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与荒谬》的原文摘录
-
那么社会为什么不禁止、不惩罚这些行为呢？绝不是仅仅因为这些行为难以发现、难以确定或者难以与通奸相区别。真正的主要原因是：这样的卖淫都是卖给各种各样的所谓社会上层人物的，至少也是以社会上层人士为主要顾客。 至于现在所定义的那种卖淫，则主要是以社会的中层和下层为顾客的，无论怎么禁止和惩罚，也不会伤到“上流社会”的一根毫毛。 当然，这也是有传统的。古代的达官显贵可以买妾、买丫头来“收房”，没有人会说这是嫖娼，而那些连老婆都娶不起的穷男人，除了偷情，只能去妓院，结果被叫做嫖娼。 19世纪以来，国外社会经常讨论该不该禁娼，或者应该如何禁娼，却偏偏不去讨论：究竟什么人才是娼。在上流社会所制造的幻象里，似乎只有那些在贫民窟附近倚门卖笑的、在平民酒吧和公众夜总会里寻找顾客的女人オ是妓女，而那些高级应召女郎、那些在封闭式VIP（大人物）俱乐部里提供性服务的女人、那些大老板的“性秘书”却统统不是妓女。 虽然有不少学者在不断地诉说着卖淫的真相，但是社会似乎总是喜欢把上层人士里的买淫说成只不过是风流韵事或者性丑闻，总是不愿意把它们跟“下九流”的平民的嫖娼等同起来。结果，在警察局里充斥着贫寒的“野鸡”，却很少能见到那些“高档货”、“专用品”或者“性的交际花”。 这是一种更为隐蔽的双重性道德标准。一般人只要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要求惩罚或者加重惩罚那些真正去找“野鸡”的上层人士。但是这其实没有太大的意思，因为，如果社会上层和富人的各式各样的买淫活动都不算嫖娼，那么他们根本就不会犯法。即使真的实行“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又能把他们怎么样？ 综上所述，至少从近代资本主义出现以后，所谓“禁娼”一直就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切身利益服务的，一直就是仅仅镇压穷苦的男男女女和下层老百姓却对上层社会里的种种“性交与利益的交易”网开一面；一直就在保护有权有势的男人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一、抓谁？ -
存在与荒谬 鸡头概论： 在这个开发区里，鸡头的正式名称叫做“荐工”，意思是“向客人推荐小姐的工作者”。 鸡头与那些在某个场所里组织卖淫的老板还有这样的三个区别： 1.鸡头往往是跑到小姐的家乡去，直接招收（或者哄骗）小姐，而且往往是亲自把小姐们带到（或者押送到）卖淫场所。 2.在招收、带来和组织卖淫的全过程中，鸡头往往是一直直接控制着小姐人身自由，只不过控制的范围和采用的手段有所不同。正是为了更严密地控制小姐的人身自由，所以鸡头往往对小姐实行“三包”（包吃包住包拉客）。 3.鸡头往往是小姐的最直接的剥削者。他们的一切收入，本质上都是从小姐卖淫的收入里扒一层皮。只不过在形式上，鸡头挣的钱有时是从性交易场所里的老板手里获得，有的是强迫小姐从自己获得的“小费”里直接上贡，还有的则是由鸡头亲自收取嫖资，然后再分给小姐一定的比例。 现在的大多数卖淫妇女是自愿的或者半自愿的投入“性产业”的，其中的绝大多数下层暗娼，又确确实实是为生活所迫，至少也是为寻求更好一些的生活所迫。他们尽管可能遭受各种各样的不公平对待，但是他们却仍然把鸡头视为“引路人”。虽然不能说有什么感恩戴德之心，但是大多数小姐都觉得，鸡头的剥削和控制，其实只是自己出来“做”所必须付出的一种代价。全部问题仅仅在于：这个代价是不是合情合理。因此，不仅那些还在被控制着的暗娼们很少举报鸡头，就连许多已经被抓获的小姐们，也很少去“咬”鸡头。[南轩按：小姐们不举报的原因，还有两种：一是两人本是男女朋友或者模仿男女朋友关系；一是举报的后果很严重，或遭报复，或者影响以后在该行业继续工作，比如没人敢充作她的鸡头，或者影响她的声誉，觉得此人不可靠] 鸡头的“饭碗” 在这个开发区里，鸡头的收入主要有三部分： 1.招工 他们受各个场所的老板的委托，把“妹子”（这时还不能叫做“小姐”）从家乡招来，或者从别的地方请来，这样，老... (查看原文) —— 引自第280页 -
