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利为利

下面我们来看看刘仲藜的回忆： 与地方谈的时候气氛很紧张，单靠财政部是不行的，得中央出面谈。在广东谈时，谢非同志不说话。其他的同志说一条，朱总理立即给驳回去。当时有个省委常委、组织部长叫符睿（音）的就说：“朱总理啊，你这样说我们就没法谈了，您是总理，我们没法说什么。”朱总理就说：“没错，我就得这样，不然，你们谢非同志是政治局委员，他一说话，那刘仲藜他们说什么啊，他们有话说吗？！就得我来讲。”一下就给驳回去了。

是傅锐，彭真长子。

从1949年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央地方关系实际过程可以概括为三收两放，两次放权的时期分别是在大跃进时期和文化大革命时期。中央——地方基本经济和财政关系框架的建立（1949-1957）新中国成立时期和一五时期，国家工业化的迅速发展对财政收入的贡献并没有体现在税收上，而是体现在企业收入上。工商企业的迅速发展带来的是企业收入的迅速增长，这与社会主义改造和国家管理企业的方式有关系。以1957年为例，企业的贡献是三分之一以税收的形式上缴国家财政，三分之二则以企业收入的形式上缴主管的政府部门。随着一五计划和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国中央-地方间的基本经济和财政关系的构架已经建立起来。这种框架的基本特点是：中央控制了全国大部分的人力、财力和物力的管理和分配，这种控制是通过计划指标管理的形式，并通过建立在各个工业经济部门的条条系统来进行直接的、自上而下的控制来实现的。具体而言，重要的企业机会全部纳入条条系统直接管理，其他企业则通过块块系统间接管理，但是其税收和利润大部分归中央财政进行分配。大跃进及其后果：第一次放权实践（1958-1962）毛泽东的思想和地位一般是解释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主要因素，大跃进的发动似乎主要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动员过程。但我们仔细考察1957年的政治经济形式就好发现另外一个重要因素，即高度集权的政治经济体制为了推动经济高速发展，实际上会内生出大规模的放权和开展地区间竞争的要求。这种要求只是以自上而下的放权过程体现出来的。全面放权一方面迅速刺激经济的增长，另一方面却带来严重的问题。问题主要表现在严重的浮夸风以及经济结构的严重失调，其根源却是伴随着全面放权出现的地方政府指标竞赛行为。大跃进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地方政府在主要的钢铁、粮食和其他重要产品的指标上展开的一场空前激烈和规模巨大的锦标赛。几个鲜明特点：1，公司化。2，层层加码。这为大跃进及后来的饥荒中的虚夸和瞒报现象提供了制度基础。3，软约束。在中国高度的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度的历史中，这是一个新的现象。这场看似高度分权的锦标赛实际上是在高度集权和国家对社会资源全面控制的基础上展开的。这种控制表现在政治控制、媒体控制和资源控制三个方面。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央的控制越严密，反而越难以知晓地方的实际情况，最后只能以全面收回权力来控制局面，锦标赛就此结束。第二轮收放实践（1962-1978）第一阶段中央收权阶段（1962-1966）1961年1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调整管理体制的若干暂行规定》，将物资、财政、货币、劳动计划等权力收归中央，提出全国一盘棋，上下一本帐的基本方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中央提出以块块为主的管理国民经济的基本思路，精简、合并中央机构。改革开放前的收权放权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无论是收权还是放权，都有一个绝对的前提，就是国家经济资源的全面控制。第二，放权的核心手段是下放地方的投资权和企业的管理权。伴随着投资权和企业管理权的下放，农业、商业乃至财权和事权也一般都会出现下放的趋势。第三，无论是集权和放权都是在中央其他方面的高度集权下展开的，越是放权，越要求在其他方面的集权。

分税制改革后，大部分用于公共服务的转移支付资金停留在县一级，使得乡镇基层政府基本上脱离了和农民的关系。

乡镇权力减小，开始“不收钱、不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