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自述

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大都是因事见理，而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大都是就理论理。这就是说，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大都是从殊相讲到共相，从特殊讲到一半，从具体讲到抽象，西方哲学家的著作大都是从开始就讲一般，从共相到共相。习惯于读中国哲学家的著作，对于西方哲学家的著作，我开始是看不懂的。这个不懂，主要的不是文字上的问题，而是道理上的问题。主要的是不懂一般和特殊的区别，理论思维没有过关。对于像柏拉图所说的，具体的东西是可见而不可思，概念是可思而不可见，当时觉得很难懂。当时认为概念和具体的东西使并排放着的，不过有完全或不完全之分而已，为什么一者是可思而不可见，一者是可见而不可思呢？见和思又有什么区别呢？后来逐渐认识到，概念和具体的东西并不是一类的，而是属于两个世界的，所以并不是并排放着的。这里所说的两个世界是就逻辑上说的，不是就空间上说的。

既然开始写了点东西，后来就扩大了，广泛讨论了哲学的方法论。哲学自己给自己制造了麻烦。它硬是要思议不可思议的东西，要言说不可言说的东西。这可怎么办呢？《新知言》说，有一种叫做负的方法。那就是，不说不可言说的东西使什么，而只说它不是什么。这就是佛学中所说的“想入非非”。“非非”，就是不是什么（非）而又不是不是什么（非非）。传统的中国画在画月亮的时候，不是画一个圆圈，而是画一大片云彩，在云彩中间，留一块空白。人们一看，就显出了一个月亮。这种画法叫“烘云托月”。它不是直接画一个圆圈，说那是月。而是画许多云彩把月亮烘托出来。哲学的负的方法，有这样的意义。 但是哲学是一种理论思维。既然是思维，对于不可思议的也不须思议，对于不可言说的也必须言说。所在正的方法也还是要用的。不过用了正的方法，同时要知道这种方法的缺点。用这种方法，同时又知道它不够，这就可以知道不可思议的为什么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为什么不可言说。这就对于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有了更深一层的理解。正的方法是一种“媒介”，有了这种“媒介”，那些不可思议、不可言说的，也就更加显著了。 禅宗的语录记载了一个故事。有一位禅师，有人问他什么是“心”，什么是“道”。他不回答，只竖起一个大拇指。有一个小和尚学他这个办法，有人问话，也竖起一个大拇指。这位禅师看见，把那个小和尚的大拇指砍了。小和尚负痛就跑。这位禅师在后面叫了他一声。小和尚回头一看，那位禅师又竖起一个大拇指。这个小和尚就恍然醒悟了。这个故事不知是真是假，大概也是说明，同是一种事，经过“媒介”与不经过“媒介”，其意义会大不相同。黑格尔说：一个年轻人可以说与老年人相同的话，但老年人说这句话的时候，有他的一生的经验在里面。 《新知言》是我在抗战时期所写的最后一部书。它的《自序》中说：“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新理学’继开之迹，于兹显矣。将返北平，留滞重庆，因取已钞成之稿，校阅付印。‘新理学’之纯哲学的系统，将以《新理学》、《新原人》、《新原道》及此书为其骨干。《新理学》脱稿于南渡途中，此书付印于北返道上。亦可纪也已。”这是我在1946年写的。现在回顾起来，确实是可以引为纪念，至少对于我个人说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