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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不下筷子咽不下碗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
2012-02-22 22:53:55 146人喜欢
1. 皇室的情谊不同于世俗，它不具有世俗友谊的那种由于互相关怀而产生的永久性。 2. 要消除文官中不愿公开的私欲是不可能的。因为整个社会都认为做官是一种发财的机会。（…）至于官员本身，向这种社会风气投降的程度则各有不同。大多数人觉得在是合法又似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持他们士大夫阶级的生活水准，与情操无损。另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则声名狼藉，其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愤慨。再有一部分极端人物，则属清高自负，一介不苟取于人，这绝对的道德观念，可以由古怪的南京都御史海瑞作为代表。这三者的差别，也就是文官之间不能和谐的一大原因。 3. 中枢的管理又被官僚习气所掣肘，这是中央集权很难避免的结果。（…）于是就必须找出自己的行政管理办法。这种办法，即以“责任”二字作为交代。一个地区发生了问题，府县官自然责无旁贷。例如三千亡命之徒，丛聚为盗，当地地方官必受检举。他可以被指责为因循贻误，缺乏胆识，以致事态不可收拾；有时被检举的罪名，也可以完全相反，而被论为浮躁轻率，以致迫使亡命之徒铤而走险。这样，凡是发生事故，中枢之是否能作深入的调查已无关宏旨，上级总可以归罪于下级的地方官。周密的调查既费周折，而如果受罚者又提出证据为自己辩护，如所出事情，在他到任之前滋生，或者其差错在于邻府邻县，或者由于上级指示错误，则法庭也无法结案。案悬而不结，责任不明，必将破坏全部文官机构的规律，失去以后赏罚的标准。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正是维持大局的办法。人事考察条例，也就从这里着眼。 4. 京官对这种考核总是战战兢兢，因为一旦得到一两个不良的评语，则一生事业可能立即付诸东流。本朝历史上最严格的数次考察，曾使两千多文官停职降级。在当政者来说，没有这样的办法，朝廷上就无法去旧迎新；在被考核的文官来说，这样大批的斥退的确令人寒心，于是他们更要互相照顾，以作为保护安全的必要手段。各式各样的社会关系也使他们结成小集团。出生于一省一县，是为“乡谊”。同一年考中举人或进士，是为“年谊”；同年的举人或进士就像学校里的同班一样，在原则上有彼此关照的义务，他们的考官则不消说是终身的恩师。婚姻关系，包括男女双方的远亲近属，是为“姻谊”。这多种的“谊”是形成文官派系的一个主要原因。各派系的主要人物亦即后台老板就有提拔新进的义务；私人的困难，可以协助解决，错误也可以掩饰。被提拔的和被帮助的当然会对后台老板效忠卖力，终身不渝。 5. 张居正还有一个错误，则是他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固然有很多官僚凭借特权，引用私人，扶植地主和高利贷者的利益。但是“四书”所揭橥的、为文官集团所标榜的宗旨，也并不全是口头禅。如导之以诚意，一些有责任感的年轻人如邹元标辈，又真能不顾一己安危荣辱，为仁民爱物的宗旨拼命。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能在存亡于肤发之间击退北方游牧民族的内犯，也能在万苦千辛中修复黄河的决堤。 6. 离开了权术，这些高级官员也无精明能干之可言，而权术又总是和诚信背道而驰的。 7. 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 8. 申时行也很清楚地看到，在他前任8个首辅中，只有李春芳和张四维可谓能全始终，其他翟銮、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和张居正6人，或遭软禁，或受刑事处分，或死后仍被追究。表面看来，所有处分出自皇帝的旨意，其实所有案件，无一不产生于文官集团中的矛盾。首辅或是在政策上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或是个性太强而引起嫉妒和仇视。技术上的争端，一经发展，就可以升级扩大而成道德问题，胜利者及失败者也就相应地被认为至善或极恶。 9. 张居正事件以后，他明白了别人也和他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 10. 皇帝是一国之主，他应当尽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辞劳瘁以外，还需要超出寻常的精明能干。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 11. 有一部分文官，即以后被称为东林党的人，发愤要力挽狂澜。他们的理想是，精神上的领导力量可以在皇帝的宝座之外建树。 12. 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 13. 他很想把内阁大学士拉到自己这一方面来，但也不敢公然出口。而事与愿违，历届的首辅都以群臣的发言人自居，不断地催促皇帝按长幼之序册立常洛为太子。催促无效，首辅只能引咎自责，挂冠而去。这样—来，做皇帝的不得不应付几个个性完全不同的首辅，应付几种不同方式的催促，因而搜索出来的理由就前后不能一致，从而使人更清楚地感觉到他确实缺乏诚意。 14. 还有一个因素不能排除，就是在万历登极以后，虽然坐在他祖先坐过的宝座之上，但他的职责和权限已经和他的前代有所不同。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绝对的抑制。这前后不同之处尽管在形式上含蓄，实质上却毫不含糊。原因是开国之君主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做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这种关系，已经由万历的曾叔祖弘治作出了榜样。弘治皇帝愈是谦抑温和，听凭文臣们的摆布，文臣们就愈是称颂他为有道明君。 15. 在文臣的心目中却变得完全不可理解：为什么一个皇帝会放弃九五之尊而把自己降格到一个不识字的武弁的地位？这种惶惑以至愤慨，真正的原因是皇帝挖空了他们苦心构筑的政治体系。这个体系以仙鹤、鹧鸪、獬豸等等标志、无数的礼仪磕头和“四书”中的词句堆砌而成。正德虽然没有用明确的语言，但却用实际的行动对它作了全部的否定。 16. 今上的措施也就无法直接批判。因此，文官们只能举出一些道德上的理由，例如兵凶战危，皇上舞剑弄枪有损承平气象等等，其所用辞语显然不能中肯。 17. 自从1585年以后，万历除了仅仅于1588年对自己的定陵再度视察过一次以外，30多年，他没有走出过紫禁城一步，创造了自古至今的最高纪录。皇帝离开京城不到百十里竟然会成为一个严重问题，也是当日国家组织的特别现象。 18. 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19. 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20. 海瑞被释出狱。对他的安排立即成了文渊阁大学士和吏部尚书的一个难题。他的声望已为整个帝国所公认。他当然是极端的廉洁，极端的诚实，然而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也可能就是极端的粗线条，极端的喜欢吹毛求疵。这样的人不会相信为人处世应该有阴阳的分别，他肯定会用他自己古怪的标准要求部下和上司。 21. 这种以委婉的语句阳作同情、阴为责备的修辞方式，正是我们的文人所擅长的技巧 22. 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对本朝今后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23. 海瑞在判决疑案时所持的“与其屈兄，宁屈其弟”等等标准，也显示了他轻视私人财产的绝对性，而坚持维系伦理纲常的前提。 24. 作为行政长官而兼司法长官的地方官，其注意力也只是集中在使乡民安分守己，对于他们职责范围外没有多大影响的争端则拒不受理。这一类案件照例由族长村长或耆老士绅调解仲裁。为了鼓励并加强这种仲裁的权力，我们帝国的圣经“四书”就为读书人所必须诵习，而其中亘古不变的观念又通过读书人而渗透于不识字的乡民之中，即幼者必须追随长者，女人必须服从男人，没有知识的人必须听命于有教养的人。帝国的政府以古代的理想社会作基础，而依赖文化的传统而生存。这也是洪武皇帝强调复古的原因。 25. 本朝政府在法律技术上虽然远不能誉为精密周到，但在精神上却对这类人命案件颇为重视。 26. 我们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 27. 我们的军官在长期训练中所培养的严格和精确，退伍以后竟毫无用武之地。他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28. 然而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 29. 戚继光周密而细致。在他指挥部队投入战斗以前，他习惯于把各种条件以及可能发生的情况反复斟酌。一些事情看来细小，却都在他的多方思量考虑之内 30. 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 31. 