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错集

作为方法的日本

1998年6月版

P2 有必要说明的是，日本传统汉学并不是研究中国的学问，而是日本文化的一部分；诞生于本世纪30s的日本中国学则在本质上区别于日本汉学，是研究中国的学术。

P3 日本著名的思想家与文化评论家竹内好先生早在几十年前就批评过日本的“优等生文化”，指出日本单纯追求向西方发达国家看齐，随西方价值观的变化而变化，没有自我确立的意识；在这一意义上，他推崇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化，认为中国虽然经济落后，但却以抵抗西方的方式确保了文化上的自我。竹内好当年提出的“回心”与“转向”两种文化模式，至今仍被日本学术界沿用，换言之，竹内好当年面对的文化难题，至今仍然是日本学术界尤其是中国学界必须面对的问题。

P5 粗略而言，西方现代的文化焦虑来源于对自身文化缺陷的反省，而东方的文化紧张却根源于对能否在历史中确定自身文化位置的担忧。（…）这种文化上的不平等造成的紧张感并未简单表现为类似欧洲不同民族、不同语种间的对抗形态，而是表现为更深刻、更复杂的文化选择。就日本而言，明治之后出现了两大基本文化取向，日本的政治思想史学者桥川文三将其归纳为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脱亚入欧”论和以冈仓天心为代表的“亚洲一体”论。就基本立场看，前者是基于对儒教文明全面否定的西方化价值观，后者则是基于通过“爱”与“宗教”使东洋结为一体这一理想的东方文化观。

P9 在津田支那学的方法论中，最应注意的是他的抽象原理色彩与多元化世界观。所谓抽象原理色彩（沟口称之为“原理主义”）是指津田研究中国文化时关注的是超越特定历史阶段的根本性问题，即他自己所说的“了解的对象是什么”与“了解应将什么如何改变”；沟口并追加了第三点，认为津田支那学有“了解为何和怎样做才使得事物变成了那样”的关注点。要言之，津田关心的问题并非现实政治问题，而是与“人类一般”相关联的普遍性问题。

P12-P14 问题并不在于研究日本有多重要，不在于日本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有用的经验；在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文化独立价值的惊人冷漠之后，潜藏的其实是与无条件崇拜西方文化互为表里的心态：当年鲁迅与竹内好辛辣地称之为“奴才心理”。我不想沿用如此尖刻的说法，恐怕更合适的评价是：对日本文化的无视与对西方文化的崇拜都来自一元化的文化心态，这种心态鼓励蔑视与崇拜两种立场，却绝对不鼓励平等意识。因而，它还可以激发出第三种文化立场来，即在日本曾喧闹一时的东方主义。在日本，东方主义至少还包括中国与印度，在中国，有我们自己就足够了。东方主义的民族情结被用来对抗西方文化的“入侵”，这并非理性上的自我肯定，而只是蔑视与崇拜的另一种表现罢了。

在这种一元化的文化氛围里讨论日本文化，如果不想坚持日本文化是中国文化分支这样一个大前提，便会遭到重重误解。最常遇到也最难回答的问题是：你为什么要站在日本的立场上说话？

在一元化的文化价值观支配下，理解力的极限大概只能到“拿着日本说中国的事儿”；如果想换个视角，把日本的问题放到日本的文化结构中去认识，便显然违反了一元化思维的规则。虽然今天很少有人肯承认自己的思维方式是一元化的。

于是，很难和沟口雄三这样的日本知识分子对话。沟口自己也很清楚这一点，他说：我们是中国人眼里的“小日本”人。

近代以来，日本一直是中国人看世界的窗口，在我们眼里它是透明的。当这个透明的窗口有朝一日变成一个独立存在的研究对象时，当我们真正承认日本有自己的文化逻辑并且肯对我们迄今为止视之为理所当然的研究前提重新推敲时，那将意味着多元时代的真正开始。当然，问题不仅仅在于我们对日本文化的态度，在多元化时代里，我们对整个世界的看法都将改变。

正是在此意义上，日本与欧美一样，应该成为我们的“方法”，而随着独立思考习惯的养成与多元价值的确立，会有更多独立的文化进入我们的视野，比如韩国、越南、泰国……

只有在那时，我们才真的找到了自己，从而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