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四分之一

第一章 引言（概述了全书的主要观点）

马尔萨斯：预防性抑制（通过限制婚姻来控制人口增长）；现实性抑制（人口无节制增长，直到不断增长的贫困导致死亡率上升）

人口转变：是由死亡率下降引起的人口增长，最终由生育率下降而控制人口增长的过程。

李中清质疑马尔萨斯，他提出中国人口体系的四个特征：

1. 死亡，溺弃女婴

2. 婚姻市场的性别失衡

3. 已婚生育率低，而且生育率下降比西方晚但比西方更快

4. 收养关系

换言之，中国人口体系以多重选择性为特征。人为的作用不仅限于婚姻，而且主要集中在集体的水平上而非个人的水平上起作用。

作者认为中国的人口抑制和人口制度是长期以来的社会、文化和政治传统造成的。与马尔萨斯强调的个人闲置和私有财产不同，中国的人口行为是集体责任感和公共制度的结果。（所作所为局限在一种机会结构之内，这种结构相当程度上受到集体制度、利益和意识形态的制约）

中国的人口转变是连续的，而西方是不连续的。中国是从家庭到国家的集体决策过程扩张的结果，西方是个人力量在从婚姻到生育和死亡的行为延伸的结果。

第二章 马尔萨斯的神话

马尔萨斯的范畴：1人口增长必然受到资源的限制；2预防性抑制和现实性抑制都限制着人口增长。西方社会以预防性抑制为特征，非西方社会以现实性抑制为特征。

“个人决策”的思想主导这西方学术界对生育率下降决定因素的解释。

哈依纳尔：预防性抑制的推迟结婚制度是西方家庭体系的一部分。特征是周期性外出佣工，推迟结婚以及婚后独立家庭的组建或延续。

第三章 生存

马尔萨斯的标准中，18世纪中国是记载最充分地人口过剩与贫穷的模式。

作者认为，尽管生活水平低下，中国的人口却从18世纪初开始经历了一个近乎于指数式的持续增长过程。作者从人均粮食产量、人均粮食消费和平均预期寿命反驳马尔萨斯。

中国逃避了人口过剩，在最近300年中，随着人口增长，死亡率基本保持稳定甚或下降。马尔萨斯压力在中国历史上一直存在，但从未导致过马尔萨斯式的死亡危机。中国的人口行为跨越了多种人口控制方式，使他们能够积极调整其死亡、结婚，甚至生育。中国的人口体系使得中国人能够在人口与经济增长之间建立一种反馈环，根据其社会经济条件来调整人口行为。

第四章 死亡

马尔萨斯认为，现实性抑制通过“不幸”（自然力量）和“罪恶”（人为因素）来起作用。马尔萨斯将饥荒视为中国人口现实性抑制的主要形式。

作者认为，在中国，死亡对人口的特殊影响不是通过饥荒或流行病，而是通过个人的积极干预实现的。1，受过教育或富有的中国家庭了解预防性技术和手段，通过关注个人卫生和饮食来延长所偏爱的成员的寿命。2，溺婴，特别是溺杀女婴。

第五章 婚姻

晚婚，是马尔萨斯称之为预防性抑制，也是其更加赞赏的抑制人口增长的方式。马尔萨斯认为中国人普遍结婚，又早婚，但是作者认为对于女性来说是如此，而对于男性来说既非早婚，也非普遍结婚。

中国过高的女婴、女童死亡率对婚姻市场、婚姻制度和婚姻行为产生了许多根本性的影响。妇女人数不足——一夫多妻制的实行及对妇女再婚的限制又加剧了这一现象，这使得许多中国男性没有能够结婚，造成婚姻市场上很大的性别差异。

中国建立了多种婚姻选择方式（收继婚、童养媳、入赘）

女性主婚制：中国女性结婚较普遍且较早，男性结婚较晚，甚至不结婚。中国男性的独身主要是由于女性的缺乏，是“婚姻挤压”的结果，而欧洲男性不婚却是由于要逃避婚姻。随着19世纪后期溺杀女婴现象的减少，男性结婚率大大提高。

一夫多妻：男性依赖一夫多妻，主要是为了把他们的生育期延长到中年将近结束时，而不是提高总体生育率。

婚姻市场的性别差异，女性有时甚至是男性高攀婚姻的传统，以及婚姻类型的多样化，结合在一起意味着婚姻可以像死亡率那样加以精确的区分，对男性来说尤其如此，而且对社会阶层的两级都是如此。平民百姓中，男性结婚的比例较小。

第六章 生育

“自然”生育率：年纪轻，生育率高时，生育率保持高水平，年龄增大，受孕能力削弱，生育率下降。西方对生育率转变的研究表明，生育率转变是从这种自然生育率体系向“家庭限制“的有控制的生育率年龄模式的转变，具有胎次性控制的特征。马尔萨斯将中国的人口增长说成是现实性抑制而非预防性抑制的结果，而作者认为中国的预防性抑制远比现实性抑制重要。

中国：中国总体生育率并不比欧洲高多少，而已婚生育率却低得多。

中国的低生育率是三忠人口机制的结果：晚生、早停以及生育间隔长。过去一对中国夫妇比西方的夫妇至少少生两到三个孩子。欧洲夫妇在过去实行道德抑制而很少婚后生育控制，中国夫妇不实行道德抑制，但却有强大的婚姻抑制。（所谓道德抑制，是马尔萨斯称之为对婚姻进行限制，而又不用不正当手段满足情欲的方式。马尔萨斯认为道德抑制是可行的选择，而婚姻抑制不是）

中国的婚姻抑制来自于禁欲文化的传统。

第七章 体系

马尔萨斯：“高”压人口体制是生育率和死亡率都很高，人口与可获得的资源有很大关系。人口与可获得的资源有很大关系。“低”压体制与之相反，由于更能调节生产与生育之间的张力，也就能更好地对抗价格冲击。

作者认为的中国：

内在型抑制：中国家庭根据经济社会环境及期望，不断调整他们的人口行为。

中国的人口体系以多种选择为特征，将父母之爱、夫妻之情与控制性爱、包办婚姻、弃溺女婴两方面进行了平衡。

外在性压力：中国父母不仅必须平衡家庭成员的竞争权力，而且必须根据外部经济条件调整这种平衡。经济波动影响人口行为。

一种以低女性存活率和低已婚生育率为主的人口机制，使得中国人口一直到近代以前在总体水平上维持低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低于万分之五，远低于其他地区。而18世纪，人口增长迅速。这种转变与西方完全不同。

第一阶段：经济机会的增加；第二阶段：家庭集体性的衰弱

第八章 社会

中国人口的成功，是建立在集体控制而非个人抑制之上。

从家庭和国家两个角度论述。

第九章 人口学、意识形态和政治

中国的个人主义人口行为像西方一样一直在增加。

集体主义的东方和个人主义的西方

“本书使用全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行为的历史，既是为了检验流行了两个世纪的旧马尔萨斯主义有关中国与欧洲及现实性抑制和预防抑制之间的对立，也是为了提出另外一个可供选择的对立，即西方的个人主义与中国的集体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