中国的古典诗歌，如果用冲淡自然的语言表现出深切或激动的情绪，就谓之含蓄；如果用棱角分明的粗线条勾画出不受拘束的气概，则谓之豪放。 32. 这种对宗族的照顾，不是暂时性的责任，也不仅是道德上的义务，而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和历史的背景。 33. 孔子的仁，孟子的性善论，乃至中国社会传统的组织和习惯，都被朱熹视为“天理”。 34. 用类比以说明主题，是战国时代的思想家和政治家常常使用的方法。孟子以水之就下比喻人之性善，其实人性与水性并没有联系，所谓相似，不过是存在于孟子的主观之中 35. 总是用自然界之“理”去支持孔孟伦理之“理”。这也就是以类似之处代替逻辑。 36. 大凡高度的概括，总带有想象的成分。 37. 李贽更为大胆的结论是一个贪官可以为害至小，一个清官却可以危害至大。他尊重海瑞，但是也指出海瑞过于拘泥于传统的道德，只是“万年青草”，“可以傲霜雪而不可以任栋梁者”。 38. 十分显然，李贽没有创造出一种自成体系的理论，他的片段式的言论，也常有前后矛盾的地方。读者很容易看出他所反对的事物，但不容易看出他所提倡的宗旨。 39. 本朝开国二百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据，而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因为惟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 40. 儒家的仁，类似于宪法的理论基础。全国的读书人相信性善，则他们首先就应该抑制个人的欲望，不去强调个人的权利。扩而大之，他们一旦位列封疆或者职居显要，也就不能强调本地区、本部门的特权。例如东南各省本来可以由海外贸易而获大利，但由于顾全大体，没有坚持这种特别的经济利益，就得以保持全国政治的均衡。在这种以公众利益为前提的条件下，政府中枢才有可能统一管理全国，而无须考虑各地区、各部门以及各个人的特殊需要。这是一种笼统的办法，也是一种技术上简陋和没有出息的办法。 41. 把可能的后果作为现实的罪行，也是本朝司法中由来已久的习惯。而全部问题，说到底，还在于它牵涉到了道德的根本。
WellIgotone (Vis sans remonds)
2012-06-10 22:31:04 128人喜欢
书看到此处，我辈真是笑颜顿开，前段时间学习生活上的一些问题症结似乎豁然开朗起来，我辈俗人俗事，时时刻刻关心眼前一时一刻所得所失，可将这些所有问题放置于历史上，不肖说多么庞大的历史体系，只说期间小小一段，似乎也变得恒河数沙般无趣而又自怜了。 至此一段，我突然想到去年读《红楼梦》时尚有一段疑解未解的段子，这里只能记个大概吧，宝玉因为和黛玉吵架，黛玉先后使小性认为他对湘云以及宝钗有了他心别意，正是难分难解，你证我证，心证意证，总难证之时，接着偶然间看到一段偈语，结合此中情形及心下所想，竟觉自己参了禅，悟了道，正是无可抽身分辨之际，黛玉妙语问他：我问你，至贵者宝，至坚者玉，尔有何宝？尔有何坚？宝玉口不能言，黛玉又问：无可云证，事立足境，固然好了，只是据我看还未尽善，我再续两句再后：无立足境，方是干净。这样一来，宝玉更是无可对答，参禅悟道的事儿也就丢脑后了。 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这一段？黄仁宇先生笔下的李贽，这位万历年间影响较大的哲学家，心学派的代表，读来读去，在黄先生的笔下突然犹如宝玉般可爱了。这个李贽一生的理念和行动都追求一个自由，说他放浪形骸也不算过分，谈到他当时的哲学见解，却总见矛盾与粗鄙之处，就连黄先生自己都说李贽的很多思想体系是片断式的，既缺乏体系化，又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持，但就是这样李贽，也还是直率的。比如他的思想里承认了自己的私心私欲，他也毫不掩饰自己的私心私欲，虽然他前半生官运坎坷，可是他仍是毫不避讳自己做官即为升官发财的目的性，当然这样一个大儒必然不会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情，可是对于当朝合法与不合作间的收益，他也不去规避。 可是你再看他，他虽是承认了自己的“阴”，但也从不扬弃一个“公”，也就是“士”的基本精神，比如后半生他官运亨通之后，逐渐意识到自我价值和哲学体系需要有一个新的生活方式，紧接着也就毅然决然的辞了官，创了一个“芝佛堂”，衣履干净整洁一丝不苟的过起了半出家半入世的生活。他半出家，他乡中还有妻子孩子，他抛了他们，为的是躲避官场之间纷繁复杂的迎来送往，为的是躲避当时一个家族给于他的莫大压力，他又半入世，时常结交同好之人高谈阔论，开论坛，争分辨。有一点我觉得算得上他这个人的硬伤，比如他创立“芝佛堂”后，完全就是一个无业状态，那么日常供应一应花销支出如何到手？也许这是当时的社会风气，清雅的高人总有“老板”赞助，只是放在今天，我不免怀疑他的自主独立性又在哪里？过了五六百年，我用今人的眼光去看他的一下理论或行动，免不了给于的判断也是今人的。 这里又回到黄仁宇先生了，对于历史事件和题材的把握，他完全做到胸有成竹，旁征博引，学贯中西大概就是这样了，而令我最喜欢的还是他的写作态度，也就是他在写作中流露出的一种姿态，一不流俗，人云亦云，一不清高，摆出一付天下舍我其谁，一不盲目，随意下结论，这几点随便哪一个单独列出来对于任何一个史学家来说都不是容易做到的。书读的多，人容易自负，自负就容易僵化，但是从黄仁宇先生的文字里看不出这些，你读的时候，能感到他那颗时刻跳动而又极富激情的心绪，他笔下的李贽，他笔下的申时行，他笔下的戚继光，都带着很强烈的黄的色彩，但是你又不想去拒绝。历史从来不是客观的，前一分钟发生的事，下一秒都是各有各的看法，对于史家之言，我们到底要求些什么？也许这些体验算不得真正意义上的读史，那些年代久远的经典古籍，我得承认有些读起来不但枯燥更是费力，那么到底如何读史？如何使这一切枯燥费力的东西变得高效有趣起来？假以时日，我期待史学家给出答案。
🈳 (YOU MAKE ME)
2012-10-23 23:08:14 104人喜欢
《万历十五年》
2012-06-10 13:28:01 18人喜欢
看完戚继光这一章节后，我脑子首先想到的是“矫枉过正”这一四字成语，大概极明白的说明了眼下自己的处境，比如，纠正长期以来懒散的读书习惯，再比如一时兴起对于一本书产生了他人不可理解的热情，又在这种热情的催化下使得脑中本以复杂的欲望动机更显跃跃欲试。需要检讨的是我个人的读书状态，时好时坏，差异过大，一时好，文字如过心之玉，虽淡却深，一时坏，文字又如轻烟，心绪只会更加浮躁，所以，而今的动笔更多是在矫正以往的疏忽，大概太过认真，眼下极认死理，就不免“矫枉过正”了，不过，再一想也未免不是好事，一般来说，以我个人的经验，偏右之后，总要极左一阵，渐渐也就趋中，逐步左右平衡了。 这时候再回头看海瑞这个人物，已没有几年前那样单纯的喜爱了。大概极纯粹的人和事，年轻人总是极为推崇的，而过了一个阶段，经历一些不大不小的事，事到如今再读黄仁宇笔下的海瑞，心头就难免令起一番别的滋味。纵观整个万历朝，无论大小文武百官，还是皇帝自己承认与否，始终难以摆脱一个人的影响，或者说整个朝代可以分为“奉张时代”和“倒张时代”，这个张当然就是张居正，这个人对整个当局上上下下的影响之广之深，可以说从某个方面再次体现了当局的高度中央集权，那么有没有例外呢？有的，我想海瑞就是个例外，他本人也的确是个例外，出身并不高贵且偏远在小小的海南一岛，但其性格的坦率不阿却让惯性使然的当局有了一些振聋发聩之感。纵观他的一生，起起落落，几起沉浮，大概是“性格决定命运”的最佳诠释。 我个人并不喜欢这句笼统的不带个人情感色彩的人世总结，也可能出于自身性格的乖张，在我心目中的这句话，多少看来并不是给予一个英雄式人物的褒义评价，后人到底做了什么？可以随便给予前人一个总结式的大帽子？冷眼旁观的随意张口？命运是这样深刻宏大且多数情况下不由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事件，多少因素左右其中，本着对于历史人物的起码尊重，我觉得免开尊口不失为上上策。 黄仁宇对海瑞的描写前半部即为白描，直到将要结尾的地方才发出了一些感概，感概这位出生于海岛之南的人，将经书典籍里的“士”精神发挥到了极致，而这个时代的整个社会，“士”精神不过是文官们口头相传的“阳”，大家争相追逐个人私利的“阴”已成为社会风气。 个人觉得黄仁宇对海瑞也罢，张居正也罢，并没有像描述申时行以及戚继光那样付诸了很多情感。对每个历史学家来言，都有自己喜好上的偏爱，这一点从文字赋予的情感就能看出一二。比如前一章对申时行的“诚意”说以及申时行内心对万历皇帝从励精图治到最后的消极怠工的转变所作的一连串心理描述，读来总令人唏嘘感叹。以至于后来谈到戚继光这一当朝最重要，最伟大的军事家时，也是从他的苦心经营再到他最后的政途失意，所用笔墨随处可见作者赋予这位重要历史人物的深切感情。这位当朝最伟大的军事家生前也曾实现了一多半其军事理想，而这一般功劳又不得不谈到他本人与张居正的合作乃至亲密的关系，那么一个军事家在明明知道本朝文官当道的情况下，为了实现军事上一点自我理想，这样做法上的务实，又何必为后人所诟病呢？从中也还看出了作者对张居正这一重要历史人物的功过分析，结论黄仁宇先生始终没有正面提出，但具体到他对每个人，每件事的影响，黄的分析真是既细致又客观完备。
arale
2012-08-18 00:06:19 17人喜欢
