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存在

不但小说，而且一切精神创作，唯有对人生的基本境况做出了新的揭示，才称得上伟大。卡夫卡也好，昆德拉也好，他们的作品即使在政治的层面上也是富有批判意义的。但是，他们始终站得比政治更高，能够超越政治的层面而达于哲学的层面。正如昆德拉自己所说，在他的小说中，历史本身是被当做存在境况而给与理解和分析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政治批判也就具有超出政治的人生思考的意义。仅仅在政治层面上思考和写作的作家、其作品的动机和效果均系于那个高度政治化的环境，一旦政治淡化（自由正意味着政治淡化），他们的写作生命就结束了。他们的优势在于敢写不允许写的东西，既然什么都允许写，他们还有什么可写的呢？比较起来，立足与人生层面的作家有更耐久的写作生命，因为政治淡化原本就是他们的一个心灵事实。他们的使命不是捍卫或推翻某种教义，而是探究存在之谜。教义会过去，而存在之谜的谜底是不可能有朝一日穷尽的。 ————小说只有上升到哲学高度 人生意义主题永垂不朽在《小说的艺术》中，昆德拉称小说家为“存在的勘探者”，而把小说的使命确定为“通过想象出的人物对存在进行深思”，“揭示存在的不为人知的方面”。按照尼采的说法，哲学家和诗人都是“猜谜者”，致力于探究存在之谜。那么小说的特点何在？在昆德拉看来，小说的使命与哲学、诗并无二致，只是小说拥有更丰富的手段，它具有“非凡的合并能力”，能把哲学和诗包含在自身中，而哲学和诗却无法包容小说。我不认为小说是唯一的乃至最后的出路，然而，设计出一些基本情境或情境之组合，用他们来包容、联结、贯通哲学的体悟和诗的感觉，也是是值得一试的途径。昆德拉把他小说里的人物称作“实验性的自我”，其实质是对存在的某个方面的疑问。事实上，他们都是作者自己的疑问，推而广之，也是每一个自我对于存在所可能具有的一些根本性困惑，昆德拉为之设计了相应的人物和情境，而小说的展开便是对这些疑问的深入追究。抗命不可能，任命又不甘心，“知命”便是在这两难的困境中生出的一种智慧。所谓“知命”，就是跳出一己命运之狭小范围，不再孜孜于为自己的不幸遭遇讨个说法，以猜测上帝所设的命运之谜为乐事。做一个猜谜者，这是史铁生以及一切智者历尽苦难而终于找到的自救之途。作为猜谜者，个人不再仅仅是苦难的承受着，他同时也成了一个快乐的游戏者，而上帝也由我们命运的神秘主宰变成了我们在这场游戏中的对手和伙伴。命运的一个最不可思议的特点就是，一方面，它好像是纯粹的偶然性，另一方面，纯粹的偶然性却成了个人化不可违抗的必然性。一个极偶然极微小的差异或变化，很可能导致天壤之别的不同命运。命运意味着一个人在尘世的全部祸福，对于个人至关重要，却被上帝极其漫不经心、不负责任地决定了。由个人的眼光看，这不能不说是荒谬的。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把这样的偶然性名之为人物的“生日”。不同的“生日意味着人物从不同的角度进入世界，角度的微小差异往往导致人生方向的截然不同。一个人的生活历程中，那个因某种契机而意识到了人生在世的孤独，意识到了人与人之间的差别和隔离的时刻是重要的，其深远的影响很可能将贯穿终生。无论在文学中，还是在生活中，真正的个性皆诞生于残缺意识的觉醒，凭借这一觉醒，个体开始从世界中分化出来，把自己与其他个体想区别，逐渐幸成为独立的自我。有残缺便要寻求弥补，“恰是对残缺的意识，对弥补它的近乎宗教般痴迷的祈祷”，才使爱情呈现。因此，在残缺和爱情两者中，残缺是根源，它造就了爱的欲望。不同的人意识到残缺的契机、程度、方式皆不同，导致对爱情的理解和寻爱的实践也不同，由此形成了不同的命途。残缺是绝对的，爱情是相对的。孤独之不可消除，残缺之不可最终弥补，使爱成了永无止境的寻求。在这条无尽的道路上奔走的人，最终就会看破小爱的限度，而寻求大爱，或者——超越一切爱，而达于无爱。当诗人不只是把她作为一个异性来爱慕，而且认定她就是那个守护者之时，这就已经是爱情而不仅仅是情欲了。这就是维特根斯坦说的“语言的界限意味着我的世界的界限”，在此程度内，世界只能是我的世界。这一主体意义上的自我不属于世界，而是世界的一种界限。

