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一、序

制度必须与人事相配合。辛亥革命前后，人人言变法，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转变。

首先，要讲一代的制度，必先精熟一代的人事。若离开人事单来看制度，则制度只是一条条的条文，似乎枯燥乏味，无可讲。而且已经明日黄花，也不必讲。

——人事与制度的二分，让我想到关于“学法律太枯燥了，不就是背法条吗”此类问题的应对。法条的内涵很重要，但是法条的展开更重要。法条的内涵是制度，法条的展开就是人事相关：立法者为什么要这样设计？司法者是怎样适用的？执法者是如何执行的？普罗大众又是如何理解的？制度是死的，人事是活的。

但任何一制度之创立，必然有其外在的需要，必然有其内在的用意，则是断无可疑的。

——客观要求与主观意图，对于制度之创立而言，必然存在，缺一不可；对于自然人之行为而言，二者齐全之肯定性却无有这么强烈。由此看，对于事实的产出，客观要求与主观意图的权重似乎与事实覆盖的群体面是呈正相关的。一个人的际遇常有造化操弄之嫌，一个社会的发展却有迹可循。对于三观来讲，这是很重要的一个认知：世界观要基于你是群体中的成员，人生观要基于你是一个独立的人。世界是有序的，人生是要敬畏的。 二、汉代

当时做奴隶，并不是出卖自由，只是出卖他对国家法规上一份应尽的职责（本人按：服兵役、服力役、交人口税）…...汉代的奴隶制度…...和西方罗马帝国的农奴完全不同，罗马的农奴多半是战争得来的俘虏，汉代的奴隶是农民自己游离耕土，来参加大规模的工商新生产集合。

——无他，只是想起王学典教授的讲座“从西方话语中拯救中国历史”，中国以春秋战国作为封建社会的分割点，是生硬的将中国历史套在了西方的历史体系之中，其实，中国严格意义上讲是没有奴隶制社会的，中国从商朝开始（夏朝史料过少），社会的主要劳动力一直都是农民，而非奴隶。

否则一项好制度，若能永远好下去，便将使政治窒息，再不需要后代人来努力政治了。惟其一切制度都不会永久好下去，才使我们在政治上要继续努力，永久改变。

三、唐代

中国政治上的传统观念，对一意见之从违抉择，往往并不取决于多数，如西方所谓之民主精神。而中国人之传统，则常求取决于闲人。春秋时即有‘闲均从众’之说。（见《左传》。）那一人贤，就采纳那一人的意见，若双方均贤，则再来取决于多数。‘贤’属质，’众’属量，中国传统重质不重量。

——想起亨廷顿《文明的冲突》的言论，大意儒教以及伊斯兰教下的社会都不适合民主的生存。暂且不深论其正确性，中国有“贤均从众”，亦有“兼听则明”，不过似乎前者形态更上位些。

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绝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

现在再说的每项制度之变，也该有一可变的限度，总不能惟心所欲的变。所贵的是要在变动中寻出它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所谓‘历史传统’。传统俞久，应该此大本原之可靠性愈大。换言之，即是其生命力益强。

——书读至此，钱穆先生一直传达的一个思想：制度的更迭应当是人事的变化所推动，而人事的变化又受限于“历史传统”。这个“历史传统”似乎与我党的“唯物主义历史观”有所重合，又不全然一样。前者似乎涵盖后者，却又留有可靠性之出口：历史唯物主义中不变的本源即客观规律，生命力可是持久的；又或许二者的视角不同，唯物历史观宏观，历史传统论中观。此处存疑，总之此一点感受到钱穆先生的文化保守观。

当知近代西方所谓的民主革命，乃由政权不开放而起。而中国则自唐以下，便已犯了政权开放之流毒。以水救火，以火救火，不仅是药不对病，而且会症上加症。若要解决中国社会之积弊，则当使知识分子不再集中到政治一途。便该奖励工商业，使聪明才智转趋此道。然结果又很易变成资本主义。在西方是先有了中产社会，先有了新兴工商资本，然后再来打开仕途，预闻政治。而中国则不然。可说自两汉以来，早已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时又压抑了工商资本。只鼓励人为大学者，当大官，却不奖励人为大商人，发大财。’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大体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策。政策措施，存心在引导民间聪明才智，不许其私家财力打算无限制的发展。于是知识分子竞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吏，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肿病。读书人成为政治脂肪。若再奖励他们来革命，来争夺政权，那岂得了？可见任何制度有利亦有弊，并不是我们的传统政治只是专制黑暗，无理性，无法度；却是一切合理性有法度的制度全都该不断改进，不断成长。