这一章涉及心学，理学，以我哲学知识之浅薄，看起来很是吃力。 孔子学说以仁为核心，论语仁字出现六十六次，涵义各不相同，大概表面的行为温和慷慨是仁的初级阶段，进而追求思想向仁靠拢，最终达到无私无我之境，成为生活的唯一意义。仁虽然求仁得仁，但保持这个准则却很难，似乎是个逆天的事儿。看来人的天性中是善恶兼备的。所谓人性本善，是孟子说的，”人之性善也，犹水之就下也“。 国家在发展，人民在进步。纯粹伦理的哲学思想，到唐宋统治国家不是很好使了，需要掺点儿理智元素进来。朱熹就干了这件事。他总结说气为元素，理的不同形式为驱使，物为结果。这下把实实在在的桌椅板凳都包括在这个体系中。这样理就很重要了，有什么样的理，就结什么样的物。孔子得仁，孟子的善，都是天理，当然天理还可以根据需要扩大内涵外延，说的通就成。和天理对着干的是人欲，被人欲趋势的结果就是乱象纷生，恶果遍地。所以人欲是需要被灭掉的。怎么灭呢？既然万物都是理的结晶，一花一草理都有天理的真谛存在，所以随便抓个手边的什么东东，开始格物吧。 不知道各位大儒们是怎么看出来这套体系里，蕴藏着牛逼的道理的。孔孟之天理，是如此形而上，万物的道理，是由实实在在的自然规律控制，生把这两个理等而同之，实在说不过去。当然，那时候对自然规律知之甚少，哲学科学界线模糊。但说到格物，到底是怎么个格法？研究各个学科，不求对研究对象本身有所掌握，却苛求从中找到通用的天理，实在难以理解。 既然这套理论不太适合实际操作，心学就登场了。王阳明说，"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唯心论的好处是，不证自明，所谓天理自在我心中，不用在去寻求桌椅板凳的帮忙。福从心至，自发感觉宇宙真谛，这功夫练到第N层以后，可以直觉在其他感觉之先，直接同宇宙沟通。这就和道家的道，释家的无，开始靠拢了。 有没有道理且不说，这一套不大可能招统治者喜欢。心学强调自己顿悟，对社会伦理道德不再负有责任。更严重的是强调自我解读，严重的自由主义倾向。 心学当然不止于顿悟。王阳明的体系，有良知和意念两个概念。良知是根本的天性，意念包括人对外界刺激的反应，欲望等等。良知应该驾驭意念。良知是先天的，大家都有，难的是知行合一。也就是说，人的良心都是大大地好，但按良心办事是大大地难。所以，各位都要找到自己的良知，然后跟着良知走。这个孔子的仁的概念很接近。 李贽，就是走在心学道路上，追求个性解放的典型。他坚决相信自己的良知，认为自己处在无善无恶的状态，心中无恶念，恶即不复存在，一副天下无贼的架势。哲学家经常是复杂的，另一方面，李贽又有“他人之心，予忖度之”的日常心，也有一套文啊质啊之类的近似唯物历史观。他不过分强调个人道德，认为公众道德不同于私人道德，为公众福利的目的，不妨不择手段，听起来有点像功利主义，同马基亚维利的现实主义很相似。所以他虽尊重但看扁海瑞，推崇戚继光张居正就不难理解了。 他意识到当读书人的私利同公众道德产生矛盾时的言行不一，却不可能想到在道德和日常之间，应该有合法的缓冲地带，用道德直接指导和要求日常生活，必然导致僵硬，保守和简单的行为标准。 收官一章，结论昭显：
风乎舞雩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2012-02-10 19:59:43 17人喜欢
陈乔瑜_Neptune (与太阳的热烈保持远一点的距离吧)
2012-12-06 23:52:19 15人喜欢
我们的帝国，以文人管理为数至千万、万万农民，如果对全部实际问题都要在朝廷上和盘托出的，拿来检讨分析，自然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的祖先就抓住了利益这个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 我们的帝国，在在体制上实行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 总而言之，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于技术的问题自然也很重要，但这是属于各地总督巡抚的范围。但是技术问题与道德问题仍然不可分离 他的老成来自于长期处理各种人事经验；这种经验使他深知我们这个帝国有一个特点：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靠看它是否与所有文官的共同习惯相安无扰，否则理论上的完美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这一帝国既无崇尚武功的倾向，也没有改造社会、提高社会程度的宏愿，它的宗旨，旨在于使大批人民不为饥寒所窘迫，即在四书所谓的黎民不饥不寒的低标准下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这种宗旨如何推行？直接与农民合作是不可能的，他们是被统治者，不读书、不明理，缺乏共同语言。和各地士绅合作也不会收获很大的效果，因为他们分部的地区过广，局部利害关系不同，即使用文字作为联络工具，其接触也极为有限。剩下唯一可行的就是与全体的文官合作，如果没有取得他们的统一，办任何事都很难取得成功。 解决问题的关键仍在于全体文官的合作，互相信赖，以至于精诚团结，众志成城。 所以说来说去，仍不外以抽象的方针为主，以道德为一切事业的根基。朝廷最大的任务是促进文官之间的互相信赖与和谐。以此即鼓舞士气，发挥精神上的力量。 要影响全体文官，申时行首先必须提供自己的诚意。他宁可被目为和事老，甚至被批评为牺牲原则的政客，但他坚持他调济折衷的原则。他的确看透了国家为解决问题而设立文官，而国家最大的问题也就是文官。 因之我们的政事，注重体制的安定，而不计较对一人一事的绝对公允。牺牲少数人，政事维持大局的办法。 张居正的十年新政，其重点在于改变文官机构的作风。这一文官制度受各种环境之累，做事缺乏条理。张居正力图振作，要求过于严厉，以致抗拒横生。在他有生之日，他犹可利用权势压制他的批评者，可是一旦身故，他的心血事业也随之付诸流水。 他们之所以攻击张居正，也正是因为在他们心目中，张居正的措施放弃了先贤的宗旨，而是急功好利，企图以世俗的行政效率代替这种伟大的精神，最终必然窒碍难行，落一个引用私人的下场。张居正的全套措施，彻底暴露了这一大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内部的不安，整个文管集团会因为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在一起，实际问题又会升级为道德问题。他们心目中的大政治家，应当以个人的身望来调和各种极端。在一般情形之下，他需要用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处理公务；但这标准只能维持一定的限度。失态的发展逾于限度之外，则就要用恕道来原谅个人的过失。首辅最大的贡献就是在于使各种人才都能在政府中发挥长处。大才小才，庸才劣才，全部如是。对他们起感化和领导作用，即为申时行所称的“诚意”。 除非把全部文官都罢免，而代之以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原则，身为首辅的热只能和文官合作，按照他们的共同意志办事。申时行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阴则有阳。他必须强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的矛盾。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老，他就担当这样的角色，至于别人的评论如“首鼠两端”之类的就只能付诸一笑了。 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进公众的注意，引起文官的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需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绝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这种交锋的人物起先是无名小卒，直到机会成熟才会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皇帝是一国之主，他应当尽心竭力保持文官集权的平衡。做到这一点又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与不辞劳瘁以外，还需要超出寻常的精明能干。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 表面上的宁静通常是虚幻的。文官集团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 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的要求相符合。多年以来，文官已经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力量，强迫坐在宝座上的皇帝，在他处理政务时摈斥个人的意志。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种力量，因为他的权威产生与百官的俯伏跪拜中，他实际上控制的则极为至为微薄。名义上他是天子，实际上他受制于廷臣。万历皇帝以他的聪明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明白了自己立长洵的计划不能成功，就心灰意懒，对这个操纵实际的官僚集团日益疏远，采取了长期怠工的消极抵抗。 从这种观念出发的文官集团，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组织，在中央的控制下既没有重点，也没有弹性，更谈不上随着形势的发展而做调整的能力。 体制上有欠周全，文官集团更需要用精神的力量来补足制度上的不足。 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为救命的符篆。