在中国，一些省市已经明文禁止三陪。其主要理由是：三陪往往是嫖娼卖淫的前奏。 按照“往往”的逻辑，任何一种职业，只要被认为其中有人嫖娼卖淫，不管是多是少，都可以把它禁止掉。即使这个职业其实是禁止其成员去嫖娼卖淫的，也难逃厄运。笔者已经多次看到报纸上报道女“的士”司机兼营卖淫的事例，因此，如果某日早晨报上宣布：禁止女人开出租车，笔者一点也不会大惊小怪。 按照“前奏”的逻辑，任何一种正当的服务工作，只要让女人来做，就都可能成为嫖娼卖淫的前奏，就都应该禁止。因为从端盘女到女护士到空姐，所有的女服务员，都是在付出服务，获取报酬，甚至可以说都是在一定程度上“陪客人”。如果她们愿意，都可以把自己的职业变成卖淫的前奏或者掩护。所以，笔者想，彻底的“防患于未然”，恐怕是只有“回归传统”，继续规定女人只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性服务的分类 -
我没有什么伤心的事情，因为我早就不伤心了。就连思念儿子的时候也不伤心，反正很快就会把他接来。我姐姐家里很穷，所以我寄去的钱，实际上也是在帮助姐姐。将来也许把姐姐一家也接来，因为姐夫特别善良，在家乡老被人欺负，到这里可以当厨师。父母老了，以后多寄去一些钱也就是了 我自己不可能再嫁人了，因为当地男人没好的，又不愿意在家乡找。至于我当小姐和妈咪的经历，根本无所谓，只要我有钱，什么男人也得听话。 那位日本人，他只是很同情我。我们俩是好朋友，没有别的什么，要不然，他能经常来我这里吗？小姐们都跟他出过台，我都不收“台费”。小姐们也都说这个日本人挺好的、特别爱唱日本歌，在床上也唱。大概是想家吧。他还爱学中国话，已经能听懂好多了。跟他在一起的另一个日本人也老来，可是从来不叫小姐出台。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我不大可能当老板，因为我的钱都寄回家去了，攒不出那么多，租不起房子办歌舞厅。再说竞争也太激烈。就当妈咪吧。 我喜欢阿li，可是她的毒瘾老也断不了，最让我操心了。别的小姐嘛，都是出来赚钱的，谁也需要别人帮忙。我并不太管她们，反正有的是小姐，总得求我。 我当然也出台。不过首先要看时间，我不能把小姐们扔下不管。价钱嘛，不一定的，总要比小姐高，至少1000元吧。不过这是这么说，最少的也有500元的时候，是为了拉关系。至于跟什么人，你就不要问了。做小姐的，如果跟别人说哪个客人的事情，那一定是那个客人对她不好。当然，有的小姐刚来，被联防队抓住，又没有钱，就乱说客人的事，出来以后会挨打的。所以我都得事先教给她们。 你非要问有什么高兴事，那我告诉你，什么也没有，跟在家里过日子差不多。阿li吃白粉，就是因为闲得慌。我跟阿li经常打闹着玩，挺高兴的；可是跟别的小姐就不能太随便了。我们跟厨师和保安也经常打打麻将，都是好朋友。老板没文化，也不喜欢玩，他老婆也防...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2．有这样一个妈咪 -
。在目前的中国，一般女性即使是在夫 妻之间的性生活里，如果没有爱，也不会有性快乐。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5．小姐有没有“性快乐”？ -
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的娼妓业一直有，但是也一直没有什么巨大的发展，只不过常常被一些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在道德上和国难的意义上抨击，所以才使后人不自觉地夸大了历史上娼妓业的规模与影响。一句“商女不知亡国恨，メメ尤唱后庭花”，就象后来打不过洋人的败军之将却勇于为“守节”而斩杀自己的妻女一样，充分体现了中国文人那种当不上奴才的政治情结和色厉内荏的软骨头精神。 😂😂😂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序篇 中国地下“性产业”的总体状况 -
