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朝1793-1901》的原文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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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中英鸦片战争的直接产物就是《南京条约》。以今天的标准来衡量,跳跃中真正侵犯中国主权,对中国具有杀伤力的是割地赔款,而另外的诸如五口通商和允许英人进入通商口岸,反而无足轻重,或者说相对平等。但是,令后人看不懂的是,清朝痛快地割了地赔了款,却对英人进入通商口岸阳奉阴违。
在我们今天看来,英人到底进不进入广州城,其实无关宏旨。天朝上国,自然不愿夷狄之人进入自己的国度,与自己的国民摩肩接踵。这样既有伤风化,也有辱国格。这其实是一种叫做祖制与国体的东西在这个老大帝国体内起作用。在这个百足之虫死而未僵的老大帝国,无论多么琐屑的事情,只要一旦和祖制、国体相勾连,就成了“悠悠万事,惟此伟大”的头等大事。
几年过去了,叶名琛已胜任两广总督,同时兼任办理外交事务的钦差大臣,英国公使包令走马上任。包令到任后第一件事就是要求与叶名琛会谈。问题是,叶名琛认为两人会谈的地点只能是广州城外的洋行货贷或者虎门码头,而包令坚持必须进城。显然,会面地点之争,仍然是英人入城之争的翻版。这事放在今天看确实有些不可思议:人家既然是代表一个国家的使节,你是负责大清外交的官员,为什么不能让人家进你的城呢?叶名琛时代,清朝君臣都固执地认为,世界上的国家再多,只有大清的天朝和其他国家之分。大清与其他国家之间,要么是宗主国与藩属国的关系,要么是天朝上国与夷狄之邦的关系,绝不可能是平起平坐的对等关系。一旦默许其他国家的使节入城,甚至其他国家的民众入城,那无疑就是在天朝和其他国家之间画上了等号。这样,包令和叶名琛之间的交涉,就注定了是鸡同鸭讲。英国人慢慢开始相信,只有依靠武力,才能达到外交不能实现的目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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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中国的庚子义和团运动引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和李鸿章与11国代表签定了《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共十四国,而不只是八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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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5月25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
当时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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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清华人”几近三分之一。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清华大学。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条件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特徵较明显的反映出来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 议维持的尴尬局面。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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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日本所获赔偿,去掉补偿实际损失,得七千余万日圆。然而为了仿效美国,从中国获取更大利益,竟在国内发行公债,与庚款余额组成基金,用于与中国合办或单独开办学校、医院及实业。“所开发之物质,皆为日本最缺乏者”(P483)。就是说,虽然款项用于中国,但是不由中国人掌握处理。学校有天津、汉口的同文书院和上海东亚同文书院研究部。医院有北京同仁医院(!!),汉口医院,九江医院、青岛医院,北平立民卫生实验所。此外还有资助中国赴日、日本来华留学生,资助中国自然、人文科学研究。完全用于中国利益(日本从中不得好处)之处,总计6,100,000日圆(1916—1937),这似乎该算“退还”?!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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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自珍认为,自有文字记录以来,中国的历史可分三等,分别为治世、乱世和衰世。乱世容易区分,甚至乱世还可以寄托希望;毕竟,一个乱世的终结,往往意味着一个承平治世的来临。而衰世的奇异之处,就在于它竟然和承平的治世非常相似:“衰世者,文类治世,名类治世,声音笑貌类治世。”尤其吊诡的是,衰世的昏暗无光,却易与治世的朴实无华相混;衰世的沉寂无声,却易与治世的和平静谧相混;衰世的道路荒废,河岸毁坏,一片平坦,却易与治世的坦荡平展相混;衰世的人心昏浊不明,无所思虑,从而根本不可能有独立思考后发出不同声音导致的言论上的过失,却易与治世的一切都完美无缺,人民无所议论相混。