说得严重一些，后者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 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许；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躆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中办法也越来越困难了。 以道德力量作为施政根本，关键在于防止坏事的发生，而不在于琐碎地解决问题。如果真的像批评者所说他的施政记录是一张白纸，这反倒证明一切都已纳入规范，机构运转正常，因此无事可记。 军事机构受文官控制不是没有理由的。边防需要作出全面计划和长久打算，动员的程度则既不可过高，也不可过低。一般来说，全国的情况千差万别，不容中枢反复过问。因之皇帝的领导多少带有抽象性，应当集中全力鼓舞臣工，而不必在每时每事上加以干预。然则在紧要关头，皇帝左右全局领导和战的力量，却又千万不能等闲视之。 多年来，这位首辅就是巧妙地利用这种关系，促使皇帝的一举一动符合文官的期望。天子既要使用他人间的权威，又要不能掺进他个人的爱憎，这本来就不容易恰到好处，而要申时行采取硬性的办法，也是无法做到的。 在这种特殊的制度下人臣与人务必互相迁就互相让步。倘若不是，一方面坚持大义所在，丝毫不放松，则只能逼迫对方采取消极态度。 与海瑞同时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来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以个人而对抗强大的社会力量，加之在具体处理这些诉讼的时候又过于自信，师心自用，既没有对地方上的情形做过周密的考察，也没有宣布法律的准则，更没有建立专门的机构去调查案情、听取申辩以做公正的裁决，海瑞的不能成功已不待言而自明。 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对本朝今后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扼制了法制的成长与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法律。上至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与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海瑞干预土地所有权，其伦理上的更具和法律上的是非暂且不论，只说他以个人的力量，只凭以他个人不怕死的诤谏得来的名声作为资本，而要是整个社会的机器停止转动，也就无怪乎不能避免“志大才疏”的评语了。 为什么可以镇雅俗、励颓风的节操偏偏成为了当局任事的障碍？可见我们帝国的政治措施至此已和立法精神脱节，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事时则另有妙法。要在阴阳之间找出一个折衷之点而为公众所接受，也就越来越困难了。 我们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保持一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又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就是上至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如果一个地区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利益，那么就应该加以压抑而不是提倡。 然而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无数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俞大猷当然更不可能预见到，在未来的好几个世纪内，上面这些情况在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竟不能发生根本性的改变。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心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细严密，那么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 至于在一个亿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中，谁要是强调极端的军事效率，提倡军事的发展而造成文官与武管并驾齐驱，哪怕他再能举出无数动听的理由，在事实上也绝对是办不到的。 中国的古典诗歌，如果用冲淡自然的语言来表现出深切和激动的情绪，就谓之含蓄；如果用棱角分明的粗线条勾画出不受拘束的气概则谓之豪放。 戚继光的不幸遭遇是他在一镇推行的整套措施在业已在事实上打破了文官集团所力图保持的平衡。既然如此，他就必须付出代价。 到十世纪以后，也就是唐宋两代，中国经历了一次巨大的变化：经济的中心由华北旱田地带移至华中华南等水田地带、随之产生的显著效果，则是内部的复杂性相继增加。官僚阶层过去为豪门大族所垄断，至此改变而为与士绅阶层相表里。军队中的将领逐渐失去了左右政治的力量，文官政治确立为统治中国的基本原则。这种多方的改变，使集权的中央政府不得不创立新的哲学理论，以维系社会成千上万的优秀分子，即读书的士人。这些士人就是士绅阶层，和以前的门阀氏族比较，人口多，流动性大，生活面和知识面也远为广阔。以此，儒家单独的伦理性格也已经不能完全适应新的时代的需要，而必须掺和理智上的新因素，才能适应与新的环境。如果知识分子放弃了正统的儒家观念，那么王朝的安全会立即受到威胁，只是分在政治上是各级政府的官员，在经济上是中等以上的地主，因而也是这个社会真正的主人。而正统的儒家观念又是维系他们纽带，除此之外，再无别的其他的因素使他们相聚一堂，和衷共济。 他的学说破坏性强而建设性弱。他没有能创造一种思想体系去代替正统的教条，原因不在于他缺乏决心与能力，而在于当时的社会不具备接受改造的条件。和别的思想家一样，当他发现他自己的学说没有付诸实践的可能他就只好把它美术化或神秘化。 在他所在的时代，文官集团业已丧失了发展技术的可能，也没有对付新的历史问题的能力。社会物质文明往前发展，而国家和法律组织机构不能随之改进，势必发生动乱。受到时代的限制，历史循环之无法避免，乃是命运的安排，几乎带有神秘的力量，所以也不必再白费心力去寻找任何新的解决方案。 在一种社会形态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变通。李贽和他同时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难就是当时的政府的施政方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他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又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相适应。本朝开过二十年，始终以“四书”确立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决的依据，而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唯有这个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是政府的政治措施符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的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 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在道德的旌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一部分，无怪乎李贽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的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技安
2016-12-16 16:53:30 11人喜欢
