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四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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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去许多国家政府的收入主要来源于税收和疆土拓张，与之不同的是，中国政府更多地依靠劳役而不是物质的获取。因此，中国政府的权力特别依赖其动员和组织人口的能力。这种财政哲学不只是有助于国家的基础，也有助于中国政治制度的生存。 为了组织人口以进行有效的动员，中国国家早在公元前5世纪就发展和完善了全国户籍登记制度。这样，所有的中国人不仅很早就有了姓氏和个人的名字，而且他们也被高度社会化以服从国家组织和人口过程的规则。事实上，为了干预人口过程的各个方面，每个朝代都制定了明确的法律和政策。有些朝代规定了结婚的理想年龄。有些朝代制定了对生育的奖励、规定了婚内抑制的场合、禁止溺婴、并完善了对迁移的控制。 最重要的是，由于中国的国家组织立足于人身而不是物质，所以中国的法律和社会体系规定了人身权利和义务的继承，这远比个人或财产权力的继承更有力和更复杂。根据这种观念，没有人的权力，只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实际上，大多数个人确实没有绝对的财产权。正如中国的父母对其孩子有财产权力一样，中国的国家也对个人拥有财产权力。在理论上，中国国家像中国家庭一样，是高度专制的。正如大量案例研究所记载的，没有任何制度可以约束皇权，所能约束皇权的只有真实的距离、历史、个性和技术条件。 同时，就像中国的家庭一样，中国的国家在建立其合法性和存在基础时，也是以服务于集体利益为前提的。按照儒教的教义，一个好政府最基本的责任之一就是要保证人民最基本的权利：食物、衣服和住所。做不到这一点，不仅违背了政府应有的基本道德行为准则，而且可能导致社会动荡并最终导致体制的瓦解。因此，过去的中国国家，不仅组织了大型公共事务项目，如灌溉和道路建设，而且也通过庞大的国家仓储系统提供日常的救济。 从这种意义上说，最近半个世纪中的国家政策只是简单地继续和扩展了上述传统。但是，现代国家最初关心的首先是将个人特别是妇女从... (查看原文)

  Сталевар 2025-04-12 20:55:14

• 强制力从国家的正式组织扩展到“百姓”身上，需要有两种现象的矛盾性并存，即从中央到民众的空前的权力下放和安党领导下的权咸日益集中。一方面，国家将计刘生育作为相家社会和经济计划的一部分，对其实行中央集权；另一方面，国家制定了公众对实现这些目标的责任。个人不仅要为自己的人口行为负责，而且也要负责监督其周围人的行为。抑制不再只是一种个人人口决策，而且也是全国的政治目标。 这个现代的国家能够实行程度空前的人口控制，是由于其对经济空前程度的直接控制（Riskin，1986）。集体性的全国经济不仅创造了一个国家赖以实行控制的组织系统，而且也产生了一种被拔高的集体化意识和责任感。利用这种新的集体意识，国家能够动员民众，通过政治运动钳制反对派观点，并使国家目标与政策内在化。所以，民众变成了新的明确的集体目标的共同实践者。 与这种强制相联系的直接层次不再是中国家庭，而是城市的单位和农村的村庄。通过这些国家控制的单位将人口组织起来，国家有效地把经济、社会和政治控制结合进一个机体之中。这些组织不仅是生产单元，而且也是消费和分配的单元。它们不只是经济实体，也是社会和政治机构。个人依靠其工作单位，不只是为了收入、住房、食物补贴和健康医疗，也为了得到结婚和生育的许可。因此，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个人不仅要冒被拒绝提升、失去工作或农田之险，而且也会失去诸如公有住房、公共教育和公费医疗等利益。 当然，在某些方面，“单位”类似于传统的中国家庭。单位领导，像去的家长一样，负责组织生产、分配福利和实施道德控制。单位成员分享同样的权利和义务，并被期待在必要时为集体利益作出牺牲。因此，现代中国既发展了对单位的强烈依赖，也发展了对单位的期望。然而，当这些权利依然根据同一套原——年龄、性别和辈分——被分配时，它们也扩大到包括了政治态度和道德品行等标准。更重要的是，家庭是一种主要由亲情所确定的普遍性的组... (查看原文)

  Сталевар 2025-04-12 21:04: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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