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忧郁的碎屑

文化大革命的密锣紧鼓期间，翻译薄伽丘《十日谈》的方平兄从上海来信慰籍，顺便提到一个有趣的问题：“这几十年，你和共产党的关系到底怎样？” 我回信说： “...我不是党员” “打个比方说吧！党是位三十多岁的农村妇女，成熟，漂亮。大热天，扛着大包小包行李去赶火车---社会主义的火车。 ”时间紧，路远，天气热，加上包袱沉重，还带着个三岁多的孩子。还在就是我。 “我，跟在后面，拉了一大段距离，显得越发跟不上，居然这时候异想天开要吃'冰棍’。 “妈妈当然不理，只顾往前走，因为急着要赶时间。孩子却不懂事，远远跟在后面哼哼唧唧。 ”做妈的烦了，放慢脚步，等走得近了，当面给了一巴掌。 “我怎么办？当然大哭，眼看冰棍吃不成，妈妈却走远了。 ”跟了一辈子了！不跟她，跟谁呢？玉石只好一边哭，一边跟着走。“

老一辈文人的交谊好像都比较“傻”，激情不多，既无利害关系，也无共谋的利害关系。清茶一杯，点心一小碟，端坐半天，委婉之极。一副精彩的画图。这给他极大的慰籍和勇气。

“解放军进城威武而和气，我从未见共产党军队，早知如此，他们定将多一如我之优秀随军记者....可知解放广大人民之不易...你应速回，排除一切干扰杂念速回，参加这一人类历史未有过之值得为之献身工作，.....我当重新思考和整顿个人不足惜之足迹，以谋崭新出路。我现在历史博物馆工作，每日上千种文物过手，每日用毛笔写数百标签说明，亦算为人民小作贡献..我得想象不到之好工作条件，甚宽慰，只望自己体力能支持，不忽然倒下，则尚有数万数十万文物可以过目过收...” 以后就是一连窜的这种谈工作，谈如何得意的信，直到我们重新见面。 北新桥的生活其实从唔知到精神都是慌乱的。 两个弟弟在学校正忙得火热。表婶在一所权威中学也忙得身不由己。表叔自己每天按时上下班，看他神色，兴奋之余似乎有些惶恐。和"过去"决心一刀两断的奔赴还存在悲凉感。他尽量地对我掩盖，怕我感染了他的情绪诸多不便。 有一个年轻人时常在晚上大模大样地来找他聊闲天。这不是那种来做思想工作的人，而只是觉得跟这时的沈从文弹簧能得到凌驾其上的快乐。 很放肆。他躺在床上两手点着脑壳，双脚不脱鞋地高搁在床架上。表叔呢，欠着上身坐在一把烂藤椅里对着他，两个人一下文物考古，一下改造思想，重复又重复，直至深夜。走的时候头也不回，扬长而去。 唉！我一生第一次见到这种青年，十分忿恨，觉得好像应该教训教训他。表叔连忙摇手轻轻对我说： “他是来看我的，是真心来的。家教不好，心好！莫怪莫怪！” 第一次的这种体会对我十多年以后的文化大革命的遭遇真起来一种先验的作用，那时多么渴望有个真心能聊聊的朋友，粗鲁也好，年轻也好，这有什么关系呢？ 那时能悄悄走来看看你，已经是一个大勇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