判断乱世很容易,判断衰世还是治世,却不仅需要勇气,更需要明察秋毫的睿智,尤其是当统治者利用衰世与治世的表面相似,竭力把衰世粉饰鼓吹成治世之时。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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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个月前,在他的老家长沙,一群来省城参加乡试的士子,不知怎么把话题扯到了洋人身上。洋人远在租界,且有洋枪洋炮保护,士子们不敢把他们怎么样。但湖南老乡郭嵩焘,多年来却不断替洋人说话,最近还被朝廷召到北京,据说要被派到英国去。在举世皆视洋人为鬼魅,与洋人打交道庶几就等同于汉奸的背景里,给郭嵩焘这个数典忘宗的假洋鬼子一点教训,便是既无风险,又能彰显爱国情操的终南捷径。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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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禧受此鼓舞,非常慷慨地宣布:“今日之事,诸大臣都知道了,我为了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此事前途未卜,如果战争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天都在场,应当理解我的一片苦心,不要归罪于我一人,说皇太后我断送了祖宗三百年天下。”慈禧的这番自剖心迹式的陈词,恰恰说明了一个颠扑不灭的真理:任何孤家寡人行独裁之事,都要把它往国家和民族之类的宏大语言上靠。就像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罗兰夫人说过的“自由啊,多少罪恶假你之名而行”一样,“国家啊,多少私欲假你之名而行”。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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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公允地说,林则徐是一个阴差阳错的民族英雄。或者说,道光对他的处分,意外地成全了他的民族英雄形象。倘若林则徐不被撤职,而是继续留任,在接下来的战与和中,他要么像关天培、陈化成那样战死沙场,要么像琦善、奕经那样,在战败后收拾残局——也就是在圣上的首肯下,和入侵的英夷签订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诚如是,林则徐还会是民族英雄吗?尽管他此前的虎门销烟依然是不争的事实。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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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股文和鸦片烟本是最具中国特色的传统毒素,严复非不知也。但最终,他竟然二者皆不能免,与其说这是酱缸文化的强势,不如说是现实让他痛感绝望。绝望之中,八股文和鸦片烟,遂成为严复新的“希望”——他希望以八股文改变被士大夫们轻视的出身,而鸦片烟带来的幻觉,使他暂时忘却了人世间的蝇营狗苟。然而,最终两种“希望”均告破灭:尽管四次参加科考,但四场皆未能金榜题名;至于吸食鸦片,更是成为他的政敌和反对者们攻讦他的最有力、最能招得民众支持的道德武器。 (查看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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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再分析一下刘锡鸿一一这个当时绝
大多数中国士大夫的代表。显然,刘锡鸿把自已打扮成一个忍辱负重于洋人和郭嵩焘双重压制之下,而力图维持民族气节的正直之士,除了他本人心术不正,希望借打击郭嵩焘来迎合国内政坛大佬和所谓清流派外,还在于他的识见局限:盖中国自古以天朝上国自居,天下再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与中国平起平坐,因而从来就没有所渭外交的说法,因为外交是建立在国与国的平等基础上的。这也难怪,刘锡鸿把出使当成是到国外当人质,就好比当年苏武出使匈奴被扣为人质一样。苏武牧羊北海而大节不亏,历来是中国士人的榜样,刘锡鸿便骄傲地把自己和苏武联系在一起。
可以说,从某种意义上讲,郭嵩焘和刘锡鸿部是爱国的,至少他们都以爱国志君为行事准则。但两个爱国者却势同水火,仅仅源于二人之以见与思想的严重对立。一个主张开放,一个主张闭关;一个视洋人为人为师为友,一个骂洋人为夷为虏为寇;一个主张不仅引进西方器物与技术,还应该引进西方政教和文明,一个则坚持认为“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道不同,不相为谋,自然只会越走越远,最后冰炭不容。这说明,仅仅以爱国与否去评价人物,很可能会得出刻舟求剑般的错误定论。刘锡鸿认为郭嵩焘是卖国贼,但我们知道,郭嵩焘肯定不是卖国贼;反倒是刘锡鸿,却有爱国贼之嫌。所谓爱国贼,乃是以爱国为外衣,为号名,为堂皇之冠冕,实质上却干着挖国家之墙脚,摇国家之根基,为国罹患,为邦招难的蠢事。爱国贼有自觉和非自觉之分,自觉者目的明显,不过是以爱国为表演,或邀清誉,或媚时俗;不自觉者则纯属天性混沌,无知者无畏。刘锡鸿属于后者,是一个稀里糊涂的爱国贼。如今我们把他视做历史的B面,就在于传统的巨大惯性使他无法把握一个新的时代。这个新时代的洪流过于浩大,而时机则稍纵即逝。 (查看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