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威格传记精华――六大师

他书中的一些论点自相矛盾，自打耳光，这个改变了信仰的激情者对每个“不”都自主地在其对面树立一个“是”，反之亦然。他无限地伸展自己的四肢百体，以便把本性的两端扩至永恒。

本性中具有恶魔成分的人总是要把早已被围入樊篱、并且做过调整的概念再进行思考，思考得没完没了，殚精竭虑；即使是无关宏旨，老掉牙的概念，他们也要赋予其火红的色泽和洋溢的热情。

这病后的第二次健康不是盲目得来的，而是渴盼到的，强行征服得到的，用无数次的叹息、呼号和危急买来的，这种“被占领的、被体验过的”健康比一贯健康那样麻木的舒适要生龙活虎一千倍。谁尝过康复颤抖的甜蜜和刺激的沉醉，谁就极度渴盼一再经历康复，一再甘愿投身于痛苦那含硫的火海，为的是一再达到“魔幻般的健康感觉”，达到珍贵无比的陶醉，这陶醉在尼采那儿代替千百倍的烟酒刺激。然而，尼采几乎还没来得及发现自己痛苦的意义以及康复的极大快感，他就急于想把这意义和快感变成世界的象征，变成新约全书中的使徒之职。

他像西西福斯，总是推着石头到认识的顶峰，但石头复又滚落；总是奋力迎着上帝而去，但上帝永远无法企及。然而，我是否搞错了呢？陀思妥耶夫斯基不是伟大的信仰布道者吗？他的作品不是始终一贯在给上帝唱颂歌，唱那伟大而动听的颂歌吗？他所有的政治和文学论著不是明白无误、不容争辩地证明他必然信教吗？这些著作不是也表明他信奉东正教吗？不是斥责无神论十恶不赦吗？但是，不能把意愿同实际混淆，不能把信仰同信仰的要求混淆。陀思妥耶夫斯基总是个翻来覆去的伟大作家，是肉身化了的对比反衬，他把信仰当成一种必需加以说教，他对别人说教，其诚可感——可他自己却不信(指经常性、可靠、固定、可信赖的信仰，这信仰给“净化了的热情”下了个定义，叫做“最高职责”)。他从西伯利亚给一个女士写信，说：“我想对您说说自己，我是这个时代的孩子，一个多疑、无信仰的孩子，这是真的。是的，我确信，直至生命终了，我一直会是这个样子的。对信仰的那份渴求过去折磨我，现在依旧折磨我，这折磨是多么可怕啊！而且，我的信仰证据愈多，折磨愈烈。”但他从未明说：由于无信仰他才产生对信仰的渴望。这里又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种崇高的重新评价一切的精神：因为他无信仰并深知无信仰的痛苦，因为他总是把痛苦留给自己并且喜爱痛苦，总是同情他人，所以他才对别人说教要信仰他不信仰的上帝。这个受上帝折磨的人希望人类笃信上帝，这个心怀痛楚的无信仰之人希望信徒们幸福。他被钉在无信仰的十字架上，向人们说教要信奉东正教。他强奸了自己的认识，因为他知道，东正教已经四分五裂，正在着火，而他却在宣讲谎言，谎称东正教会给人们带来幸福，宣讲一种严格而又文本主义的农民信仰。他本人“没有丝毫信仰”，对上帝造反；本人又自豪地声称，“欧洲尚无人像他那样公开表示竭力反对无神论”，他要求人们服从俄国的希腊教教士。为了保护人们不受上帝的折磨——他亲历这种折磨——，他才宣扬爱上帝，他知道，“对于有良心的人，信仰的动摇是一种折磨，与其受这折磨，还不如上吊自杀呢”。他自己没有逃避折磨，一直游移不定，但他不希望他无限热爱的人类也游移不定，于是，他制造了谦恭的信仰谎言，而把自己的认识傲然掩饰起来。他把这个宗教问题化为一个他十分热衷的国家问题。像他笔下最忠诚的奴仆一样，他在回答“您信仰上帝吗？”这个问题时，说：“我信仰俄国。”这是他一生最诚挚的自白，因为俄国成了他的逃避和借口，也是他的救星。他的话在这里已不再模棱两可，而是教条。上帝对他缄默不语，于是，他就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基督，把新基督当做自己和良心的中介，是新人类的新的发言人，是俄国的基督。他那非同寻常的信仰需求脱离现实和时代，转而冲向一种不确定之物，因为他这个无规范的人只能完全献身于一种不确定、无边际的东西。他进入“俄国”这一理念，他的信仰的无量数全部充斥在这个词里。他是作为另一个约翰内斯在宣告这个新基督，可他自己又并未看见。然而他的确是以自己的名义和俄国的名义向世界宣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