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和地中海世界（上下卷）》的原文摘录
但是，历史学家的”结构主义“与在同一名称之下烦扰人类的其他科学的提问法风马牛不相及。它不是把人引向表现为函数的关系的数学抽象，而是引向生命的根源，引向生命所具有的最具体的、最日常的、最坚不可摧的、最不具名的和最人道的事物。 (查看原文 )
历史通常只关心危机，只关心缓慢运动过程中出现的剧变。然而，危机事前都经过长期的酝酿，事后又产生无穷的后果。这些运动有时在缓慢的演变中，逐渐改变了特征。建设和破坏先后发生，不断循环反复。山区可以交替地先赢得一切，然后又丧失一切，或者虽胜尤败。当这种历史不局限于某个简单的地方事件或地方进程时，那么，这些极端缓慢的“地理”周期（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便大体上具有一定的同步性。 (查看原文 )
我们从地中海受气候条件所规定的狭义范围进而考察其影响所及的最大范围，也就是从共同的自然条件进而考察本书下面所要考察的共同的人文条件。共同的人文条件不仅仅是自然的产物，尤其不仅仅是地中海一衣带水的产物。在人愿意作出努力和付出代价的条件下，海域可提供联系、运输、交换、交往等便利；但它至今是并且过去长期是人类必须克服的阻隔和障碍。在远古时代，航海术可能产生于爱琴海诸岛和小亚细亚沿海之间风平浪静的海区，或产生于附近的红海。我们对此大概永远也不会弄清楚。无论如何，最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人类还没有征服地中海。后来，船只才陆续战胜大海，扩展相互联系，并逐渐建立人与历史紧密结合的地中海整体。我们应该说：这是人类亲手建立起来的整体。用我们今天的速度标准来衡量，地中海已只是可供架设空中桥梁的一条普通河流；但人在地中海的共同生活环境，却仍然要靠地中海人发挥聪明才智和进行辛勤劳动去创造。联系地中海各地区之间的纽带并不是水，而是地中海的各个民族。这一个平凡的道理必须反复重申，因为有许多公式和图像往往把人引入歧途。 (查看原文 )
如果没有人员的往来和联系，如果没有畅通的道路，地中海也就谈不上有统一性。吕西安·费弗尔写道：“地中海的道路四通八达”2，有陆路和海路，大江和小河，形成一张无边无际的交通联系网（既有经常的联系，又有偶然的联系），一张恒久的生命传递网，一张几乎有机的循环大网。描绘出这张道路网栩栩如生的形象；伴随塞万提斯沿着西班牙小路从一片原野走向另一片原野；一边航行一边阅读商船或海盗船的航海日志；乘坐大货轮从维罗纳顺阿迪杰河而下；带着米歇尔·蒙田的行李在泻湖畔的富西纳动身，“从水路前往威尼斯”，所有这些都并不重要。3重要的是要看到，这张道路网意味着地区间的关系日趋接近和紧密，甚至可以说，船舶、役畜、车辆和人员的往来促使地中海成为一个整体，从某种观点来看，促使地中海克服地区间的隔阂，成为统一的整体。整个地中海就是这样一个运动空间。战争、战争阴影、习俗风尚、技术、流行病、轻重贵贱的各种材料，地中海的一切事物都随着地中海的血液流动而被带到远方，沉积下来以后，再次被卷走，不停地被输送，甚至越出地中海的范围以外…… (查看原文 )
如果没有道路，难道会是这样的吗？请看这些在前往阿勒颇路上的沙漠商队，这些在斯坦布里奥尔（经由马里查河前往伊斯坦布尔的道路）列队行进的骡马和骆驼，这些向君士坦丁堡运送被土耳其人在匈牙利俘虏的男人、妇女和儿童的车队（布斯拜克于1555年曾经见过）。4道路并不仅仅是陆上的通道和海上的航线。没有必要的歇脚地点，例如避风港、商船锚地、沙漠商队客店等，也就没有道路。在西欧，则是孤零零的小客栈和从前的城堡等。这些路边的宿站（没有它们，也就没有热闹活跃的道路）往往就是城市。每个行人急匆匆地赶到那里歇宿，兴奋之余，又深感欣慰。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进入萨拉戈萨时，5就对城内美丽的名胜古迹，良好的治安，最主要的可能还是对丰富的食品惊喜不已。他接着说：“食品如此价廉物美，几乎使人有置身意大利的感觉。”尤其是，地中海的道路往往不是从一个村落通到另一个村落——村落似乎故意设在偏僻的或者隐蔽的地方——过路的人因而更加行色匆匆。时至今日，在保加利亚或者安纳托利亚旅行的人，还觉得大路两旁空旷无人，而那些地区的实际情形并不完全如此。6东方的贸易要道——我们不妨想象，它们有点像今天的高速公路——这种横贯大陆的干线极少穿过小村庄，而是从一个城市直通另一个城市。 (查看原文 )