据此而作进一步探索，可知“民穷”的根本原因不在国家的赋税过重，而端在法律的腐败和政府的低能。国家的税率低，受惠者并非农民，只是鼓励了大小地主加重剥削以及官僚乡里额外加征。 如果军需税收总收总发，国内的交通通讯必然相应而有较大的进步，次之则银行业、保险业就会应客观的需要而产生，商业组织和法律也会有所发展。各地区既互通有无，以后就可以分工合作，各按其本地的特殊情况而发展其生产技术。 这种维护落后的农业经济、不愿发展商业及金融的做法，正是中国在世界范围内由先进的汉唐演变为落后的明清的主要原因。 我们也很难同意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在明代万历年间，中国的封建经济已向资本主义经济进展。资本主义是一种组织，一种系统。 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卷中论述资本主义的流通方式，其公式亦为C－M－C，即商品（Commodity）交换为货币（Money），货币又再交换为商品，川流不息。但是货币是一种公众的制度，它把原来属于公众的权力授予私人。私人资本积累愈多，它操纵公众生活的权力也愈大。同时，商业资本又是工业资本的先驱，商业有了充分的发展，工业的发展才能同样地增进。这是欧美资本主义发展的特征。中国的传统政治既无此组织能力，也决不愿私人财富扩充至不易控制的地步，为王朝的安全之累。 笔者以为，中国二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 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 统治我们这个庞大帝国，专靠严刑峻法是不可能的，其秘诀在于运用伦理道德的力量使卑下者服从尊上，女人听男人的吩咐，而未受教育的愚民则以读书识字的人作为楷模。而这一切都需要朝廷以自身的行动为天下作出表率。很多翰林来自民间，他们知道法治的力量有一定的限度，但一个人只要懂得忠孝大节，他就自然地会正直而守法。 他看透了他虽然贵为天子，富有四海，但在实质上却既柔且弱，也没有人给他同情和保障。即使是他的母亲，也常常有意无意地把他看成一具执行任务的机械，而忽视了他毕竟是一个有血有肉、既会冲动又会感伤的“人”。基于这种了解，她就能透彻地认清了作为一个妻子所能够起到的作用。别的妃嫔对皇帝百依百顺，但是心灵深处却保持着距离和警惕，惟独她毫无顾忌，敢于挑逗和嘲笑皇帝，同时又倾听皇帝的诉苦，鼓励皇帝增加信心。在名分上，她属于姬妾，但是在精神上，她已经常常不把自己当作姬妾看待，而万历也真正感到了这种精神交流的力量。 1583年春，适逢三年一度的会试。按照传统，皇帝以自己的名义亲自主持殿试，策文的题目长达500字。他询问这些与试举人，为什么他越想励精图治，但后果却是官僚的更加腐化和法令的更加松懈？这原因，是在于他缺乏仁民爱物的精神，还是在于他的优柔寡断？ 执掌文墨与教育的官员也向皇帝反复说明，为人君的职责是在使人民在丰年得以温饱，凶年不致填于沟壑。他们也要阐明三代以来的王道至今依然适用，即一个良好的政府务必选贤任能，同时在社会上提倡诚信与和谐。总而言之，道德至高无上，它不仅可以指导行政，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例如一个蛮夷酋长当抚当剿的得失，使黄河水道南移或北迁的利弊，边区茶马交易折换率的调整，等等，自然也很重要，但这是属于各地总督巡抚的范围，他们理应提出建议。 这样，凡是发生事故，中枢之是否能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已无关宏旨，上级总可以归罪于下级地方官。周密的调查既费周折，而如果受罚者又提出证据为自己辩护，如所出事情，在他到任之前滋生，或者其差错在于邻府邻县，或者由于上级指示错误，则法庭也无法结案。案悬不结，责任不明，必将破坏全部文官机构的规律，失去以后赏罚的标准。 当一个县官详细察看他的辖区时，他更可以发现很多难于置信的事实。这足以证明我们所称为制度，往往只是一个理想。 旧税未清常常是新税之累，所以官方只好用种种名义把未收的部分减免，其后果就等于鼓励拖欠而拒不纳税。 他所派遣的总督和任命的尚书个个精明能干，然而他们的诚信仍有问题。因为撇开他们本身不说，他们属下的低级机构，依然处于各种各样不合理条件之下，离开了权术，这些高级官员也无精明能干之可言，而权术又总是和诚信背道而驰的。 张居正的全套措施，彻底暴露了这一大帝国中央集权过度的不良后果。在下层行政单位间许多实际问题尚未解决以前，行政效率的增进，必然是缓慢的、有限度的。强求效率增高，超过这种限度，只会造成行政系统的内部不安，整个文官集团会因压力过高而分裂；而纠纷一起，实际问题又会升级成为道德问题。 在他执政的时代，在名义上说，文官还是人民的公仆，实际上则已包罗了本朝的出色人物，成为权力的源泉，也是这一大帝国的实际主人。张居正按照过去的眼光仍然把文官集团当作行政工具，对其中最孚众望的人物不加尊敬，就使自己陷于孤立的地位。直到危机四伏之际，他才发现了这一点，并且引用佛家经义，作为自己精神上的解脱，说是：“如入火聚，得清凉门。”既能在狂燎烈焰之中有冰凝水静的感觉，则他虽尚在人间身居首辅，却已经把自己当作烈士看待了。 在万历初年大家对张居正还心存钦慕，他们没有责成这个首辅舍弃旧章，创造一个新的行政系统。他们心目中的大政治家，应当以个人的声望来调和各种极端。在一般情形之下，他需要用明确而坚定的态度处理公务；但这标准只能维持到一定的限度。事态的发展逾于限度之外，则就要用恕道来原谅各人的过失。首辅的最大贡献，则在于使各种人才都能在政府中发挥长处。大才小才，庸才劣才，全部如是。对他们起感化和领导的作用，即为申时行所称的“诚意”。 除非把全部文官罢免，而代之以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原则，身为首辅的人只能和文官合作，按照他们的共同意志办事。申时行没有忽略文官的双重性格：即虽称公仆，实系主人；有阳刚有阴。他必须恰如其分地处理此中矛盾。时势要求申时行充当和事佬，他就担任这样角色，至于别人的评论如“首尾两端”之类，就只能付诸一笑。 申时行也很清楚地看到，在他前任8个首辅中，只有李春芳和张四维可谓能全始终，其他翟銮、夏言、严嵩、徐阶、高拱和张居正6人，或遭软禁，或受刑事处分，或死后仍被追究。表面看来，所有处分出自皇帝的旨意，其实所有案件，无一不产生于文官集团中的矛盾。首辅或是在政策上遭到多数人的反对，或是个性太强而引起嫉妒和仇视。技术上的争端，一经发展，就可以升级扩大而成道德问题，胜利者及失败者也就相应地被认为至善或极恶。 这种攻击是经过深思熟虑，按照预定步骤进行的。整个方式可以称为“去皮见骨”。攻击者常常从一些小事开始，诸如一句经书的解释，一种谐音的讽刺，一张不署名传单的内容，一个考题的不当等等，有时也可以在奏章上提出一个冤案，参劾一个不知名小官的家庭琐事，或者以论水利和研究马尾巴发难引出本题。利用这些小事可以促使公众注意，引起文官参加，假以时日，使小事积累而成大事，细微末节的局部问题转化而成为整个道德问题。在程序上讲，发展中的步伐则须前后衔接，第一步没有收到效果之前决不轻率采取第二步。而且出场交锋的人物起先总是无名小卒，直到时机成熟才有大将出马。这种方式，大凡久在政治圈子里的人物，都已看透，他们可以从青萍之末，预测大风暴的来临。 为什么张居正这样令人痛恨？原因在于他把所有的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且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地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这些官员之间关系复杂，各有他们的后台老板以及提拔的后进。他们又无一不有千丝万缕的家族与社会关系，因之得罪了一个人，就得罪了一批人；得罪了一批人，也就得罪了全国。这正如他同年王世贞所说，张居正一套偏激的办法，是和全国的读书人作对。 张居正又错误地使用了獬豸这一动物。监察官是征集舆论、平衡阴阳、在公益和私利中找到折衷的工具，元铺张先生却用它来推动自己的政策。御史和给事中只检举对他不利的人物，不纠察他的行政，这种情况使他们与特务警察无异。因之张居正虽没有独裁者的权位，却有了独裁者的神通。要不是在他执政之日有这种普遍被压抑的恐惧和怨恨，以后的反张运动就不会引起这么多的同情，动员这么多的力量，产生这么多的枝节。 管理我们这样一个大帝国，在许多问题上一定是要生罅隙的。张居正以整饬纪律自居，而实际上他是强迫要求各人保证不生罅隙。申时行用恕道待人，又鼓励诚信，就是期望各人自动地各尽其能地补救罅隙。申时行的立论并非没有理由，但是从他四年内在文渊阁执政的纪录上看，其成功的希望至为微小。 推广诚意的方式是经常不断地举行礼仪，讲解“四书”和其他经史，然而最近以来，申时行已经不能劝说万历皇帝出席他应该主持的礼仪，经筵也久被搁置。申先生内心明白，经过张居正事件之后，皇帝对各种告讦、争论和答辩已经不感兴趣，他对一切都取怀疑的态度。因为他从小束发受教，就听说“王者无戏言”，天子应对一切事物认真，更要在一句一语之间，相信亲信人的话。而现在看来，每个人都是说管说，做管做，两不相干，这又何怪乎他怀疑一切？他之所谓“讪君卖直”，就表示他已经知道凡事都有其明暗阴阳。 帝是一国之主，他应当尽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辞劳瘁以外，还需要超出寻常的精明能干。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这两项目标的出发点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来达到目标的手段也极为有限，概言之，不出于人事的升降和礼仪的举行。而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正与此背道而驰。 皇帝是一国之主，他应当尽心竭力以保持文官集团的平衡。做到这一点是很不容易的，除了公正和不辞劳瘁以外，还需要超出寻常的精明能干。针对文官的双重性格，需要给予物质上的报酬使他们乐于效劳，也要动员他们的精神力量，使他们根据伦理道德的观念尽忠国事。这两项目标的出发点已有分歧，而皇帝能用来达到目标的手段也极为有限，概言之，不出于人事的升降和礼仪的举行。而万历皇帝的所作所为，正与此背道而驰。他有意地与文官不合作，不补官的做法等于革除了最高名位。他们鞠躬尽瘁，理应得到物质上的酬报，升官发财、光宗耀祖，此时都成泡影，使他们的毕生心力付之东流。再者，他又把伦理道德看作虚伪的装饰，自然就不在这方面用功夫。很多把孔孟之道奉为天经地义的文官，至此也觉得他们的一片丹心已经成了毫无意义的愚忠。 表面上的宁静通常是虚幻的。文官集团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 表面上的宁静通常是虚幻的。文官集团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在万历皇帝御宇的48年中，特别到了后期，大臣们已经看透了中枢无复具有领导全局的能力，也就不得不以消极敷衍的态度来应付局面。此类态度类似疫气，很快就在文官中流传，使忠于职守者缺乏信心，贪污腐败者更加有机可乘。这种不景气的趋势愈演愈烈，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其所以能勉强维持，实在是因为替代的办法尚未找到。