她们在发廊、歌舞厅、临时去端盘子的小饭馆之间，像无家可归的流浪者一样，串来串去地逐食。她们在一周的时间里，像春秋换季一样，依次体验着生意的兴衰和人情的冷暖。她们在没有客人路过的时候，像罐头里的鱼一样，一排排地挤坐在狭小的发廊里。她们在生意经的要求下，像枯草盼雨一样，一律把脸朝着门外；随着客人的来去，变换着妩媚、木呆和倦怠。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2．发廊小姐的活动规律 -
p52： 这种方法也是笔者目前唯一可操作的。因为笔者不可能从任何官方机构获得这样的统计数字；笔者也无法跟很多老板成为莫逆之交，以便进行统计；笔者更没有条件进行“参与观察”，然后做出统计。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1．为什么要使用它？ -
中国古代社会，对于男性实行的是一种“有限的性自由它的限定条件就是：只要是不会破坏婚姻和家庭的性关系就允许；凡是有可能破坏婚姻家庭的性关系，则必定严厉责与禁止......有限定，就必然会有让步和另外的宽容。那就是允许娼妓的存在和男人有限度的嫖娼。 传统女性的5种宿命:①妻子②妾③婢女④尼姑⑤娼妓 结果，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才出现了那么多歌妓女的作品，以及据说是妓女创作的文采飞扬的作品。其实，这只不过是士大夫的一种心理需求而已。他们自己是才子，所以他们所结交的女人也必须是才女，否则就会有辱斯文，就无法解释自己为什么会迷恋于青楼，就会暴露出自己那种虽然妻妾成群却心无所系、情无所钟的可怜相，甚至就会对社会的整个婚姻家庭制度产生怀疑。 结果，娼妓业的“上帝”主要是纨绔子弟和泼皮浪子，而这类男人，在历史上一直就不是很多。正因如此，中国古代的娼妓业一直有，但是也一直没有什么巨大的发展，只不过常常被一些忧国忧民的士大夫们在道德上和国难的意义上抨击，所以才使后人不自觉地夸大了历史上妓业的规模与影响。 在今天，无论从什么角度来看，它都肯定是罪恶的；但是也不容否认：在社会运行的角度上，它又无疑是和谐的与高效率的。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节 中国古代为什么不禁娼 -
这是一种恶性循环。从禁娼的具体工作来看，人们越是不愿意管闲事，嫖娼卖淫就越不容易被发现，嫖娼卖淫者就会由于风险的降低而增加，结果人们就会由于“法不责众”而越发不愿意管闲事。 中国地下“性产业”的组织者，无外乎是“大户”与“个体户”两种人。 由于不断地严厉“扫黄”，中国“性产业”发展出一种“假黄”现象。简单说就是：看起来“黄”得可以，但是真去买或者真去扫”时，却又发现其实什么也没有。早在80年代初，这种把戏就已经很流行了。 这也许是抑制嫖客的最好方法，也许是比公安局更厉害的罚款。也可以说，“假黄”就是一种“扫黄”，而且可能比政府的真“扫黄”还有效但是“假做真时真亦假”，卖淫中的并发犯罪也随之大量增加，而且利用“假卖”来敲诈勒索甚至图财害命也日渐増多。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节 当前的情况 -
“红灯区”一词，来源于20世纪初期或者更早的欧洲。在当时的一些大城市里，公开的院往往集中在某个地域之内，在是门前红灯高挂，或者是室内红灯映照，因此而得名。 尽管如此，中国“性产业”的发展却是刚刚开始向“红灯区”的阶段进因此笔者认为，“红灯区”的概念至少必须有这样几个构成要素: （1）多个嫖娼卖淫场所（而不是个人）集中在同一个地域之内。 （2）在这个地域内，“性产业”不仅应该形成一定的规模，更应该占据主要的或者主导的地位。 （3）这个地域的地理界限应该相对明显，足以与其他地区相区分开。 （4）这个地域里的“性产业”应该是广为人知的。 这并不是说公开化，更不是说合法化；而是说，这里的“性产业”的名气应该足够大。 （5）这些“性产业”应该是真的在这个地域里营业的。 实践中通常的做法是，一个人只要卖淫一次，被抓住以后就被叫做暗娼；只要嫖娼一次也被叫做嫖客；但是在任何一种研究人类行为和人类关系的学科里，如果允许根据一个人的次行为就确定此人的社会身份，那么任何学术研究就都会走偏。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四节 笔者考察什么？如何考察？ -