可见每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否则徒法不能以自行，纵然法良意美，终是徒然。

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

......总认为张居正是一大政治家，他能主张讲法治，其实他本身就已经违法了，而且违反了当时国家的大本大法呀！该皇帝管的事，他来管，那岂非非法之至吗？若张居正在汉、唐、宋三代，那是一好宰相。依明代制度论，张居正是一个内阁学士，不是政府中最高领袖，不得以内阁学士而擅自做宰相。

——经典的两难问题：正当性与合法性之冲突。形式的合法与实质的正当，对抗之下如何选择，似乎无有结论。但是肯定的是，择其一必大乱，就如只重视实质正当而极端演变的十年浩劫。正确的做法是，兼重二者，适时倾斜。难在这个“适时”上。

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

制度指政治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政治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所谓方法与权术，二者之间，当然又不能仔细细分。而且一个制度之成立，也当然有许多复杂关系，总不免夹带有当时一些私意的.......不过公私之间该有分量的轻重。

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

西方人讲政治，一定先要讲’主权’。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主权观念上。所以西方有神权、王权、民权的分法，到现在便是国家主权在民众。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哪里。譬如说明代的政治主权在哪里？这种思想，中国很少见。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只论政府该做什么事？它的责任该是些什么？它尽了职没有？而不讲主权在哪里。’主权’背后，则是一种’自由意志’。譬如这一只茶杯，若说主权属于我，便是我可自由使用此茶杯。这是权利，非道义。若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践行之道义，便无所谓自由。这是双方政治思想上一绝大对歧异。

——政治上的“权利本位”与“义务本位”之差异。以人为单位，无疑问是以权利为本位；政治呢？日后填坑。

中国历史上只有元和清，皇帝后面由整批蒙古人和满洲人帮忙。其他各代，大体说，是全国的读书人，由全国民众中间受过教育经过考试的人，来帮政府忙。这不能说是不公道。此刻中国共产党认为这便是“封建社会”了，这真是胡说。

笔记：钱老真是敢说。元朝略去不讲，而将清朝定义为部族政权，并将之与汉唐宋之士人社会和英帝国主义对比，可谓新颖而极具见底。

现在我们则对于政治上的一切制度，好像拿一种试验的态度来应付，而对此制度并没有进入共尊共信之境，空凭一个理论来且试一下。这问题就大了。甚至其他国家一两个月的新东西，或是几个人的新理论，我们也高兴拿来随便试，随便用。今天中国的共产党，便是其最极端的例。试问那里有无历史因袭的政治，无传统沿革的制度，而可以真个建立得起来的？我们硬说中国历史要不得，中国社会须彻底的改造，把政治制度和革命推翻的口号混淆在一起。我们并不根据历史事实，而空嚷要打倒。

笔记：读到这里，真的要惊讶与我国近百年之“胆量”，被国难当头逼至绝路，便如病急乱投医，竟轻信推倒全部传统才可自救，甚至将他国几十年的新理论，“伸手拿来”，作为一国之体制，好坏先不想，至少是新的，能不能救国，试试才知道！

英国的政治比较能持久，然而我们是大陆国，广土众民；他们是岛国，国小民寡；我们又怎能全般学他呢？美国由英国分出，已不全学英国。法国政治传统也较久，但此刻已不行。此外像德国、意大利、日本，我们竟可说他们还没有可靠的政治经验。若我们更大胆说一句，也可说整个西方人在政治经验上都比较还短浅。能讲这句话的只有中国人。中国政治比西方先进步，这是历史事实，不是民族夸大。这句话也只有孙中山先生曾说过。今天我们要反对中国自己传统，想要抹杀我们自己两千年历史。但历史已然成为历史了，如何能一笔抹杀呢？别人家自有别人家的历史，我们又如何能将自己横插进别人家的历史传统呢？这又牵涉到整个文化问题了。纵论及此，便见是非常复杂了。我不敢在这里空谈理论，只能讲历史。当前英国哲人罗素曾说过：“讲哲学，至少有一个功用，即在减轻人一点武断。”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笔记：但现在我们就真的，除却了自己的传统，而跳进了他人的洪流。

“策”是一种竹片，问题写在竹简上，故称“策问”。一道道的策问，请教贤良们大家发表意见，这叫“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