而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 本朝的制度，应当说是不能听任这种党争发展的。我们的司法制度极为简单，缺乏判决争端的根据。即使是技术上的问题送交御前请求决定，也要翻译成为道德问题，以至善或极恶的名义作出断语。在这种具体情况下，只有使全部文官按照“四书”的教导，以忠厚之道待人接物，约束自己的私心，尊重别人的利益，大事化小，小事化无，朝廷才能上下一心，和衷共济。要是官员们口诵经典中的词句，称自己为君子，别人为小人，在道德的掩盖下夺利争权，这就是把原则整个颠倒了。这种做法会导致文官集团的涣散，进而导致我们的帝国无法治理。 这种僵持的局面，应该看作本章一开始所说的“宪法危机”。因为僵局之不能打破，原因不在于法律。法律的问题始终没有被人提起，即皇帝如果一定要废长立幼，他并不是找不到理论上的依据。假如我们的帝国真正能够实行法治，而继承皇位这个问题又由一个具有独立性的法庭来作出判决，那么皇帝委托律师根据成文法和不成文法来作辩护，他是很有胜诉的可能的。 也许有一条理由可以作为解释，即本朝不是以法律治理天下臣民，而是以“四书”中的伦理作为主宰。皇帝和全国臣民都懂得父亲对儿子不能偏爱，哥哥对弟弟负有教导及爱护的义务，男人不能因为宠爱女人而改变长幼之序。正因为这些原则为天下人所普遍承认，我们的帝国才在精神上有一套共同的纲领，才可以上下一心，臻于长治久安。如果仅仅凭法律的条文作为治国的依据，则我们立国的根本就成了问题，一千多个县令也很难以父母官的身分领导他治下成千成万的庶民。所以，万历要弃长立幼的企图，纵使在法律上有可以左右迁就之处，但在坚持传统观念的臣僚心目之中，却早已不直于纲常伦理。臣僚们从来没有听说法律的施用可以与圣贤的教导相违，即使是皇帝也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在这样强大的道德和舆论的压力之下，他在公开场合不得不发表违心之论，否认他有弃长立幼的企图。 他的祖先，一言一行都被臣下恭维为绝对的道德标准，而他却是在他的臣僚教育之下长大的。他的责任范围乃是这群文臣们所安排的。他的感情更需作绝对的抑制。这前后不同之处尽管在形式上含蓄，实质上却毫不含糊。原因是开国之君主创建了本朝，同时也设立了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而今天的文官却早已成熟，他们所需要的只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天命的代表，其任务就是在他们的争端无法解决时作出强制性的仲裁。他们要求这位守成之主与日常的生活隔绝，在仲裁争端中不挟带个人的嗜好和偏爱以引起更多的纠纷。坦率地说，就是皇帝最好毫无主见，因此更足以代表天命。 这样的一个皇帝，实际上已经不是国事的处置者，而是处置国事的一个权威性的象征。他应该做到寓至善于无形。如果他能够保持感情与个性的真空，经常演习各种礼仪，以增强抽象的伦理观念，他就和上述要求恰相符合。 在开国之初，政府厘定各种制度，其依据的原则是“四书”上的教条，认为官员们应当过简单朴素的生活是万古不磨的真理。从这种观念出发而组成的文官集团，是一个庞大无比的组织，在中央控制下既没有重点，也没有弹性，更谈不上具有随着形势发展而作调整的能力。各种技术力量，诸如交通通讯、分析统计、调查研究、控制金融、发展生产等等则更为缺乏。一个必然的后果，即政府对民间的经济发展或衰退，往往感到隔膜，因之税收和预算不能随之而增加或减缩。 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塞。说得严重一点，后者已不是一种好现象，而是组织机构违反时代，不能在复杂的社会中推陈出新的结果。 这种局面不打破，文官的双重性格发展得越来越明显，这也是精神与物质的分离。一方面，这些熟读经史的人以仁义道德相标榜，以发挥治国平天下的抱负为国家服务，以自我牺牲自诩；一方面，体制上又存在那么多的罅隙，给这些人以那么强烈的引诱。阴与阳的距离越来越远，找出一个大家都同意的折衷办法也越来越困难。 在北京的两千多名文官中间，存在着对伦理道德和对现实生活的不同态度，互相顾忌而又互相蔑视。有的人出身寒微，把做官看作发财致富的机会；有的人家境丰饶，用不着靠做官的收入维持生活，自然就不会同意和允许其他人这样做。“四书”中的原则，有的人仅仅视为具文，拿来做职业上的口头禅，有些人却一丝不苟，身体力行。另外有一些人彷徨于上述两者之间；也有一些人由于人事的牵涉参与了对立的阵营。 文官之间的冲突，即使起因于抽象的原则，也并不能减轻情绪的激动。一个人可以把他旁边的另一个人看成毫无人格，他的对方也同样会认为他是在装腔作势地用圣贤之道掩饰他的无能。 然而万历皇帝却早已丧失了这样的信心。他已经把一切看透，仪式典礼只会产生更多的仪式典礼，作为全国的表率，他又必须在每一种仪式中使用全部精力去表现他的诚意。 这种细碎的事情表现了一个喜欢活动的人物具备着充沛的精力，但又无法用之于作出积极的创造。皇帝的这种苦闷乃是历史的悲剧。 但是迷信与非迷信，其间的分野也可能极为模糊。例如，当一个人强迫自己对一件事情、一种前途建立信念，则其与宗教式的皈依就相去极微。因为凡是一个人处于困境，他就不愿放弃任何足以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即使这种可能性极为渺茫，没有根据，他也要把它作为自己精神上的寄托。 争论者没有想到，平日他们以道德的名义解决技术问题，现在却要用技术的名义去解决道德问题，只是皇帝以秦始皇和骊山为例，不肯过于讲究，以致坚持风水的人，不能继续用这个名目作党争的根据。 由于成宪的不可更改，一个年轻皇帝没有能把自己创造能力在政治生活中充分使用，他的个性也无从发挥，反而被半信半疑地引导进这乌有之乡，充当了活着的祖宗。张居正不让他习字，申时行不让他练兵，那么他贵为天子并且在年轻时取得了祖宗的身份，对事实又有什么补益？富有诗意的哲学家说，生命不过是一种想象，这种想象可以突破人世间的任何阻隔。 和很多同僚不同，海瑞不能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美至善的道德标准，而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而他的尊重法律，乃是按照规定的最高限度执行。 海瑞从政20多年的生活，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纠纷。他的信条和个性使他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这就是说，他虽然被人仰慕，但没有人按照他的榜样办事，他的一生体现了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服务于公众而牺牲自我的精神，但这种精神的实际作用却至为微薄。他可以和舞台上的英雄人物一样，在情绪上激动大多数的观众；但是，当人们评论他的政治措施，却不仅会意见分歧，而且分歧的程度极大。在各种争执之中最容易找出的一个共通的结论，就是他的所作所为无法被接受为全体文官们办事的准则。 海瑞充分重视法律的作用并且执法不阿，但是作为一个在圣经贤传培养下成长的文官，他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指导作用。他在著作中表示，人类的日常行为乃至一举一动，都可以根据直觉归纳于善、恶两个道德范畴之内。他说，他充当地方的行政官而兼司法官，所有诉讼，十之六七，其是非可以立即判定。只有少数的案件，是非尚有待斟酌，这斟酌的标准是： “凡讼之可疑者，与其屈兄，宁屈其弟；与其屈叔伯，宁 屈其侄。与其屈贫民，宁屈富民；与其屈愚直，宁屈刁顽。 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弊也。事在争言 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用这样的精神来执行法律，确实与“四书”的训示相符合。 与海瑞同时的人所不能看清楚的是，这一段有关司法的建议恰恰暴露了我们这个帝国在制度上长期存在的困难：以熟读诗书的文人治理农民，他们不可能改进这个司法制度，更谈不上保障人权。法律的解释和执行离不开传统的伦理，组织上也没有对付复杂的因素和多元关系的能力。 海瑞的一生经历，就是这种制度的产物。其结果是，个人道德之长，仍不能补救组织和技术之短。 对于张居正，批评者认为他峭刻、矫饰而自奉奢侈；对于海瑞，则称之为奇特、怪僻而执拗。批评者没有看到他们那种上下而求索的精神，即希望寻找出一种适当的方式，使帝国能纳入他们所设计的政治规范之内。尤其重要的是，如果张居正的措施多少带有变法的意味，那么海瑞的做法却是力图恢复洪武皇帝拟定的制度，这些看来似乎是古怪的政令都有成宪和理论的依据。 洪武皇帝所推行的农村政策及一整套的措施，对本朝今后的历史，影响至为深远。其最显著的后果是，在全国的广大农村中遏止了法制的成长发育，而以抽象的道德取代了法律。上自官僚下至村民，其判断是非的标准是“善”和“恶”，而不是“合法”或“非法”。 显而易见，这种财政制度的弊病在于缺乏弹性，不能适应环境而调整。各府县的税率、税额长期凝固，即便耕地的收获量增加，其利益也为业主和高利贷者分润，于国库则无所裨益。在传统经济中的主要成分农业的税收情形尚且如此，对视为末业的工商业，自然也是照此办理。 希冀以个人的力量，领导社会回复到历史上和理想中的单纯。但是他和洪武皇帝都没有想到，政府不用技术和经济的力量扶植民众，而单纯依靠政治上的压力和道德上的宣传，结果只能是事与愿违。政府的绝大部分收入出自农民，而在海瑞出任巡抚的时候，大部分农民又都身受高利贷的压迫和威胁。政府缺乏资金，农民无法从政府机构获得低利率的贷款。 然而对于农民的剥削，绝非限于这种突出的案件。剥削是一种社会现象，绵延数千载，代代相传，在当日则为文官集团家庭经济的基础。