袁中郎：“凡物酿之得甘，炙之得苦，唯淡也不可造”如何做到文字平淡有味呢？第一：家无鲜鱼，就不要宴客。心中无真感受，就不要作文。第二，千万不要用不必要的作料损坏了原味。第三，只有一条鲜鱼，就不要用它熬一大锅汤， 冲淡了原味。昆德拉赞扬卡夫卡：“小说的彻底自由性的出色样板”，指出其意义恰恰在于它们的不介入，即在所有政治纲领和意识形态面前保持完全的自主。不介入并非袖手旁观，自主并非中立。卡夫卡和昆德拉的作品在政治层面上往往富于批判性，但是他们始终站得比政治更高，能够超越政治的层面达到哲学的层面。鲁迅：呼唤革命的作家在革命到来时反而沉寂了。现代主义原是作为现代文明的反叛崛起的，它的生命在于真诚，即对虚妄信仰的厌恶和对鲜艳失落的悲痛。现代人在意义问题上的两难，一方面看清了生命本无意义的真相，一方面又不能真正安于意义的缺失。人类有两种根深蒂固的习惯，一是逻辑，二是道德。从逻辑出发，我们习惯于在事物中寻找因果联系，而对因果性外的广阔现实视而不见。从道德出发，我们习惯于对人和事做善恶的判断，而对在善恶的彼岸的真实的生活懵然无知。这两种习惯都涵盖着我们研究存在，使我们把生活简单化，停留在生活的表面。因此，对小说家的两大考验：摆脱逻辑推理的习惯，摆脱道德判断的习惯。看事物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角度，道德仅是其中的一种，并且是相当狭隘的一种。存在本无善恶可言，善恶的判断出自一定的道德立场，归根结底出自维护一定社会秩序的需要。看不见马雅可夫斯基道路上的雾，就是忘记了什么是人，忘记了我们是什么。把一个人的全部思想和行为缩减为他的政治表现，把被告的生平缩减为犯罪录，我们对于这种思路也是多么的驾轻就熟。福克纳：“毫无必要，我写出来的东西要自己中意才行，既然自己中意了，就无须再讨论，自己不中意，讨论也无济于事。”

缩减仿佛是一种宿命。我们刚刚告别生活一切领域缩减为政治的时代，一个新的缩减旋涡又更加有力地罩住了我们。在这个旋涡中，爱情缩减为性，友谊缩减为交际和公共关系，读书和思考缩减为看电视，大自然缩减为豪华宾馆里的室内风景，对土地的依恋缩减为旅游业，真正的精神冒险缩减为假冒险的游乐设施。总之，一切精神价值都缩减成了实用价值，永恒的怀念和追求缩减成了当下的官能享受。当我看到孩子们不再玩沙和泥土、则是玩电视游戏机，不再知道白雪公主、而是津津乐道卡通里的机器人的时候，我心中明白，一个真正可怕的过程正在地球上悄悄进行。

人因为孤独而寻求爱情。寻求爱情，就是为自己的孤独寻找一个守护者。他要寻找的是一个忠实的守护者，那人必须是一心一意的，否则就不能担当守护他的孤独的使命。为什么呢?因为每个人孤独都是独特的，而在一种多向的照料中，它必丧失此独特性，沦为一种一般化的东西了。形象地说，就好比一个人原想为自己的孤独寻找一个母亲，结果却发现已经把它送进了托儿所里，它成了托儿所阿姨所照料的众多孩子中的一个普通孩子。孤独与爱情的寻求原本凝聚了一个人的沉重的命运之感，来自对方的多向的爱情则是对此命运之感的蔑视，把本质上的人生悲剧化做了轻浮的社会喜剧。与此同理，一个人倘若真正是要为自己的孤独寻找守护者，他所要寻找的必是一个而非多个守护者。他诚然可能喜欢甚至迷恋不止一个异性，但是，在此场合，他的孤独并不真正出场，毋宁说是隐藏了起来，躲在深处旁观着它的主人逢场作戏。惟有当他相信自己找到了一个人，他能够信任地把自己的孤独交付那人守护之时，他才是认真地在爱。所以，在我看来，所谓爱情的专一不是一个外部强加的道德律令，只应从形而上的层面来理解其含义。按照史铁生的一个诗意的说法，即爱情的根本愿望是“在陌生的人山人海中寻找一种自由的盟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