地中海共同的人文特征就表现为道路纵横和城市林立。有城市就必有道路，有道路就必有城市：城市和道路是人所创造的唯一的和相同的地域设施。地中海的城市，不管其形状和建筑如何，不管它受什么文明的培育，都既是道路的创造者，又同时被道路所创造。维达尔·德·拉布拉什在谈到美国城市时曾说过这样的话。7然而，在16世纪，地中海的空间（应该最大限度地扩展它的范围，因为涉及城市）也广阔无边。当时世界上的任何地区都不像地中海那样有强大的城市网。巴黎和伦敦还只处于现代化的开端。尼德兰和上德意志的城市（南方的商人和水手促使前者经济活跃；后者与地中海的光芒交相辉映），再往北去，汉萨同盟的勤劳精干的城市，所有这些城市，无论它们多么美丽，多么活跃，都不能形成一些像地中海那样的密集而复杂的整体。在地中海，城市的居民点鳞次栉比，无数小城镇花团簇拥般地围绕在一些大城市的四周：威尼斯、热那亚、佛罗伦萨、米兰、巴塞罗那、塞维利亚、阿尔及尔、那不勒斯、君士坦丁堡、开罗等。后三个城市更是人满为患。不是有人说，君士坦丁堡当时已达70万人口，8是巴黎的2倍或威尼斯的4倍吗？在这张城市名单中，还应加上一系列小城市。这些城市虽小，却参加一般的贸易活动，它们所起的作用要比根据人口数量所能推想的更为重要。地中海小城市的繁荣和活跃可以使人懂得，为什么远东当时拥有的大城市虽然比地中海的大城市人口更多，更加拥挤，但实际上却并不形成一个同样有活力的城市生活网。远东的城市往往只是把一大群人集合起来，并没有被大城市的活动带动而变得活跃起来。人们可以说，这些城市与其说是亚洲经济组织的一种形式，倒不如说是亚洲人口过剩的表现。 (查看原文 )
没有市场和道路，也就没有城市。城市的活力来自运动。位居君 士坦丁堡中心的“东方市场”206，四个出入口有着砖砌的拱形大门。市场里既出售普通货物，也出售贵重物品。甚至还有人口市场。被贩卖的奴隶像集市上的骡马一样供人挑拣。买主先往他们脸上吐口唾沫，然后用手擦擦，验看他们是否经商人用脂粉打扮207。市场设在市中心或在城外，这并不重要。在前一种情况下，市场总是位于城市的最低洼部分，好像一切都会自然而然地向那里流去。土耳其人聚居的迪纳拉地区属于后一种情况。那里的所有城市，如莫斯塔尔、萨拉热窝等，都有“城外市场”208。丹吉尔过去也是如此209。虽然东方市场、市场、城市的位置和形状各异，但它们都是众多经济运动的焦点。一些满载木柴的驮驴，从附近的阿特拉斯山出发，来到阿尔及尔的北大门——乌艾德海峡；210一些来自米提贾或南部沙漠的骆驼，则在南大门——阿佐恩海峡——停下歇息。在阿尔及尔港内麇集着海盗船和商船。这些船只在波尼装载带哈喇味的黄油；在马赛装载布匹、呢绒和木材；在杰尔巴岛装载食油；在西班牙装载香料；且不说从海上抢劫来的基督教徒的商品或从巴伦西亚、热那亚和其他地方索取的赎金。所有这些都推动了阿尔及尔的繁荣兴旺。每个城市都产生于运动，又都为自身利益，中途拦截，然后赋予新的动力。说起经济生活，人们势必会想到运动、道路和运输，甚至还有汇票。16世纪的汇票签发人把汇票比作货船或者货船运载的货物。这些船舶的航行可靠程度不会相同，由此产生了贴水。这是一种海上保险，正如汇票签发人所说，保险的金额与所谓的风险成正比。 (查看原文 )
如果说城市生活是分阶段发展的，那么，它也是分阶段衰退的。城市的诞生、发展以及衰落与整体经济形势息息相关。城市在衰退过程中，陆续放弃它们的力量根源。在热那亚，衰退的信号（即拉古萨货船的出现）刚刚显露，运输业（大城市最早的财富）便首当其冲，而在链条的另一端，最具耐久力的正是最后兴旺发达起来的银行业。这难道是偶然的吗？热那亚和威尼斯于18世纪已一落千丈，但这两个城市仍然是金融中心。尽管有人持不同见解，至少在16世纪，巴塞罗那迅速取得的财富没有在银行得到妥善的保管，这不能不付出代价。卡普马尼已经指出234，正是银根紧缺、汇兑不畅和周转不灵使得这个城市在16世纪处于瘫痪状态。 (查看原文 )
