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政治思想史

罗马何以没落？

追源溯始，是昔日罗马人的德能获得唯一真正的上帝的欢心，导致罗马繁荣发达。罗马人可能自以为在向众神祷告，其实他们祈求的善无非魔鬼，就是他们自己伪扮的神。无论何者，反正罗马人所谓的神不能对他们的繁荣居功，在他们遭遇横逆时也无能为力

理想国是什么样子的？绝大多数社会中，我们需要法律来约束人民，规定什么事情不容许做，做了之后会有怎样的后果。但是理想国中是没有法律制度的。那么如此一来，人民该怎么行事呢？柏拉图说，模仿。正因为没有法律，臣民们不知何所为何所不能为，因此只能模仿等级较高的人的行为，比如统治者——卫士及其助手。就像一个人到了异乡，为了行事正确，最好的办法是模仿当地人。卫士自然是正义的，操行高尚，值得被模仿。但是如果没有法律，那么卫士们该如何处事？没有明文规定的赏罚方法，没有量刑依据。柏拉图说，这也好办。卫士在做一件事情之前，会思考其他的卫士遇到这件事情会怎么做？也就是说，他思考的角度是他这一整个阶层，而不是根据个人的喜好憎恶来处事。这么说似乎也合情合理。但是最基本的问题是，卫士该如何产生？像总统、首相一样经由选举？不是的。这个国家的人民，从一生下来开始就接受教育，由浅而深，经过文学、艺术、算术、哲学等方面的训练，层层淘汰选拔之后，最后的“最正义的”那批人，就可以作为卫士来组成统治阶层。我想柏拉图或许忽视了人性中恶的成分，也可能是因为他对自己的那套训练措施过于自信。他认为，经过这些训练，犯罪是不可能出现的。事实上没有，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根据一个神话设计了一种国家宗教。这个神话的大概意思是，人类都是同一位母亲的子女，这位高贵的母亲产生了金质、银质以及铜质的人，柏拉图为理想国划分的三个阶层与之各为对应。如果躐等而为，做出僭越之举，就是渎神。但是在这里，柏拉图好像又不那么自信，或者说是自相矛盾。一方面，他相信经过长期而严格的训练，所有的人都能够彻底认识到

善的形式

，都能够行正义之事。但是他又觉得这套训练方法不那么可靠，于是转而求助于宗教，另加一中约束措施。

与大多数希腊人一样，柏拉图认为一个人没有宗教，即落完整的人一乘，就如一个城市没有其公民认可的宗教，即称不上完整的城市。

但是这样的宗教，谈得上是可以

当真的宗教

吗？基督徒相信他们的宗教是可以当真的，原因是基督教

在神学上市连贯的，有证据基础，因而能为理性的人所认同。

但是这三样古希腊宗教无一具备。这个宗教说白了，

只是公共遵守之物，而不是信徒内在的皈依。

每次放假回家都要啃一点《西方政治思想史》。记得上个暑假看到了社会契约部分，而其中卢梭更能引起我的兴趣。

卢梭根据自己的经验一概而论，作成对整个社会的理论。他认定每个活在历来所有社会的人，其人格都被迫分裂自我交战。社会经验就是你所知道的正确道理与自我利益之间一场片刻不息的战争，我的自我利益嘱咐我说谎、诈伪、耍诈、卖傻，但我如果反躬自问我这颗质朴而有情的心，我的心却说我应该反此道而行。卢梭认为生活于社会中的人个个都受这种自我分裂之苦；原则催他们走一个方向，自利赶他们往相反方向走。基督教说，“爱你的邻居”，但社会生活马上告诉你，爱邻如爱己者无非愚蠢。即使在一个基督教社会里，谁要是愚蠢到将基督教当真而想过道地基督徒的生活，连怎么活命都成问题。 卢梭在《忏悔录》中所写，在不正义的社会中过正义生活的滋味，强烈令人想起柏拉图《理想国》提出的相同问题。柏拉图说，完全正义之人生活于完全不义的社会，不久就会命丧不义者之手。

所谓一个人的政治理念，无非是个人的地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社会管理者或者说是服务者该如何推举，之后社会又该如何管理.......等等。对于以上问题，亚里士多德同学的回答如下：首先是世间万事万物的一个总的原则：自然。自然将人与动物、男与女、孩子与成人区分的非常清楚。因此，

万物都有其自然的位置。

这个位置上的区别，可以表现在，有些人血统高贵、睿智富有，因此适合作为主人；另一些人，或困窘不堪，或愚钝懒惰，因此适合作为奴隶。他们都应该谨遵自然的分类，安分守己地呆在自己的位置上，不可躐等僭越。这种说法因该会招致自由主义者的猛烈抨击。实际上，单是从这一点看的话，亚里士多德确实不是那么明智。更何况他的论证过程本身就值得商榷。他说，人活着，不就是为了能有闲暇从事美德之行，提僧自我修养么？那么他就不应该为日常生计所困，而应该把这些琐碎、下等的事情交给奴隶们去做。这就是奴隶存在的意义。这个原则性的问题已然得到了解决。那么，该如何区分谁当主人谁当奴隶呢？这只是个技术性的东西，那就更不在话下了。问题在于，如果将这两个问题的次序颠倒一下，那么这种立论还有意义吗？这个一个致命伤。其次，目的优先论。个人、团体乃至城邦的行止进退都应该依据其目的来指导。人不是为了吃饭而吃饭，而是为了活着。城邦的存在不是为了公众的生活富足，而是为了更美好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