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虹同志去年春天约我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编一本英国散文名家乔治·奥威尔的文选约五十万字，合同订了半年交稿，应该是在去年年底，由于其中大部分是新译，因此拖到了春节，才全部杀青。今年是鼠年，是我的所谓本命，虚度七十有二，能够以此为纪念，也足以自慰了。
奥威尔是一位我一直很熟悉又陌生的英国作家。说对他很熟悉，只因为我曾经第一个通过翻译他的名著《一九八四》而把他介绍给中国的读者；说对他很陌生，是因为除此之外，我虽然也读了他的其他一些作品如《动物农场》等等，但是对他的了解还不是很完全和深入的。只有这次为了编选他的散文选，把企鹅丛书出的四厚册他的散文通读了一遍，终于对这位我所景仰的作家，有了比较全面的了解，因此也就更加景仰了。
我景仰奥威尔，首先因为奥威尔正如他自己说的一样，是一位“有话要说”的作家。他的文章都是言之有物，有的放矢的，他既不无病呻吟，也不写身边琐事。这对于目前中国很大一部分空虚无物的所谓美文来说，是个很好的对照。其次是他对他所处的时代的命运的关心，超乎一般作家、甚至思想家之上，使人感到他除了远见卓识以上，还有一颗火烫的心。他的那个时代，法西斯主义兴起和由之而引发的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战的时代，已经过去 ，极权主义作为人类主要祸害的20世纪也已基本结束，但是它们对人性所造成的创伤仍留有不可 愈合的疤痕，很难说没有旧创复发的可能。因此，作为历史的记录，也作为后代人的前车之鉴，奥威尔的著作对于当今人欲横流的世界（这不禁使人想起了法西斯主义兴起前夕纸醉金迷的欧洲）仍有振聋发聩、令人猛省的作用。
1996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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