为什么在一些游人如织的名胜之地，“性产业”反而比这个偏远小镇要少得多，就是因为那些旅游热点并不依赖长住者的消费。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一节 社区的基本情况 -
据说发廊之所以适合于作为卖淫场所，是因为男人在理发有的时候，被女人轻地抚弄头发、脸和脖颈，会不由自主地产察生一种类性反应的新之感。许多男人还会因此产生性唤起的和性幻想，甚至对真正的女理发员想入非非。因此，卖淫小姐在指理发时挑逗客，据说是最有效的。后来就发展为以理发为名，实则招揽嫖客了。 请千万不要轻视”形式“的巨大作用。例如，目前中国所有的卖淫发廊之所以能够继续存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它们使用了发廊这个形式，而任何政府也不可能因为一些发廊里有卖淫，就禁止发廊这种形式的存在。或者反过来说，只要发廊这种形式不消失，那么什么政府也很难真的管住它的具体内容。小姐的健康证，不也一样吗？ 她们在性观念，性行为和性技巧方面，其实一点都不开放，仍然在固守着最传统的性行为道德。她们惟一的开放之处，仅仅在于她们肯于用自己的生殖器来换......换句话说，暗娼仅仅是在性关系方面不遵守社会的一般道德；可是在性行为道德和性动作的规矩这方面，她们其实和中国的大多数妇女一模样。 按照“前奏”的逻辑，任何一种正当的服务工作，只要让女人来做，就都可能成为嫖娼卖淫的前奏，就都应该禁止......所以，笔者想，彻底的“防患于未然”，恐怕是只有“回归传统”，继续规定女人只能大门不出，二门不迈了！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节 当地“性产业”概况 -
为什么要使用定时定点监测统计方法: 1.笔者虽然可以在理论上划分出性服务的6种类型，可是一旦涉及到具体个人的身份，笔者却拿不出可操作的定义、指标体系与实施办法。 2.参与“性产业“的人肯定很难调查。就像任何一个受到歧视和排斥的亚文化群体一样，他们拒绝接受调査的原因，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安全，也是由于他们不可能信任主流文化中的任何一位成员，更不可能为了主流文化所提倡的任何崇高目标而做出些“爱的奉献”。 3.社会学的统计数据，一般都要求具有很高的代表性。这就是说，你所公布的数字，应该在最大程度上反映出所有同类人员的情况，而不是管中窥豹或者一叶障目。 为了全面反映发廊的总体营业情况，笔者使用了“历时态监测的方法，就是从某一时点监测到另一时点，把这段时间里的所有情况都累计起来，得出一个总的数据......就是每隔一小时，准时记录一次当时的情况。前一分钟和后一分钟的变化都不管，也不累计......运用这种方法可以反映出，在同一个地方，在不同的时点上，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所以，那个地方对兴旺的时点和最冷清的时点，都可以一目了然。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三节 观察与核实：“性产业”的规模有多大 -
还有一种就是各种心理不正常的嫘客。不过mei姐这里没有遇到过。如果遇到了，也不难办，可以招保安来。因为B镇的“性产业”已经有历史了，一般人都已经建立了公平交易的意识所以都会偏向小姐，不会同情那些“性变态”的家伙。 这也可能是一种应运而生的心理上的自我保护机制。所以，如果真的是为了关心人性、帮助弱者，那么对于那些还无法脱离“性产业”的小姐，我们还不如首先教会她们如何尽快地建立自己的心理防卫机制。这比看着（甚至逼着）她们去吸毒要好得多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五节 小姐与客人 -
