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家与时代

近代中国的史学，从清代训诂考证的基础上出发，一度凑泊而汇入兰克（Leopold von Ranke）历史主义的末流，真是一个值得惋惜的发展。我在《史学、史家与时代》那篇讲词中曾指出，近代中国提倡“科学的史学”（scientific history）的人深信史学可以而且必须完全客观化，其中不能渗入一丝一毫个人的主观见解。照他们看来，史学最后可以发展到生物学、地质学同样高度的可能性。落到实践的层次，中国的“科学的史学”运动便成为以史料学为史学；在史料范围的扩大和考订的精密方面，这个运动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其代价则是将思想的因素完全排除于历史之外；不但史家个人的主观思想不许混入史学研究之内，而且历史上已经客观存在过的抽象东西如精神、价值观之类也一律要划出史学范围之外。傅斯年在1928年发表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说得最明白： 一、把些传统的或自造的“仁义礼智”和其他主观，同历史学和语言学混在一气的人，绝不是我们的同志！ 二、要把历史学语言学建设得和生物学地质学等同样，乃是我们的同志！ 这确是兰克历史主义一派的根本见解。过了十五年（1943）傅先生为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史料与史学》写发刊词，持论依然未变。他说： 此中皆史学论文，而名之曰《史料与史学》者，亦自有说，本所同人之治史学，不以空论为学问，亦不以“史观”为急图，乃纯就史料以探史实也。史料有之，则可因钩稽有此知识，史料所无，则不敢臆测，亦不敢比附成式。此在中国，固为司马光以至钱大昕之治史方法，在西洋，亦为软克（按：即Ranke）、莫母森（按，即Theodore Mommsen，1817-1903）之著史立点。 傅先生所提倡的“科学的史学”是乾嘉考据和兰克的历史主义的汇流，在这里得到了确切的证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