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与货币

包办替代主义同样存在于两位主要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奥托·鲍威尔和安东尼奥·葛兰西的思想中。

　　葛兰西没有鲍威尔走得那么远，但在其《狱中笔记》中同样堕入了各种形式的包办替代主义，这与他早期在《新秩序》中提出的立场明显矛盾。他认为党还须“执行警察的职能”，这种职能不仅针对反革命阶级，而且甚至针对群众的落后部分。[78]葛兰西在“阵地战”（与考茨基的疲劳战略相似）和包办替代主义之间建立了联系： 　　“阵地战要求无限多的广大群众付出巨大的牺牲。为此一种前所未有的领导权的集中、以及更具‘干预性质的’政府便是必须的，这个政府将向反对党更公开地展开攻势并使内部分裂永远‘不可能’——进行各方面的控制，政治的、行政的，等等，加强统治集团的领导权‘地位’，诸如此类。”[79]

　　令人高兴的是，我们注意到在苏联展开的关于斯大林主义的起源、组织原则与官僚制专政的关系的争论，业已提出了民主集中制和官僚主义集中制之间的基本区别。譬如，负责中央委员会机关的列昂·奥尼科夫陈述道： 　　“[在第十七次党代表大会上]按照斯大林的观点解释民主集中制的四条塞进了党章。……首先，他把集中高于民主的个人观点合法化了；第二，他把这个原则神圣化了，从而排除了根据不断变化的现实灵活地调整民主与集中之间的关系的必要性。在十七大和二十六大之间……对民主集中制的这种斯大林主义解释被弄得永恒化了。……在十七大以后，党完全接管了国家行政和经挤管理的职能。在由党章加以确定之后，斯大林对民主集中制的解释被机械地扩展到苏维埃和管理机关的活动中。官僚集中制的绝对胜利有一个血腥的标志：1937年。”

社会阶级并不是均质的，因为各阶级中特定的阶层具有不同的历史背景、经验和教育。因此一般来说它们倾向于形成不止一个党派。多党制与现实中的阶级是相适应的。消灭多党制意味着不只对其他阶级，而且对至少一部分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的压制。

曼德尔在波兰经济学家兰格的基础上，论证了“就逐个产品界定丰裕”的方法。他认为：“丰裕在理论上的正确定义是指需求的饱和。当某一产品的需求的边际弹性大约为零或在零以下，这时该产品可以说是丰裕的——应予注意的是，在这个水平上，对该产品实行免费分配，较之以不断下挫的‘实际’价格继续出售该产品，在经济上要更有效率，因为产品的分配成本会大大降低。长期的统计数据，尤其是西欧的数据，提供了压倒一切的证据：大量产品在较为富裕的国家可以划归这类范畴——这不仅对于百万富翁是如此，对大部分人口同样如此。”

倘若每个人一天在工作上花费十小时（包括从家里到工作场所的往返时间）……他们就既无时间也不情愿再花上四小时出席会议或从事管理劳动。即便不考虑政党、政治家或冥顽的官僚有任何‘不良图谋’，自治也基本上流于形式或虚构。……为此我们必须把大规模发展自治的理想条件设定为四小时即半天工作日，或一周工作二十小时。

工作日的大大缩短和基本必需品的丰裕一道，也曾被凯恩斯看作是“人类的经济问题”最终得到解决的标志。有趣的是，在他看来，最适当的安排是一天工作三小时，这比曼德尔的设想还要短。自由意味着为每个人的存在确保一个自由的空间，而时间正是人的发展的空间。这一点自由主义者哈耶克大概是难于否认的，因为在他看来，“自由意味着始终存在着一个人按自己的决定和计划行事的可能性”。而没有自由时间，这种可能性就等于零。马克思主义者与自由主义者在这个问题上似乎乐意消弭双方的分歧——人类社会的变革会由此展现出巨大的前景和动力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