我们以上对城市所作的一般性分类，肯定是不完整的。各种因素无不促使城市生活的复杂化。每个城市都处在一种独特的经济之中。在近范围内，城市势必要同周围的乡村发生关系，无论是统治的关系，或是被统治的关系。在远范围内，城市则根据距离的远近，与整个地中海或最大范围的地中海保持联系。最后，还有政治生活的影响。在16世纪，政治生活摧毁了城市原有的独立地位，破坏了传统经济的基础，创造和强加了新的结构。 (查看原文 )
一位历史学家235对16世纪卡斯蒂利亚城市的类型问题进行了研究，他最后作出了以下的分类：官僚城市、商业城市、工业城市、手工业城市、宗教城市和军事城市。格拉纳达和马德里属于官僚城市。马德里发展极其迅速，因而对无业居民的食品供应常常中断，据1615年的一封信件所说，“接连几天面包紧缺，人们手里拿着钱，在街上苦苦哀求，试图买到面包”236；托莱多、布尔戈斯和塞维利亚是商业城市；科尔多瓦和塞哥维亚是工业城市（也就是说，现代工业已经以“包买商制度”的资本主义形式在这些城市建立起来，“包买商”形式在德意志并不是个别现象）；昆卡是手工业城市；萨拉曼卡和赫雷斯—德拉弗龙特拉是农业城市，同时受到附近农村的支持和侵犯；瓜达拉哈拉是宗教城市；索里亚是个产羊城市……；此外，还有几个军事城市，在16世纪，军事城市和其他城市的区分，正如海上的军舰和普通商船一样，很不明显。以上分类说明了城市的类别真是多种多样。此外，各类城市中还要区分一等城市和二等城市，并要考察（在欧洲特殊结构中）主要城市和次要城市怎样互相影响。 (查看原文 )
萨拉曼卡地处乡村，但也是人们熟知的一个文化都会。帕多瓦拥有出类拔萃的大学，但也是个乡村城市。从前（1405年以前），在同威尼斯的竞争中，统治着帕多瓦的卡拉拉领主，“为了让敌对方面物价昂贵”，便对出口的母鸡、阉鸡、鹅、蛋、鸽子、蔬菜和水果等课以重税。除了城市的保守主义（有关的例子不胜枚举）以外，这些有损于威尼斯的税收一直保持到1460年238，那时帕多瓦已经归顺圣马克共和国很久了。 (查看原文 )
然而，帕多瓦始终处在乡村的汪洋大海之中。1509年，贝耶德及其伙伴看到帕多瓦正处农忙季节。路易十二的这位“忠实仆人”叙述说：“人们每天收割大量牧草，车上的草垛堆得很高，通过城门时总是十分费劲。”239布雷西亚有着同样的景象。在那里，通往布罗莱托的圣斯特法诺门像是一个狭窄的瓶口，“只要有一辆运草或运柴的马车挡路，行人就无法通过”。240在集市贸易十分活跃的阿普利亚小城市卢切拉，表现形式略有不同，但实质并无改变。这个城市对维科侯爵派驻当地的军官伤透脑筋，并且不无道理。他们杀人、偷盗、赌博，简直无恶不作，“把大批生猪提前赶到市区，使其他公民深受其害……且不说谷物、用水和饲料因此而蒙受的损失”241。大量的猪就在市内喂养。农业活动与军事防务或市政管理发生了冲突。这一情景说明，16世纪的城市在不同程度上都向附近的农村开放。否则，城市又怎能维持生存呢？ (查看原文 )
这些不可缺少的移民，并不始终是些素质平庸的苦力。他们随身带来的还有对城市生活来说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新技术。那些不是由于贫困而是由于宗教信仰被驱逐出来的犹太人，在传播新技术方面起着特殊的作用。西班牙流亡者，特别是萨洛尼卡和君士坦丁堡的零售商，生意后来越做越兴隆，竟能同拉古萨人、亚美尼亚人和威尼斯人进行商业竞争。他们把印刷术、毛织和丝织技术，309据说还有制造炮架的秘密，310带到这两个东方的大都会。这真是一份厚礼啊！同样，正是被保罗四世从安科纳逐出的几名犹太人，帮助土耳其在发罗拉的商港繁荣兴旺，当然这不过是相对而言。311 (查看原文 )
