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与社群

在古代人那里，个人在公共事务中几乎永远是主权者，但在所有私人关系中却是奴隶。与此相对比，在现代人中，个人在其私人生活中是独立的，但即使在最自由的国家中，他也仅仅在表面上是主权者。从古代社会到现代社会的变迁，产生的必然结果。首先，国家规模的扩大导致每一个人分享的政治重要性相应降低。第二，奴隶制的废除剥夺了自由民因奴隶从事大部分劳动而造成的所有闲暇。第三，商业不同于战争，它不给人们的生活留下一段无所事事的间歇。最后，商业激发了人们对个人独立的挚爱。我们已经不再欣赏古代人的自由了，那种自由表现为积极而持续地参与到集体权力。我们的自由必须是由和平的享受与私人的独立构成的。行使政治权利为我们提供的乐趣仅仅是古代人从中发现的一小部分。但是，与此同时，文明的进步、时代的商业趋势、以及不同民族之间的沟通却无限扩展并丰富了个人幸福的手段。我们必然会比古代人更为珍视我们的个人独立。古代人的目标是在相同祖国的公民中间分享社会权力，这就是他们所称谓的自由。而现代人的目标则是享受有保障的私人快乐，他们把对这些私人快乐的制度保障称作自由。个人独立是现代人的第一需求。因此，任何人决不能要求现代人作出任何牺牲，以实现政治自由。由此，许多倍受赞赏的制度在古代共和国曾阻碍个人自由，在现代无法被接受。雅典的陶片放逐制建立在一个假定之上，即社会对其成员有完全的权威。所有政治流放都是滥用政治权力。所有由议会以公共安全为理由而宣布的流放，本身就是对公共安全的侵犯。公共安全只能建立在尊重法律、遵守规则、以及加强保卫之上。像陶片放逐法一样，罗马的监察官制度也是一种随意的专断权力。个人自由是真正的现代自由。政治自由是个人自由的保障。但是，要求我们时代的人民像古代人那样为了政治自由而牺牲所有个人自由必然会剥夺他们的个人自由，而一旦实现了这一结果，剥夺他们的政治自由也就是轻而易举的了。古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人们仅仅考虑维护他们在社会权力中的份额，他们可能会轻视个人权利与享受的价值。现代自由的危险在于，由于我们沉湎于享受个人的独立以及追求各自的利益，我们可能过分容易地放弃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制度必须尊重公民的个人权利，保障他们的独立，避免干扰他们的工作；另一方面，制度又必须尊重公民影响公共事务的神圣权利，号召公民以投票的方式参与行使权力，赋予他们表达意见的权利，并由此实行控制与监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