官僚家庭用做官的收入放债买田，为构成农村经济的一个重要环节。“君子之泽，五世而斩”，富家的没落和贫家的兴起，其间的盛衰迭代，消替流转乃是常见的现象。但这种个别成员之间的转变无碍于整个阶级的面貌，社会依然稳定地保持着剥削和被剥削这两个集团。 如果存在有效的商业法律，在信用贷款中还可以使用商业票据，以补足货币的流通量。但是本朝法律的重点在于对农民的治理，是以很少有涉及商业的条文。合资贸易、违背契约、负债、破产等等，都被看成私人之间的事情而与公众福利无关。立法精神既然如此，法律中对于这一方面的规定自然会出现很大的罅漏，因而不可避免地使商业不能得到应有的发展。 可是我们传统经济也另有它的特点。财产所有权的维护和遵守契约的义务，不能在大量商业中彻底维持，却最有效地体现于农村中的租佃及抵押上。这些契约所涉范围虽小，其不可违背已经成为社会习惯，农村中的士绅耆老就可以保证它们的执行，只有极少数的情况才需要惊动官府。因为如果不是这样，整个帝国的农村经济就无从维持。 因为在农村里，两兄弟隔年轮流使用一个养鱼池，或者水沟上一块用以过路的石板，都可以成为涉讼的内容。如此等等的细节，法律如果以保护人权和产权作为基础，则一次诉讼所需的详尽审查和参考成例，必致使用众多的人力和消耗大量的费用，这不仅为县令一人所不能胜任，也为收入有限的地方政府所不能负担。而立法和司法必须全国统一，又不能允许各个地方政府各行其是。既然如此，本朝的法律就不外是行政的一种工具，而不是被统治者的保障。作为行政长官而兼司法长官的地方官，其注意力也只是集中在使乡民安分守己，对于他们职责范围外没有多大影响的争端则拒不受理。 为耆老士绅所不能解决而必须由官方处置的，绝大多数为刑事案件。判决这类案件，政府的态度常常坚定而明确。如果发生人命损失，则尤其不能有丝毫的玩忽，一定要求水落石出。“杀人者死”这一古老的立法原则在当时仍被沿用，过失杀人和谋杀之间区别极微。这种一方面认为人命关天，一方面又主张以眼还眼的原则自然具有相当大的原始性，但对于本朝的政治经济制度来说，其间的互相配合则极为恰当。这样的立法意在避免技术上的复杂，简化案情中的疑难，而在大众之中造成一种清官万能的印象，即在有识见的司法官之前，无不能决断的案件。换言之，这种设施也仍不离以道德代替法律的途径。其方便之处则是一个地方官虽然缺乏法律上的专门训练，但是在幕僚和吏员的协助下仍然可以应付裕如地兼任司法官。司法从属于行政，则政府的统治得以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团的思想行动趋于一致。 在我们这个古老的礼义之邦里，绝大多数的农民实际上早被列为顽民愚氓，不在文化教养之内，即使在模范官员海瑞的笔下，这些乡民也似乎只是一群动物，既浑浑噩噩，又狠毒狡诈，易于冲动。日常生活中为小事而发生口角已属司空见惯，打架斗殴以致死伤也时有发生。 刑事案件需要作出断然处置，不论案情多么复杂，判决必须毫不含糊，否则地方官就将被视为无能。于是他们有时只能依靠情理上的推断来代替证据的不足，草菅人命的情形也不乏其例。 我们的先儒从来就把人类分成君子和小人，前者具有高尚的道德教养，后者则近似于禽兽。这种单纯的思想，固然可以造成许多个人生活中的悲剧，可是也使我们的传统文化增添了永久的光辉。 为什么可以镇雅俗、励颓风的节操偏偏成为当局任事的障碍？可见我们帝国的政治措施至此已和立法精神脱节，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事时则另有妙法。再要在阴阳之间找出一个折衷之点而为公众所接受，也就越来越困难了。 概括说来，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通常就会导致战争。有时候严重的天灾造成大面积的饥荒，百姓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但是我们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如果一个地区有什么特殊的经济利益，那么就应当加以压抑而不是提倡。至于天灾足以引起战争，则尤为无知妄说，因为从道德观念来说，天下的事物无不可以共同分配，灾民的暴动，乃是小人犯上作乱的劣根性使然。 但是就武将来说，他们所受到的训练和战争的经历却养成了和文官截然不同的气质。他们需要具备准确的选择能力和决心，着眼点在于取得实效而不避极端；冲锋陷阵，要求集中全力，对敌人的重点作猛烈打击；退守防御，考虑的是地形的险要和工事的完善，如不可守就要断然放弃；战斗胜利，就一心扩张战果，而不为其他问题而犹豫。在一般情况之下，他们把自己和部下的生命视为赌博场中的筹码，必要的时候可以孤注一掷。而大多数文官则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标榜稳健和平。武人在刀剑矢石之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不过是血气之勇，即使克敌制胜，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 在维持军队给养的问题上，同样表现了帝国政府重文轻武的风气。让军人自己组织和管理后方勤务，根本不能考虑；即使是在文官管辖之下，把仓库的地点按照战略需要来作适当的配置，也被看作有悖于平衡施政的原则。这种风气还使军人退伍以后不能得到正常的社会地位。本朝治理农民的根本方针是保持他们的淳朴无知，一个士兵退伍还乡，就等于增加一个无业游民，因为他在军队里所学到的技术和养成的起居习惯，已经难于再度适应农村的生活，事情的复杂性就会因之而增加。 按理说，户部是国家财政的中枢，应该统筹全局，但实际上却类同于一个大型的会计机构，只是在账目上监督各个机关和各个地方政府的出纳。 然而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 然而我们这个庞大的帝国，在本质上无非是数不清的农村合并成的一个集合体，礼仪和道德代替了法律，对于违法的行为作掩饰则被认为忠厚识大体。各个机构之间的联系，从来也没有可资遵守的成文条例。俞大猷当然更不可能预见到，在未来的好几个世纪之内，上面这些情况在我们这个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的国家里竟不能发生根本的改变。现代化的技术和古老的社会组织断然不能相容，要不是新的技术推动社会组织趋于精确和严密，那就是松散的社会组织扼杀新的技术，二者必居其一。 在抗倭战争中功绩最为卓著的戚继光不是在理想上把事情 做得至善至美的将领，而是最能适应环境以发挥他的天才的将领。他所以获得成功的要点，在于他清醒的现实感。他看清并适应了当时的政治，而把军事技术作为必要的辅助，这是在当时的环境里唯一可以被允许的方案。至于在一个以文人治国的农业国家之内，谁想要极端强调军事效率，提倡技术的发展，而导致军人和文官的并驾齐驱，哪怕他能举出无数动听的理由，在事实上也是绝对办不到的。 李贽的悲观不仅属于个人，也属于他所生活的时代。传统的政治已经凝固，类似宗教改革或者文艺复兴的新生命无法在这样的环境中孕育。社会环境把个人理智上的自由压缩在极小的限度之内，人的廉洁和诚信，也只能长为灌木，不能形成丛林。 他以特行卓识而见称于当代和后世，但在这个问题上却和常人有相同的看法，即做官的目的本来就是名利。他的诚实在于能够坦白承认这一目的，而不打出去绝私欲、为国为民等等高尚的幌子。这就接触到了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我们是否应该让每个人公开承认自己的私心也就是自己的个人打算，以免口是心非而阴阳混淆？ 这种对宗族的照顾，不是暂时性的责任，也不仅是道德上的义务，而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和历史的背景。 我们的帝国不是一个纯粹的“关闭着的社会”，——在那样的社会里，各种职业基本上出于世代相承。——然而它所给予人们选择职业的自由仍然是不多的。一个农民家庭如果企图生活稳定并且获得社会声望，惟一的道路是读书做官。然而这条道路漫漫修远，很难只由一个人或一代人的努力就能达到目的。通常的方式是一家之内创业的祖先不断地劳作，自奉俭约，积铢累寸，首先巩固自己耕地的所有权，然后获得别人耕地的抵押权，由此而逐步上升为地主。这一过程常常需要几代的时间。经济条件初步具备，子孙就得到了受教育的机会。这其中，母亲和妻子的自我牺牲，在多数情形之下也为必不可少。所以表面看来，考场内的笔墨，可以使一代清贫立即成为显达，其实幕后的惨淡经营则历时至久。这种经过多年的奋斗而取得的荣誉，接受者只是一个人或至多几个人，但其基础则为全体家庭。因此，荣誉的获得者必须对家庭负有道义上的全部责任，保持休戚与共的集体观念。 这种集体观念还不止限于一个小家庭的范围之内。一个人读书中举而后成为官员，如果认识到他的成功和几代祖先息息相关，他就不能对他家族中其他成员的福利完全漠视。何况这种关心和帮助也不会全是无偿的支付，因为没有人能够预测自己的子孙在今后不受他们的提携。这种经济上的利害关系被抽象而升华为道德。固然，这种道德观念并不能为全体民众所奉行，从海瑞的文集中可以看到兄弟叔侄间争夺产业以至斗殴致死的事情所在多有。但这种情形正好从反面说明了教养的重要，有教养的人则决不能以利害义。 王阳明并没有为真理而真理的倾向。和朱熹一样，他的目的也在于利用他的思想系统，去证实他从小接受的儒家教条，以求经世致用。他的方法较之朱熹更为直接，然而这里也埋伏着危险。如果一个人把王阳明的学说看成一种单纯的方法，施用于孔孟教条之前，就很可能发生耿定向所说的“未信先横”，以为自己的灵感可以为真理的主宰。其后果，则可以由于各人的个性和背景而趋向于泛神主义、浪漫主义、个人主义、自由主义、实用主义，甚至无政府主义。这也就是王学的危险之所在。它存在着鼓励各人以自己的良心指导行动，而不顾习惯的道德标准这一趋向。 因为王阳明的知行合一说，其宗旨在于知圣人之道，行圣人之志。 李贽本人的著作以及有关他的传记资料，从来没有表示出他有参加任何群众运动的痕迹或者企图。