以上的困难问题，城市天天都要遇到，这种暗淡的历史，不像政治冲突那样以戏剧性形式表现出来。16世纪的演变无情地把城市轮流卷入政治冲突之中。但是，我们不宜过分夸大历史的这个引人注目的方面。尤其不能带着当时的人——刽子手或受害者——的感情，用比萨人对待佛罗伦萨的那种偏激情绪，来评价历史。我们要弄清这些城市被压垮的过程。因为领土国家虽然胜利了，但城市仍然存在，无论在被纳入国家的轨道以前或以后，城市始终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查看原文 )
编年史和政治史详尽地列举了各种各样的城市灾难。当时受到打击的，不仅有机构设施、风俗习惯、地方的虚荣自负，而且还有城市社团的经济、创造能力和幸福。然而，倒塌的东西原先并不总就站得住脚。冲突经常以和解的方式解决，没有出现什么明显的戏剧性。新结出的果实——有时是苦涩的——在很久以后才成熟。 (查看原文 )
君士坦丁堡于1453年终于失守，此事在多方面具有象征意义。1472年，巴塞罗那向阿拉贡国王胡安二世的部队投降。1480年，法国国王经过和平协商成了普罗旺斯和马赛的主人。1492年，格拉纳达陷落。这是城市国家崩溃的重要时刻。城市国家国土狭窄，在同幅员广大的领土国家较量中不能继续生存。大国从此主宰一切。16世纪初，一些城市并吞另一些城市，借以扩大自己的领土。例如威尼斯建立了威尼斯共和国，米兰创立了米兰公国；佛罗伦萨也快变成了托斯卡纳。从此以 (查看原文 )
16世纪的大城市及其灵活机动和咄咄逼人的资本主义，完全有能力控制和开发全世界。威尼斯的强大并不仅仅因为它拥有威尼斯共和国，或者因为它经过顽强的努力在海岸和岛屿开辟了海外领地。事实上，它以土耳其帝国辽阔的腹地为后盾。常春藤就是靠它紧紧缠绕的大树生存的。 (查看原文 )
热那亚的第一批领地基本上由商人租借地所组成。W.桑巴特认为，中世纪意大利城市的封建扩张和农业扩展导致了大型农庄的建立。这一看法无疑对叙利亚、克里特、塞浦路斯和希俄斯岛都是千真万确的，直到1566年，热那亚人依旧留在那里。关于这个问题，我们且搁下不谈。热那亚财源亨通的主要原因在于，它在君士坦丁堡以东，在拜占庭帝国边界上，在加法、塔纳、索尔达亚、特拉布松等地建立了租借地，也就是设在国外的代理商行。洛梅利尼家族于北非海岸建立的泰拜尔盖是另一个租借地。它把珊瑚采集业的巨额利润引向热那亚，在16世纪始终繁荣兴旺，是个奇特的商业中心。 (查看原文 )
热那亚的第二批领地面向西方。它们以古老的哨所和古老的强大的商人移民点为基地。这些移民点只需要维持住就行了。例如在米兰、威尼斯、那不勒斯等地就是这样。1561年，热那亚在墨西拿的商人移民点从小麦、丝绸、香料的贸易中取得很大一份利润。根据领事文件的正式记载，利润额每年高达24万埃居。343在地中海周围，这种商人移民点有10个、20个或30个。 (查看原文 )
我们可以谈谈马德里的情况。这个迟建的首都于1560年取代了巴利亚多利德，但在1601年和1606年之间，又很不情愿地把首要地位让给巴利亚多利德。只是在菲利普四世（1621—1665年）挥霍无度和坚强有力的统治期间，马德里才开始繁荣兴旺。我们也可以看看罗马，现在已有一部优秀的著作作了清晰的阐述，352但罗马的情形毕竟与众不同。那不勒斯和伊斯坦布尔作为已经与魔鬼，与领土国家缔约的城市，肯定更加典型。请读者注意：缔约的日期很早。那不勒斯早在“王国”诞生那时，即在西方的第一个“开明专制君主”弗雷德里克二世（1197—1250年）353厉行新政的时候；伊斯坦布尔于1453年缔约，当时，在欧洲的地图上，还见不到都铎王朝时期强大的英格兰，见不到路易十一世勉强拼凑起来的法兰西，更见不到天主教国王迅猛扩张的西班牙。奥斯曼帝国是第一个励精图治的领土国家，而且以某种方式——1480年对奥特朗托的洗劫——开始了向意大利进军，比查理八世还早14年。最后，那不勒斯和君士坦丁堡是地中海地区两个人口最多的城市，当然都是巨大、壮观的寄生城市。伦敦和巴黎只是在很久以后方才出现。 (查看原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