中提出来的，但外尔曾承认这个理论是不真的，但因为它显示出的美又使他不愿意放弃这个理论，多年之后，当规范不变性被应用于量子电动力学时，外尔的直觉被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同样的还有他的二分量中微子相对论性波动方程，物理学界30多年未重视，但后来也被证明是正确的。

人类心灵最深处感到美的东西能在自然界得以成为现实，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事实。

凡是可以理解的也是美的。 休谟曾说，事物的美存在于思考它们的心灵之中。 不论是莎士比亚的戏剧，还是贝多芬的奏鸣曲，都引起了广泛的共鸣，从生活中被理解和感受。

这本书认为科学工作与文艺工作异曲同工，都是在追求美，但追求美的模式有很大的不同 科学家们在轻壮时代完成最重要的发现 文艺工作者要在生命后期才能创作出自己最伟大的杰作 1. 科学的追求和动机究竟是什么样的？ 归根结底是在追求美 发现自然规律的美，发现自然之美的乐趣 坚持不懈的努力与思考能让那些天才科学家们有开创性的发现。 艺术家与科学家创造的美只有程度上的不同，没有性质上的不同 2. 同样都是追求美，科学家与文艺工作者在创造模式上有何差异 作者认为，在创造模式上，多数文艺工作者们是“历久弥坚”，要到人生的后期才能创造出自己最杰出的作品；而多数科学家则是“先发制人”，在自己的青壮年阶段完成一生最重要的发现。莎士比亚、贝多芬和牛顿的经历最为典型。 莎士比亚 贝多芬 牛顿 3. 为什么文艺工作者和科学工作者的创造模式存在差异 在作者看来，创造模式的差异，是由于文艺工作与科学工作不同的内涵、不同的特质造成的。 科学之美来源于自然各个部分和谐的秩序，通过纯理智是能够发现并理解它的。这种美往往简洁而深刻。发现这种美，只需要理性地演绎推理，并不需要太多社会与人生的经验。科学家们之所以总是在年轻时做出惊人发现，一方面是因为他们具有某种天分；而另外一方面是因为，人在年轻时最具有反叛精神和想象力，更不易为外物、权威所动，这样更容易专注于自然规律本身，抓住自然简洁之美的本质。 而文艺之美来源于人生的经验与感悟，它的创作需要积累。文艺创作不是通过逻辑推理就能够完成的，它需要经验的积累和总结。越是积累，就越是有可能发酵出深刻的思想与作品来。任何有天分的文艺工作者，都不可能在毫无生活基础的情况下，创作出深刻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