他对于工业农业的技术改进和商业的经营管理都毫无兴趣。他的所谓“吃饭穿衣即是人伦物理”，不过是要求高级的官僚以其实际的政绩使百姓受惠，而不是去高谈虚伪的道德，崇尚烦琐的礼仪。但这并不表示李贽自己有意于实践，而只能表示他是一个提倡实践的理论家。 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通变。 在一种社会形态之中，道德的标准可以历久不变，但把这些标准在生活中付诸实践，则需要与不同的时代、环境相适应而有所通变。李贽和他同时代的人物所遇到的困难，则是当时政府的施政方针和个人的行动完全凭借道德的指导，而它的标准又过于僵化，过于保守，过于简单，过于肤浅，和社会的实际发展不能适应。本朝开国二百年，始终以“四书”所确定的道德规范作为法律裁判的根据，而没有使用立法的手段，在伦理道德和日常生活之间建立一个“合法”的缓冲地带。因为惟有这种缓冲地带才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开放的机能，使政府的政治措施得以适合时代的需要，个人独创精神也得以发挥。 这种情况的后果是使社会越来越趋于凝固。两千年前的孔孟之道，在过去曾经是领导和改造社会的力量，至此已成为限制创造的牢笼。在道德的雄旗下，拘谨和雷同被视为高尚的教养，虚伪和欺诈成为官僚生活中不可分离的组成部分，无怪乎李贽要慨乎言之：“其流弊至于今日，阳为道学，阴为富贵！”。 张居正用什么样的理论来支持自己的胆识和行动？他的施政方针，即便不算偏激，但是要把它付之实现，必须在组织上作部分的调整和改革。而文官集团所奉行的原则，却是严守成宪和社会习惯，遏制个人的特长，以保持政府和社会的整体均衡。张居正在理论上找不到更好的学说，就只能以自己的一身挺立于合理和合法之间，经受来自两方面的压力。他声称已身不复为己有，愿意充当铺地的席子，任人践踏以至尿溺，这正和李贽所说不顾凡夫俗子的浅薄批评相似。 治理如此庞大的帝国，不依靠公正而周详的法律，就势必依靠道德的信条。而当信条僵化而越来越失去它的实用价值，沦于半瘫痪状态中的法律也当然无法填补这种缺陷。 如果本朝的统治者感到了此路不通，企图改弦易辙，则必然会导致社会成员以自存自利为目的，天赋人权的学说又必然如影随形地兴起，整个社会就将遭到根本性的冲击。但是这种局面，在欧洲的小国里，也要在几百年之后，等市民阶级的力量成熟，才会出现，张居正和李贽正不必为此而焦虑。事实上，他们也不可能看得如此长远，他们企盼的自由，只是优秀分子或者是杰出的大政治家不受习俗限制的自由。 所谓“文极”，就是国家社会经济在某些方面的发展，超过了文官制度呆板的管制力量，以致“上下否隔，中外睽携”。努尔哈赤的部落文化水平低下，但同时也就在“质”上保持着纯真。舍此就彼，泰否剥复，也似乎合于《易经》的原则。 李贽之所以罪有应得，则在于张问达的奏疏具有煽动的力量，而他使用的“罗织”方法，也把一些单独看来不成其为罪状的过失贯穿一气，使人觉得头头是道。何况把可能的后果作为现实的罪行，也是本朝司法中由来已久的习惯。而全部问题，说到底，还在于它牵涉到了道德的根本。 李贽生命中的最后两天，是在和创伤血污的挣扎中度过的。这也许可以看成是他15年余生的一个缩影。他挣扎，奋斗，却并没有得到实际的成果。 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 以后更结识了诸多的名流，遍阅诸家著作，泛游各地。受过被裁失业、与家人一起感受经济危机和被人歧视的景况，才越来越把眼光放大，才知道个人能力有限，生命的真意义，要在历史上获得，而历史的规律性，有时在短时间尚不能看清，而须要在长时间内大开眼界，才看得出来。 共产党的土地革命，在农村中创造了一个新的低层机构。现在中国当前的任务，则是在高层机构和低层机构间敷设有制度性的联系（institutional links）才能从上至下，能够以经济及法治的方法管理，脱离官僚政治的垄断。 我们小时候读历史，常有中国不如别人之感，何以日本明治维新，几十年内就凡事做得头头是道，而中国似乎越做越糟。现在才看得明白，中国文化是亚洲大陆地理的产物，欧美和日本的物质文明，有他们海洋性国家的经验，况且每个国家发展，也有他们先后程序，而其中最大的差别，则是现代先进的国家，以商业的法律作高层机构及低层机构的联系。落后的国家以旧式农村的习惯及结构作为行政的基础。 《万历十五年》指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尤不可代替法律，但是从没有说道德可以全部不要，只是道德的观点应当远大。凡能先用法律及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就扯上了一个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便妥协。如果道德上的争执持久不能解决，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远，则迟早必导致于战争。今日全世界处于原子武器的威胁下，我们讲学不得不特别谨慎。
2012-06-12 00:32:40 10人喜欢
刚才有人谈到，不应该以现在的结果去推断历史事件。这个理论很奇特，说它奇特就在于单一这么看上去，很客观，只是稍加推敲的话，操作起来又确实很难很难，几乎等于宣告，天上有多少颗星星，地上就有多少个人，整个宇宙的星星数得完吗？地上的人数呢不也总在变化嘛，这就好比人群与星星数量间的比较，只能是大致的概括的。既然历史事件都是已经发生的过去的事，那么当代或现代的史学家总也避不开这个现成既定的结果嘛。反过来说，历史本来就是今人对后人或后人事件的解说，本来就于当局的政治经济文化各种因素牵连着同时又服务着，即使说历史是为政权服务的工具也不过分吧。那么历史学家，就更是一家言，言一家，根据手边掌握的古今史料，得出自己的有效结论，这一行动本身就注定是逆向的，即从今天出发研究过去，别说是以现在的结果去推断历史事件，就算是以现在的意愿去刻意篡改也屡见不鲜嘛。所以，个人觉得谈历史小说也好，历史人物也罢，大可不必先扣上这么一点大帽子给自己和他人，毕竟公正是相对的，客观主观也都是相对的。 再说粗糙，如果说这本书粗糙，我是万万不能同意的。首先全书一共不足四百页（除去附录部分），共七个大章，由以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和李贽作为章节的五大人物，更有其他章节附带万历皇帝，文臣王世贞，前朝正德，王阳明等一干人物，其中所涉及的人物之多区区四百页再要如何详尽？这个粗糙如果所指黄仁宇的历史常识，我就更不赞同了，虽然本书是以人物刻画为主，事件时间线条为辅，但是逢到论及万历一朝的政治，经济，赋税，兵役，军事及文化等细节，黄仁宇先生也是给出了充分的史料及细节，我相信这些细节绝对不是拍拍脑袋就有了的知识，长期的史料原典阅读积累肯定必不可少，尤其是谈到整个万历朝的制度之痛，从科举再到官场风貌，篇幅虽不多，但一读也知全貌。这样依靠丰富史料古籍原典研究去支撑的写作，何来粗糙，这一点我是万万不能同意的。 如果非要谈本书的缺点，也不是没有的，个人认为第一个缺陷就在于写作方法采用的是人物传记式为主，事件时间为辅，第一遍乍一读，个别章节，线索过多，这大概也是黄仁宇先生本人博览全书之故，思维有时过于跳跃发散，常常从一个问题就跳到了下一个问题，稍不留心，思路一乱，就觉得读来很纷乱。不过，老祖宗司马迁也是这么成《史记》的，个人认为黄仁宇先生如果再展开了篇幅，加足页码，线索也就必然能十分清楚了。但是读史的人想必也都有个毛病，对一概充分的“吊书袋”多极反感，所以黄先生减少篇幅，减少史料的信息量，大概也总有他说的过去的理由。 第二个缺陷呢，这个就更矛盾了，因为这一缺陷恰恰是我到目前为止最欣赏的一点，即黄先生赋予笔下人物的感情色彩，当读到申时行及戚继光时，他赋予的情感有时甚至是极浪漫和写意的，正好中了一部分人所谓的“煽情”。关于煽情，我觉得去看看某人的书（山居什么笔记）大概也就明了了，个人觉得煽情可以是文学手法，用了也就用了，关键还是支撑在后面的内容，这又回到了刚才说的细节上，毕竟历史著作不同于其他，所谓细节其实就是技术，就是史料的运用和分析，这些都是可以量化的成绩，只有史料吃得透，理解到位才能下笔流淌而又精确少误，否则没有丰富史料研究作为基础的大量篇幅的历史著作，那才是煽情，不过，谁也没规定小说不能煽情不是，尽管煽，小说嘛，和历史著作完全可以分开独立看，两回事。 最后，还想说说这本书读后的感觉，竟然又是虚无，和读《红楼梦》的虚无不同，前者的虚无是横向的，情感上共鸣得到的虚无，后者的虚无则更接近于纵向，跨越了一个又一个朝代，今人和古人做着同样的事，期盼着同样的变化，但结果却不是“一振作间”能够达到的。
笔记是你写在书页留白边上的内容；是你阅读中的批注、摘抄及随感。
笔记必须是自己所写，不欢迎转载。摘抄原文的部分应该进行特殊标明。
>万历十五年
吃不下筷子咽不下碗 (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刚)
2012-02-22 22:53:55 146人喜欢
WellIgotone (Vis sans remonds)
2012-06-10 22:31:04 128人喜欢
🈳 (YOU MAKE ME)
2012-10-23 23:08:14 104人喜欢
WellIgotone (Vis sans remonds)
2012-06-10 13:28:01 18人喜欢
arale
2012-08-18 00:06:19 17人喜欢
风乎舞雩 (青青子衿，悠悠我心。)
2012-02-10 19:59:43 17人喜欢
陈乔瑜_Neptune (与太阳的热烈保持远一点的距离吧)
2012-12-06 23:52:19 15人喜欢
技安
2016-12-16 16:53:30 11人喜欢
WellIgotone (Vis sans remonds)
2012-06-12 00:32:40 10人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