这其实是中国老百姓的一种惯用斗争策略。它既可以为自己的无法无天辩护，也可以表达自己实际上对“社会丑恶现象”深恶痛绝；既可以发泄对官方的不满，也可以证明自己绝对是忠顺良民；既可以表明自己关心国家大事，也可以证明自己是官逼民反。由于人们可以使用这样的传闻达到各种各样的目的，所以这传闻也就最容易三人成虎。至于领导人到底说过没说过，反成为其次的问题了。 这就是说，“性产业”的经济组带已经把许多行业和个人都拉进了一个“共荣圈”。社会学一般理论告诉我们：一种社会现象能不能生存和发展，最关键的并不是看有多少人参与它，而是看有多少人不反对它，尤其是并不真的用行动去反对它。 由此，笔者经常想到，在许多禁娼文件和正式出版物里，也常常出现一些对于嫖娼卖淫的原因的理论分析。可是笔者总是觉得，它们真是难得的黑色幽默：不管作者分析出多少条原因，可是读者都会发现：它们是根本无法解决、无法改变的。那么，这样的宣传材料，到底是为禁娼呢，还是仅仅满足于宣传？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六节 社区居民对于“性产业”的反应 -
任何政府都并不是仅仅出于道德义愤才把那些出头鸟打掉的；而且您也可以明白：正因如此，任何政府都不大可能仅仅为了寻求道德上的心理平衡，就花费几乎无法承受的过高成本，去B镇这种尚未冲破政府最后防线的地方，一个个地进行大扫除。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八节 当地的禁娼 -
笔者在迄今为止的所有的考察和访谈中，从未使用过录音机和照相机。这是因为，这些东西只能引起人家的排斥。笔者所考察的地下“性产业”这个特殊目标的有关人员，更是如此。 笔者全靠事后追记。没有书包、本子、钢笔，这些东西也太扎眼。只有一些会计用的空白单据，用圆珠笔笔芯，记在它的背面。可是在这个金矿区里，这些东西仍然很扎眼。 不过可以肯定的是：从笔者的内心来说，跟他们相处的时候，是普通人与老百姓的交往，是人之常情的互换，绝不是一个老学究在居高临下地审视着一堆石头。 如此这般，它就更像是一个纯粹的“经济动物”，或者说更像我们中国数千年来的芸芸众生。一方面，从来也不指望什么人能发善心，倒是必须时刻提防自上而下搞起的风风雨雨；可是另一方面，只要上面的宏伟蓝图还没有真的画到这个小地方，它就总能生存下去，哪怕半死不活也罢。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九节 总结 -
在随后的十几年里，中国商人们制造“假黄”的本领越来越高，规模越来越大。几乎所有能跟婚姻、家庭、人生、情感搭上线的书籍，都被或明或暗地扣上“性”字或者“女人”。如果看看那些书的促销广告，人们会误以为中国的“性解放”比任何国家都厉害。其实呢？商人精明得很，越是扫黄，“假黄”赚的钱就越是比“真黄”还多。他们把这叫做“靠政策发财”，又何苦真去“制黄”和“贩黄”呢？1995年以来，一些包含色情内容的、计算机（个人电脑）用的激光视盘（影碟）开始流入华北。有关当局闻风而动，大举查抄。两个月后，数倍之多的“假黄”视盘就蜂拥而来，而且价格只升不降。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三、“假黄”的兴盛 -
利用发廊来卖淫，据说是从境外传来的一种“性产业”经营方式，而且全世界都少见，很可能是东亚地区的特色。据说是日本人首先发明这种方式的；然后传到台湾地区、韩国和东南亚，又传到香港地区；最后于80年代中期传到我国大陆的沿海地区；深圳可能首当其冲。 (查看原文) —— 引自章节：第二节 当前的情况
作者: 潘绥铭
副标题: 中国地下“性产业”考察
isbn: 7800802337
书名: 存在与荒谬
页数: 459
出版社: 群言出版社
定价: 24.8
出版年: 1999-01
装帧: 平装